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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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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麓宣传队合影:后排:右起第四人陈啸天。中排:右起第四人金步墀,左起第四人金步墀妻子吴月姑,第三人周白(周庚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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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全家合影

1953年4月我们从西横街搬到了大庙弄里的庙西巷,那年除夕的晚上全家围着火盆聊天,父亲和母亲讲了黄麓师范的学生生活,金步墀,聊到塘田,父亲讲他在塘田时打过手枪:“枪一响子弹壳一崩,搞不好就正打在额头上了”。说到离开塘田后他讲:“那次在邵阳差一点出事,早上到邵阳刚在旅馆住下,一个人说是塘田的学生:‘陈老师来了?晚上来看你’!我觉得不对劲赶快到办事处把情况一讲,王凌波说‘走,赶快走’!正好周恩来的汽车来接省委领导,我们就跟车去了衡阳。”母亲讲:“离开塘田是晚上,我抱着小雄上的船。….周恩来的司机是个南洋华侨叫阿林”。(我记得母亲说的是阿林,说办事处的人阿林,阿林的叫。父亲后来的回忆说叫阿丕,是因为解放日报刊载上海造反派揪斗陈丕显,陈丕显是红小鬼出身,在党内昵称阿丕,这样他就留下了阿丕的印象了。)车上还有两个人,有一个人问了他们塘田被封的情况,还拿了一只羽绒枕头给他们用,(这只枕头应该是这辆救护车上配的,两个弟弟下乡插队时被剪开带去,回城时没有带回来。)据说那人是省委书记,但那时的纪律不允许多问。

邵阳党史记载:“在薛岳的督催下,武冈县政府于4月20日发出布告,勒令解散讲学院…。第三天,吕振羽和王时真以武冈赶回塘田寺,当晚讲学院召开了党组会议,决定了斗争方法和撤退步骤:(一)成立讲学院结束工作委员会,由吕振羽任主任……任副主任,分别负责学生、教师的撤退工作。(二)…(三)党员干部和学生提前撤走一部分,有的撤至桂林,有的疏散回家或介绍工作,副院长吕振羽和少数学生留下来办理结束工作,等待省委指示。在敌人武装包围下,讲学院被迫停办,在撤离之前学院邀请附近部分群众与师生一起举行了“话别会”。话别后陈润泉、曹伯韩、李仲融等老师和邓晏如、王琦蔚、吕剑莹等同学陆续撤回桂林,按讲学院决定以剩余伙食费和处理院立数千元余款作基金,在桂林成立了石火出版社。(意即石在、火是不会灭的—鲁迅语),在结束过程中省委派李锐同志到院传达了省委指示,同意讲学院党组的撤退计划和措施,并布置讲学院党组织在讲学院解散后,安排一部分党员到尚未建立党组织的武冈、新宁、城步、绥宁等县建立党组织。”

抗战党史“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湖南篇记载: 1939年4月底周恩来路经衡阳,召集省委负责人开会,针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反共反人民活动的加剧,以及湖南党组织缺乏秘密工作警惕性的问题,作出了关于转变党的组织形式与群众工作方式的指示。他要求省委整顿、巩固党的组织,向党员进行秘密工作教育,组织发展要坚持“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的方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省委一般停止了组织发展,着重进行党内思想教育。同时省委干部到各中心县委加强领导,各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不再兼任群众团体的职务。在群众工作中扭转过去“大轰大擂”的方式,把群众工作放在合法团体中去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专案组挖苦父亲:“陈啸天还坐过周恩来的包车”!赢得一片哄笑。

1983年冬,父亲应湖南省政协、统战部邀请,赴长沙参加塘田老同志座谈。参加会议的有湖南省政协主席谢介眉,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塘田的学生邓晏如。和他同住18号房的是护送他和母亲及尚未满月的大哥的塘田学生,湖南省科技情报所副所长王锐聪,另外一个护送他们的学生谢维克,后来在革命活动中被国民党杀害了。还有和父亲同时在广西阳朔的学生姜景(杭州电机厂副厂长)也参加了座谈。父亲和学生们共同回忆了塘田校歌。峥嵘岁月的回忆使他心理得到极大的满足,他在大哥出生的塘田故居前留了影,还想等座谈结束后去武汉与湖北省教育学院副院长萧杏村叙旧,因为年事高我又无空陪同结果未能成行。1985年6月我到武昌阅马场看望了萧杏村,算是了却了两个老人的心愿。萧杏村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后来坐过国民党的牢。父亲在长沙县县委时,萧杏村是靖港区区委书记。萧老说他从湖南逃到广西后找到父亲,父亲将他改名萧克勤介绍到阳朔国民中学、桂林师范任教。他在阳朔国民中学时集体参加过国民党。萧老后来去了重庆新华日报,最后去了大别山中原局秘书科,科长是刘西尧。湖北是新四军五师、中原局的老底子,他虽然只行政13级但现在享受红军待遇了,这也算是“善始善终”吧。

父亲清清楚楚记得“我的第一个孩子诞生后二十八天,回邵阳”,却没记住“第一个孩子诞生”于1939年3月31日,按此,离开塘田那天应该是1939年4月27日,而不是“五月十八日”。他的自传中记述:“…工作五月,伪湖南省党部派人以紊乱学制的罪名查封了讲学院,我们带着痛苦愤怒的情绪离开了塘田,时正五月十八日,我的第一个孩子诞生后二十八天,回邵阳。组织上考虑我们工作,问我们意见,我们说去广西桂林,组织上同意我们去广西桂林,(后来塘田的负责同志都到了桂林,住施家园从事文化工作)。我们光荣地趁(乘)着周恩来同志的汽车到了衡阳,住办事处,当时负责的是张元培同志。在衡阳见到徐特立同志,谈了塘田的情况,三天以后我们带了组织关系到了桂林,…。”

自传年表部分记述:“1939年1月至5月,24岁,5月18日学校被封,我的第一个孩子诞生,返邵阳,月底带了组织关系去广西桂林”。
两个记述,出现三种情况:

1、1939年5月18日学院被封,第一个孩子出生,返邵阳,月底去桂林。
2、1939年5月18日是我的第一个孩子诞生后二十八天,学院被封,回邵阳,月底去广西桂林。
3、1939年5月18日学院被封,第一个孩子出生。二十八天后,回邵阳。

孩子才出生是不可能就离开塘田的。出生二十八天时孩子快满月了,此时动身回邵阳,合乎情理。1939年5月18日的二十八天后是1939年6月15日。1939年6月12日湖南发生“平江惨案”,湖南形势开始紧张。此时组织上考虑我们工作,问我们意见,我们说去广西桂林,这样可以认定陈啸天是“1939年6月湖南形势紧张,经组织同意转移广西”。“形势紧张”时他不说“服从组织需要”,“到组织最需要的地方去”,却说“去广西桂林”这就是他在“形势紧张”时的表现。

离开湖南,父亲历史上唯一光辉的一段就此结束了。再回湖南是因为“湖南的熟人多”,“希望能碰上湘南特委的同志”,所以“决计返回湖南寻找组织”,但这是他自己的说法。组织上只能相信组织上可以相信的话。

不过,按“离开塘田是4月27日”计,三天以后是1939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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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遗物“抗战以后生活大事记”记载:

139.1.25       夜十时到邵阳(宝庆)
2.6        离开邵阳
2.11      到塘田寺
2.12      在塘田生活开始
4.27      离塘田寺
4.28      晨到邵阳
4.29      离邵阳(下午九时到衡阳)
4.30      离开衡阳
5.1        到桂林
父亲记述:“到了桂林,去办事处联系,党由石磊同志和我们联系。石磊同志和我谈,工作自己找,组织关系和他联系”。“在桂林原打算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在塘田王西彦给我介绍当时在广西地方干校工作的欧阳凡海同志,托他介绍工作,后碰到了潘超同志。他告诉我该校寿命不长,反动派已经注意,大家不要集中在一起,打进一个中学去很重要的)。我和石磊谈起他同意,我就未去找欧阳进行工作了,去找金步墀(金步墀当时在教育厅编辑室工作),他叫我冒充安徽大学肆业,提大5岁,介绍我到阳朔国民中学任试用教师”。“1939年6月,我乘船到了阳朔,在阳朔国民中学任语文教师。”“离开桂林时石磊同志对我说,注意保存自己,组织关系和他单线联系,有空就自己来,不然通讯也可以。约定各人代号,他是“宗”我是“萧”。当时和石磊同志单线联系,每月或半个月去桂林一次汇报工作和受组织教育。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工作岗位,扩大政治影响。”

《中共党史资料研究集》第一集“党在桂林领导的文化活动”记载: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对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成立于1938年11月。当时在桂林建立的党组织有外来党组织和广西地方党组织二个系统。二个系统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在南方局桂林办事处的统一领导下分别进行活动。”

“1939年春,广西当局举办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经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请示党中央同意,中共党员杨东莼应聘为教育长,实际掌握办校大权。接着南方局桂林办事处和广西省工委推荐和抽调了秦柳方、宋之光、周钢鸣、蔡冷枫、林路、潘超、苏曼等30多名共产党员和张景宁等爱国民主人士到校,担任各级干部,主持政工、教学等工作,掌握了各级领导权,参照抗大方针办校,致该校实誉为“南方抗大”。”

《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和全民族抗日战争》广西篇记载:
“新桂系在抗战时期对中共采取外联内压的政策,容许建立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却不许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存在;不承认其合法地位,肆意破坏。鉴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得不到新桂系承认而遭到残酷的镇压,只得隐蔽在桂系的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中进行秘密活动。”
“桂林八办在李克农的领导下建立了各级严密的党的组织系统。通过直接领导、单线联系、秘密电台联络与派出秘密通讯员联系等方式,建立广西地方党组织和外省共产党组织两个系统。”

《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记载:
1939年5月18日   南方局作出“关于秘密工作的决定”,对党的各级机关所有文件、资料的处理和党的领导干部、党员的活动及联系必须遵守的事项,都作了具体规定,要求必须切实执行。7月下旬南方局又发出秘密工作条例,要求各地党组织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是秘密(地下党)的形式,并实行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严禁无直接工作关系的同志进入这些机关,相互联系改用个别接头方式进行,党员和党组织都不得违反秘密工作原则,绝对不能暴露任何党的秘密和组织情况。
1939年6月29日    南方局根据周恩来指示,发出“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共10条。规定各地方党组织应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上是地下党(秘密)的形式及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凡违反破坏秘密工作条例的组织和党员,必须受到处罚,加强秘密工作的教育,各级干部尽可能职业化,以掩护自己的工作……。

1940年5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秘密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的指示:凡服务于国民党军政教育机关之秘密党员遇强迫加入国民党时,应立即加入国民党,但事后必须呈报党组织追认…”。

曹瑛(石磊)始写于1974年的自传“叔世忠荩”记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之后,桂林便成了我国西南抗战大后方重地。当时广西桂系的政治态度还比较开明,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存在着历史隔阂和复杂矛盾”。“当时云集在桂林的著名文化人士以及救亡团体、文化机构是很多的,桂林便形成了一个进步的文化中心。由夏衍负责的《救亡日报》,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社,黄药眠负责的新闻出版社,邹韬奋的生活书店,还有进步的新华书店、新知书店(后来这三个书店合并成立了三联书店)等等。这些文化、教育组织机构和文化人士都先后来到桂林。本来新华日报社也要搬到桂林来的,由于印刷条件差,只设了个分销处。他们都是在我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的。一些主要文化人士都是由李克农同志直接联系的,其中很多共产党员是单线联系。《救亡日报》负责人夏衍,搞国民党情报工作的林其英,也都是李克农同志直接联系的。我负责联系地方党的组织。…我还联系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社党支部,支部书记是程今吾同志。刘季平同志也在这个支部。我去参加过他们的一次支部会议。还有杨荣国的一个支部。”“我们遵循恩来同志的指示,对广西地下党的工作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发动群众参军,团结地方势力,帮助他们抵制蒋介石’的方针,收到很好的效果。”“我们帮助广西地方政府办了‘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校长由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兼任,教育长是杨东莼(民主党派、救国会成员、地下党员。)当时进步人士张志让、千家驹也在该校任教。学校里的地下党组织分为两个支部,一个是外来的党员支部,…一个是地方党员支部…,这样做使组织关系分散一点,太集中了容易出问题。当时还有林林、宋之光同志也在该校工作,也是个别联系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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