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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司徒雷登

 第十章:未能实现的梦想

【177】马歇尔将军用了一年的时间,不知疲倦,努力帮助中国人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以便给这个苦痛烦心的国家带来和平、经济复苏和民主。用礼貌、耐心、智慧和坚韧来做这件事,是美国友好关注中国事务的最好的、可能做到的表现。即便是在最后的两个月正式会议已经中断之后,我们还是不断和政府领袖和共产党的代表团会面,努力使所有有关方面取得一个解决办法。但是马歇尔将军不得不认识到他的使命已经失败,开始定计划在新年之后返回家园。

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六日,马歇尔将军被杜鲁门总统召回接替贝尔纳斯(Byrnes)担任国务卿。那天下午我们去见委员长,告诉他马歇尔将军一天以后就离开,但没有提那个新任命。委员长对没有和中国商谈就在雅尔答协定中涉及中国,言谈十分坦率。他还说尽管他个人可以宽恕那些应该担当责任的人,但是中国这个国家则对这种对待极为愤慨,他希望要把这事告诉杜鲁门总统。他还问马歇尔将军是否愿意再回来,担任他个人的最高顾问。主要是蒋夫人做的口译。大家同意第二天下午我们四个人再单独会面,会面后举行告别宴会。

最后的那个谈话极为紧张。【178】委员长再次邀请马歇尔将军做他的最高顾问,继续为中国做伟大的服务。他恳求真诚,承诺将他自己拥有的所有权力都交给、并且要尽一切力量来帮助马歇尔将军。他要马歇尔将军考虑,不只是为了中国,甚至也为了美国,他做什么还能比帮助将中国建成中国和美国同样希望的那种国家更有价值。他意想,马歇尔将军不仅管辖他自己建立的技术顾问团,也要管辖一个类似的民政管理的美国顾问团。马歇尔将军深深地感动了,但是觉得不能说得太多,只能说这个机会十分宏大,感谢对他的信任和礼遇,他会很好地考虑。

但是那天晚上我们驱车离开的时候,他让我尽早找机会告诉委员长他为什么无法接受那个提议。第二天早上,我到机场,委员长和蒋夫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等一大群人,在那里为马歇尔将军和夫人送行。久已徘徊在那里的我的孤独感得到了一点补偿,因为想到在华盛顿我仍然和他有差不多相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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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务繁忙、最后那一天的早上,马歇尔将军问我,鉴于和平谈判已经破裂,美国应该用哪种政策方式来对待中国。我回答说,我认为只有三种可能的做法:一,对国民政府给予积极的援助,特别是在军事建议方面,要进行急切需要的改革,进一步的援助要看每个阶段改革的成效再定规;二,我们不定任何有力的计划,只观望,采取“等等看”机会主义的态度;【179】三,不再参与中国的内部事务,从中完全撤出来。我说我完全支持第一项,在二和三中,我宁肯要第三项。

他想了一下,然后说他基本上同意我,他明白我赞成“一个积极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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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事关重要,应该把这三种途径详细说明一下。

国家的政策也许必须建立在自己的利益上。我们美国人长期以来就觉得建成一个强大、统一、进步、有被自己的国民接受、对美国友好、在太平洋地区有稳定影响力的政府的中国,这对美国是重要的。我们被迫和日本作战,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那个冲突中,我们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物资。从这些援助和在那整个地区牺牲的生命来看,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中国的关注是可以记一笔帐的。再附加相对很小的投入,来实现我们最初的目的,这似乎是个“好生意”。在那以后发生的世界事务,表明了一个共产党的中国对我们的危险,以及它对日本和所有东南亚造成的后果。

作为战时的同盟,并且在中国领土上广泛参与行动、并且通过赫尔利(Hurley)大使的努力和马歇尔将军的使命,以及其他许多方式,我们已经参与了中国的事务,我们几乎无法避免继续努力协助解决内战的问题。

还有雅尔答协议的责任问题。在中国不知情和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对苏联做出了允诺,强加给中国一个条约,【180】允诺苏联三十年共同管理满洲的铁路,并在让它在大连和旅顺拥有很大的特权。这允许了俄国军队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进入了满洲。他们在那里残忍地屠杀中国人,光天化日下强奸中国妇女,抢夺他们的财产,还掠夺了这个盟国值二十亿美元的工业机械设施。

它还使得后来中国共产党得到极大量的日本武器装备,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和俄国人在雅尔答条约里面保证承认、保卫的那个国民政府作战。在德黑兰和雅尔答会议上,侵犯中国的独立自主,对我们来说无论理由多么可信或不可信,我们在道义上有义务尽量做出纠正。在一九四六年三月,马歇尔将军被召回华盛顿后,中国共产党马上就违反了它所签署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侵入了满洲,控制了所有的城市,只剩下沈阳和它周围的地方。这个富庶的东北地区,即便不计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它对中国也有巨大的农业和工业价值。我那时想,如果它变成了苏联的另一个卫星国,我们无法不承担一份责任。

我的希望是率真即刻给予军事援助,特别是以技术顾问形式的援助,我们可以使得国民政府收复并控制长江以北的一定区域,给那里的人一种政治和经济上的保证,同时在当地的民政管理中进行急需的改革。在我脑子里,是指铁路和沿线区域,从南京到天津,再到沈阳和北平,或者再向西北,从济南到青岛的支线,如果可能,还有在长江以北从东到西的陇海线。可以将它不看作是和共产党战斗,而像是约束他们,使得双方的不幸的老百姓免于军人的抢劫掠夺造成的恐怖。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它会在漫长的前线上做防卫、可以缓和冲突。【181】同时,冲突可以从骚扰百姓转为竞争为民谋福利,让较好的那个制度取胜。我坚信,作为现实主义的共产党,会很快提出恢复和谈的建议。我告诉马歇尔将军,他的那个使命最后会成功。以我们现在知道的共产党的意图和使用的方法,回过头来看,似乎很清楚,那是毫无可能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能够、也会达成一个有用的协议。

如果我们觉得不能采取这个坚定、强大的“积极”政策,那么我宁愿除了一般的外交关系以外,就立即、全部停止我们在中国的政治活动。在共产党问题的武力阶段之前,或至少在它缩小为战线防御之前,任何的人道援助、经济的重建、和币制的稳定都不会有多少真正的帮助。战争消耗了预算的约百分之八十,而预算则是当时国家岁入的三到四倍。交通和生产企业正在瘫痪。对我们说,这不应该是一个武力的干涉,而应该是努力用加快结束武装冲突的办法,完成我们已经设定的任务。否则,争战就要持续下去。整个的国家都希望和平。在巨大、散漫、无从表达自己、毫无组织的百姓中,双方的党员只是极小的一个部分。那个极大的人群,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只希望政府干预或压迫得越少越好,过自己的日子。由于我们所做的一切,由于我们的陆海军顾问团继续留在那里,由于我们使得他们觉得我们要继续给予经济援助(但实际上却很少),我们就和那里所有的方面都出现问题。政府的领袖谴责我们背弃了他们;共产党【182】谴责我们对政党有偏见;智慧高但心怀不满、为无依无靠的公众代言的知识分子则谴责我们是帝国主义的干涉。

对于支持职业军事谋策建议,需要做些说明。在本世纪之初,中国和许多外国的侵略(最后终于日本的入侵)争战的时候,在意识形态、知识、政治结构、技术方法、社会形式等方面一直经历着多种形式的革命和革新。毫不奇怪,在这些新的催化力量作用于一种古老文化时,军事科学受到遗留下来的、陈腐特征的影响,使接受现代的技术很缓慢。即便掌握了这些技术以后,中国的领袖们也不容易严格坚持只管战斗效率,不计个人关系的、客观的标准、摆脱老式的个人和政治的关系和根深蒂固的习惯。在人类历史的这种关键时期,我们美国人恰好幸运地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新的技术发明,以及使用这些条件的人力;这些都是在上次战争的迫切需要中,受到军事事务的刺激和督促而改进的。中国很缓慢地在变,意识到机械的重要性,能够用过去不曾知晓的形式来行动,将事业和理想放在了旧式的忠诚于家庭、“面子”、和友好的社会礼仪之上。对于我们也是崭新的运筹学连同这个术语的本身,对中国的策略来说就更为离奇。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强调他们需要我们有幸在那个情况下能够做那些建议和忠告,中国就不会觉得没有面子,我们也不觉得是傲慢自大。

为说明他们常常看来不愿意接受甚至愤恨那种忠告,有两点是相关的。对于将礼貌看作是道德和道义的组成部分的一个民族,至关重要的是提出忠告和建议的技巧和礼貌。孟子称赞了一个腹中空空的乞丐拒绝口出恶言施舍给他的食物(不食嗟来之食)。另一个是由我们的政府派来、并且对它负责的军事顾问,是不易于也不宜于被冷落【183】,物资援助的前景是根据中国方面执行的质量来定的。

还有,我可能是个无法改变的教育家。在我的脑海中,美国对中国所有的援助都可以说是、也应该是个教育过程,帮助训练这个国家,在她现代的和国际的环境中以睦邻的精神调整自己;那些邻人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不久之前,在不太暴乱的情况下学到了一些。根据我这一生的经验,我可以作证说,中国人能够学会任何事务,只要有帮助的愿望、用谦逊的态度来教育他们,他们对教育所花费的气力的热情感激,都是无比令人满足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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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四七年的一整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是犹犹豫豫或摇摆不定。可能有几个原因;

1) 战后欧洲的发展变得令人担忧。需要采取的行动是迫切的、耗费精力的。为了世界和平以及长远利益(甚至中国的利益)的政策,美国优先考虑欧洲是必然的。

2) 某些美国人可能认为,任何有效的援助(特别是以影响到国家政策和程序的问题的形式的援助),会使得美国纠缠在中国的内部事务中难以脱身,并且陷入越来越深的承诺里。它会使得如果不是中国各方的力量,也会是某些力量感到愤怒,并且只能添加混乱。它可能激起其他大国的敌视和报复行动,甚至会危害我们承担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义务的能力。

3) 美国的政府和人民敦促国民党政府采取革新措施,并且暗示着要等到出现更多的、使人放心的、正在进行着改革或甚至想进行改革的迹象的时候再来援助。他们怀疑一个不能进行改善的政府【184】是否能够使用我们的援助来为整个国家谋福利。

这些考虑都是有道理的。尽管如此,我急切地等待更为肯定的美国政策,因为相信根据中国国内情况做出的反对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总是跟着信仰和信心走,而不要跟着恐惧走。

马歇尔将军离开后的那一整年,许多中国人来访我,他们希望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且通过我来影响那个政策。政府的成员和它的支持者希望美国立即给予适当的援助,他们的意思是贷款和经济资助。在头几个月里,每当我见到委员长,他第一个急切的问题几乎就是问来自华盛顿的消息,我总是很难说明为什么没有一些确切的可以报告给他。

另外一个直率的非共产党集团则反对向声名如此狼藉的政府给予进一步的援助。这完全是不知道我们那时实际给予的是多么少,也是由于受到了误导,受到急进派的宣传、以及报纸上常常说计划大规模援助的谣传的误导。但是最为可悲的团体是那些自由主义者,他们坚决反对开战的两个党派中的极端分子,并且要求找出比较好一些的解决办法。有些是各种没有注册登记的政治党派(有人说有七十多个)的代表。有些是大学的教授,或者是一般类型的、有智慧、爱国的人;但不幸的是,和那些有技巧的政客来比,他们很不实际,明显地也不能联合、团结一致成为大的集团。而要发挥任何影响,他们却必须团结一致。有人曾回答过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为什么不能将自己组织起来这个问题;指出来那就是因为他们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换句话说,他们的社会遗产上和智慧特征中的某个东西,似乎【185】使得他们变得如此个人主义,互相间如此怀疑或忌妒,如此胆小怕事, 以至于他们缺少了团结和行动的能力。另一个妨碍是他们缺少金钱,缺少可以募集到金钱但不会损及他们自己目标的赞助者。比这个作用更大的是,这两个争战的党派的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政府反对不在其控制下的政治活动,说这些活动如果不是伪装的共产党,那么也都是不健康、粉红色的。

在军事、经济和心理各个方面,这个趋势变得越来越不利于政府;所有这些因素都互相影响、互相起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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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夏天,来了魏德迈(Wedemeyer)使团,它在中国呆了一个月,在朝鲜呆了两个星期。阿尔波特·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将军被任命为大使级的特使,带领了一队专家和秘书。在史迪威(Stilwell)将军被从中国召回之后,魏德迈将军曾担任委员长的参谋长;他足智多谋,专业高强,所以很适合这个任务。但是,这次几乎完全是个毫无说明、不作解释的、非常突然的消息发布。除了在他就要起程的时候,让我送交给委员长的一个简短信件,请求中国政府批准,此外,没有任何的商讨。这个插曲很有意思,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设想能够由我们单方面决定,对另一个主权国家派这样的一个使节,也因为由于这意味着我们要帮助他们解决内部困难的意图,所以它就被接受了;他们原本会严厉谴责它的;共产党当然也已经用无可辩驳的道理抨击了它。它之所以能够进行,靠的是在这两个国家之间长期的友好记录,他们【186】对我们动机的信任、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花费帮助他们打败了日本、以及魏德迈将军的品格。面对那个微妙的情况,没有比他更佳的人选。

使团在南京炎热夏天的最热的一天到达了;在那个热天,他们还到了其他地方,不知疲倦的工作,按照给他们的指示收集事实情况,后来在夏威夷一个安静的地方分析、评估了所收集的材料。资料的数量极大。他们以美国人特殊的热诚和效率编辑了他们那详尽的报告。但它却从来也没有全部公开过。只是后来在魏德迈将军在国会的证词中,猜测到做了哪些建议。从后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中,也没有证据表明那次使命有什么成就。在那次使节结束的时候所发生的情况,也表明了中国和美国典型的差别。委员长以典型的中国礼貌,要在使节离开的前夕招待他们,但是使节反建议,说不要宴会,而要对政府的领导人物做一次讲话。在委员长的住所,安排了大约四十位领导人物。魏德迈将军认真、诚实地准备了一份打印的声明,他诚恳地谈到政府中的腐败。这里有美国意味的责任和义务,希望能够刺激他们来进行改革,从而帮助中国获得他坚信他的报告会带来的援助。

但是,中国的反应也很典型。一个客人这样公开批评,说它违反了他们庄重的原则。如果在熟朋友的小圈子里说这些,那是可以的。但是在一个人员混杂、后来还公开出去的集会里,那就决不可以这样做。一位显赫的年老儒家学者后来真地哭泣起来。没有人【187】怀疑所说的是实情,也没有人怀疑讲话的人的善良意图。随着时间的过去,这种考虑缓解了最初的那个本能的愤怒。由于他们认为后来发表的声明也和缓了许多,这也有了一些帮助。

对我自己来说,我也同样具有这次使节在中国人中引起的希望和失望。但是我对和“老魏”(魏德迈)友谊的加深感到高兴。以他自己的高尚品德,以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真诚友谊,他是美国良好意愿的最佳使节。这种善意和建设性的精神是他的小组所共有的。他们充分地表明了,他们的任务单纯只是查询事实。但是迷惑不解的中国人会十分疑虑查询事实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他们有什么权力这样正式地查询。我们大使馆的人也感到迷惑,为什么我们关于中国的系统情况报告以及领事网络,需要华盛顿派来专家做补充,而且用这样的速度进行。美国的公众也迷惑,因为花费很多、巍巍壮观的一个使节得来的报告,其内容却从来也没有完全披露过。

在魏德迈使节来访期间,威廉·博理特(William C Bullitt)先生到来了。他倡议大量的军事和其他形式的经济援助,甚至它们出现在生活杂志上之前,在中国已经是广为知晓的。周以德(Walter Judd)博士不久也来了,努力使自己重新适应中国的事务。他的想法是如此有激励性,并且是用如此雄辩的言辞表达的;他的大部分时间实际都是用于和博理特(Bullitt)的基本一致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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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府虽然和共产党的联合失败了,但是它试着听从马歇尔将军的敦促:扩大政府的基础。在春季,经过了许多讨价还价,给了两个小政党几个部。【188】但是没有取得相应的好处。和我们自己的不光彩的政治酬劳、分肥行为一样,这些小党派为他们的成员要求职位,那些新的部长和他们的下属,比被他们替换下来的国民党官员没有什么改进。当中国人不情愿地屈从于美国的良好意愿的压力时,这就是常常发生的一种情况;它也表明这是考虑个人经济的另一个证据;几乎所有中国的政治问题,都有这个基础。

政府继续通过改革的措施,但是却很少能够付诸实施。物质资源的过于贫乏,士气的过于衰退,政府也只能说是在维持而已。经济的、军事的、和心理上的恶化加在一起,造成了逐渐的瘫痪。不给予十分有力的补药、强壮剂,这个病入膏肓的病人就无法康复。真是:一顺百顺,一误百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持续消逝,这种心态侵入了政府的高层和底层所有的官员。学生罢课、游行示威(很多是共产党鼓动的)变得越来越经常,它们总是越来越不满的象征。反美的情绪加深了,主要是由于认为我们延误了共产党推翻那个腐败的政府。如果没有那个情绪,学生就不会对一件本不会受到理会的小事件,有那么剧烈的激动。

在中国,可能比在其他地方更为明显,学生很好地起着公众意向晴雨表的作用。他们是最为敏感、敏锐的成分。他们的反应较有智慧,较为自发,他们没有多少压抑和感情压力。中国的学生是热情的爱国者。为政治目的,可以灵巧地利用他们善良的动力。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期间,螺旋式的通货膨胀和上涨的生活费用,使得学生近来既由于政治也由于经济,变得越发不满。伙食骚动把它戏剧化了。在抗日战争时期,政府聪明地补助在内地流亡大学的学生。【189】即使如此,学生也是很困难、很狼狈。但是他们心甘情愿地忍受着。在日本投降之后,在国立学校里,还继续为伙食和几乎所有其他的给予补助。但是在食物变得不足、质量变得更差的时候,学生就找不能给他们和平和较好的生活条件的政府的岔子。对终归也是中国人的共产党作战,也无法唤起像对敌人日本作战时的那种爱国忠诚。和大多数学生认为是不可救药的政府相比,学生更同情于激进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运动。在学生群体里,充满着沮丧、甚至是绝望。不只是伙食不好,衣服、取暖、教科书、实验室器材、课堂教学的质量、毕业后的就业,所有和他们生活有关的,和伙食一样,都短缺、都出了毛病。教师们和所有的自由职业者阶层,包括政府所有等级的雇员都遭受着甚至更重的困苦。苦力和工匠可以要求至少够供给他们所需要的力气的工钱。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实际上比知识分子的境遇还好一些。他们的生活水平或多或少地成了所有的人希望的标准。

所以,甚至在学生的思想中,单纯维持肉体的生存,就显得比国家的问题和意识形态的争论要重要得多。在一九四七年九月,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估计有90%到95%的人不愿意中国共产主义化。但是一年以后,这个数字降到了60%到70%。他们感到绝望,认为即便共产党的统治也不会更坏了。它至少可以带来和平和较好的生活。对那些并不接受共产主义召唤的人来说,国民政府垮掉后会发生什么也无关重要。他们看不了那么远。【190】不幸的是,共产党的宣传极有技巧,而国民党的宣传则是无法想像地那么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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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困难时期,有个使人高兴的事,杭州的市长邀请我去访问我出生的这个城市。给了我官方的接待,礼仪的宴会,不只如此,还有政府、民间、教育机构、和许多老朋友出自内心的真正的欢迎。我接受了所有的这些,不把它们看作是对我个人的赞美,而看作是对美国人民的深挚友情的证明;我确信,这个友情是不会被官方的中美关系疏远和误解的时期所破坏的。在访问结束的时候,市长授予我杭州荣誉市民,我十分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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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援助的前景由于经常有新闻消息而保持着生机。在美国国会开会后,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分歧变得激烈起来,并持续到一九四八年头几个月里。在中国,对它的一切都有充分的报道,常常还加有并无根据的传言;大家对它们都急切地阅读和讨论。最后批准了四亿美元的时候,对这个消息有各种不同的情感。政府和政府的朋友持感谢态度,但是怕这个数目不够,不足以保证他们能取得胜利。共产党觉得这会推迟他们取得胜利的时间表。知识界沮丧、冷漠地叹气,因为这只意味着他们不幸的加重,以及和平的推延。

任命罗杰·莱珀曼(Roger Lapham)为中国经济协作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in China,ECA)的副署长,那是愉快的。在他那亲切的态度和友好的谈吐之下,有精明、高超的能力,和他打交道的人都知道尊敬他。【191】他的副手艾伦格里芬(Allen Griffin)是美国的实际、实用和理想的美妙结合。他极好地选择并计划了重建项目。他们其他的人员也都是仔细挑选的。中方用一个委员会配合他们,委员会是由在正直和能力方面都无可争议的人组成的。其中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是给中国政府的,不限制如何使用,但是意图是为军事援助,而且他们也明白。如果采用通常的经济协作署步骤进行,在军事援助上会做出更多的成绩,但是却会让我们陷入中国的内战。实际上,我们的陆海军代表不断受到中国人的咨询,但是它对于分配则没有什么影响。

在美国援助中,我最感兴趣的部分是农村的重建。实际上,所有的人都同意,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决不能用武力的办法去解决。很自然的结论就是,只有给农村的大众一个强于共产党的地方政府,方才能够解决问题。它的性质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三部分 “民生主义”(林肯的“民享”)里有充分的说明。但是,将它忽略掉,是国民党统治中最大的弱点。想到这些,我就想到了晏杨初(James Yen)博士和他的群众教育运动。我实际认识他(大家都昵称他为吉米Jimmy)是在他开始尽他的能力为教文盲一千个汉字、并筹备适当的图书而奋斗的时候。多年来,我是他顾问团的成员。很多燕京的学生为他的运动工作过。二十年来,他无私地将自己奉献给了这个事业。在日本人把他从他在北京附近的实验中心驱赶出去后,他回到了他重庆那个省的故乡。

在马歇尔将军离开前不久,我和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谈到请晏杨初博士【192】着手一项特殊项目,在刚从共产党收复的一个地区里,做公民的权力和义务的培训。我们两人联合给他去了电报,请他到南京来商谈。我们的想法是,在这个区域还没有恢复到典型的国民党控制之前,或者被共产党重新夺回之前,群众教育运动要雇用经过训练他们训练的人员,去将老百姓组织起来自卫、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和虐待,并且教育他们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初步的公民(即便是最底层的公民)的权力和义务。晏阳初博士来到之后,就立即抓住了那个概念,但是在范围上,他不同意我们的意见。他要训练成百甚至成千个愿意热心为自己国家做点事情、但不得其门而入的学生,并且要覆盖整个中国。他不要依靠膨胀的中国通货,因为经过了所有的中国的官样文章、繁琐文牍并且克复了政治上的障碍之后,中国货币会已经大为贬值。他说长远地看,寻求美国的资助,他会完成得更好,也会遇到较少的麻烦,因为在过去,他曾经多次比较成功地这么做了。我十分熟悉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向美国的慷慨大度所做的呼吁、申请。最初,我拒绝了。但是逐渐勉强地被说服了,认为他是对的。他为安排那次旅行用了好几个月,他要在美国停留一年多。但是时间用得很有意义,使用这个数目相当不小的钱的条款是精细计划了的。十分仔细地挑选了考察团的三个中国人和两个美国人的人选。遗憾的是,在共产党接管之前,这个团几乎没有真正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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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四八年一年,中国政府完成了两项真正使人注目的改革,使人不能再谴责它自己完全不能改良。【193】其一是在从去年的十二月延期后,召开了新的国民大会并选举了总统。代表选举中有违规,对他们的资格有异议。在大会举行会议时,有不遵守秩序的喊叫和许多粗鲁的行为。无论如何,在公开选举代议制政府并且在公开暴露伴随的弊端上,这是迈出的第一步。也有真正争论的自由,包括公开批评政府。对总统和副总统的实际投票,是在强劲的探照灯之下,在细致的处理和真正耀眼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会发生任何粗暴,也没有人试图那样。像以往一样,委员长的人格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他努力在控制自己遵守宪法的程序,所以可以觉察到他在约束自己。他的最困难的问题是副总统的选举。根据中国的宪法,总统是荣誉性、相当闲散的人物,和法国的相似。委员长自己并不希望这样的角色,但是他也不想要求特殊的战争期间的权力,特别是在宪法治理刚刚开始的时候。在这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他不希望取得总统的职位,而宁肯担任行政院长。

委员长尽其所能来说服胡适博士做总统候选人,但是没有成功。但是他又找不到另一个他认为合适的人;所以他不情愿地同意了提名。但是同时他建议竞选另一个职务的两位军方候选人像他一样地退出,因为这两个职务都不能由军人担任。其中一位温顺地退出了,但是另外的那位愤怒地抱怨说,应该更早就对他做这个建议,因为很久以来已经公开宣布了他的竞选,而且他已经艰苦地在为此而工作。

另一个改革是在币制上。通货膨胀已经达到无法想象的程度。那怕只是做一笔小交易,纸币的体积和重量【194】也成了负担。所有的人都在纸币还没有变得一文不值之前,想方设法把纸币出手;普遍在推测,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会达到这个程度。显然,必须采取点什么措施。政府的领袖研究了这个问题,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发行了一种称为“金元卷”的新货币,将它定在四块换一美元上,用政府实际的资产来保证,发行量控制在资产数量之内,并且由有资格、受人尊敬的上海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来协助,每个月公布一次帐目。定了一个严格的价格和兑换的规定,三百万旧法币换一个金元。还督促爱国的百姓将自己的金银兑换成新币。公布了严格的管理进出口和其他贸易的规定。整个的计划一直保密,单单这一点,在中国就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成绩。行政院长在几天前告诉了我,我感到十分高兴。我对他和其他人指出,如果严格执行它,如果它赢得公众的支持,如果军事的胜利能够挽回百姓对政府失去的信任,这个计划方才能够成功。他说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如果这个措施失败了,他们就想不出其他任何办法了。

在第一个月前后,那个计划进行得很好。政府表现出来了眼力、勇气和决心。货币的措施虽然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但是可能达到了预计的效能。财力中等的人反应高尚,不久,政府从这个财源集到了两亿多美元,尽管真正的富翁显然避开了兑换。我们建议所有的美国人都和勇敢努力的中国政府合作;虽然有些新规定对我们的商业利益有相当的损害,总地说来,他们还是这么做了。所有的美国政府的机构都被要求以严谨和诚实的态度来参与。【195】在中国人中,有了一个新的希望精神和进取心。

事情开始出毛病了,最初的时候很缓慢,后来却快起来。在九月中旬,战略城市济南落入共产党的手中,这对公众的士气是极大的压抑。然后是进攻南京的最后的一个堡垒徐州的失守;它还让共产党获得了大量储备的武器,并且真地消灭了政府所有的军队。兑换率和生活物价上涨已经让他们感觉到经济规律的无情,最后这个军事上的崩溃使得通货膨胀上升到新的高度。无论如何,这是迟早要发生的,因为政府的收入还不到他支出的15%,不能不如此。老百姓(特别是工薪阶层)在经济上的困难变得更加尖锐。不满的情绪越来越重,公开表达得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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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个月以来,满洲(中国愿意称它为“东北”)就走向它那必然的危机了。委员长在那里的策略比在哪里的都更不恰当。尽管马歇尔将军反复地咨询建议,委员长在东北仍保留一个不称职的军事司令,还任命另一个作为他个人的代表来监视其他所有的人。到最后情况几乎变得不可救药的时候,他派他那时的参谋长去独自控制。没有任何腐败受贿的猜疑的陈诚将军,马上就查办了那些疏远了所有老百姓的丢人的丑行。但是他这样做的时候,没有组织起、建立起有能力的官员新队伍来接管。结果是一向警觉的共产党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陈诚将军患有胃溃疡【196】,紧张加重了它;他大部分时间是在病床上指挥事务的。没有多久,前景惊人地恶化起来,他的健康也同样恶化起来。一位在抗日战争中的能干的军人带着要将绝望的情况逆转回来的命令替换了他。

长春市是日本满洲国的首都,共产党围困它已经数月。曾经多次向委员长建议,让被围困的守军在还有可能这样做的时候突围去沈阳,并且还警告他说,从那时的天气看,冷天会较早到来,到那时,守军是无法生存的。可是他还是让他们留在那里。那座城市没有什么战略价值;那更可能是一种自尊,和认为守住城市他就能在日后收复那个区域的错误想法。在那期间,给养是靠空投的。空投投得很不准确,有数量不详、但相当不少的便宜了围城的共产党。行政院长告诉我,国家全部的花费有三分之一用于这个目的;在我问他我是否听错了他所说的,他坚持说是这个比例。无论如何,这个比例至少是用于补给满洲的那两个城市。在济南失守几个星期后,像预料的那样,长春向共产党投降了,失去了它全部的军需和军队;努力去守它,既花费又无用。在那时,沈阳也同样被包围着。同样地也指出,只能是沈阳的训练有素、装备良好的军队打出来,完成和长城以内的军队会合,然后清扫那里的共产党,打通铁路连接,这样做了之后,沈阳才能够保住。沈阳一直在按兵不动、无所作为,而老百姓则能跑就跑掉,或者在那里挨饿,但是共产党则在加强包围的势头。

济南失守后,我马上去看委员长。当我走进去的时候,他问我对这个消息怎么看。【197】我回答说,这是我所以来要谈的,并且提出了问题,问他:鉴于这个严重的不幸,他是否会停止由他一个人来指挥作战,而把它交托给一个仔细挑选的战略委员会,让这个委员会去计划,在得到他的批准后,让它去执行那计划。我说,他可以让目前居于重要职位的人继续名义上留在那里,但是让有能力、最好是比较年轻一点的人去做具体工作。他回答说,他对此要仔细想想,并且实际上也采取了一些步骤。但是很快他突然去了北平,自己去指挥沈阳和东北的关键性的战斗。他一直呆在北平,直到最后遵命从沈阳撤出来的军队被消灭了,国民军在东北最后的痕迹消失了。

这个内战中最严重的灾难,自然给币制改革造成了严重破坏,使得即便是最好的朋友也觉得在劫难逃了。委员长的长子很想帮助他父亲,以坚决的勇气和精力在上海强制实行金融管理。但是开始看起来是个可以控制的币制项目,后来变成了用警察国家的方法设法压打经济的法则;一般称它为“恐怖的七十天”。所有的商业停顿,侵权、屈辱和苦难,欺诈、威胁、骚乱,这一切都变得十分严重,以至于委员长不得不最后把他召回。宣布了改良的管理条例,但是那经济的病态只用姑息疗法已经无法挽救了。在当时,那个新措施的一个后果是,忠实地将金银换成纸币的中产阶级的存款,实际上已经被扫荡殆尽,他们当然对那个政府怀恨在心。

在秋天,罗杰·莱珀曼(Roger Lapham)和他那干练的班子领导的经济合作署(ECA),做了许多让沿海大城市的百姓消除不安的事情。按照和中国当局共同的安排和协议,施行了食物配给,【198】但是由于军事和经济崩溃得越来越重,它变成了主要是美国的事务。上海和南京的大米风潮,由于采取了立即向市场投放的措施而得以平息。在北平和天津,涌入了贫困的难民,平民百姓数目大增,由于在那里为他们提供了食物,傅作义将军的困难得到了大大的缓解。鉴于共产党的进展得势,重建项目除了做些初步的打算之外,大部分都被搁置了起来。农村重建委员会没有道理地延误了任命中方和美方的成员,用了许多星期才消除了分歧的意见,并且把自己组织好。

这样,在向共产主义作战中,美国援助最有潜在效果的这个基层项目,浪费了多少个月才有了行动。在取得和平之前,经济援助最多也不过是能够提供一个短时期的一小部分所需要的救援,或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的姿态。但是它大部分都被一种仇恨所抵消,那是实际和貌似援助了发动无法取胜的战争的政府所造成的。从美国国会投票给中国援助四亿美元的意图来看,它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如果并没有那样使用才可能最好。我们或者应该为阻止共产党的进展做更多的事情,然后再在安全的非共产党区域里采取经济措施;或者在中国找到了解决的办法,能够使得我们的援助有价值、并且在国民希望得到援助之前,避免积极参与中国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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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的失落使林彪(共产党最佳战略家之一)的三十万军队解脱出来,进到长城以内,来夺取北平和天津。【199】他们的数目完全超过了勇敢守将傅作义的兵马。这对在那个地区的美国国民是个急迫的危险。是否要他们撤退的问题变得很严峻。大使馆没有权力命令他们离开,只能建议。在从一九一一年开始、中国国内反反复复骚乱的那时,作为平民,我接到我们领事馆当局的警告,要我们离开。我们觉得,领事当局是过于忧虑,或者主要着眼于解脱他们的责任而不是关怀我们。这时,我受到要从另一面来对待它的折磨。北京大约有六百五十、天津有多于两百个美国人。让他们放弃他们的工作,意味着许多人一生的事业和利益要受到严重的破坏。我很惦念我热爱的燕京同事,我知道他们还是把我看成他们中的一员,而愿意和我商量。在另一方面,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共产党会继续哪种愤怒和伤害,在那个转换的时期,也没有人有力量去防止它们。当紧急状态真地发生了的时候,可能为时已晚。攻击的一方一定会立即使机场不能使用并切断铁路。

但是除了这个困境以外,最使人烦恼的还是我和中国的关系。中国政府为生存正在尽力挣扎,如果我们大使馆发出这样的警告,就会极度危害公众的士气。那似乎是不够体谅,冷酷无情,几乎是蓄意的打击。在中国,友情是极为重要的,我的国家是他们的朋友,而我个人又是中国人民和大多数高级官员的朋友。一个和那些人的关系不那么亲密的大使,还可能得到原谅。他可能是在执行他正常的任务。但是他们却会希望我能更多地同情他们。我说服了我的大使馆的同事,推迟这个行动,直等到甚至我都觉得再延迟就会玩忽职守的时候再发出警告。

根据惯例,通告了外交部,【200】外交部立即将它报告了在北平的委员长。他发给了我一封很长的电报,要求我不要发出这个警告(最少也不能公布它),并且保证他的政府有能力保护我国所有的侨民。一个国家的首脑发出这样的恳求,对此是不能忽视不顾的。我答应可以等几天再发出警告。我们认为,为了中国政府的利益,最好是将我们的通告的文字发表出来,而不要看到必定会出现的内容歪曲的谣传。我们把通告推迟了四天;当公开它的时候,引起了一片恐慌。我们实际上说的是,无论会发生什么政治改变,之后不想留下来的人,应该在交通仍然通畅的时候做出离开的计划。不久,我们对华北的侨民发出了一份更为强烈的警告,明确地建议没有“不可抗拒的理由”要留下的人,特别是妇女、儿童和健康不佳的人,使用我们的交通工具立即撤离。很快,我们就对所有的领事区发出了类似的警告。这些都在中国人中间引起了混乱。人们认为我们对即将发生的紧急事务有特殊的消息来源,我们的一切行动像往常一样都处在仔细监察之下。政府的领袖也谴责我们引起了恐慌;我们毫无疑问地加速了逃离的疯狂势头。但是,它早已开始了,即便外国人不这么做,它也已经发生了。

共产党的司令员陈毅在占领了济南之后,开始向南、向南京以北约二百英里的徐州移动。徐州是个重要的铁路交叉点,集结着最大量的国军和军事物资。国民军将士处于可怜的失败主义的情绪中,一般都猜想共产党或者会驱散他们,或者会绕过徐州而直奔首都南京。但是那位不知疲倦、不屈不挠的委员长却不知怎么地、激发了他们的战斗情绪;最后【201】他们被说服而要放弃徐州,带走所有能带的装备,并把带不走的销毁掉。陈毅显然没有预料到,但是在他那独眼同事刘伯承的帮助下,他的纵队包围了开始从徐州撤出的军队。徐州以南的整个地区成了有五十多万军队参与作战的战场。战事持续了几个星期,政府军持续伤亡、失散或向南撤退。共产党也有很大的伤亡和物资的损耗。虽然一般都认为共产党早晚会到达南京和上海,但是对何时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及是否会协商解决放过这些城市和避免战争的恐怖,都有很多急切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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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的最后三个月,出现了和希腊悲剧相似的某些情况。委员长的孤立形象清楚地矗立在致命的军事失败、货币贬值、大众非难的背景上;他沉着、冷静地处于他那些困惑、犹豫不决的同事之中。他和他们其他任何一个人一样意识到前程险恶。但是,在他的碰运气、冒险的生涯中,以前曾多次在他并不处于优势时,他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和事务侥幸的转化,总是使他从粉碎性的灾难中转入到胜利。他是在和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威胁战斗。他在太平洋对面的强大、同情的盟国也在这样做。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人使美国意识到事到临头的危险,美国就会来援救他。他必须倔强地坚持住。

从九月开始,他怂恿我为他的目的去一次华盛顿。在十月,外交部长王世杰博士在巴黎参加了联合国的会议,和马歇尔将军对此做了长时间的多次谈话。【202】在谈话中,这位国务卿十分友好地问起前行政院长张群;王世杰博士将谈话的实质报告给委员长之后,委员长决定让张群去华盛顿。幸好张群向我做了咨询,并从咨询里相信了此行不会有成果。从马歇尔国务卿对王世杰所说的,以及从杜鲁门总统对委员长的一封紧急呼吁的电报的用词礼貌的回信里,这一点应该已经是很明显的了。在我送交那封回信的时候,我要那位翻译它的年轻中国秘书用不会造成误解的语言,说明美国总统尽管用词友好、但不同意给予立即的和充分军事援助的要求。中国人不愿意触犯社交的礼仪,不愿意率直地说明不愉快的事实,而习惯于委婉地谈论它们;结果是当美国人试图同样礼貌地对待的时候,熟悉我们更为直截了当的语言的他们,会从我们所说的里面得到比我们想表达的更多的安慰、宽心。

王世杰博士对他和马歇尔先生在巴黎谈话的报告,可能就因此而出现了这个情况;也更由于可以理解的王世杰博士想表明他使命的成功,以及报纸愿意对绝望的公众夸大了那一线希望。但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委员长坚信他的航向正确和他的能力,以及他那奥妙的信念,认为他有能力让美国帮助和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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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感恩节后不久,蒋介石夫人来电话,兴奋地要我立刻去见她。一见面,她就告诉我,她刚刚通过太平洋电话和头一天晚上从华盛顿去了利斯堡(Leesburg)【203】的马歇尔先生谈了关于访问美国的事情。我强烈地想建议她不要去做那个几乎不会有成果的访问。但是,我约束了我自己,只去帮助她做实际的安排,尽快使她和她的使团成行。后来,委员长曾询问,她是否找我咨询过(他说他希望她曾经咨询过我),并且说,他自己对那个举动是很疑惑的。

在那几个月里,我自己的经历是悲痛的。对处于这个巨大的争战、挣扎中筋疲力尽的国家,和遭受由此带来苦难、却又毫无力量避免它的各个阶层的人们,我感到心痛。没有办法实际统计大量被残酷杀戮的人,由于无人关心、因贫困而死去的人、逃离共产党恐怖的难民、和被政府军队官兵无耻抢劫的人。同样悲惨的是精神上的绝望、无告。对共产党的厌恶和恐惧是普遍的。但是政府的官员和军队表现得也一样不好。人们认为,不会有比他们目前的困境更坏的了。

我对委员长的同情来自长期的交往和对他的许多优秀品质的高度钦佩。 我见到当他代表了全国民众的抗日决心的时候,受到了整个国家的热烈支持。那时人们自发忠诚,情愿共度难关;而现在他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进行人们觉得失败已成定局的战争。人们愠怒淡漠,越来越毫无顾忌地谴责;这真是个痛苦的对比。

在十一月,翁文灏博士辞去了行政院长。委员长想让另一位著名学者胡适组成新内阁,但是没有成功。【204】没有人愿意出任。最后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博士被说服出任。曾经希望他的象征性的价值可能会至少弥补党内正在加大的裂痕。但实际上总的反应是轻度的沮丧和惊愕。但是他勇敢地要求他的内阁(特别是在和平和战争的问题上)要有自己合理、合法的权威;而他自己是要和平的。他在正要到上海的一个医院做手术之前,接受了这个职位,从而使得这个处在严重、紧急时刻的国家,延长了没有管事的内阁的时间。

在十二月中,他回到了首都,开始了相当无效的组阁。除非能够明了它的政策是什么,没有人会考虑参加。这是在险恶的危险和困扰的背景下的一个滑稽演出。有一天早上,他要我见他,再一次探讨美国援助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我们的意见。他问我,我和共产党有没有直接的联系,当我说没有时,他问怎么能够和他们直接联系。在那次谈话后,他公开地表达了对美国漠视的愤怒。在这期间,委员长让吴铁成入阁;吴是个忠心的党员,对于入阁曾很犹豫,但是他同情孙科的改革意图。他被命令担任行政院副院长,但实际上是去控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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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时严酷的现实迫使人们甚至不听从委员长的不可动摇的意志。在首都以北伸展一百到二百英里战场内的战斗,已经投入了尽其所有的预备队,实际上政府已经损兵折将陷于失败。在九月底,金元贬掉了它原有98%的价值。公众对和平的呼声越来越坚决。有一位最高级的将领白崇禧将军,【205】真地从汉口给他去了电报,建议他下野,以取得和平。中山陵附近的那个美丽但从来也没有住人的官邸,被蒋夫人和他改建成了一个“颂赞胜利”教堂,特别为政府中的基督徒使用,他在圣诞夜参加了颂赞。在圣诞节那天,那是他从西安被释放的第十二周年,是通过采用他所拥护的宪法的第二个周年,他做出了退隐的决定,并且声明要副总统来接替,要他有十足的权力为国家的利益来决定采取什么行动。他立即将总统办公厅威风的秘书免了职,并任命了另一位也姓吴的,为这重大的决定做有条不紊的细节安排。吴先生得到张群和张治中的帮助,一同去拜访李宗仁副总统。总统先宣布辞职,之后,副总统立即宣布一个经过仔细斟酌词句的声明,要求谈判和平和命令停火。

前一个文件已经在起草,准备工作似乎进行得很顺利,这时,共产党广播了一个由蒋介石和他夫人为首的约四十五个“战犯”的名单,这使得委员长极为狂怒。筹划的人们恐怕他会改变自己的主意,而他真地改变了。他急切的召集了全国的主要将领开会。对他,对所有有关的人,那都是紧张的一个星期。情况一直通告给我,但我努力谨慎从事。谣言开始传播,所有的人都急切地等待可靠的消息。他习惯于对国家发表新年致词,文字常常是在一周以前发出。但是,在这一年,新年的前一天下午才得到可作翻译和分发的草稿,同时还说明,【206】在有了最后文本之前,不得向外发出。那天夜晚,国民党核心圈子里的人,真是在委员长的住处,于激烈的讨论下送走了旧岁,但是在第二天登在所有报纸上的消息并没有改动。其他的都取消了。总起来讲,那是一个有尊严的、高尚的声明。但是它有致命的缺点,它是一个有权力的统治者在和棘手的反叛者打交道,用了庄重、亲切的态度,但是忽视了他的政府的绝望困境。就这样正式打开了和平的途径,但是如何确实能够取得和平,则未曾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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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取得胜利前那两年的军事情况,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这方面,中国和美国都没有多少光荣的历史。那时,马歇尔调停似乎会归结于联合,在联合之中,美国官员要负责将交战两党的军队组编成一个有效率的但是缩减的国民军,由陆海空军的军官组成一个精密的结构,要有一些需要的部门和器材。后来它被称为“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Joint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JUSMAG,”)。它经常有五百个军官和数目相当的士兵。大多数的人,特别是军官,都带有随军家属。有一个协议,中国政府提供当地的费用,但是,随着政府变得穷困,货币贬值,对于枯竭的资源,它成了非常沉重的担负。最初的意思是极为理想化的,计划用最高的西方标准使中国的军队现代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要它成为不再爆发互相残杀的战争的保证。

在占用了一九四六年绝大部分时间的冗长的协商中,【207】美国联合顾问团全团在一起,忙于改造国家的军事系统、从事训练,基于一个设想:能够再度实现和平。在那个年底当谈判最后破裂时,美国联合顾问团还无疑地抱着可能会实现和解、自己还能够实现对中国的和平和进步做出预计贡献的希望。如果将它撤消,而不用另外一个什么来替代它,它会象征美国放弃了任何这种希望、和对国民政府做进一步的援助。但是如果保留它,共产党会认为是给他们的敌人更多的援助(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而加重了他们极度反美的情绪。

实际上,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只获得准许对重建中国军事系统做原则性的建议,以及训练军官和新入伍者。当一九四八年一月大卫·巴尔(David G Barr)少将上任时,准许他可以对作战行动向委员长做非正式的和秘密的建议。Barr少将是最优秀的军官,在那个困难的时期尽了他最大的能力。但是要出成效,他的建议必须由直接和中国地区司令官和军需以及财经官员接触的下属来实现。必须保证有充足的物资,才能够使中国人执行他的建议,使得他们的作为具有成效。委员长很看重巴尔(Barr)将军,总是专心听取他的建议。但是他并不根据单纯的军事因素和新的运筹学来计划他的行动,他是首先要考虑个人和政治的中国人。

有着所有那些附属机构和到处存在的外派站点的这个单位,它的存在必然会让【208】人怀疑,也必然使得共产党相信我们是在作战反对他们。它的名声和花费却没有给政府带来多少好处。当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的时运走下坡路的时候,它的全部活动越来越明显,只是训练一个从来也没有存在过的、理论上的武装力量。

社会方面的情况也使人深思。总地说来,那些军官是有能力的,精神良好,愿意把工作做好。为了使他们满意,让他们带有家属是有道理的。但是这涉及了要中国当局在首都住房问题十分尖锐的时候,将急迫需要用于其他目的的一些房屋腾空,还要以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规模修建公寓和所有的附属设施,以满足习惯于美国体面和舒适标准的那些人。但是和同等社会地位的人相比,那是奢侈的,当生活条件变得更为困难的时候,它的差别变得十分醒目;只有最高的官员的财富方才可能和它相比。那些兴高采烈的美国太太们,完全天真无知地把她们在经济上的优越招摇过市,去摆脱她们不情愿的背井离乡的厌倦和无聊。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各式各样的汽车在南京的街道上多得似乎让人讨厌。惩罚是严厉的,但是士兵有时还是醉酒并和中国人戏谑,和他们发生冲突;这种情况虽然很少发生,但是一旦发生了的时候,总是燃起潜在的反美情绪。如果那些军官让军事作战行动占住身子,那就没有道理让他们家属到来,在严酷的战争情况中,这种社会对比大部分会被忽视掉。共产党的谴责也会不那么剧烈。

国会批准的军事援助是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没有限定它如何使用。中国在购买上审慎地和巴尔(Barr)将军及其下属咨询。【209】但是直到一九四八年末,较多的定货才开始到来,而在那个时候,国民军已经腐烂到了美国的器材只能延迟最后的结局的程度。我们不仅招致了共产党的愤恨,也招致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愤恨,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已经不再尊重政府,他们渴望和平,并且认为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援助而阻碍了和平。政府也抱怨援助的“太少,也太晚”。抱有各种类型政治意见的中国人都批评我们。经济合作署(ECA)的经济援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一些批评,但是它对防止共产主义没有任何作用。

美国帮助停止内战的军事援助的失败,激起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一九四六年末,共产党突然终止了马歇尔协调的时候,政府在各方面都占有优势。首先,它是中国合法的政府,和由此意味的地位和物质资源。它有更大的地盘和更多、装备更好的军队,并且有虽然不强但对方没有的海军和空军。在日本投降后,我们给了价值二十亿美元的物资和经济援助,大部分都是直接由政府受益的。

国民党的掌权主要是靠了要推翻一个腐朽、异族的王朝的消极意愿(然后对地方军阀也是这么做的),而不是靠了民主和社会改革的更为积极的目标。民主和社会改革都强调在“三民主义”中,也强调在官方的词句里。但是迫切要求军事的胜利,和后来抵抗日本,再后来和共产党的冲突,这些都很劳神。在处理这些当务之急的同时,一种非意识性的逆转回到【210】了中国官场的古已有之的弊端:盗窃公共资财;首先考虑家庭、朋友和小圈子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事业和理想;维持表面形象、官僚主义的缛文繁节、和庸庸碌碌。

这些邪恶的品行可能在军队的官员里更为流行。像在过去一样,一般的士兵是被忽视的,基本上是被胁迫进来的,对为什么和对谁作战几乎没有概念,靠着菲薄的给养为生。依赖现代化的武器,但是却没有相应的道义纪律和动力。结果是毫不爱护、胡乱使用那些贵重、精密的武器和装备,而且一旦损坏就随便丢弃。虽然很多军官受过很好的技术训练而且也很内行,但是都太个人主义,在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内聚力。指挥官对拨给他们队伍的军饷有太大的控制权,但却很少具备对军事行动的判断能力。如果没有委员长经常的努力,情况会是更糟。在一九四八年的后半年,士气迅速变得更糟了。

用主要是美国提供的飞机和舰艇,从空中和海上长距离运送军队,在有了重大消耗伤亡后再转到其他地方或被共产党所驱散。对于这样的一种战争,那个萌芽海军的用途,从花费上看很难说是值得的。为保卫那些城池(后来毫无例外的都失落了)修建碉堡和挖筑壕沟也是这样;当时军队应该忙于袭击、包围和歼灭共产党的纵队。所有这些浪费都是在百姓贫困、共产党精明地使用极少资源的背景下发生的。我们慷慨提供的飞机、舰艇和卡车,起了未曾预料的作用:消磨了中国人的主动性和独创性;并且使得他们过于依赖机械化的设备,除了从单纯的技术角度看以外,【211】他们缺少聪明地使用这些设备的经验;也过于依赖于他们学到的:向我们寻求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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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我做大使期间的中国和美国的合作,更多不是为批评,而是为了将来从这些失败中得到指导。中国人民渴望独立、统一、和平、经济复苏和民主的政府。这些也是美国的政府和人民寄希望于中国的。由于我和双方的关系,为了这些目标,在忠诚方面应该没有任何冲突。中国人知道我热爱他们的国家,我关心他们的福祉,我的自由主义的态度,以及我深信他们的内战可以通过范围广、不受约束的合作而取得和平解决。所以,我具有他们对我信任的充分优势。

但是我没能够做到,使他们失了望。在帮助马歇尔将军说服任何一方对某些方面做出让步,以便可能达成协议,对此,以及在削减当时我认为是主要问题的恐惧和怀疑上,我都没有成功。在这些协商终于破裂后,我没有能够影响控制美国和中国双方的政治行动的人,达到可能会取得建设性结果的程度。

过去,即便中国人证明自己能够实现联合,美国的政策也是要参与实现包含共产党的联合。这时,美国的政策完全反转了。在那多事、不愉快的两年里,我们对全球共产党的面貌知道得更多了,它毫无疑问说明了我们对中国式样的共产主义的矛盾态度。但是在中国内部,事务基本上还是保持在虽然他们各自有疑虑,我们着手敦促双方联合起来的时候的情况【212】,只是这时对他们双方都是更为困难了。

我们对出现在无论什么地方的共产主义的真正实质,是否是过于无知,过于不加猜疑?我们是否过多对国民党内部发生彻底的、明显的改革抱有希望?日后如果还能做些什么,我们该怎么做?

由美国的技术咨询、经济援助和贷款,我希望有个和平、统一、进步的中国,这个梦想失败了。但是我仍然相信它是正确的,而且可能会实现。我部分是根据我所知道的中国人民的优良品质和他们的历史,部分是由于我对自由社会里的民主有不可动摇的信心。

中国总归是个单一文化的国家,深深地被家庭、历史、经济和其他的关系所盘踞着。近来,她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充分表明,共产党的策略带来的危险是极为实在的。但是最为实在的挫败它们的方法,是充分地和自由地公开实情,是在民主领袖之间激起政治意识、政治觉悟和献身于公众利益的新标准。一党的制度只能被指责国民党所犯下的那些错误所败坏。民主总是会坏得像它的人民所允许的那么坏。唯一纠正的办法是更多的民主,人民在其中会决心维护自己。共产党阴险的渗透,他们那彻头彻尾的极权主义理论,他们毫无顾忌地采用任何手段,这一切都只能由相信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中还有其他、应不惜一切来保卫的价值的老百姓来警惕、防卫。如果中国,以她依赖妥协、不走极端、寻求中庸的传统,表明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案,那么它对这个问题更大的方面不会没有益处。由于这些原则是永恒的,人类的和环绕人类的精神力量是在一切力量之中的最强者,所以我相信,我对中国的梦想最终会得以实现。

转自《二闲堂》网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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