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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立  

父亲在阳朔国民中学的地下党生涯极其平淡,完全没有现在电影电视的那种惊心动魄,摄人心魂的情节。他不需要深入虎穴刺取机密,也不需要到舞厅、咖啡厅、餐厅和美女交换情报。(那时阳朔可能还没有舞厅、咖啡厅,顶多有点米粉铺。广西很穷很落后,父亲1985年去广西讲学,发现广西和四十多年前差不多,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他的任务仅仅是“坚持抗战工作岗位,扩大政治影响。”他记述他在阳朔国民中学的地下工作,就是“领导学生演话剧,开展农村宣传、生产劳动”,在这些活动中“润物细无声”地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这和他在湖南时的轰轰烈烈相比实在是“相形见绌”。然而因为他“工作负责、积极”,广西省教育厅不仅给了他一个嘉奖,后来还要他兼任导师、训导组长。问题是他这个“安徽大学肆业生”,只读过三年小学,只会“生活就是教育”,连代数都不会。《周恩来传》记载:“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紧接又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时两个突出问题严峻地放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第一,这次反共高潮的重点,是企图以突然袭击来消灭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可是主持新四军工作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仍没有坚决执行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对国民党进攻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有右倾错误。这就使新四军处于十分危险的地位。第二,随着反共逆流的高涨,国统区内的共产党组织接连遭受严重破坏。1940年3月14日,国民党顽固分子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嫁祸于中共,逮捕了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和共产党员车耀先等十多人。政治局势急剧恶化,要求国统区内党的工作必须有一个重大转变,以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4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针对这个情况提出:领导机关要隐蔽化、职业化,干部要隐蔽到群众中。可是国统区大多数党组织,习惯于过去两党关系较好时的那种半公开的活动方式,不能同业已变化了的形势相适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治局通过毛泽东5月4日起草的“放手发动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指示新四军……这个指示还提出:在国统区内的工作方针应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要隐蔽精干,反对急性和暴露。”

《回忆南方局》廖志高“南方局领导的地下党贯彻执行党的隐蔽方针”记载:
“…根据隐蔽精干方针所采取的措施:
一、党的各级组织、党员与组织之间坚决实行单线联系。”“这时党的各级组织还有,但党的组织布置任务、研讨工作,不能象以前那样开会了,都是个别进行。党员向组织汇报情况也是个别进行。总之,单线联系。党的组织之间、党员与党员之间都不发生横的关系。
二、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上层工作和下层活动严格分开。办事处是合法的,在办事处工作的同志也都有公开身份。南方局是秘密的,但南方局的领导同志和许多工作人员都有公开的合法身份,他们是明牌的共产党代表和工作干部,因此他们一般不管地下党的秘密工作,不和地下党发生关系。同样做秘密工作的同志也不轻易到办事处去,一般也不和南方局、办事处的同志接触,有什么事请示报告,只能通过一定的交通渠道单线进行。
三、做地下工作的同志要职业化、社会化。在1939年以前,做地下工作没有职业和社会身份还可以,以后就不行了…。要隐蔽就必须有一个公开的职业和社会的身份。当时最好的也是最保险的职业,就是打到国民党里去工作。 
四、…。
五、利用在国民党内有地位的人士作掩护。在国统区国民党不允许我们共产党合法存在,不准我们活动,千方百计破坏我们组织、捕杀共产党员。我们党不仅要在国统区存在下去,而且还要积极开展工作,除了采取以上措施外,南方局还指示我们,要尽可能利用国民党内有地位的亲朋好友来掩护我们,掩护党员和党的活动。我们党正是利用了这些关系派了好些党员打入了国民党里去。有个同志到国民党里当了少将,文革中他在青海被整的很厉害,他是个好同志。

…,皖南事变后延安给我们配了电台和一些年轻的机要员,我就把他安排在民生公司职员黄觉庵家里,一直没有出过问题。这个机要员后来回延安还审查他,怀疑他有问题,还是我回延安后才帮他说清楚了。这些人不懂得国统区利用各种身份和场合掩护工作的重要。文革中碰到类似情况挨整的人不少。

现在来看父亲从湖南到广西,正好经历了国统区党组织“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上是地下党(秘密)的形式及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的这个过程。国民党的嘉奖应该说明父亲在石磊的领导下,隐蔽得不算差吧?

1940年5月父亲与在重庆育才的马侣贤先生取得了联系。马侣贤先生来信给他介绍了在桂林的生活教育社负责人刘季平、程今吾,以及桂林市生活教育社负责人操震球。操震球先生安徽人,原是清华大学机械系三年级学生,后与马侣贤同为晓庄“十三同志”之一。

父亲记述:为了谋求合适的战斗岗位,他曾邀我同办东江镇实验区,并合议同去安徽办金寨中学。当时唐现之先生主持桂林师范。唐现之先生与生活教育社、晓庄师范有渊源,操震球先生认识唐现之,便把我介绍到桂林师范,操震球先生则去了桂林文化供应站。

父亲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写的自传中记述:“1940.11,我接到四川育才学校马侣贤来信,(宣传队的同学陈梦轩搭便车去了育才),到桂林会见刘季平同志(当时他是生活教育社桂林负责人,住观音山旁晓庄研究所),介绍我正式参加了生活教育社,这样工作上有了进一步的掩护了。当时桂林形势急剧变化,由白匪李新回桂改造了伪省党部。我在阳朔的工作也遭受了些限制,尤其是反动党团发展,工作不××。在桂林生活教育社(在桂林中山小学内)会见了操震球先生(现任安徽安庆高级工业学校校长),介绍唐现之(桂林师范校长)认识,由他从教育厅把我调来桂林师范任教育教师。当时将情况和石磊谈他同意并告诉我办事处将撤走,你们站在自己岗位上工作。我们交换了地址和别号,他说不久有同志来和你们联系,有事可写信寄重庆红岩嘴办事处。1941年1月我离阳朔到桂林师范,石磊同志从重庆来信说,我已安抵重庆,我有一个朋友到桂林来看你们的,你们安心工作。大意如此。(文中划去“当时桂林形势急剧变化,到处都在加入三青团,”后面还撕去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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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自传的年表部分记述:
1939年6月~1941年1月— 24~26岁 —  1940年11月接重庆马侣贤先生来信,介绍认识刘季平同志,正式加入生活教育社。1940年底在桂林会见操震球先生,介绍我去桂林师范任教育教师,经得石磊同志同意,前往。石磊同志当时告诉我办事处将撤走。我们交换通讯地址和代号,石同志说“坚持工作岗位,等待组织联系,有事写信寄重庆红岩嘴办事处。

阳朔国民中学和桂林师范都是公立学校,公立学校之间教师的调动,只能在学期结束的寒暑假中,不能在学期中途离教。一个学年分为两个学期,上学期秋季(九月)开学,除夕前祭灶后上学期结束放寒假,元宵节以后寒假结束下学期开学,寒假一般四周左右。1940年没有大年夜,腊月二十九在公历1941年1月26日。1940年寒假约自1月22日前后开始,2月18日左右结束。教师一般比学生开学早几天上班。1940年底是1940年度学年上学期快结束时,一俟学期结束放假,调动者就可离校,所以1940年底应是教育厅下达调动教师的调令。 当时桂林师范在桂林市西南约三十里的临桂县两江镇,不在桂林市。从桂林市东南约一百二十里的阳朔到临桂要经过桂林市。

父亲的遗物“抗战以后生活大事记”记载:
1941.2.5    离开阳朔
 2.10    到临桂县两江墟
2.13    在省立桂林师范工作开始
父亲1955年写的自传记述:“在阳朔工作到1940年寒假我才离开到桂林师范的。40年下半年桂林办事处是撤走了的,撤退时我不知道,寒假来桂林才知道的。1940年下半年又好象是1941年春天,记不清了,我接到石磊同志由重庆来信。内容我记得大致是:我为生活关系到了重庆,望你们好好工作。我走了你们一定很寂寞,但不久我有一个朋友到桂林进货,我叫他来看你们。(信是用西式信封写的,原信我在湘南被围时缝在衣服里被雨淋湿毁掉了。)以后就无联系了,写信到重庆红岩嘴办事处也无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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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全家合影(1950年2月)

父亲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写的自传中记述:在桂师我教教育功课。当时桂林师范有许多进步老师,如郭文杰、白凤山、孙怀琛等,(其中白同志我在邵阳办事见过面的)。我们建立研究小组进行学习,并有计划地领导学生活动。桂师学生大部分都是从广西学生军退下来的,都具有一定政治水平。广西学生军有较进步的表现,学校活动很活跃。…工作到1942年暑假,组织上一直无人来联系,桂林情况恶化。新知、生活书店被查封了,我们在校的工作也受了些注意,进步的教师一个个走了。我写信到重庆也不见复信。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我就和桂师一个派去富川国民中学做校长同事邀去富川了”。

他不知道南京、福建、广西、云南的地下党被中央点名首先进行整肃,更不知道广西学生军在广西地下党中又是首当其冲。我记得,1967年冬江青接见广西“四·二二”时,点名广西地下党是国民党控制的。1986年湖北省委的赵富林调广西后宣布为广西地下党平反。

广西党史资料《党在桂林师范》记载唐现之—我在桂林师范的片段回忆:
“1937年的夏天,广西教育厅叫我筹办桂林师范学校。当时由于在抗战期间怕敌机轰炸,有设在郊外之意。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办一个陶行知式的晓庄师范。我是学教育的。很早就有教育救国的思想。民国以来,虽然没有科学,但一般人仍然以进学校为升官发财的梯阶。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做官就是想发财,抢人家的现成饭吃,这样中国焉得不乱。虽然挂了民国的招牌,跟满清王朝并无二致。其次便是毕业即失业,所学无所用。再次便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才能读书,贫困人家的子弟根本没有读书的机会。陶行知是反对这种教育的,他说:“这种教育是教人吃饭不种田;教人穿衣不种棉;教人住屋不造林。”他希望锄头革命,锄头为何能革命?培养一万个师范生,办一万个小学,改造一万个农村。我办桂林师范的主导思想就在这里。其次,便是我自己的思想。主要是杜威的思想。提倡民主,发展个性,言论思想自由。在学校实行阅读、言论、思想自由,爱护学生、尊重学生、了解学生。经常征求学生的意见,学校经费公开。学生膳费由学生自己管,师生参加活动。我是本着这样一种思想去办桂师的。由于我有我一套办学的思想,我对当时的教育厅是相当强硬的,至少是在聘请教职员方面,我要有全权。我聘好了,由教育厅加委,否则我不干”。

广西党史资料《党在桂林师范》记载:
…党组织建立前时期(1938—1941)
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于1937年秋开始筹建,1938年8月正式宣布成立,10月首批学生入学上课,地址在临桂县两江镇大岭心村。”
“1940年上半年起,党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介绍陈啸天、周白、郭文杰、白凤山、王河天、唐肇华等地下党员到桂师任教。他们到校后,唐肇华任简师班导师,郭文杰、王河天先后担任第六班导师,陈啸天担任第七班导师…。
皖南事变后,桂系追逐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整个局势逆转。桂师由于唐现之校长坚持其民主进步的办学方针,师生中进步势力仍占绝对优势,反动派对此极为忌恨,乃大肆造谣说“桂师赤化”、“桂师有共产党”、“唐现之包庇共产党”,迫使唐现之先生于1941年10月离开桂师。”

党组织建立时期(1942—1943)
“1942年,开始了桂师地下党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是年春,一批从广西学生军回来的进步青年到校读书,中共广西省工委和桂林市委也派遣了在学生军入党的肖雷、欧维端到校,他们与先期入校的学生党员毛文彦、陈赐珍等汇合,壮大了桂师地下党力量。中共桂林市委见时机成熟,决定在桂师建立发展组织……,根据“秘密工作条例”的规定和当时的政治形势,为了安全起见,决定在桂师建立两个互不发生关系的平行党支部……。两个支部的党员不发生横的组织关系,但凭相互的了解,经常碰头商量问题配合工作。在工作中又得到了在校教师党员陈啸天、王河天、郭文杰、白凤山、肖克勤的指导和帮助。”

“正当桂师党支部工作蓬勃开展的时候,1942年夏,桂系撕下容共抗日的假面具,在广西掀起了反共逆流。1942年7月9日,桂林发生震撼省内外的“七•九”反共事变,由于叛徒郭潜(原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和梁跃宝和出卖,中共广西省工委和桂林市委被破坏。省工委副书记苏曼、妇女部长兼市委书记罗文坤和中共中央南委驻桂林特别交通员张梅萍等一秕共产党员被捕,使广西和桂林市的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失。为了保存我党的实力,省工委指示已暴露和可能暴露的党员迅速撤离桂林。毛文彦、肖雷接到通知立即离开了桂师,欧维端、陈赐珍、刘流也迅速离开了学校。教师党员白凤山等也被迫易地工作。”

韦纯束在广西党史资料《党在桂林师范》的序中记述:我党能领导和掌握这所由国民党广西派创办和管辖的桂林师范,并能按我党的要求培养人才,这和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政治上的各种矛盾因素所起的促进作用有很大关系。国民党广西派创办这间学校,目的是为了培养自己的政治势力,但是在举国抗战的形势下,他们要借抗日来提高自己,增加他们和蒋介石抗衡的砝码,正是正是这种历史条件使唐现之得以承担创办桂林师范的重担。唐现之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进步人士。…桂林师范在唐现之先生主持下,延聘一批坚持抗战和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士到校任教,他们中有著名的学者和经验丰富的教育家,也有民主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当时由于战争影响桂林是大后方,不少文教界进步人士云集桂林,也给桂师提供了选择良师的客观条件。党积极支持唐现之先生办学,到桂师任教的民主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积极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对学生进行启蒙教育,在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上团结全校师生和唐现之先生一道,坚持民主办学,从而使桂林师范形成抗日、民主、进步的优良校风,为党在这所学校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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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桂林师范给父亲寄来了当年师十班学生毛文彦烈士的照片,这是对父亲在桂林师范“积极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对学生进行启蒙教育,在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上团结全校师生和唐现之先生一道,坚持民主办学”的肯定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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