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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司徒雷登

第十一章:更加困惑

【213】 一九四八年的结束也是中国的一种政治制度和一种传统的终结。在那年最后的那几个星期里,围绕委员长的世界正在崩溃,但他仍然在高度沉着、勇敢、和顽强的意志下,静静地制订他的计划。

在圣诞节那天,他做出了隐退的决定。他任命了一些他信得过的同僚制订程序的细节,并安排李宗仁副总统担任代理总统,进行接管。他想有秩序地移交权力,但要继续和共产党抗衡。在他的新年文告中,他提到他希望和平,而且他已经准备好引退。但是,他提出了要共产党接受五项条件,作为他引退的先决条件。

一个星期过去了,共产党没有任何反驳,只是在他们的广播里讽刺挖苦地提到它。政府认为那个和平措施已经确实被拒绝了,所以就着手制订了保卫首都和迁都广州的计划。又过了一周,毛泽东广播了包括他的八项条件的激烈答复,并且同时命令他的军队继续前进。这使得政府的领袖们更为困惑。那八项条件极为苛刻,最终几乎是无条件的投降,第一项是要求把“战犯”交出来。

共产党兵分三路前进,到达了南京对岸和南京以东和以西容易渡江的北岸【214】前,实际上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不明智地、也没有效果地派了四个军过了江,想阻止共军,但共军邻近时,又把他们撤了回来。在南岸附近的小山上筑建壕沟和水泥的碉堡,浪费了钱和人力。所有负责的领袖们都意识到继续进行那个战争是毫无希望的,但是投降则是悲哀和耻辱。自从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建立了政权后,他们一向是中国无可争议的国民政府,打胜了抗日战争,最后在联合国里还有了“五强”之一的最高威望。

在绝望之中,政府试用了多种权宜的手段。他们咨询我,让我去和“五强”的其他四国联系;虽然我指出用这个办法不大可能有什么帮助,但是我还是试着做了。请求那些政府或是单独或是共同施加影响,来帮助将对立的双方带到一起来。每一个政府都立即并且有礼貌地拒绝了,解释说,这个问题最好是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对掌权的人来说,这都是一种屈辱的困境,但是在中国,这样“丢面子”以及无法再充胖子,对一个人和一个党,这几乎比当前困境给予的屈辱更为屈辱。在约一个月以前,匆匆忙忙做了迁都广州的决定,随后又同样匆忙地取消了它;在长时间的争论后,再次做出了迁都的决定。接着的情况是,对全世界暴露了国民党领袖们内部(很多是个人之间)的矛盾。我和许多个人谈话时,几乎无一例外都明显地表明了他们希望明确或影响美国的政策,来立即拯救他们。【215】

我所能做的只是表达一种干巴巴的同情,并且让人们不要依赖美国能够起到天降解围之神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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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自然希望外交使团迁到广州去,这样就有助于保持他适当的地位。从技术角度上看,我们对此都有授权,是应该随着它去“临时首都”的。路易斯·克拉克(Lewis Clark)是我的领事,他有公使衔,受命带领一个工作班子去了广州。属于北大西洋集团国家的那些大使,在那些困扰的许多星期间,曾举行非正式集会研讨。大家都有相同的意见:暂时留在南京;它也得到他们国家的类似的支持。由于这个集团成员的态度,也由于其他国家对美国决定的同意态度,使我不得不知道我们在世界上的新地位。有几个小国家训令他们的代表:美国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里有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后来,在所有大使馆中,只有苏联大使迁去了。他和我们之中的一个人说,他的政府命令他这样做,以避免如果他留在南京会出现谣言和猜测。苏联似乎比较谨慎,根据协议、外交礼仪做该做的事。

这时,中国政府有他自己的问题。对于哪里是实际的首都有不同的意见,甚至孙科在他后来安全到达广州之后,还说政府仍然在南京。曾经决定,所有部门的头脑都要留在南京,但是大多数都溜到了上海,或者自己设法去了广州。不幸的低级官员的困难可以从下面的情况表明:属于外交部的二百人,带着随属四百人,【216】他们开始了艰苦跋涉,在一个十分拥挤的火车站呆了三天,那时火车的服务都乱了套。当他们最终上了车之后,为了让位于军队,他们以及其他的乘客都在去上海的某个地方被赶下了车。最后的消息是,他们在吴淞等了一个多星期,才有轮船送他们南下。另外一群卫生部的八十人,在上海等了四十天。可以想象到,办理公事会是多么缓慢和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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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广播中对委员长新年文告驳斥后的一周,委员长悄悄地飞回到在浙江沿海附近丘陵地带、他那风景如画的家乡。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李宗仁副总统代理了总统。但是忠于委员长的陆海空军下属仍然要他,并且只听从他的命令。对于他的专横、支配人的性格以及中国人高尚的忠诚的美德有多么深厚,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证明。他极仇恨共产主义,从良心上讲,他既不可能无作作为,也不可能无动于衷。李宗仁代总统陷入了几乎无法忍受的处境。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认为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能通过谈判取得和平。委员长开启了谈判的大门,政府也正式批准了它。但是李宗仁几乎是孤独地留在了首都的困境中。共产党的先遣队就在长江的对岸。他们的广播天天嘲弄显然在犹豫并且在瓦解的政府,而且不断附加许多无法理喻和离题的要求。剩下的政府军仍然是由服从委员长命令的军官在指挥着。货币一天天贬值,贬得几乎毫无价值。所有的金银和政府的流动资财,都在委员长的命令下送到了台湾。【217】这表明他和共产党战斗到底的决心。老百姓渴望和平,一般都认为共产党会得胜。李宗仁自己是在战犯的名单上。在共产党的要求中有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幽默:要和谈,先决的条件是要把其他的战犯交出来。李宗仁独自留在被遗弃的首都,被他的已经离去的同僚们的争吵弄得无能为力,被共产党批得体无完肤;但是他勇敢地继续寻求和平。一个非正式的使团到北平去开辟途径,共产党蓄意冷落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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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最后的一两个月和一九四九年的头几个月,对我个人来说是很有意义但却是感到无能为力的一段时间。我记得在日本入侵中国后不久,当时的美国大使、我的朋友纳尔逊·约翰逊(Nelson Johnson)那时对我说,大意是,我们是坐在前排座位上,观看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齣戏,无能为力做点什么,只能观看它、了解它。那时我怀疑,那位美国的代表是否只能做个观众。但是,现在,我是坐在豪华的包厢里,观看一个甚至更为悲惨的演出。

前面的那齣戏,至少还有高贵的英勇性质,是意义明确、联合抵御一个远较强大的外国侵略者;而这次的,却是在两种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巨大战斗,被官僚无能败坏了的民主理想主义的一方,屈从共产主义教义、偏执、无情、令人难以容忍、败坏了有生气的社会改革的另一方。苦难中无言的广大群众受难者,对双方都不在意,而且对它毫无力量有任何作为。

【218】我希望能够像往常一样回燕京度圣诞节假期,但是没有那样做,因为那时战斗已经把北平地区包围了,而我在那里露面会引起不合适的注意。计划任何一次旅行,我都将这一点考虑在内;在希望和平的愿望开始表现得更强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多年以来,我都在燕京庆祝圣诞,为教师的小于某个年龄的孩子,在下午举行一次聚会。在最初,只有几个我特别喜欢的、主要是美国的孩子;到近年来,数目达到了两百个左右,主要的都是中国孩子。没有能在北平买到那些物品,所以我要军人服务部送一定量的蔻蔻、糖果,等等。我知道这些物品在关闭城门(防止共产党进入)前一天送去了校园。校园不久就被共产党控制了,但是进行的圣诞节和宗教的活动没有受到干扰。

尽管我很失望没有能够去我认为在世界上我最为所属的地方去度圣诞节,但是,最终我很庆幸我被迫留在了南京。我们大使馆的几乎所有的“从属”和其他被看作是非必需的人员,为了安全的缘故都被送走了。因此,为了在我的新家的成员中维持圣诞节的气氛,并且在他们的孤独中更熟识他们,就成了我的快乐。我曾两次计划为那时在南京的燕京校友举行圣诞前的聚会,但是觉得在国难期间即便是亲密朋友的聚会也似乎有使人不愉快的味道。因此,在一天晚上我宴请了二十位左右他们中较重要的人物。一个经心布置的圣诞树和一些适当的庆典,我的家为聚集而来的阴郁提供了一些圣诞节的欢庆。【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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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况迅速发展的这几个月里,在美国也发生了对中国和我都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委员长和他的同志相信多马士·杜威(Thomas E Dewey)实际上保证会当选,这就意味立即给中国有力的军事援助,不再像杜鲁门-马歇尔那样犹豫。这样的干预是否值得以及是否可行,在总统选举有了令人吃惊的后果之后,成了一个学术性的问题。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无论我们附加几乎任何条件,委员长都会欢迎接受。

在十二月初马歇尔国务卿做的那个大手术,以及他后来的辞职,使我深深不安。我和他密切相关的人一样,都不得不对他那伟大的品质十分尊崇。因为是他挑选我担任这个职务、而我同意只要他觉得还需要我的帮助,我就担当下去,更不用说我早已超过了一般的退休年龄,我当然应该和我的上司一同离去。在我被任命时,艾奇逊(Acheson)先生当时是国务次卿,在马歇尔任职的头几个月,他继续担任那个职务。因此,我和他在远距离上有些交往。我设法让总统和他不要对我的去留担心,但是他们愿意我在中国的混乱变得明朗前,留在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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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自然就来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实质这个极其复杂、极有争论的问题以及我和它的关系上。我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国朋友,【220】对任何一方和任何一种思想都没有特殊的同情,因此,马歇尔将军最初才要我帮助他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我的朋友中有共产党,我对几个共产党的领导还比较熟悉。很多燕京的学生“去了山的那边”,后来我遇到的一些告诉我说,他们相信是按照燕京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而生活的。这是那个运动的理想主义的方面。我热烈地坚持自由,我无法不用它来理解他们有权选择他们自己的经历。在马歇尔调停期间,我尽了我所有的力量来消除互相间的怀疑和误解,而怀疑和误解在当时可能并不是联合的主要障碍,主要的障碍可能是无法协调的意识形态。

但是在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期间,马歇尔国务卿和苏俄打交道的经验(美国全国都和它有共识,也受到大部分西方世界意见的支持)致使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有了根本的变化。后来都认识到,各个国家的共产党都在克里姆林宫的控制下,用暴力进行世界革命,要在任何联合中做主宰,并且用它的力量去加强一个独裁制度中所有的邪恶;简单说,共产主义对自由制度是个阴险的威胁,它为了达到目的,肆无忌惮地使用任何手段;对它要处处小心防范,要与它战斗。

后来,我接到了极其明确的指示:怎么也不要鼓励、帮助组建包括有共产党的联合政府。美国官方的政策似乎已经完全转变了。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是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它是否会被以下的因素所改变?如历史的、种群的、和中国环境内在的其他因素;是否可能在如此大量、如此散漫的人群中推行、使用极权主义的办法;以及领袖们是否能够消除民族的意识。在共产党迅速增长的时候,美国报界的【221】意见普遍反映出沮丧,并且包含很多对国务院的尖刻批评。在纽约市,我的两个好友,都是所谓的中国权威,在二月举行了一次公开辩论,那个辩论报道是情况混乱的一个缩影。一方是斯坦利豪恩·贝克(Stanley Hornbeck),他自以为是的论点是,还不能说不能帮助蒋介石的军队恢复其军事力量;另一位是那散尼尔·派非(Nathaniel Peffer),他坚持的主张是,要从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中完全撤出来。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是否可以对中国的老百姓全心全意地做点有建设性、有用的事情,来抵消我们所知道的以及所惧怕的欧洲共产主义的作用?在所有这些翻腾的混乱之中,有十分明确的指导原则,那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急切地渴望和平。

这很有讽刺意味。美国是通过争取自由才建立起来的,她还在全世界首先以其所能建立了经受过不断检验和改进的真正的共和形式的政府。我们的历史和大家熟知的我们对中国友好的帮助,曾经是中国改革精神的灵感所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林肯对民主的不朽说明的巧妙翻版。在苏联标准化了的共产主义,已经蜕变成了充斥着邪恶的极权主义仅存的一个形式。但是,在中国,那些领导以民主和自由为口号、走向胜利的革命的人,却谴责我们说帝国主义在帮助反动势力和腐朽的官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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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和平的期望越来越大,最后凝结成了一个“人民代表团”,由著名的外交家颜惠庆博士带队,成员中有没有被共产党攻击过的、地位显著的国民党官员邵力子【222】。(颜惠庆博士曾担任过驻莫斯科大使。我记得他回来后告诉我,在莫斯科有多么无聊。俄国人都不敢和外国人有什么社交来往,因此,外交界那个小圈子的人轮流互相招待。见到的总是同样的那些人,吃同样的饭,没有其他花样。他幽默地对我评议说,现在外交界使用的粗鲁甚至无礼的语言,那和他在欧洲许多首都学到、经历的正式的语言和礼仪是非常不同的。)这个和平使团的成员都是受人尊敬的上海人,只有邵力子代表国民政府。一再延迟动身,引起了共产党的怀疑后,最终在(原文误为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起飞了。这是颜惠庆博士第一次坐飞机,由于怕飞行会对他的心脏有影响,他还带了一位医生同行。共产党的领袖们接待了他们,这对他们的和平愿望带来了有希望的信念。不要设想这次探索性的行程会包括什么细节,但是答应他们,在三月十五日之后,尽早在合适的时间,请他们到北京参加一个和平会议。颜惠庆博士和邵力子先生从北京去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所在的石家庄。但是一到了那里,就告诉他们要坐吉普车走三十英里的乡村道路去一个村庄。行程结束后,他们累得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去睡觉;第二天早上还僵硬、酸痛。这是颜惠庆博士的又一个新的经历,他瞥见了甚至是最上层的共产党人生活的俭朴。使颜博士惊奇的是,他发现那个有名的共产党统治者是个和蔼、有时甚至是善良的、可亲的主人,而不是他想象的那么严厉尖刻的人。

代表团在二月二十七日返回了,它产生的乐观情绪大大加强了代总统的地位。代总统在那时飞去了广州,去邀请行政院长返回南京。【223】这是一个很高尚的行为,使得他更被认为是愿意做一切的努力,去将他的政府团结在一起,并为和平而努力。在中国这样放下架子、屈尊以求,比如果发生在美国的意义要大得多。孙科很快就发现他处于两难之中:是拒绝服从(那就是他事业的完结),还是回南京(在南京的立法院已经召集到了法定人数,并且谴责他迁去广州)。最后,他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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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这些回忆录找个地方,对我在中国整个生活期间,以及更是更近以来官方关系中认识的美国武装部队的军官们致以敬意。这里似乎是合适的地方,因为贯穿的主题就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还因为这些美国人也是由于传统和环境使得他们成为他们的那个样子的。在北京,我不太正式地认识在我们大使馆任职的海军和陆军武官、轮换的海军陆战队卫队的指挥官、和偶然来访的军官。日本人释放我之后,在当他们去了北平,以及我去昆明、重庆和上海的时候,我见到了更多的这些军官。

在上面提到的最后那个地方,上海,在我就要飞去美国的时候,我认识了魏德迈将军,在和他亲切的谈话中,我个人第一次领略了他的优异的品质。对美国军人的这个总的好印象,后来在我们大家都正式代表我们国家在中国的利益时,得到了大大的加深。即便不是军人,是个老百姓,也能够看得出他们的专业造诣和他们高水平的责任感。他们是我为之骄傲的美国同胞,我深深珍贵他们的友谊。【224】我首先尊崇、极为出众的马歇尔将军。就我的记忆,和我接触较多的 大卫·巴尔(David G Barr)少将,海军中将奥斯·卡巴志尔(Oscar C Badger),海军少将佛兰西斯·欧尔德(Francis P Old),海军上将司徒尔特·默瑞(Stuart S Murray),毫无疑问地还有我自己的陆军、海军和空军武官等,也是同样出众。我接触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机会很有限,但是就我所接触过的,他们也都是这样。

我当然知道还有另外的一面。但是我主要的兴趣并不是无条件地称赞美国的军人,如果中国军官也有同样的机会,我相信他们也会有同样的较高的品质。我们军官所具有的那种品质,并不只是由于他们经过很有计划的技术训练,和受到好的对待,它还由于我们国家的文化。我从岗位近处观察他们,显然看到基督教的信仰成了他们文化中重要的组成成分,因为它在影响着他们的性格和特征。中国今天的悲惨状态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不足,一是科学训练不足,二是在一个貌似现代化的军事体系中,它的军官却没有道德伦理的标准。无论我们怎么看待战争的恐怖和仇恨,但是我们建立了一个美好的制度,能够为了美国和全人类,在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危急时刻,训练我们可以完全信赖去承受保卫国家责任的军人;我们为此感到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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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的困惑加深之中,在三月一个阴雨的星期六,有一个让人高兴的插曲。在我家里,傅泾波的二女儿和李汉铎(Handel Lee)博士(我在南京神学院的学生,后来是那里的校长)的儿子举行了定婚聚会。我这精神上的孙辈、年轻、美貌的夫妇,就这样把南京神学院和燕京大学结合到了一起。傅太太和傅约翰是从上海来的。我的客厅真地是摆满了代总统和其他中国的朋友送的花篮。【225】我用两种语言主持了一个简单的仪式,理查德(Richard)和多罗茜(Dorothy)交换了戒指,然后送上了点心和饮料,客人们随意地聚集交谈。那是个不寻常的聚会,有传教士、中国教会的人、政府官员、燕京校友、还有大使馆的一些人,包括身着军装的海军和陆军武官。他象征了我在中国的各个时期,它们每一个都激起了我相当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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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个小小的浪漫插曲外,那天还是充满大事的一天。我们收到了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具体条款的消息;陕北共产党广播了包括了至今最为明确、直率的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结盟的声明。这个广播显然是被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激惹起来的,也被认为是由莫斯科授命的。它颠倒是非地指控由美国带头的“战争贩子”阻挠苏联在联合国为和平的努力。它极力颂赞斯大林。那整个的声明发散着仇恨和偏执,以及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忠诚。在无疑是受到苏联的影响的这个和其它广播里,他们谴责美国帝国主义,其恶毒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谴责国民党。他们开始说我“仍然是(过去是委员长的,现在是李宗仁的)南京的太上皇”,意思是他们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都在听我的指令。他们要李宗仁脱离开蒋介石和我。

货币的问题很快变得甚至比军事问题还严重,它损害着军事也损害着公众的士气。通货膨胀的速度是如此之快,到二月末,全部流通的金元劵只值两千万美元。【226】但是,一个月之后,它贬值了一半。在二月末,发行的钞票达到约为三百亿金元劵,在一个月后,它增加了150%。对美元的汇率每天大约增加百分之十,日用品的价格也保持在这个速度上。情况变得严酷可笑,因为印刷厂无法足够快地发行使用的新钞票,因此,利率达到了无法想象的数字。在四月份,政府的收入只有它支出的5%,而且征收的花费超过了他的收入。尽管经济上有所有的这些困难,但是政府继续付清它所有的外国债务。

这大大地有利于它,但是它却被一些异常的情况所抵消,例如从青岛将食物空运给太原的军队。山西坚定的省长阎锡山已经长时间被困在他的省会,如果要把它守住,就需要不断的食物供应。太原拴住了共产党的军队,不然,那些军队就可以去进攻其他地方。但是在北平和天津失守之后,守住太原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就减少了。如果太原失守,制造武器的兵工厂就会落入共产党的手中。尽量把一些武器空运到像汉口那些需要的地方,但是防空火力使得空运十分危险。最多能做到的可能只是推迟投降。这个穷困的政府决定了每天挥霍三十万美元用于这个和柏林空运相似的空运。它显示了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何等重要,以及各处的政治争议如何有违于一般常识。在那时,那个被困的城市里面的居民,成千上万地在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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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四九年的头几个月,李代总统既有计谋又有勇气地应付着这些重大的问题,【227】赢得了很大的尊崇和同情。我们继续对他说明这一点,但是却无法给他其他什么帮助。最后,何应钦将军显然是由于值得尊敬的动机,同意担任了行政院长。但却很难组成内阁;费了许多周折,找到了在地位上和能力上都不是第一流的一些较年轻的人,但是他们干净、清白、有公德心。在中国事务中,已经到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动机的时刻了。(S Y Liu ,Liu Kung-yun)刘攻芸(音译)先生以这种精神担任了财政部长;我对他说,担任财政部长比在前线打仗还要有更大的献身精神。曾经服务于各种财经岗位、名声清白的两个燕京校友,被任命为副部长。我建议他们二人接受任命,因为这是表达爱国责任心最有用的形式。将“政府定位”在遥远的广州不是没有很大的缺陷,政治的压力更加重了管理上的困难。总起来讲,广州的国民政府比较反对通过谈判争取和平的努力,它还怀疑李宗仁正在准备做过多的让步。

此时,委员长在他的家乡有秘书班子、卫队、长途电话和所有指挥事务的手段。不断有人去看他。人们说他在熟悉的景色中、友好的乡亲间,看顾孙儿嬉戏,过着一般退隐官员的田园休闲生活。但是,他实际上是在积极地谋划军事和其他事务。他不断给代总统和行政院长发出信息,说他尽力支持他们,他无疑是真诚的。他知道会谈会失败,战争会重起。他指望着美国最后被共产主义的威胁所唤醒,那时我们会援助他。

中国古老的师生关系超越了所有抽象的权力和宣称。空军和海军的首领【228】以及高级将领们都忠于他,不是忠于任何名义上的领袖,更不用说忠于并非实际是人的国家了。有近代头脑、在国防部任职的年轻官员认为,如果他们能够有统一的指挥,有协调的陆海空军,他们就可能使共产党渡长江成为冒险的行为。但是比战略更为重要的是发给军队的银圆。军队不要金元劵,每人每月要四个银圆(两美元),即便是两个银圆也能够维持住士气;否则共产党的间谍用硬通货或者单纯的许诺就能够把他们收买过去。政府有三亿美元的金条银元,但是大部分都安全地放在台湾;大量的军火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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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的头三个月,和谈的准备缓慢地拖延着;就像后来证明那是个四月一日愚人节可怕的玩笑,正式的和谈六人代表团在那天起程去了北平,带队的是张治中将军。然后是两个星期的非正式讨论,在此期间,从北京来的报道和无稽的传言使得公众的焦虑和宽心起起落落。货币也跟着起落。和由于军事胜利而骄傲自大的共产党打交道的所有的人都在渴望和平,李宗仁在寻求和平上表现出了勇气。当他谦逊、耐心地避开共产党的傲慢无礼时,以及恳求他自己团体内部团结一致时,他持续地赢得了民意。

共产党要做目中无人的征服者、毫不妥协的一党专制的独裁者。他们装腔作势地将和谈代表团说成是“毫无诚意”的,这是他们自己喜爱使用的字眼。他们起草了一个冗长的文件,命令政府的首脑们在虚线的地方签上字。【229】根据已经熟悉的方式,这些首脑们要坦白他们的罪行,并且要恭顺、单独地请求复职。他们要交出所有的资产,并且要执行自己的任务,直到解除他们的职务。那时,国民党政府就要自行解散。政府代表团在他们两个星期的耐心讨论中的成就,只是软化了不多的几个词句。

我是极其失望了,因为我知道他们的许多领袖具有中国的传统和优秀的品质,所以曾经希望那些传统和品质能够避免那些不可理喻的极端。它有多少是由于他们长年的艰苦奋斗和个人仇恨加深了的、胜利带来的骄傲自负,有多少是由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致,有兴趣的人可以做做推测。但是,无论如何已经做出了那个致命性的决定。他们对所有野战军司令员发出了命令,要他们渡过长江,“解放”南方的那些省份。在命令中,他们说,对方拒绝了他们提出的如此“宽大、合理”的方案;这不能不使人再次怀疑共产党思维的奇特之处。他们的训练是否使得他们的脑筋不能和其他所有人做出同样的判断?他们是否真相信他们定规和平的那个文件,在调子和条件上包含了宽大、大度、合理、理性?亘古以来,中国人就纪念春季的清明节,到祖坟去扫墓,清明节和在时间上差不多的我们的复活节有类似的精神。我曾打算为此目的在四月初去杭州,带大使馆的几个人和我一同欣赏优美的春天景色。行政院长通知了省长和市长,这意味着尽管我请他们不要,但是一定会有一定的官方宴请。我说我不做公开演讲,但是建议【230】和国外的使团、可能和所有的外国传教士、中国的基督教士、以及燕京校友见见面。但是在起程前的一两天,共产党惊吓了代总统,强制要求说,如果在五天之内不同意,那就是让他们渡过长江的信号。当我告诉李代总统我已经不去旅行的时候,可以感到他宽心了一些。

接下来的是复活节前的一周,但是在我,它的神圣追忆大部分被一天天的事件、和焦急地猜测北平的会议可能揭示共产党的意图所遮蔽了。他们希望的是真正的代议制政府,还是一个极权式政府,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涉及到人类的命运。从复活节前的星期日(棕榈星期日)开始,来访我的人数一如既往,但都带有危急即将来临的意味。来访的有各种级别的政府官员,有没有民主希望前景、但厌恶几乎已经来到了城市大门的共产党、夹在二者之间的自由主义者,有来找我对发生的真实情况做些非正式说明的美国新闻记者,有处理日常和紧急之间中间地带事务的大使馆官员。那位疲惫不堪的年轻财政部长或他的某个朋友,几乎天天来访,询问美国是否可能对财政混乱和为发给部队需要的银圆给予帮助,至少在和谈期间给予帮助。

穆斯林的宁夏省主席马鸿逵飞来首都参加会议。一天上午,他按照事先的约定来看我,他希望去美国就医。为避免引人注意,我们是在一个传教士朋友的家里见的面,这位省长的秘书曾是这位主人的学生。中国的西北地区大部分住着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由于这个和其他原因,那个地方有很强烈的反对共产党的情绪。对他们的坚定抵抗,美国要采取什么态度?【231】由于这个地区接近西伯利亚,所以谈了事先计划的这个问题。报纸说这位独特、有趣的长官体重三百磅,但是他说他只有二百四十磅。我请他和他太太晚间吃饭,因为在晚间猜疑会少些。我吩咐厨师不要上猪肉。

第二天又是紧张的政治和一件让人高兴的爱情故事混杂到了一起。一个美国陆军军官和一个法国大使馆的姑娘下午在我家中结婚。大约一个月前,他们问我,我是否能主持他们的婚礼(这种要求的次数已经让人吃惊了),我评谈了一下他们预料这真有可能的冒险勇气。我的客厅用春季的鲜花布置得很美妙,我的法国同行将新娘交给了新郎,整个的婚礼是个令人高兴的插曲,插在聚拢来的阴暗忧郁之中。

复活节那天的天气也反映了这个气氛。那天很多时间,我都在设法安慰我那些极度烦恼的朋友。我曾经允诺在一个联合的礼拜里用英文讲道,虽然任何讲道人在这样的分心情况下,都不太可能准备好他的布道,但是在这焦虑和恐怖之中,宣讲永世的基督徒信心却是感召人的。

按照安排,那天晚间代总统到我家来,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大使也应该到来。加拿大大使困在上海,后来很不高兴地知道了他没能参加损失多多。多米·戴维斯(Tommy Davis)是一位强壮、富有精力的人,是我非常好的好朋友。李总统的秘书为他带来了共产党最后通牒的译文。它甚至比我所害怕看到的还要傲慢、不逊、强硬、不妥协。我们听得十分愤慨。当李告诉我们,他和他的同僚无法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字的时候,我们当然无法对他做任何建议,【232】但是我们让他确信我们衷心同情。这个复活节就以这个严酷的通知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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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通过谈判取得和平已经毫无希望。多快就能够渡过长江?南京的命运会是如何?星期一上午,李宗仁多年的亲密同僚白崇禧将军来看我。他告诉我,李已经决定,在这个危机中,他坚持委员长或者恢复职务全面控制中国,或者就离开中国。那天下午,李找了傅泾波并且告诉傅,李本人虽然会留在首都直到最后一刻,但是李促请我和所有使团的首领都立即迁去广州。

两个月来,有一排海军陆战队保卫着大使馆,预防政府的军队撤离后、共产党还没有接管的那段时期;那段时期可能会有激烈的战斗,或者会有散兵、败兵以及更为无法无天的平民的抢劫和掳掠。最初的计划是让一艘海军舰艇继续留下,一旦恢复了秩序,就让海军陆战队员上船,或者在需要时,把我和其他人撤离。但是国会的表决砍掉了海军的拨款,使得在上海的司令官无法为南京保留一艘军舰。但是他向我保证,我什么时候需要,三天之内就会开来一艘。我据此在十天之前提出了要求,但是有了些耽误;对我们来说真是幸运,舰队司令柏德戈尔(Badger)最后阻止了派船来,除非我对他做出否决。英国人和加拿大、澳大利亚人也都遵循了同样的做法;由于安全,或是需要运送必需品时就派船来。

共产党的最后通牒在四月二十日到了期,此后他们就会开始渡江。【233】英国大使腊尔夫·斯蒂文森(Ralph Stevenson)爵士加快了常规的舰艇轮换,使舰艇会在那个日期安全到来。在星期三早上,他电话上告诉我,溯江而来的紫石英(HMS Amethyst)号最后的无线电报告,说她被炮火攻击了,伤亡惨重,船在下游几英里处。腊尔夫(Ralph)和我是在大致相同的时间任职的,我们立刻就成了好朋友。我听着很同情,还带点宽心的意味,因为觉得那也很容易发生在我身上。救援的僚舰(Consort)立即就冒着北岸不断的炮火快速驶向现场,北岸还击的炮火被打哑了一部分。但是炮弹十分凶猛,僚舰(Consort)无法停下来援救,所以她继续向下游驶去。在同时,黑天鹅(Black Swan)和旗舰伦敦(London)号从上海迅速开来,但经历了相同的情况。紫石英号的一些伤员和其他人游到了南岸,后来乘火车可怜地到了上海。还有些人经过了很大困难被水上飞机救了去。

所有的这些船一共有百多人的伤亡,几乎半数是阵亡。紫石英号完全丧失了,其他的都受到了重创。实在无法相信共产党的军队会事先不做警告,就对中立国的船只开火,而且有意地继续炮轰;为了人道主义的缘故,长期以来所例行的程序却不能那样做。英国的军官最初以为共产党可能不认识悬挂的外国旗帜,所以清楚地指着船体和立即升起的白旗。也许他们已经得到了准备、或已经在执行渡江的命令,而不幸的是紫石英号开始不能动弹的地方正是要渡江的那个地方。他们厚颜无耻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英国的那些军舰是在帮助他们的敌方,而且是首先开火的。

无法饶恕、残酷无情的是【234】甚至不准援救死伤的水手,但是我却隐隐觉得其他中国人对这个看成是国家的自豪感。外国、主要是英国的商船和军舰,长期以来就在这条大河里以自己的愿望、肆无忌惮地来回航行,可是现在终于被英勇地攻击并且被打垮了。鉴于在共产党所咒骂的之中,我们美国是被单挑出来的,所以从更宽广的角度看,幸亏那是英国海军而不是美国海军。顺便说说,他们陆上炮火的瞄准是优秀的。

14

第二天下午,罗杰·莱珀曼(Roger Lapham)从华盛顿来到了上海。在华盛顿他在国会为经济合作署(ECA)还没有使用的伍千四百万美元做了争论。他、我和我们各自的同事们都认为,根据美国的国家利益,那笔钱最好是用于平稳币值,使政府能够用银圆给他们长江前线的士兵发饷,而不将它用于救援和重建的项目。它最好也不过只能满足一部分的需求,而最差则不是在战争中浪费掉了,就是给共产党送去了不该送去的援助。罗杰(Roger)回来的时候带回了自己的太太,以及他同事艾伦格里芬(Allen Griffin)的太太;那两位太太是为了安全返回美国的。这些太太的来来回回代表着那个时期的犹犹豫豫和意见的变化。我要那两位男性和另外两位直接有关的人星期五从上海过来,以便了解华盛顿的情况究竟如何,并且看看是否能够做点什么,来帮助心烦意乱的中国官员避免经济和军事的崩溃,同时设法防守住长江前线。他们来电话说,他们愿意一同乘我们大使馆的一架飞机来,第二天返回,两位太太要陪他们来。【235】

在以前的旅行中,这两位使人愉快的夫人常常和她们的丈夫同来;但是我打回去了电话,说我很怀疑她们这次是否该这么做,如果只是男人早上来、准备好下午返回,那会比较安全。行政院长何应钦曾邀请他们一行晚宴,并且想在其他人按时到达之前同罗杰(Roger)和我私下谈谈;但是那天早上他来电话取消了那个邀请。这些细节有助于生动地描述在中国那段时间里生活的不协调。我们长时间生活在中国的人,常常遇到不知道怎么会没有发生那似乎不可避免的灾难;我们对我们四周人类的苦难悲惨遭遇变得冷漠无情了;我们对价值的颠倒已经熟视无睹了,譬如胜利的敌人实际上已经在渡江,而全军司令官兼任的行政院长却计划招待外国客人,本能地维持这些社交礼仪,并且还具有愚蠢的希望,希望美元可能奇迹般地阻止敌人的前进。

如果中国政府有意继续它的军事抵抗,长江就是一个天堑,天然的屏障。有一位就职于国防部的年轻、极其有为的人曾经对我说,长江抵得上三百万军队。我的陆军和海军武官支持他和其他类似的人的意见:如果他们的国防部有统一的指挥,有陆海空军的协同,加上用银圆给军队发饷并且得体地对待他们,他们就能够守住长江几个月,并且很可能使得共产党改变自己总的策略。

整个的国民党军事系统漠视士兵造成的令人震惊的后果,终于完全现实地暴露出来。他们从来就厚颜无耻地不管士兵的生活需要和舒适,并且也不教导他们为什么战斗。传统上就是这样【236】对待士兵的。在抗日战争时,每个士兵都有自己抵抗外国侵略者的缘故。即便在那个时候,军官们的贪污已很猖狂。在国家的资源变得枯竭、前景变得无告的时候,贪污仍然继续。在我尽力想办法将经济合作署(ECA)的余款用来帮助给军队发饷的时候,我从我们精干的年轻财政代表保罗·派克(Paul Parker)那里知道,几个月以来一些高级将领扣押了三千万个银圆,这真让人恶心。当问及他们时,他们歪曲、抗辩说有些最后实际上已经给了士兵。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他们没有作战的意念。只是单纯的活命本能就该使得军事和民政领导校正这些弊端。

罗杰·莱珀曼(Roger Lapham)一行在多事的那个星期五下午离开之后,我们整个外交团体聚会,再次讨论我们是否应该随着政府去广州。政府的代表们正在尽快离开,其中有人要我们也这样做。但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仍然和过去一样。第二天下午我接到通知,要我回华盛顿商议。随后的信息往来把事情弄清楚了:不一定立即就这样做,要等到给我更明确的命令时、或者如果通信断绝了而我觉得该那么做的时候再去广州。我十分希望能够停留得足够长,以便观察共产党的意图,并且给他们机会来讨论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不愿意和我谈,那就相当明确,他们不愿意和任何一个美国官员谈,那么我们就可以据此来制订我们的政策。我也非常愿意让所有的外交界继续一致行动,我要求北大西洋组织的人在下星期一再次开会。他们都强烈地和我【237】有同感,这个感受的消息传送去了所有代表的首都,包括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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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首都所有的国民政府官员们都匆匆忙忙地在星期六上午离开了,警察不见了,也没有了约束。就像任何这种时候一样,抢劫掳掠开始了,不久就变得无法控制。那天夜晚是恐怖、乱打枪、抢劫、担心未来如何的一夜。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只留下了六个人,其余的都飞去了上海,以避免让共产党误会。使馆的几个年轻人轮流巡逻我在里面居住的使馆。

四月二十四号星期日一早,共产党的先头部队进到了城里。共产党渡江的效率和静悄悄地夺取了首都,他们那有纪律的行为和高昂的意志,这一切都和政府军的漠然表现以及杂乱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对他们最终来到的征服者不做反应,但是人们害怕冒犯他们。

前面有一段我谈到了我感到失望,失望共产党在他们胜利的时刻不更为大度、宽容,或者更正确地说,对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们顽固地坚持那个党的路线感到失望。我同样失望的是,国民党没有能够尽一切力量唤起自己精神上的抵抗力。对抗击可怕的优势的那许多就职于国家机构里的、有能力、爱国、尽了全力的青年男女,以及那些没有更为亲切、厚道、更为值得有个正派可敬的政府的无告的大众,对于这些人,我痛感同情。

我们美国人主要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好的一面,但是没有仔细注意任何一个极权主义制度中内在的那种不容忍、偏执、诡诈、不顾人的生命和生活和其他的邪恶。【238】我们是按照共产党想让我们做的那样,去理解进步、民主、自由以及资产阶级、反动派、帝国主义等的含意。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民主力量至今的成就以及它潜在的力量。因此,失去了大陆中国,不但是中国,也是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巨大灾难;对于这个灾难,我们不能完全推卸掉责任。

转自《二闲堂》网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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