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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司徒雷登

第九章:召入外交界

【160】我刚到纽约市不久,华盛顿宣布了杜鲁门总统要求乔治·C·马歇尔将军作为他个人的代表去中国,帮助寻求解决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之间内部冲突的办法。几天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他对这个问题发出了消息(见附件)。马歇尔将军夫妇刚刚在弗吉尼亚(Virginia)州的利斯堡(Leesburg)买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古老农舍,正要在那里安顿下来、安度他应该度过的退休生活。但是他是真正的军人,他立即响应了那个对他个人毫无吸引力的号召。

这样就开始了在国际关系中极其特殊的一次任务。中国人本会把它作为多管闲事、干预他们的内部事务,甚至作为帝国主义的傲慢无礼来反对它。而事实上他们没有这样,那是由于以一种姿态暗示着主动的慷慨大度,和这个特使的威望,还基于长期以来的一个记录的判断,这个记录就是威尔逊(Woodrow Wilson)所说的“对另一个国家的友好帮助。”那是典型的美国方式,是一种坦率的理想主义和开通的利己主义的混合物,还是以极高的组织效率进行的。让我根据马歇尔将军在一月初来到后,中国政府号召了政治协商会议、此后的一些事件的情况,来试图推论当时在重庆所发生的事情。马歇尔将军的人格和威望以及他那崇高、高傲、自以为是但是也还算合理的理想,使那些代表团集合到一起,产生了一种良好情绪的气氛和高度的努力,【161】这才使得五项协议(见附件)成为可能。如果五项协议获得了批准,生了效,就会结束争议,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并且导致在美国的建议下重新组建、训练双方的军队。所有参加的方面,无论他们在细节上和最终目的上有什么保留,但是可能都是诚恳地签署了这个协议。共产党当时和在后来的讨论中都相当坦率,申明他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但是人民还没有为此而准备好,所以,对他们说,先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更好。政府的代表对共产党的良好信念则较悲观;那些没有参加会议、没有受到充斥在会议中的那种高昂情绪熏染的同事,则更为疑虑或者直接反对和如此狡诈的敌人会有任何的合作。无论如何,如果马歇尔将军能够多呆几个月,继续和所有的方面不断的接触,就还有可能至少开始有所合作。但是,他在三月初被召回到华盛顿,到四月末之前一直离开了中国。

他一走,那些积攒的愤恨又重新爆发起来。双方都开始谴责对方违反了协议,双方都开始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更多地侵犯、违例。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共产党进入了满洲;在满洲,苏联将极大量的日本武器转交给了共产党。在这种公然不顾条款以后,国民党自然觉得可以做出任何形式的报复。互相间的怀疑和仇恨急遽加剧,尖刻的指责和反指责,更是火上加油。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中,蒋介石这人的个性一向是风暴的中心。政治协商会议的理想主义和马歇尔将军的品质激发了他那细微、优良的气质。但是他却从来也没有【162】完全被说服过,在他离开了高层的会议讨论后,他也容易接受他所信任的同事的看来是真实的论点。

他在去年十一月要求在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在那时批准宪法,新的联合政府就职。但是意识到在那个情绪激烈对立的时候,会议会是徒劳无功的,所以他宣布将会议延迟到日后。他觉得这是他权限之内的事,更何况没有人对他最初的行动提出过疑问。虽然在第一次宣布那个决定的时候并没有正式的抗议,也没有记录说明“常务委员会”当时发生的事情,但是,共产党则指控他违反了政治协商会议的程序;这是在后来争议的问题之一。共产党由于设定日期所遵循的程序,后来认定十一月十二日召开的国民会议为非法,那时通过的宪法也是非法。这是两个集团之间争议问题的方式的一个例子;例如这个问题,它们常常并不重要,但是苦苦争吵,双方都十分相信自己是正确的。马歇尔将军天天和有关的主要方面开会,听取他们的提议和辩解,并设法弥补他不在的时候发生的损害。

2

一九四六年近四月底,我从美国来到了上海。由于许多原因在那里耽搁了约两个星期,急切想回燕京校园,有许多事情在那里等着我。但是飞到上海见我的傅泾波怂恿我,说我应该在南京停停,去向委员长蒋介石致以敬意。作为一介平民,安排空中的旅行并不容易【163】(铁路都被共产党阻断了),在南京也不容易找到住处,那里的现代化旅馆已经为美国军事顾问团腾空了。但是和往常一样,我服从了他那敏锐的政治本能,而它则改变了后来我的经历。

去拜访蒋介石虽然不方便,但是很值得。我上次见到他是在一年前的九月。看到他重新在首都安顿下来,是让人高兴的。在我们谈话中,他问我对时局的印象。我回答说它比我从美国报刊报道看到的要严重得多。这时,他问我有什么建议。我想了一下,说我想把它们归纳起来,谈问题的核心。那就是他自己应该用他在非常危机时,参加孙中山的国民党那时的那种大胆的激情,领导一个新的国内革新的运动,我觉得这样他就可以再次将目前十分不满、但是急切寻找一位他们可以全心全意跟随的领袖的那些学生和年轻的知识分子集结起来。有了他们作为自愿的宣传队伍,他就可以赢回正在衰落的公众的信赖,并且再次成为(正像在抗日战争期间毫无疑问他一直担当的那个)国家意志的象征。这是唯一可以克服共产党威胁的办法;但是这样做的时候,他还必须实施“三民主义”的第三条民生主义。他点点头,表示赞成;但是后来我知道,认准它,那是一回事,要激励他的决心去坚决实行,则是另一回事。

在委员长和蒋夫人的鼓励下,我拜访了马歇尔将军。我猜想他过去从来也没有听到过我,在我这方面,主要是好奇,想看望有如此显赫战功、有如此特殊任务来中国的这个人。定好了约会,【164】他和我谈了约一个半小时,回顾了至今为止谈判的全部历程。我一直仔细聆听,只是偶尔提个问题或做点评论。结束时,他说他所以把这些都告诉我,是因为他想让我帮助他。我允诺说,他什么时候想找我,我就愿意回到南京来。这样的事有那么一两次。在快到六月底,我偶然到上海参加一个教育的会议。在上海,陈立夫看了我两次,长时间地从他的角度谈了共产党和有关的问题。马歇尔将军经常谈到陈,说陈是妨碍他努力的顽固势力的头头。

陈立夫兄弟二人,先是孙中山、后是蒋介石的恩人的一个英雄的革命领袖的侄子。特别是在中国,这意味着极为牢固的联系,这兄弟两人一向是为那个领袖忘我地工作,在个人关系上,他们也替代了他们故去的叔叔的位置。兄弟二人都非常有智慧,毫不贪财也不贪污腐化,他们强烈信仰国民党和国民党领袖,也强烈相信必须在中国把共产党消灭掉。与他们建立起来控制了国民党组织所有分支的国民党来说,以他俩命名的CC帮不太像个帮派。这种情况和那恩人的地位使他们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得宠的下属和奴才利用这些牟取私利,并进行敲诈,或者就是愚蠢地蛮横和欺压,但是他们自己则一心一意忠心地工作,使领袖在党内对付敌手,并且镇压所有外部的反对。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这样做的技术是从苏联顾问那里学来的。那些顾问在一九二三年前后来到广州,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针重组了国民党。虽然陈立夫被指责为(特别是被美国指责为)死顽固、反对派、顽固派、但是他以敏锐的讽刺争论说,【165】他实际上是个先行者或预言家,因为他在其他人明白之前,很早就清楚地看到了共产党的威胁。

我给马歇尔将军送去了信,问他是否愿意听我对这些谈话的报告。他立即回答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到,他马上就派他的飞机来接我。结果是极有戏剧意味。我在六月二十九日星期六的下午到达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那个月的早期安排的停战协定要在第二天中午失效。所有的各方都认为无法达成协议。委员长已经准备了新闻发布,几乎完全排除进一步商谈,并且已经命令他所有的战区司令准备好行动。马歇尔将军也让他的幕僚优先安排为他们回国的事务。在那种时刻,陈立夫就被抛到脑后了。当务之急是建议马歇尔将军敦请委员长不宣布,让所有有关的人都让停战持续一下。这就是当时发生的情况。第二天我静静地思念根据这情况,我能够提些什么意见。

3

我急切希望尽快脱身,回到我的大学处理战后的许多问题。此时来到了七月四日和美国的招待会。我尽量不惹人注目,在想我是否去参加招待会。在我起床穿衣的时候,马歇尔将军来了信,要我在早上九点钟给他电话,并且说他的飞机准备好了,十点钟送我回北平。招待会的事情算是稳妥解决了。我猜想给马歇尔将军最后的电话只是让他对我所试图所做的表示感谢而已。但是他让我吃惊的是,他问我是否愿意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我表示了异议,说我刚刚过了七十岁的生日,而且已经给大学的当局送去了【166】辞呈,说在这个年纪上,一个人应该从繁忙的任务中退下来,而不是接受新的任务,再说我对外交完全是生手,等等。但是最后我对他说,他的任务是如此困难,他愿意让谁帮助他,那人就应该愿意帮助他,我把这事留给了他。回到校园后,我就忙于累积下来的事务,直等到爆出了那个消息,情绪高昂起来。我的同事们同意说,如果我但凡能够帮助这个国家取得和平,对我自己,对学校,我这样使用时间都是最好的。我对董事会提交了作为校务长的辞呈。董事会一致拒绝接受,但是允许我告假。我几乎立刻就去了南京,因为我想只作一次短暂的预备性旅行。但是几乎过了一个月,我才得以回到北平去安排大学的事情。

委员长是在牯岭和他的夫人度过炎热的季节,马歇尔夫人也在附近居住。马歇尔将军将我和来任和离任的大使馆领事们带到牯岭,我就可能递交国书。这次旅程包括了乘飞机一个多小时,乘轮渡过江到九江,乘汽车过平原,坐滑杆(山地轿子),一共约五个小时。在山上,仪式简化了一些,我和委员长说,我愿意以我们过去长时间的友谊、而不是主要以我的新美国官员身份和他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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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在那个夏天,马歇尔将军在周末到美丽的山区度假胜地牯岭去了八九次,看马歇尔夫人,也避开南京的炎热和冗长的会谈。

我回到南京后,立即开始参加那些会谈。有时是和马歇尔将军坐在一起,更多是在我的住处和共产党的代表团和所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中国人会谈。共产党的首席代表是周恩来。他是南开中学的毕业生,后来在巴黎学习。他头脑敏锐,个人很有的魅力。和他以及其他人谈论的时候,我发现互相间的不信任是如何之深,如果可以把两三个未曾决议的问题澄清,他们离开可以按照政治协商会议来解决又是多么靠近。周恩来的一个谈论,使得我建议双方各派两个人,而我做似乎是一个中间人,成立一个非正式的委员会(后来称为五人小组),来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双方都不承担义务和允诺。

周恩来衷心赞成这个想法(后来被延安否决了),我看它似乎很有希望,并且对马歇尔将军建议下个周末我和他一同去牯岭,去和委员长对此做讨论。

有消息说我要再去牯岭,那里的二十多个中国记者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想知道任何有关和谈进展的消息。我吃了些什么,也许是从炎热的平原来到凉爽的山顶着了凉,我的胃出了毛病。不论怎么说,我见了委员长的私人秘书沈昌焕(他在燕京读过书)之后,我躺了一下,然后要去马歇尔那里吃中饭。可是我头晕得很,有人去告诉了马歇尔将军,他来到我的住处,真的是由他把我放到了床上。委员长让他的私人医生来看我,这位医生的含糊的意见,使得在四周徘徊的记者可以随便做任何遐想。委员长独断地命令我留在山上,躺到床上,没有见好之前,先不要见他。那些记者没有能得到任何【168】政治上的消息,却报道了许多关于我的病情,蒋夫人和马歇尔夫人送给我的佳肴等耸人听闻的故事。这些都因为离开太远而更离奇,后来我从在美国的一个为我担心的亲戚那里听到,最后在无线电里宣布我终于脱离了危险,她才放了心。

过了几天,就让我去见委员长,我说明了我对那个非正式的委员会的计划。他同意了,但是对委员会有某些先决条件。第二天我回了南京,当天晚上和周恩来和他的同事谈了五个钟头。在我提出那些先决条件的时候,周向前低下了头,面容沮丧,几分钟一言不发。他曾经有几次表现如此,那都是在几乎看到了和解曙光的时候。但是每次都是一方或另一方的怀疑或恐惧成了冲突的目标,或者意识形态成了主要的障碍的时候。不论他们的动机如何,我所相信的情况似乎是共产党希望联合,但是只能按照他们的条件。国民党则比较犹豫和悲观。但是在我和人们打交道的时候,从来也没有遇到过如此猜疑的双方,特别是共产党。我和周恩来和可能参加我的那个非正式委员会的另外的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任命的几个人做了进一步的讨论。周恩来在原则上反对委员长有权在事先定任何条件,并且越来越被激怒了。他以撤回上海表示强烈的不满,在那里生气了几个星期,但是他的同事还留在南京。

在这时,马歇尔将军和我则发表了我们的第一个联合声明,把我们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归之于双方的不妥协和猜疑。我的那个小委员会从来也没有实际会面,这可能是最终破裂的开始,虽然更为明显的原因是在十月份几件事情加到一起造成的:【169】要在十一月十二号召开国民大会和张家口的陷落。可以将这两件事情作为典型的争论的问题和意念和情感因素来详细描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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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晚些时候,委员长以他自己的权威宣布了要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召集国民大会,通过新提出的宪法。在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没有异议地接受了这个大会的召开。但是在日期接近时,战事重新爆发,委员长通知仍在工作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指导委员会,说必须要将会议延期,并且要公开宣布。虽然共产党声称那时曾经反对委员长独自有这样做的权力,但是委员长记得的只不过是有人提出过一些疑问而已。没有保存的会议记录。他似乎觉得这和协商会议认可的他的权力是一致的,他也因而有权后来宣布将日期改为在孙中山诞辰的十一月十二日。但是共产党则认为这证明了他专权独断而不顾已经达成的协议。共产党说,指导委员会的存在就是要处理这样一些事务的。在这个时期,一般说,战事是国民党占上方,他们显然在向张家口集结,张家口在北平的西北,是共产党战略上的一个据点。周恩来和留下来的使团透露了他们急切希望避免对他们事业的这个灾难。为防止发生这种情况,马歇尔将军和我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使十天的停战生效,但是以另一方所能接受的条件却很难取得委员长的同意。但是我们最后还是做到了,这时我们想引诱周恩从上海回来,【170】却没有那么成功。马歇尔将军走到了极限,飞去上海,敦促他转回南京。我们指出,他们不需要允诺其他的,只说愿意恢复谈判就可以,如果成功了,向张家口的进军就会停止,而耽误一天,就离张家口近一点。但是他们拖延、争辩说:“时间太紧了,委员长是不可信任的,”等等。

我们又一次失败了。张家口在十月十日易了手。事有凑巧,那正是国民大会开幕的前一个月,而恰恰要在一个月前给所有的代表团发出正式的与会通知。脾气很大的周恩来的和他的同事的感情反应变得更厉害,因为这两件事发生在同时,这就导致了结束。他们主要由于制定日期的程序关系,宣布大会为非法,而且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的任何宪法也是非法。周恩来本人回了延安;虽然其他的人留在南京,而且和我们经常会面,但那都是非正式的,也毫无效果。

召开国民大会的日期从五月改到了十一月十二日,盼望共产党能够参加。但是,共产党对这个立宪会议就是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建立联合政府,他们坚持在这个政府里,他们和他们的友好盟友(像民主同盟,和郭沫若那种“无党派人士”同路人)必须在四十个席位的国务会议中占有、控制十四个席位。在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中,规定所有的国务会议的措施,都需要四十个成员的三分之二票才能算通过,十四票可以构成否决;要通过任何措施,必须有二十七票。因此,政府只同意给共产党集团十三个席位。【171】这是共产党所以拒绝参加联合政府、拒绝出席国民大会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最后的时刻,国民大会的日期又延迟了三天,等待共产党的到来。在十一月十五日才召开了大会。当大会选举主席团五十五人的时候,还给共产党集团保留了九个席位。但是他们并未出席。

委员长提交给大会的宪法草案,是政治协商会议的所有党派的小组委员会同意的。这个草案比十年前起草的要民主得多,这记下了委员长自己思想的进展。国民党内部的极端分子强烈反对这些更为自由的内容,他们尽力去争取一个像早先那个保守的宪章方向的修正案。如果不是有委员长的决心,那个草案怎么也不会被通过。他对死顽固派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他告诉他们,他要让那个宪法获得通过,他们或者把他作为国民党的首领而听从他,或者就完全和他决裂。最后那些人同意随了大流。委员长立刻就召见了我,对我说不用担心,因为宪法会成功地通过。

换句话说,经过了漫长的争论,最后中国的国民大会真地采用了一个民主的宪法。对于来自整个中国、政治意见形形色色的两千零四十五个代表组成的国民大会来说,这个功绩可不是太小。

值得将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马歇尔将军声明中的话引在这里:“事实上,国民大会通过了一个民主的宪法,它在所有的主要方面都符合去年一月所有党派参与的政治协商会议所制订的原则【172】通过的这个宪法似乎包括了共产党所要求的所有主要的方面,但是他们认为不适合去参加大会。这实属不幸。”【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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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我们所有的美国人在此之后对共产党(包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形式的共产党)的目的和技巧有所了解,在这里写下在那几个月里和共产党的代表团不断打交道的印象,不会没有价值。像我上面说过的,他们十分坦率地承认,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使中国共产主义化,但是它的人们需要为此做准备,要先经过一段“初步的思想灌输”。因此,他们准备在联合政府里面,以民主的宪法合作,作为达到最终目标的一个阶段。障碍是他们对政府集团总的怀疑,以及他们惧怕如果不用自己的武装力量保卫他们的地盘,他们就不能生存。不幸的是,双方的大多数领袖在二十五年来都还是原班人马;在个人关系是极度重要的这个国家里,它对两党的和解增添了许多问题。对我来说,我总是认为最重要的是结束武装冲突的阶段。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用这种方法,即便一方取得了胜利,问题也永远无法得到解决。美国帮助重组和复员所有的军队,似乎能够提供最好的保证,保证任何一方都不会攻击另一方,并且可以开始减少巨大的军事开支。在试图联合中,无论会发生什么困难和分歧,它们的性质都会是政治性的,也会避免更多的流血和经济的毁灭。【173】在最后圣诞节那天通过了宪法以前的那六个月,都用在了不断的会谈、提方案、听取他们的反驳、帮助委员长起草公开声明、以及类似的为了结束战事的努力上。精神上的压力在三方中间急遽地转来转去。周恩来到最后表现得变得越来越愤怒,提出不讲道理的要求,并且公开地骂人。委员长那时也就发火,并且表现得十分执忸。马歇尔将军变得非常愤怒,愤怒得几乎决定立即请杜鲁门总统把他召回去。事情的一些新转折和有希望的提议,复活着焦虑的希望,但是希望都再次被扑灭了。在十月末,各种“第三党”的领袖承担起美国巨大的未能完成的事情。我们准备退出,盼望中国人自己的干预能够成功。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们放弃了努力。

在那个夏天和秋天,公众期望等待着和平的消息。中国的记者注视着我们,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详细地报道着。我去见马歇尔将军的时间一般都定在晚饭前的一段时间。他觉得在不断的访谈后,晚间看个电影会使他放松,在饭后总立刻在他的家中看个电影。我总是留在那里看。有一两次,中国的报纸报道说,一定是在做重要的讨论,因为看到我在下午五点三十分到马歇尔将军处,晚上十一点钟以后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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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任命我的时候起,我认为我主要的事情就是和平谈判。在这之前不久,沃森·波特沃斯(W Watson Butterworth)【174】受命到南京的大使馆担任公使衔参赞,他极为有效地管理着日常的行政,直到后来升任到国务院东亚事务办公室工作。他的继任路易斯·克拉克(Lewis Clark)同样有能力,同样地适合;这样,我就甚至不去管理大使馆的日常事务,将它们托付给这些训练有素的人。只要我有资格来称赞他们,我就有幸说明他们总的效率,以及他们对我的不变的礼貌和照顾。由于他们引导我进入从“绝密”的信息到在正式宴会上的排座位等外交的神秘中,使得我这个无知、胆怯的新手感到容易得多。波特沃斯(Butterworth)和克拉克(Clark)两位夫人和其他同事和同事的夫人也是一样地帮助我,帮助我这个孤独的和没有经验的寡老。事实上,很快我就觉得他们大家都成了我新的同事一家人。

在我离开北平上任时,一个美-中协会为我举行了告别集会;当我做必须做的演说时,我突然看到来宾中有我多年的朋友胡适博士。我就在他和我之间做了对比。他幸运地不再做国外的大使,回到北平担任大学校长,而我,却要离开那个诱人的城市,离开我很满意的事业,而要到一个兴衰未卜的指责之中,而那却正是胡适博士所要避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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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广的一些方面,我也比较高兴但是也有些惊奇。中国的公众总起来会欢迎我的任命,这是可以意料的。但是编辑部文章和其他评论的一致性,则是我远未预料的。几乎所有的高级官员都是我的朋友或者至少是多年的熟人。我新的官方地位【175】对我们的关系不会有多大的改变。我的教育活动一向被广泛熟知,我对中华民族的渴望和抱负有强烈的同情。事实上,中国人常常说,他们把我看作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但是我对美国人的反应就不那么有信心。在东方,美国的教会传教人和非教会的团体之间,总有一些疏远。在这种奇特的情况下,两个方面的这个特点就变得不合适地显著了;它还由于生活的经济水平和社交习惯的不同等而更为加剧。所以,企业界会不同意我,因为他们似乎认为我不大了解或不怎么关心他们的事务,此外,在他们眼里,由于我狭隘的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对待中国人的时候的理想主义的情感,我不适宜做这个工作。

凑巧的是,美孚石油公司和英美烟草公司长期以来在内地经营得很好,传教工作当然也是这样。因此有人戏谑说,这是美国在中国的三个主要活动,他们三方的座右铭、口号都是:“让光来到这里。”至于在美国国内的公众,如果他们对此有点关心,他们会奇怪为什么总统会任命一个“垂垂老矣的传教士”去担当这个职务。有个专栏作家就是这么说的。可能是为了怜悯,让我不知道这些反对的批评,但是在中国的各种美国人的忠实友情,以及从美国来到我这里的评论都是十分赞同。这些中国人和美国人相同的态度,十分自然地帮助我做出调整。生活的方式、薪金报酬、威望,都和我过去简单朴实的习惯有很大的差别。我从来也没有将宗教和世俗之间的区别,主要放在像做礼拜和禁止烟酒这样的事情上,而是【176】放在生活的质量上,而生活质量是它自己判断行为的对错、上帝是否接受或惹怒人们与否的准则、试金石。无论如何,我决定我行我素,最好的权威给我这个自信:“就像白昼之后就是黑夜,神不会亏待任何世人。”

转自《二闲堂》网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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