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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司徒雷登

第十五章:美国和中国:“现在采取什么策略?”

人们一再问我,我认为美国应该如何对待中国,蒋介石,台湾和在大陆的共产党政府。

“策略”是个大字眼。“现在”是不断运动的时间里的一个点。作为一个国家的美国所面对的,也就是她的政府所要与之奋斗的问题,也在不断的改变。虽然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着巨大的人口和资源,但是中国只是我们必须与之周旋的众多国家之一。我认为,要对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有个合理的策略,首先必须对整体的世界有个合理的策略。要想有这样一个策略,我们必须了解我们自己的和其他的人民;我们必须以恰当的观点看待世界、它的人民、和它的国家。我们不仅要恰当地关怀我们自己的权利、义务和利益,也要恰当的关怀其他国家以及全人类的权利、义务和利益。在制订这种策略时,从开始时和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遵循一些根本性的原则。它们必须派生于、符合于道德、法律和正义等崇高的概念;在我们和所有其他人民的关系中,都必须采用、实施它们。我们在基督教的原则和实施中就有这样的概念;我们应该在所有的对外策略中都遵循他们。

和世界上众多、不同国家和地区周旋,必然有,也会有不同的办法,但是不论情况如何,根本的和指导的原则却应该是一致的。最终的主要目标也是这样。在我们的诸多原则中,最根本的一个是人的权利和国家的自由。在我们诸多的目标中,最根本的一个是保证我们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生存。为了符合那个原则,以及有效地效力于那个目标,我们在考虑我们自己的时候,就不能只考虑我们自己,也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生存以及他们的自由和安全的权力。

现在正进行着一个世界范围的战斗,一方是少数国家里面的少数人,他们谋划加给所有国家和所有的人一个制度,其本质是奴役整个的人类。另一方是反对、抵抗这个作为的人们和由美国带头的国家。为了生存和安全,我国人民和我国政府必须和像我们一样、在自由一方的其他人民和政府协作。我们必须支持所有和我们一样受到奴役势力威胁的所有的国家。我国和这些国家都不能支持那些执意奴役政策和统治世界的国家、制度、政权。自由国家必须保持统一阵营,必须帮助所有寻求自由的人民,来抵抗苏联鼓动的和使用武力的共产主义的全球性威胁。

自由的人们,并不需要反对以自愿为基础,为了社会和经济的同一目标带来的真正的共产主义。但是现在所说的“共产主义”却是一个制度,它起源于否定上帝的存在,它否认灵性,声称所有的一切都是物质的,所有的行动都是物质性的,它是用武力、欺诈和谎言来欺骗和维持的,它立志、追求统治世界。这种共产主义则是个邪恶的怪种,是靠贪婪掠夺而存在的。对它不能实行绥靖。用和缓的语句和友善的姿态都无法使它安详。它完完全全是令人厌恶的。它是必须加以反对的。

我认为,在我们和中国的关系上也是这样。我们美国,我们美国的人民,首先应该一如既往,继续同情于中国的人民;我国政府应该坚定地重申我国对中国的传统政策,即,相信中国必须保持国家的主权独立,他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他的领袖为建立并实施自由的原则所做的努力应该受到鼓励和支持。

美国人应该研究、努力去理解并学会觉察、鉴赏中国人民的品质和能力。美国人应该理会、考虑到中国人的强健,机智,人口数目为四亿五千万,是全世界的四分之一的这个事实。美国人也要看到,这个民族的国家,中国,面积比美国大,约为四百万平方英里,她位于东亚的中心,有相当的物质资源,有广泛工业发展的能力。美国人还应该考虑到,中国和她邻国的人民长期以来将这个国家认为是“中央帝国”的这个事实。美国人应该回顾、研究、沉思那块土地的近代历史,以及美国和那里在贸易、文化、政治方面的关系。美国人应该审视中国的革命历史,民国运动,“国民”政府的创建努力,那个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长期、成功的抵抗,她作为盟友的表现,在组建联合国中的作用和位置,以及她作为该组织及其安理会成员的表现。美国人应该考虑以下情况对那个政府的作用和影响,如,雅尔答协议和波斯坦协议,苏联的背弃,苏联支持的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和最后取得的胜利,以及目前在台湾的国民政府和一九四九年在北平建立的“人民政府”之间仍在继续的那个斗争,等。美国人应该审查、比较并且对比在后者建立之后的这些年来,这两个政府各自的态度和作为。

目前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和大陆中国的人民和目前控制了那里的政府直接接触,也不能有什么大作为。经过了一个世纪多的友好交往和互惠联系之后,美国人和美国的利益(连同许多其他国家的人和利益)被逐出了那个地区,而且从此至今一直被排除在外,这真是个悲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个世纪里,许多西方国家在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和文化的投入。美国的投入中最大的是文化的影响。非常显著,美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会,派遣了大批传教士去了中国;美国各种教育机构和慈善团体扩展了自己的工作,在中国建立了中心。他们,协同来自其他国家的善良愿望的人在那里做的类似事业,曾经送给了中国人民许多益处,如,西方的观念、概念和生活方式,基督教的思想和实行,“西式”的教育,现代的科学,医学的发展,机械技巧,等等。自从共产党掌权以来,“人民政府”尽其所能,不仅将有西方影响的经营、代理的人和机构赶了出去,排斥在外,而且将那些影响的迹象和效果全部加以清除。那个政府在苏联的影响和支持下,使中国大陆成了共产主义集团的一个部分,把它的大部分和绝大部分人民置于铁幕之后,是共产主义对自由世界进行冷战的成员,并且成了一个侵略者,入侵了一个邻国。它侮辱、迫害、酷刑、在许多情况下杀死传教人员和信教的人。它驱除了大部分“外国”的商人,并且将其他的人作为人质。它把所有非共产党政权和人民都侮蔑为“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分子”,并且将美国定为首恶。

但是,美国的人民和政府可以为在台湾的八九百万中国人和另外一千多万定居“海外的华侨”有所作为。被逐出大陆的美国的传教界和慈善机构,在这些“自由”的中国人中坚持教育、医疗和救济的活动。美国政府正在帮助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并且对在台湾的国民政府给予经济和军事的援助。但是,我们可能、也应该做得更多。

为抵抗共产主义,国民政府是可以依赖的。它使任何地方的中国人保持那个抵抗精神的活力。它使中国人的爱国精神保持在全球为自由而奋斗的一方。它在东亚各国人民之间鼓舞着抵抗的士气。它就这样和美国进行共同的事业。通过它,并通过在全世界许多地方中国人的组织和个人,可以,也正在维持着和大陆的中国人的接触。的确,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的利益,我们的利益和整个自由世界的利益,我们仍然可以对中国人,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做许多事情。

一九五零年六月,当北朝鲜的共产党发动对大韩民国(南朝鲜)攻击的时候,美国的决策者很快决定必须为集体抵抗共产党的侵略采取积极的行动。美国在联合国提议对南朝鲜给予共同的军事支持,联合国决议了给予这种支持。此外,美国政府还进了一步,它制订了一个策略,含意是美国不仅支持朝鲜,也支持东亚的其他地方:支持中国国民党保卫台湾的抗争,支持菲律宾的抵抗,支持印度支那的抵抗。特别对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杜鲁门总统宣布,他已经下令美国的第七舰队预防共产党从大陆对台湾的进攻,并且要求国民政府停止从台湾对大陆的进攻。艾森豪维尔总统在一九五三年对这个命令做了修订,要第七舰队不阻止国民党人从台湾反对大陆共产党人的行动。美国政府从一九五零年六月起,对国民党人采取了一个路线,增加了对它的经济援助,并且给予物资和顾问形式的军事援助。

我认为,美国方面在态度和做法上的这个改变,政策回转到支持中国国民党人,是个良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国民党人在对共产党抗争中站在自由世界一边,而且他们为整个东亚在抵抗中建立了瞩目的榜样和形式。共产党在东亚的进展受到阻止,对于自由世界的安全是极为重要的。台湾不被共产党占领,在策略上和政治上都对美国至关重要。在这些以及其他方面,美国和中国的国民党人有着共同的利益。明智地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以及对整个自由世界的真正利益服务,就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国民政府做出理由充分、连贯一致、延续不断的支持。

这给我们带来了过去一向在提到、而且在一九五四年被胡搅蛮缠的共产党和我们一些盟友的代表重新积极强烈地提了出来的两个问题,使美国政府和人民关注两个问题:1)美国是否要“承认”共产党中国?2)联合国是否要接纳共产党中国?

这两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承认和接纳中国那个国家,它还关系到对一个新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要采取的行动。这个政府在起源、维持、组成、方法和目标上都是共产主义的,它正管辖着绝大部分,但不是全部的中国领土和民众。美国长久以来就承认了中国,在一九二八年,它和那时候和以后其他国家一样地正式承认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的治下,中国在一九四二年成为原始联合国宣言的签署国,在一九四五年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在联合国里,中国是安理会的永久成员。中国国民政府代表着中国,为中国代言,为中国投票。

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承认中国,不是接纳中国加入联合国,而是撤回销对国民政府的承认,而承认共产党的政府,将国民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拿掉,而将席位给予共产党的“人民政府”。这自然是一个程序,如果同意了,其本质就要涉及一种分裂,会出现一个是国民党的,一个是共产党的两个中国。但是在我看来,那很难实行,在这里不要去考虑。美国一向坚持中国统一、独立的原则,并且反对违背这个原则的作法;任何提议分裂都可能受到所有地方的中国人和正在较量的两个政府的反对。

事实上,大约有二十五个国家从承认国民政府转到了承认“人民政府”,但是更多的国家并没有这样做;有几个这样做了的国家正在支持“人民政府”和共产党阵营的要求,要美国也这样做;“人民政府”和共产党世界以及几个非共产党国家正急切地要把联合国中的中国席位转给“人民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采取并且维持什么立场?我们要做哪些努力?美国的人民和政府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如何最好地维护、服从于我国正当的利益和目标,当然也要尊重其他国家和人民的正当利益和目标。情况是,在国际事务的发展中,美国在近年来靠着许多因素,成了自由世界里最强、最有影响的国家。在整个自由世界受到苏联共产党征服计划的威胁的这个历史时刻,在美国诸多利益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国家和国际的安全。美国的人民和政府关怀世界和平的问题,是因为,第一,他们相信和平;第二,他们相信自由;第三,他们得出结论,只有在和平的世界上,他们的国家和其他国家方才能够有安全,方才能够享有自由。由于他的力量和他支持拥护自由和安全,美国成了抵御共产党威胁的自由国家的领袖。这样,美国主要关注的安全,和各个以及所有自由国家主要关注的是相同的。

对采取任何能够导致会加强共产党世界的任何行动,美国都担当不起;对于减弱自由世界力量的行动,美国也承担不了。美国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一方面会大大帮助共产党世界,另一方面,会大大损害自由世界。它会在共产党在巩固在中国地位的进程中排掉最大的障碍。它会导致中国国民政府的瓦解和中国人民对共产主义的抵抗。它会使得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较早地转移,由国民政府(它的发言和投票都是在自由世界一方)转移到会站在共产党世界一方发言投票的共产党政府。这样一来,自由世界投票力量会减小,共产党阵营的投票力量会增加,这会使共产党在美国和在其他自由国家中的影响大为增大。它会使抵御共产党进展的亚洲人民灰心丧志,也使他们怀疑美国支持的可靠性,并且削弱许多国家在坚持抵抗中的力量和决心。

长期以来,从共产党主要党魁的声明中,和从共产党取得控制后共产当局的所作所为中,整个世界都有理由知道,任何一个共产党政权都从事消灭人的自由的原则和实施,对宗教开战,采取一切可以设想的软硬兼施的办法,来巩固、扩展共产党领袖想要强加给整个世界的无神、唯物的制度。有助于共产党事业的任何行动,都会损害自由世界的利益。想到这些事实和结论,我真诚的希望,不论是基于伦理道德,还是基于政治,不论是为了美国,还是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希望美国继续拒绝承认中国的“人民政府”,继续反对联合国接纳中国的那个政府,反对加强那个政府的计谋和行动,坚决支持并援助旨于防止巩固、扩展那个政府权威和共产党联盟的努力。

我相信,美国应该维持他反对和共产党中国贸易的政策。外界运去的物资,即便是非战略性的,也会加强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的力量,从而让那个“人民政府”容易采取像他在朝鲜采取的行动。自由世界半点也不能帮助并鼓励用武力攻击在联合国旗帜下、为了集体安全原则的军队。很难说,我也不想说,美国要尽多大的努力去迫使其他国家考虑这种贸易;但是我似乎明白,说起来也容易,和共产党中国贸易越少,就越符合于自由世界真正、长远的利益。

总而言之,我相信美国应该坚决遵循基于我们广为流行的“生活方式”所建立起来的外交政策。不论教派和信条如何,我们的人民是基督教的,文化是基督教的,国家也是基督教的国家。总起来说,根据各种伦理道德、法律、行为准则和是否可行等思想,我们既单独地也集体地,既局部地也全国性地设定我们的生活。我相信,我们应该在和其他人民和政府交往中,也同样遵循这些思想。

我们是自由的国民。但是我们现在和其他的国民一样,都受到奴役着许多国家、并且想奴役所有国家的武力的威胁。努力挣扎想要自由的中国国民,已经成了这些武力的牺牲品。现在他们大部分都在铁幕后面,受到统治,教导他们说,我们和其他自由的国民是他们的敌人,是必须要清除掉的。但是,他们之中有些仍然处于可以继续追求自由和安全,、并为自由和安全而战斗的地方。这些是我们仍在接触的人,我们和他们正像和其他自由的人民一样,可以有互利的关系。

我们应该依照黄金定律(Golden Rule)来对待中国国民和国家。我们愿意他们如何对待我们,我们就应该如何对待他们。我们不愿意他们如何对待我们,我们也就应该不那样对待他们。无论在哪里,只要他们的目的和努力是为了自由和安全,我们都应该给他们道义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援助。我们必须制止所有能够导致加强那些镇压、奴役的人的力量和声望的行为。我们应该和重视并且互相交换善意表现的人交朋友,做好邻居。不仅是在台湾和东南亚,在离我们更近以及在我们中间就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们应该保持我们对国民政府和它的追随者的支持,我们政策的固定前提应该是现在以及将来都不能容忍共产党占领台湾。我们应该不考虑任何会损害或漠视现有的对国民政府的许诺、义务的提案。同样,我们应该不为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任何承认那个政府的地方的纠缠不休的要求所动摇。此外,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反对任何旨在将那个政府置于联合国中国席位上的行为。我们应该制止、有道理地劝阻和那个政府统治的地方和人们进行贸易。

最后,我们应该时时记住,在美国的妥协中,过去有几次涉及了中国,但是没有一次使美国受益,但是每一次都证实损害了中国。在我头脑里,清楚的例子有一九一七年的蓝兴(Lansing)石井协议的一个秘密条款;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对日本关于山东的让步;和一九四五年雅尔答的“远东协议”。不讲原则,放弃合理的传统,根据空想的权宜来做决定,机会主义的路线,“劫甲付乙,以强凌弱”,这些作为都不是“美国的方式和作风”。在我们和中国和她的人民相处之中,应该和对国内、对近邻的国家以及对和我们相似的人们相处一样地,采用相同一致的高标准。

高于一切的是,我们应该确切地清楚明确,我们做出的有关中国的决定和行动,都要和我们整体外交政策的目标相一致。我们寻求和平和安全。和平和安全是所有不想从事征服的人民的共同目标。为了我们能够取得安全,我们必须和所有这样的人民共同协作。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行为,绝不建立在引诱惑人的“交易”和闪烁迷人的许诺的沙滩上,而必须建立在健全的原则和一贯的诚实和持久的信赖的岩石上面。

转自《二闲堂》网站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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