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第十二章:处在竹幕里面
分类:

10.gif

 

 

                                   --作者:司徒雷登

第十二章:处在竹幕里面

【239】对我来说,它真是开始于一次突然的醒悟。共产党的军队渡了江,事实上没有遇到抵抗。他们在四月二十四日星期日早上进了城,最后的国民党官员刚好飞离。第二天早上刚过六点半,我被打开卧室门的声音所惊醒,看到几个武装的士兵进来了。我大声喊,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退了下去,其中一两个人还愤怒地嘟嘟囔囔。我跳下床来,去看看是怎么回事。这时,整个一个组,约有十到十二个人,回来了,一个代表说话的人很有礼貌地说,他们只是感兴趣地转转看看,没有加害的意思,问我是否明白。我说,是;他重复了他的保证,发现我一点也不热诚,就带着其他人出去了。

大使馆有位管理我生活的年轻随员爱德·安德力格(Ed Andererg),这时,他也被惊醒了,匆匆地跑来营救我。他被粗暴地推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去。惊吓的仆人也出来了,并且带领那些来人出去。

这个事情的本身非常简单。那些士兵只是些征召入伍的农村孩子,受到了经心的思想灌输。他们不太费事地取得了胜利,进入了伟大的首都,出来看看光景。但他们来到我的大门时,惊恐的夜班守门人昏了头,没有按照规定向房内报告,而屈服于威胁,并让闯入者闯入了。在厨房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240】这些乡下人一点也不懂得什么外交豁免权。从有个人对一个仆人所说的就知道,他们被灌输了无法消化的概念,他说所有这些财物都属于中国人民,不久就要归还给他们。

但是,国务院却对此十分认真,指示我对北京也对南京提出强烈抗议。顺便说,这很难做到,因为我们和北京没有外交关系,也完全接触不到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但是,我们间接地听到,这两个城市的权威人士对于这个事件感到十分恼火;在他们的宣传中丝毫也没有提到这事,这也是个证明,因为无道德原则、毫无顾忌地谴责对方作为最好的防御已经成了规律。在美国,它显然广为传播,因为好几天我从收音机里都听到谈到它。后来我们知道,追查出了肇事人,拘禁了一段时间,进行了教育。在英国和法国大使馆,也发生了类似的侵扰。

2

在这权力易手前一天,在这奇特的环境下,国务院给我训令,要我回华盛顿。这可以算是正常的程序,因为在南京已经没有被承认的政府,而我的总领事、公使级的路易斯·克拉克(Lewis Clark)则在广州代表着大使馆。但是外交使团,特别是由北大西洋集团国家任命的外交人员,都曾经同意对我们各自的国家建议,不要命令我们跟随中国政府去广州,并且允许我们在共产党入主了南京之后不规定限期地留在南京一段时间。国务院允许我留下,直到我对我们在共产党控制区的领事馆【241】和我们的侨民得到了满意的对待为止。

一接到指示,我立即邀请北大西洋公约国家的代表会面。像往常一样,那是在外交使团的首席、法国大使的家中举行的,是在闯入我卧室那天的下午。那个消息已经传播开,他们所有的人都惊奇、同情、也担心。谁也不知道共产党会对苏维埃以外的国家藐视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下级军人的无知会使他们做出些什么粗鲁的行为。已经发生了几个小事件。此次会面的主要目的,就是谈我们之中任何人如果想离开,那已经为时过晚。国民政府的官员曾经敦促我们,特别是敦促我撤离。从他们的和我的同事们的态度上,看出了美国在世界上的新位置。但是我们大家这时已经都陷在南京,至少要等到上海“解放”了、和那里恢复了联系之后才能够脱离出去。

我们去参加会和会后离开都没有受到干扰。但是在随后的日子里,却或多或少地阻止外国人离开自己的住所。说那完全是为了谨慎、防范。共产党特别警惕我,所以我就没有想离开我的住处。国务院提出了我活动自由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不要为这个问题施加压力。它使我隐隐地想到日本人对我的隔离。大使馆的一个职员让我随时知道无线电里面的消息以及那里有什么其他事情。过了一个礼拜的样子,取消了限制。但是我通常的日常工作突然停止了。没有了约会见面,也没有了社交活动。除了偶尔从北平花两个多星期寄来的信件以外,信件都停了下来。当地的中国报纸立即就变成了党的宣传机关报【242】,几乎没有了一般的新闻,有的都是歪向党的路线的。非常幸运的是还允许我们继续大使馆的无线电网络,允许我们收听当时的广播。

3

我长期以来就知道的一个内部的矛盾,这时变得尖锐起来。它是我个人对那两个党的感情。在国民党内,我有许多多年的朋友,其中有不少是我衷心佩服的人。我知道他们正直、有公德心、受过训练、富有智慧。但是这个党几乎从掌权以来就容忍它的各级官员贪婪、贪污、腐败、无所事事、无能、裙带成风、派系斗争,总之,具有它所推翻的那个腐败官僚所具有的全部邪恶。在打败日本之后,想用军事力量加上秘密警察来摧毁共产党的时候,这些邪恶变本加厉了。这个政府持续地丧失了公众的支持,甚至公众的尊敬。在共产党的军队向长江胜利进军的时候,在政治争吵、逃跑、叛变、无秩序的退却之中,那些浮夸自大的防御计划破灭了。但是它却是受益于美国多种形式的援助的政府,而且他们真诚制订的、由许多人的生命护卫的原则和目标也是我们十分相信的。

让人痛感的对比是,共产党没有个人的贪污腐化,官和兵在一起,生活俭朴、勤奋,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这一切在他们来到南京的时候就十分明显。对老百姓几乎就没有粗暴的对待。他们借东西很多,但是都物归原主,或者给予赔偿。他们的广播自豪地说,他们在向南方的长途进军、【243】分阶段地早把物资和救护人员开到了前方,以及在运输和宿营中的顺利和效率。简单说,他们把自己的后勤工作做得十分完美。他们士气高昂。在我们大使馆周围的天天的操练和讲话,使我们亲眼见到,而且太多地听到了那些明证。这样,共产党就给人以印象:他培养了具有中国如此需要的生气蓬勃、动力充沛的素质的人有千百万,而基督教传教活动和其他文明却极其缓慢地只培养了极少数具有这样素质的人。这是得自于组织的能力、严格的但大部分是自觉的约束、将主义放在考虑任何个人的和家族的利益之上、无私地服务于无权势的百姓、以及热情忠心和富有理想的那些青年。和国民党那些缺点对照,这些都是巨大的成就。

不幸的是,对于事理不明的青年人和历经内战经济艰辛和暴政的老百姓,这里还有不那么明显的另一面,那就是只要有变革,他们就欢迎。共产党天生就有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令人无法容忍的残酷传统,具有各种绝对控制思想和行动的压迫的伎俩,除了自己的原则和信仰之外,他们对个人人权和原则和其他信仰一概无情地蔑视。联想基督教运动尽管在数量上不多但是已经为中国的好生活有了好的影响,联想燕京等这样的教育机构等我国的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富有成果的文化往来关系,只是想到对这所有的一切会带来怎样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时,我就感到不寒而栗。

我最大的同情是寄予由于要报效国家但为自己的爱国热情或自己的自我表达找不到可以赞同的其他出路、而加入了国民党的大量青年男女,或是那些曾经努力进行改革或完成【244】有公德的公民所希冀的目标的那些青年男女。还有类似于他们的其他许多人,他们或属于一些小党派或并无党派,但都是热烈的希望都已破灭、都遭遇着物质和经济的苦难、家庭和社会的生活都已破坏、是些寻找庇护处所的不幸难民。不但这些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遭到苦难,而且中国也丧失了在建设性服务中她的百姓应该得到的最伟大的一宗财富。

对我精神上的后果也没有太大的差别。我对美国的政策所最为担心的,已经发生了。正像在我和马歇尔将军离开中国前最后的那次谈话中所报告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或者给国民政府足够的援助和必需的咨询和控制,使它能够打败共产党,或者就完全退出所有对中国事务的干预;这两种态度都比犹犹豫豫、半心半意地继续援助的形式为好。长期以来,我就看到这第三种途径的不幸后果,这个途径激起了剧烈的反对美国的谴责,我自己则变成了不可救药的谴责目标。在共产党的节节胜利下,它变得更为强烈了。

最受痛骂、最受反对的,是国会在一九四八年春通过对中国政府的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不规定用途的援助。中国政府立即将全部款项用于陆海空军的器材补给。或者是由于美国官员的有意拖延,或者是由于按照急切性给制造商定单的次序,这些物资运送得极其缓慢。因此,我们成了中国所有阶层的人的批评对象。国民政府因为它“太少、太慢”而批评我们。先是委员长,后是李宗仁多次催促我加快运输并且增加数量。【245】共产党十分恼怒,在他们的诽谤、漫骂中夸大了我们对他们敌人援助的数量。实际上,他们极大地受益于缴获的战利品和国民党不断投降的士兵带去的武装。他们的奚落和辱骂很是恶毒。另一方面,国民党轰炸共产党占领的城市,投弹不准,造成了平民的伤亡;这使得精明的共产党用来指出,这是美国训练的驾驶员、美国的飞机的炸弹造成的。

甚至经济合作署(ECA)提供的两亿七千五百万美元是否有价值,也值得怀疑。关于此事,应该称赞罗杰·莱珀曼(Roger Lapham)和他的人员的热情、效率和高尚的精神,这都是美国最佳的传统。虽然它带来了一些人道主义的救济,但是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必须把它看成是助长了反对的政治敌意。此外,中国百姓的经济苦难变得如此深重,这样的救济相对是太少,太短暂。

乡村重建项目没有受到那么大的谴责。这是我特别热心的项目。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从开始萌发出这个设想到开始正常工作,拖了大约两年。由于共产党向南方和威胁向西方的进军,最初取得的成果的地区,很快就会被共产党所控制,而这和美国国会的意图是相违背的。面对共产党巨大的组织和经验,这个项目看来是规模小而且幼稚。但是它却是由三个中国人和两个美国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主持的,从工作的勤奋和水平之高来说,真是没有人能够和他们相比。从它很可能得出某种愤世嫉俗的教训:将慈善事业和政治搅在一起是无奈和无效的。

在我的困境中有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幽默。【246】我一向被看作是美国自由主义和对中国友好善意的代表,而这时,我却被诽谤为“帝国主义的美国政府、和她那帮助反动、封建、不可救药的蒋介石统治的机构”的官方代表。各行各业的燕京毕业生都对我没有继续担任燕京大学的校务长而遗憾。那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作为一个外交人员学到的(也是最难学到的)第一个教训,就是不要说得太多。我只希望在终了之前,会弄清楚,我自始至终一直还是我自己那样的人。

对于信奉粗鲁的唯物辨证法的中国共产党也有个意味讽刺的情况:它们产生了一些精神上的价值。他们的成功大部分是由于他们设法造就了对主义的无私献身精神,而这是国民党的一些成员不幸所缺少的。很清楚地可以看到,基督教的影响已经较深地渗入了国民党圈子里,基督教几乎都只同情这一边。我常常怀疑,如果没有必须用武力进行世界革命、和用荫蔽的和武装进犯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偏执教条,如果不用仇恨做动力,如果不凭仗严格控制的宣传、以及所有的警察国家的那些邪恶,共产党的精神和社会热情是否还能够保持得住。只要是被这些所败坏了的社会计划和制度,对于我所最关怀的两件事就没有任何希望:一是在中国的基督教活动,二是中美互利的关系。不同于这些的表现和调整,都只能是短暂的、权宜之计的。所以,美国的新政策如果不完全消极,那么还能够是什么呢?

4【247】

共产党攻占了南京之后不久,就派黄华去那里主持它的对外事务管理局。王举美(音译)是最早加入共产党的燕京毕业生,立即改名为黄华(在那种情况下,经常是这样改名的)。他曾经在马歇尔将军使团在北平设立的机构“军调处执行部”工作。他在那时已经彻底共产主义化,但个人对我很友好。鉴于他的地位,鉴于共产党反对美国的路线,以及他们反复声称将所有外国外交官员只看作是普通个人,我就不知道黄华会用什么态度对待我。

他上任几天后就给傅泾波电话,约定时间,并且诚恳地谈了约一个小时。在分开的时候,傅建议黄和他的老校长联系。黄回答说那只能是在那个基础上联系,但是他会和其他人商议,之后会告诉傅。几天后,黄打来了电话,以他通常的那种友好态度谈了约两个小时。因为共产党已经定规不承认和国民党密切联合的“帝国主义”国家,我就接受作为普通美国公民的提示,遵循实际的当地权威的代表的指令。很快提出了那个(“承认”的)问题。这就给了我机会,使我先解释说外国没有其他办法,只能继续承认共产党也承认的仍然存在着的国民政府;在出现了一个显然受到中国人支持的、至少是被接受的新政府,而这个政府表现出证据,证明它愿意并且有能力依据国际标准和其他国家保持关系,到那时,【248】自然就会讨论这事。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外来的人只能被动地等待。换句话说,要接受考验的不是外国,而是他们自己。他的拜访无疑是得到了北平的批准,他无疑也将透露给他的报告了回去。

这个事件的有趣之处,在于它表明如果要想穿越分隔互相敌对、都自诩为民主解放力量、而谴责对方为好斗敌意的两个意识形态间的壁垒,在无数接触时应该以什么方式进行。即便这些意见是共产党教义的追随者制造出来的,其造成的思想、精神状态至少也是我们以相反方式对待事务的人必须计算在内的一个因素。黄华是个例证,他在这方面也有真实的正常人类的情感。

5

南京很快地落到了共产党手中,接着他们就逼近上海。他们当然了解在那个自负的欧亚式大都会里面有国际、经济、管理和其他的问题。他们很可能会愿意绕过它,等待安排和平的交接。但是,委员长下了令,退出长江,在上海防御。因此,他的下属采取临时措施来保卫上海地区。物质的准备是荒唐、意想的,执行得非常浪费。但是上海居民对它的反应以及它造成心理上的后果则更为恶劣。保密局的特务追踪疑为左倾的人。被认为愿意和共产党谈判和平移交的著名人士则被胁迫去了香港,或为安全起见而逃去了香港。所有的人都按照能够付得起的能力被榨取为防御设施的特殊“捐献”,它也变成了对个人的勒索。【249】船只和车辆都被强征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十分有效、公众也欣然同意的“焦土”政策,这时则仅仅增加着无言的愤怒。夷平了房屋,砍倒了树木,阻断了通途,为了赢取公众的支持又强迫张贴标语、组织游行。为了同一个目的,给士兵支付银圆,发放电影票,并给予或许诺其他特殊待遇。这时,共产党的特务在地下积极活动。但是,委员长对他的追随者的掌握足够有力,使得防御的军队和过去的战斗相比有了一定的协同,并且也激励得他们比较愿意去作战。如果在过去战斗中能够这样,那会更有意义。但是,没有几个星期,共产党就占据了上海。

6

新的当权者不理会困在南京的我们这些外交人员。说是为了防范,我们被禁锢在城墙的范围内。大多数人甚至不准和他们自己的政府用密码联系,变得十分无聊而且焦躁。我们和英国人有自己的无线电设备,法国人也有一定数量的。但是由于军事的需要,不准使用商业的线路收发密码信息,这是可以理解的。这能够说明在这种情况下的众多不正常的事务之一。当局从来不放过任何机会来提醒我们,对他们来说我们只是我们各自国家的普通公民。但是他们允许我们之中的某些人像往常一样行事。当较小的使团首脑为新闻或咨询来找我的时候(我愿意他们想来就来),我才知道他们既不知道新闻,又接触不到中国的事务,是如何完全被隔绝着。他们之中的某些人的社交和娱乐生活也是这样,那些亚洲的国家尤其如此,这真是既特别又有讽刺意味。【250】对我自己来说,我并不忙,但是从来也不会没有事情做。单单阅读和处理每天的消息事务就要用一些时间。美国大使馆是个很大很友好的家庭,有外交的交往,传教士,和少数中国人,有丰富的社交娱乐。总有像朗费罗(Longfellow)所说的那种“甜蜜宁静的书籍”。但是既代表美国政府,又在中国住了那么长的时间,这两方面加在一起,就意味着即便在这个自觉自愿的隔离期间,我还是不断地接触着外界情况。

7

我想看看在新的控制下的上海,尤其是和美国的公民交换交换意见。在占领后最初的日子里,铁路和其他交通工具自然是在混乱之中。过了足够的时间,我请黄华指出我去上海必须要做的步骤。他又是说,我现在只是个普通的美国人,但是当然它是个“特殊的情况”。将我当成一个普通人,他对我大使馆的护卫、傅泾波和我,一个大使馆的官员和黄华的三个特派人员做了所有的安排。他的代表在上海和我们会面;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两辆车的便衣警卫跟着我。这样做的原因似乎是由于怕国民党的特务(他们认为城里还有许多特务)会对我做点什么敏感的事而给新的当局制造麻烦。结果就是我不能像往常那样自由走动,只能呆在总领事的住所,拒绝社交的邀请,而等待人们来拜访我。我不仅觉得自己过于突出,而且可能招惹特派人员对来访的人(特别是中国人)有不欢迎的注意。对最初共产党统治上海的日子的印象,是他们【251】控制得有力、有效、清廉;但是他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宣传并以条件差的民众的名义,则会激起变得很剧烈的劳工混乱;国家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狂热,撞击着这个大都会,让五百万人吃饭以及保护他们的实际迫切需要,使得上海成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实验场所。

我的外交界同事都很急切地看我是如何被对待的,因为其中有几个人也想这样做。因此,我下决心要争论国际上都同意的外交豁免权,譬如其中的行李免于检查。共产党的官方立场是:我们是普通人,没有这个权利,所以可以用它来检测对立的原则。万幸,没有发生这事。但是我的特殊通行证上说我是“前美国大使”,这使我和我给看它的人忍俊不禁;但是有个欧洲的同事在得到类似的头衔时变得十分恼怒。

在上海,有件事表明英国和美国在处理中国事务上,以及在自己的处境改变时的一个显著不同。有两家外国人拥有的英文报纸在共产党“解放”上海后在那里存留了下来,并且决定在新的统治下暂时继续下去。那是北中国每日新闻(中文名为字林西报,英国)和上海晚邮报(美国)。北中国每日新闻的名称是英国从广东和香港北上到了上海的记录,在那个初创阶段,他们觉得上海已经是十分靠北了。在我和我弟弟还是孩子的时候,我父亲在杭州就订阅这个报纸。那时它有个副标题,叫做最高法庭及领事公报(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那个醒目、宏亮的全名字灌输在我那幼小的心灵里,成为对英帝国壮丽前哨奇迹的极大尊崇。【252】每日新闻很久以来就占用面对外滩、一排属于英国官方或半官方企业大楼中的一个;它近年来被谑称为“外滩的守旧老女人”,因为它的编辑作风是典型的严谨、拘谨的。

我在这次旅行时,这个报纸疏忽地登了一个传言,说国民政府的海军在长江口布了水雷,因而威胁了来上海的道路。马上就有了后果:所有的航运都瘫痪了,在这个依靠航运才能生存的城市里,普遍发生了恐慌。对军事和意识形态冲突很有技巧的新当局,在对待这一类问题上却完全没有经验;在一个星期之中,没能采取任何措施。最后,在英国人的指引下,两艘临时的扫雷船清理了航道,恢复了公众的信心。这个事件如果不是出于愚弄,就是道听途说的。但是不能不找个替罪羊;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报界把所有的都归于北中国每日新闻,愤怒地责骂它。这部分是共产党标准的伎俩,部分是长期以来反外积怨或妒忌的牢骚发泄。一个几十年来无可辩解的英国半殖民统治的机关报,怎么对待这种侮辱?它在它的头版上刊登了一封英文信,附上中文译文,向军事管制委员会表示了真诚、谦卑的歉意,说它有错误,传播了没有证实的消息,给上海带来了伤害。从中国人有能力让这个报纸停刊,以及英国人在上海有大量的投资来看,这个行为表明了某些性质,是这些性质帮助着英国人在他们过去的辉煌削减、退缩的时候如何做自我调整。在情况处于变化的时候,这个报纸至少得到了缓刑。

也是在这个期间,美国日报的编辑兰德尔·高德(Randall Gould)接到了他的经营经理的电话,说【253】他被要求增加工资的雇员锁在报社里。由于最后的这些胜利者的极端宣传,这种事情对中国和外国雇主都不是极其特别的经历了。高德(Gould)以他对美国同事和对报纸的责任感,虽然知道会有同样的命运,但他立即去了办公室。争议继续下去,直等到来了工会的代表,提出了一个更合理的解决办法。非常奇怪,当美方提出要将这事提给市政当局时,所有的中国人都反对。到了午夜,达成了协议。但是当排字工发现编辑为下一期写了一个报道,谈了事实发生的经过,他们就又开始罢工。在高德(Gould)看来,这是侵犯编辑部的权力,是不能容忍的,他宁肯把报社关掉也不肯做这样的让步。但是对于即便是职务低下的中国技工来说,那却是公开的丢面子。新的当局是否后来会不容忍保留一家一向是自由、坦诚、但是基本上是友好的报纸?从共产党一般的作为看,这至少是可能的。但是高德(Gould)的决定是无可替代的美国式决定,正像他同时代的英国人的现实主义的决定一样。

只是由于传言说长江口布了雷就对上海造成了伤害,这可能使败北的国民党首脑宣布了关闭所有的共产党港口。他们狡黠地不使用“封锁”这个字眼;他们绝望得已经不去认真注意英国和美国抗议它是不合法的。但是它起到了继续绞杀这个城市生活经济动脉的预期效果。

在上海涉及到英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许多事件变得极其麻烦。它们常常是由于工人总的动荡引起的,有时是由于【254】个别的无意违反了新规定引起的。原先在外国人的居住区英文是必不可少的;现在,突然坚持只用中文,这就在留下的外国人中造成了难为和恐慌。倒霉的那些人遭遇到粗暴的对待,污辱性的言辞极为伤人,使人感到羞辱。他们被迫签署声明,做出道歉,并且将那些声明和道歉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附有对事实的伤风败俗的歪曲。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用来做社会学的个案研究。主要是英国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具有轻蔑的种族优越感的态度,这是十足的吉卜令(Kipling)的传统。这种“上海头脑”变得极为明显。随着这个港口和中国民族主义迅速扩大,对这种态度的仇视也在增加,虽然由于情况的需要它是在默默地加深。尽管在日本人占领下,以及在日本投降后将市政权威交还给中国后,这种旧风气有所改变,但是它还徘徊在那里;愠怒、敌意仍在加重。在最后的那段时间,国民党是如此急切盼望美国的援助,最高层的指示使得美国人受到了特惠的待遇,而许多美国人也天真地认为是理所当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种族歧视积怨的理由更加大了。

除了所有这些以外,还有共产党毫无休止的反对外国特别是美国的宣传,把我们都说成是贪婪的帝国主义分子。没有服从撤离安排而留在上海的外国人,他们留下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中国人的友好感情,虽然他们充分理解会有哪些不愉快和危险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却成了过去积累的仇恨作用的受害者,他们的受害还由于用旧仇哺育新近共产党灌输的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和它的自负。【255】

8

到了七月底,我开始认真计划我的撤离。有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譬如将我们领事人员从沈阳撤回。我还在等待一位国民党的领袖人物从北平回来,他很盼望能够和共产党在一个没有偏见的国际项目中合作。毛泽东和他的同事曾经力促他访问北平,我相信他会给我第一手可靠的关于他们意图的消息。为了能够保证有足够的时间等他从那个情况不详的旅行回来,我把日期定在七月十八日。等待的那个飞机已经修好,做了试验飞行,结果满意。允许这样做,是共产党愿意促进我离开的明显证据。但是有了个不祥的麻烦征兆。当地的公安局(警察局)准备了一些离境申请表,在末尾有一个“铺保”,是担保有关的那个人离开时没有拖欠的债务、也没有尚未解决的诉讼问题。这样,就开始了一个概念的对立,它本身是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但却完全表明了毫不妥协。共产党武断地决定将外国的外交人员都只看作是各自国家的公民。他们打算要所有的外国人都填写,而没有想过(或者根本不知道)外交人员离开一个国家的时候,有豁免权利的惯例。但是已经公布了这种条例,如果再把它取消,那不只是丢面子,而且成了承认一个盲从的制度做出了错误;这个盲从的制度之所以能够保持士气,部分原因就是坚信他们自己的教条,决不能有任何一点怀疑。

但是,国务院却极为严肃地将这个问题看作是原则、威信和事无先例的问题。黄华和章汉夫和他们在北平的上司保持联系,【256】并且试图影响他们当地的同僚。黄华一向当然总是防范着不能让人看着像是对他原来的大学校长有感情而牺牲党的利益。他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妥协。我则被免除了那个令人生厌的“担保”和行李检查。我可以将三个月来积累的绝密官方文件和所有人员的私人信件带走,而不受任何检查。他觉得原来允许乘大使馆的飞机离开中国也已经很是例外了。他们接管时,飞机已经在这里,只要海岸线还在被封锁着,这是我外出的唯一办法。

机组一共有四个人,包括我的空军武官约翰·当宁(John Dunning)上校和他的副驾驶。其他的乘客是上海总领事约翰·卡波特(John M. Cabot)先生,使馆人员亨利·信德里尔(Henry Hinderer)先生,威廉·奥利弗(William Oliver)先生和夫人,和傅泾波先生;所有的人都说是因为医疗咨询而离开。奥利弗(Oliver)先生的身体曾受到上海警方的暴力,为此以及所造成的心理后果而被命令回国。我们曾经试着探索是否有可能从两个中国私人银行和一两个其他公司取得铺保,但是作罢了,因为得知他们因为不信任共产党的做法而不敢冒那个危险。报告了这个情况,他们告诉我们说,美国的公司也行。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让我们自己的任何公民去担保他们自己的外交官员,这实在有些滑稽。国务院发来指示,说一行中的任何美国人都不能接受任何担保人,即便是大使馆作保也不行。这样,在南京的夏天酷暑和令人发狂的焦虑中,日子就滑了过去。在我应该加快飞返家园的时候,却一次次地出现在教堂和其他聚会中,会见自己的外交同行和其他朋友,实在让人觉得羞辱。

【257】国务院要发表一份“白皮书”,回顾它近来对华政策的全部情况,来回答国会和在其他地方对它的批评。这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它显然对国民政府和共产党都做严厉的谴责,因为国务院要我在发表它之前安全地离开中国。它要在七月二十三日公布;最初那似乎是要给我多一些机动时间。印刷有了拖延,使它推迟到了八月二号。华盛顿和我以及黄华和北平交换情况拖拖拉拉,似乎即使发表的时间有了意外的拖延,但它也不会使我免于国务院认为发表它会给我带来的后果。我自己担心的是,它可能会激怒共产党,会破坏对我离开所进行的微妙商谈。

在焦急的等待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共产党的政策使得我对国务院建议,要做出将美国人撤离共产党控制度地区(特别是上海)的计划。反美的宣传变得更为辛辣、刻薄,对苏联的效忠变得更为坦率,对外国(实际是对所有的私人)的企业的歧视变得更穷凶极恶,警察国家的压迫技巧和国家操纵的企业的技巧正在成形。没有离开中国的传教士,一般都以原来带领他们步入这个事业的灵性面对未知的未来,并且希望在前途不佳的情况中留下来的本身,会成为有证据意义的有效形式。但是对于企业界,前途的确黯淡,任何理想主义的目标都不能带来宽心。美国商人和英国商人的情况也还有区别。很多英国商人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投资在上海和其他口岸,如果撤离,就会破产。保持住这个利润丰富的贸易,对英国国家来说也是远为重要的。幸运的是,我们和中国的贸易【258】在美国对外全部进出口中,只占百分之二三。即便是由于放弃他们在中国的利益而受害最为严重的美国人,可能也会在其他地方重新开办商业,而没有太大的困难。

在这样一些考虑的下面,是共产党直率的声明:外国不要涉足中国。那主要是对我们讨人嫌地援助他们对手的政治愤恨。但是在黄华对我所说的里面多少也有点道理,他说,任何一个农民、商人或学生都会同意他和他的同志们的意见:希望我们停止闯入中国的事务。但是,对于所有的这些还有另外的一面。他们的领袖知道中国在过去从我们这里接受的所有物资救济,也知道他们自己迫切需要恢复经济和工业,而在这方面苏联和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给予足够的帮助。但是尽管有这些实际的迫切需要,他们也不能偏离他们的正统教条。

一定是经过了剧烈的讨论,共产党最后同意了让大使馆为我们一行的其他人签署所需要的保证。这是极为勉强签署的,我被指令要先提出严重的抗议,仔细说明他们的规定是多么粗鲁地违反了迄今为止的普遍同意的国际外交礼仪。由于他们粗暴地、不退让地不承认我们的官方地位,他们就坚持拒绝我们反复受命提交的抗议,因为再次出现这些问题会影响我们和我们的国民。在这方面,黄华又一次极大地放松了他其他的忠诚,否则他不会听一个美国的大使像对一个过去的学生那样讲话。顺便说说,这个相当愚蠢的态度,我的加拿大同行很高兴谈下面的故事。在我旅行去上海后不久,他也到了上海。他的护卫抗议要求他做些没有要求美国大使做的事。回答是美国大使根本就没有来过。【259】当提出我的名字的时候,负责人员淡淡地说,最近是见到过一个叫那个名字的著名教育家。

最后看来我们可以起飞了,日期又定在八月一号。那比最初定的日期晚了两个礼拜,但是还是在计划发表“白皮书”之前。

转自《二闲堂》网站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