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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司徒雷登

第六章:中国形形色色的人物

我在杭州的那些年月里,我的朋友主要都是教会的雇员,例如牧师和教师。他们是忠诚、可靠一类人的代表,但却都是已经和他们自己的社会环境脱离开、将自己的利益和传教士的利益联到了一起的恭顺的下属。他们的看法常常比较狭隘,和他们的雇主没有多大区别,差别只是他们对在教会内外他们的中国同胞有实际的理解。在这些教会的成员中,尽管大家都总是互相交换友善的谈话,很多人并不是自然地情投意合。中午,我和一上午在稻田里或丝蚕桑园饿极了的农夫吃饭,他们吃完五碗大米饭,我不过吃一碗半。所有这些经历使我了解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且偶然使我遇到更为有益的事。

但是在南京,我最密切的友情自然开始于神学院的教员同事。他们是受过传教训练的高级人物,在互相之间有更多平等的感觉。我的一位私人老师或著作家是个有儒家传统的学者,经过多年的接触,我们建立了很欢快的密切关系。我后来还熟悉了南京大学的中国教师和城里的一些人,以及神学院和大学里面的学生。神学院的一个教师,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也是我幼年的耍伴,【101】他先在之江大学(Hangchow College)学了英语,在邮局工作之后,又决定去做教会工作的。

在这段时期之初,我认识了郭秉文博士(P W Kuo)。他是上海一座教会学校女舍监的儿子,设法到美国去读书,取得很卓越的成绩,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回到了中国。后来,他被任命为东南大学的校长;那个学校是现代政府最初的高等学府,在那个时候,自然很容易是最好的一个。他集合了大约五十个“回国的学生”,每一个都在自己的学科里很出色,并且用美国的方式来推动教育。

但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几乎还是无人知晓的人。我几乎不知道在中国竟有这样一些人。大约在同一个时候,我见到了王正廷(C T Wang)(他后来是中国基督教男青年会的总干事,外交部长,和驻美大使),并且听过他的演讲。他的父亲曾经在宁波的英国圣公会做牧师。他受到一些对待,像是要通过“佣人”或“商贩”的门进入传教士的家,使得王正廷激烈地反对基督教,但是后来他却成了一位非专职的基督教领袖。

在我迁到北京之前的那些年,我熟悉了一些从西方“回来的学生”,发现他们相当意气相投,但是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缺点和错处,以及由于他们有令人羡慕的知识和学位,似乎能够证明他们适合于得到报酬优厚的职位,而使他们在中国社会里受到过于优越的地位和声誉。这些学生有时自以为重要而傲慢地要求高职位、高薪金,有的学到了一些学科的理论知识,但是不能用于中国的需要。

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对中国做了巨大的服务。的确,如果没有这些男男女女做出的努力,【102】很难设想中国会(必须要)发展到她目前发展到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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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教士,我对中国最初的印象之一是她觉醒的民族主义。她可能一向是在沉睡,但是外国不断的羞辱惊醒了她。在我来到中国前不到十年中,日本打败了她的海军,义和团运动带来了后果。普遍地惧怕列强的瓜分;今天我们几乎忘记了那时候正是要瓜分她。约翰?黑(John Hay)制订的美国政策的确比较有效地防止了它,尽管一般都不那么认为。

我第一年在中国做传教士的一九零五年,日俄战争结束了。在中国青年之中迷漫着一种愿望,希望学到如何成功地抵抗西方侵略的秘诀。这些青年大量去日本学习,满清王朝在摇摇欲坠。

我一九零八年迁到了南京,慈禧太后和被囚禁的光绪皇帝先后去世,后继的是和我儿子同年的一个三岁娃娃。革命的情绪在到处流传,尽管是秘密的,也受到镇压。三年之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发了那个不成熟的革命,虽然没有经心地组织计划,但是它很容易就到处播散。唯一维持了一段时间的抵抗发生在我们居住的南京。我们有了一段很激动的时间。大多数的学生都剪掉了辫子,但是如果被人发现没有了辫子,那就意味着立即处死。每天在最靠近长江的一个城门开开的那个钟点,所有教会学堂的西方教师一同出动,把学生安全地送出城门。将没扔掉的那些辫子别在男生的帽子上,我们领着他们走过那些卫兵,还常常为他们拿着行李,【103】因为缺少脚夫,而学生自己要注意不要把不一定牢固的辫子掉下来。

在孙中山最后来到南京的时候,合众社请我临时做它的记者,所以我就有了经常能见到他的特权。

一九一二年临时国会在南京召开的时候,我是唯一的一个到会的外国人,听到了孙博士所做的那个著名的演讲,他拒绝就任总统,理由是他在国外呆得太久了,不适合担当那时的建设性管理工作,而以同样的理由,请敦请、说服清帝退位的袁世凯担任总统,但必须保证支持建立共和国。孙中山的许多年轻追随者极为反对,他的老练的同志也担心,但是没有极为认真,袁勉强被批准了。后来证明其他的人是对的,因为袁世凯后来经他的家人和朋友的怂恿,想(但是没有成功)当皇帝。我后来认识了袁世凯的一个侄女,袁宝琳(Pauline),一次,她对我读了伪造的上海一些报纸的社论文章,里面都是敦促他的叔叔登基称帝的,这使得他以为“人民” 愿意要他做皇帝。

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都是和革命理想主义者的核心保持着联系。我到现在还是相信孙中山真诚、忠实,毫无疑问是个大公无私的爱国者,但是他离开中国太久,对中国的事情也就来往得不多。经过内战的一段时期,他的影响起到保持住了一个共和体制的政府,他在一九二四年的著名演说“三民主义”成了他的助手蒋介石领导的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宪章。一九二五年他本人在北京协和医院死于癌症。他的基督教式的葬礼是由燕京大学的刘廷芳博士主持的。

【104】孙中山的夫人是蒋介石夫人的姐姐,她献身于她丈夫和他所宣布、诠释的“三民主义”。她后来觉得她的亲属不喜欢这些理想,而终于将自己投入了共产党的人民政府。她现在在那个政府里担任一个位高但实际是个挂名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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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九一九年春天来到北京的时候,学生中间正沸腾着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意识。在五月四日,学生的代表攻击了帮助日本的三个无耻官员的家。那些官员和他们的家人匆忙带着细软逃到了安全的使馆区。逮捕了那些学生领袖,把他们禁闭在匆忙改为学生监狱的一个法律学院里。其他的学生喧嚷着要和那些被关押的一同住进去。全中国都燃起了类似的运动。各个地方的监狱不久都塞满了人,而且还有更多的学生要住进去。摇摇欲坠的政府处于一种荒唐的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它把学生真诚的爱国暴动当作犯罪来处置,那么它就是在宽恕那些亲日的汉奸,公开出去会更为麻烦。

如果不这样,那就是说明学生谴责那些官员是对的,日本人可能会用他们可怕的武力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因此,老谋深算的的年迈总统下令将学生放出去。但是像是在腓利比(Philippi)的保罗(Paul)那样,学生不出来,除非撤消对他们的指控而正式释放他们。对政府来说,这是难以办到的丢面子。

那时,我答应到北京来,在附近的一个卫理公会大教堂里为毕业典礼讲道。但是,徐总统妥协了,让两个高级官员去“安抚”学生,然后就把他们释放。选择了那个星期天的早上举行仪式。【105】所有的其他学生都在那时去迎接他们,并且胜利地护送他们回到各自的学校。我已经准备好了为大学毕业生讲一次道,也就只能匆忙地做了调整,对着学生数目显然不多的听众做了宣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我未来的学生。第二天早上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对他们的爱国行为清楚地表达了我衷心的同情。在后来所有那些危机的年月里,每当学生觉得他们该参加类似的行动时,他们都知道我的态度;它是真实的理解纽带,它对在那一段中国动乱历史时期的燕京大学里面的情况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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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不久我搬到了北京。我就开始和中国的官员交朋友,以便使他们了解我们这个教会大学的目的,并且在他们以自己的善意对待基督教教育而给予捐赠的时候,接受他们的礼物。很多人都是通过“正当”和“不正当”的敛财,弄了很多钱之后赋闲在家的。在清朝,在公款和私款之间没有足够清楚的界线;允许一个官员取得一些利益,只是由他的上司和习俗来限定它的数目。在民国早期,还沿用着这些习俗,而且除了敌对的军阀会危及它之外,并没有什么限制。日本人助长着这种贪污,以便瓦解中国。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带来了比较好一点的政府组织,改善了税收的办法和公共的财政。在这一段利益冲突的时期,我觉得最好是认识不同营垒里面的、互相竞争的显赫官员和他们的随从。【106】

颜惠庆博士(W W Yen)是圣公会一位牧师的儿子,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是从美国回来的学生,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很显赫。他去多个国家担任公使,还在北京政府担任过总理。在政治风度上和人品上,他都远远高于一般。他在燕京大学理事会工作多年,偶然还担当它的理事长。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我说服他帮助我们募集基金兴建一座男生宿舍。就在那时,当燕京大学正向现在的校址迁移,来到了一九二六-二七年的革命。颜博士很快也很愿意地准许了将募集起来的钱,在傅泾波的计划下,建造了在那个内乱时期保护校园的围墙。

早期我熟悉的相当不同类型的另一个官员是陈树藩将军,他是内陆陕西省的督军。他把我们新校地址的土地卖给了我们,并且在留一小块地为他年老的父亲盖一个别墅、最后将它作为一个纪念堂的条件下,把售价减了三分之一。他提出让我到西安看看,对省里的官员谈谈对教育问题的看法。我很想去,就在一九二一年早春带着所有的美好设想动了身。我带着一个仆人,乘京汉路到连接新修的从海边到西安的铁路的交叉点,然后换乘那个火车向西到它所能达到的地方。从那里我们走了一个星期的旱路。因为我们要通过一个盗匪为患的地区,陈督军派来一队士兵保护我们。为我准备了一架骡驮轿,那是两个骡子驮着竿子、上面搭起的一种篷轿,里面有铺盖,一个或几个人能够在里面舒服地呆着。幸好,陈督军为我和我的仆人额外准备了一匹马,而我则愿意尽量多骑马,恰如我的仆人愿意尽量多呆在轿子里休息那样。【107】这样的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没有受到近代和外国污染了的这个地区的农村生活。

我在西安作为督军的客人住了约一个星期。游览了这个古都的古迹和名胜,并且看了那些当代的活动。在一次为我举行的宴会上,省长和督军作为联合的主人相邻而坐,为了防范别人下毒,他们两人各自吃自己烹制的食物;两个人都有自己的护兵、保镖,暗暗地站在自己的椅子后面。有个保镖不小心把枪掉在了地上,造成了一时的紧张。之后,这两个省级大官又恢复了互相友好的交谈,就好像他们是最要好的朋友一样。

西安这个唐朝的古都和它的环境迷住了我。我有了在这块处女地上开发教育、以及让燕京大学和陈督军的中学建立特殊联系的设想。在我离开的时候,陈督军送给我一匹马,我把它带了回去。在我还没有回到北京城之前,那个省长成功地导演了一齣反对他同事的兵变的消息就传来了,那位督军不久就下野在天津过起寓公的生活。我常常到天津去看他。这整个的事件在那个混乱的时期是很一般的,是阴谋活动的区区小事。但是我对交往这一类朋友的价值有了一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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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时期山西省的省长是阎西山将军。我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和博而顿(Burton)教育委员会一同旅行时。后来我又去看过他几次,总地说来,他的能力和个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最初想做“模范省长”,后来失望了。人们还没有为改革做好准备,中外人士都在戏弄他。他决心不把山西省从共和国里分离出去,但是实际上却是分离着。【108】因为有一段时间他反对蒋介石,所以他逃去了日本;在此之后,日本人就想方设法把他争取到自己的一边,但是没有成功。后来他证明自己是对国民党忠诚的。一九三六年,他邀请我去山西,为该省的工业发展帮助他做些联系。开始做了一些计划,这时来了抗日战争。

孙传芳将军是江苏省的省长,他一度和相邻的浙江省的省长打仗。一九二七年他在第二次北伐时,被蒋介石打败。在一次和他谈话的时候,他问我,“外国人为什么来中国教育中国人?”我说:“文化、文明不是民族的、国家的,而是世界性的、国际性的。如果它被融和在一起,就能够取得更深的了解。我们的目标是和中国的旧文化合作,并且帮助建立新的文化。”

“多谢你们的意图。但是,你为什么来找我?”

“我来请你捐款。”

孙将军这时站了起来,显然不感兴趣,“等以后什么时候再见。”但是他捐给了燕京大学一百美元,后来又捐了两万美元的中国大洋。孙将军的一个儿子日后进了燕大,学习努力;在日本入侵时离开了,“去做点爱国的事情”。孙将军本人后来下了野,当他去一所寺庙拜佛的时候,被他过去处决的一个人的太太开枪打死了。

韩复渠是在国民政府下得以继续掌权的另一个类型的独立的省长。他在山东清除了土匪,在许多方面是个进步的统治者,尽管相当独裁专制。日本人不断笼络他。他想采取坚定反对日本的立场,但是不知道蒋介石是否会支持他。【109】

一九三五年,韩省长说,如果可能,请我和傅泾波去看蒋委员长,探探他的态度。开始时,蒋很生气。“地方省长无权探听国家的政策;他们应该完成他们自己的任务,让中央政府去处理国家的政策。”

我反对着说:“那是个很好的抽象原则。但是多少世纪以来,中国就是由人而不是由法律来治理的。因此,对人的忠诚是首要的。如果你能和他建立个人之间的关系,他会成为你真实的朋友。”

他仍然怒气冲冲,但是最后说:“好吧,你去告诉他,如果他坚定站稳,我就不会让他倒下。”后来,蒋派他的个人代表去了山东,以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但是一九三七年日本人进犯的时候,韩动摇了,没有坚定站稳,他和他的军队向西逃去了。蒋委员长把他召去,军事法庭审判了并且处决了他。

宋哲元省长的情况也差不多,只是他后来退得没有了后路,就和日本人死战起来。他任北京所在的河北省省长时,在国民政府和日本人之间摇摆不定。我设法让蒋委员长相信,如果给宋适当的支持,宋会忠诚地抵抗日本的军队。在卢沟桥事变之后,蒋要他去河北省省会保定,在那里固守。但是在日本人的闪电攻击后,他夜里偷偷溜掉了。如果宋听从了蒋的命令,华北的局势可能会有个非常不同的转变。宋后来十分悔恨,抗击了入侵华北的日本人,但是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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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是在张作霖元帅、后是在他儿子张学良的时代数次去到东北;见到他们两人都很友好,对我们为燕京大学的求助都有回应。我第一次见到张作霖的时候,他坐在一个宝座样的椅子上,两边有两个揎填的猛虎。他个头小,但是有一双明亮、乌黑、逼人的眼睛。他原来是个村庄的护卫,出了名,逐渐提高自己的地位,最后在东北的权力争夺中压倒了所有的人。他的一生都在和日本人打交道,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对他们屈服。一九二八年四月,他进军并短暂占据了北京,但是又被赶了出来。

一九二八年六月,为了毕业典礼,我经过欧洲和西伯利亚铁路匆忙赶回燕京大学。快到沈阳的时候,苏格兰传教士朋友们告诉了我没有登基的东北王的厄运。他从北京回来,在他的火车经过离沈阳不多几里的一座桥的时候,发生了爆炸,他在车里受了重伤。那些传教士对我说,他已经死了,消息是来自医疗方面的人,但是在整个城里都散布说他在康复,命令所有的人都不得改变自己的日常生活。他那二十二岁的儿子“少帅”飞回来接管了大权。后来少帅告诉我,日本人曾经三次到他父亲的火车里,要他签署一份扩大日本人在南满(东北南部)利益的文件。最后那次,他们警告说,如果不签署,他就不会活着回到沈阳。看过爆炸现场的一位英国工程师对我说,从技术上看,就知道那一定是日本人做的恶。日本人有四万军队【111】在等候着信号,一旦知道了老帅去世的消息,就要“维持、恢复秩序”。

不论他有什么缺点,他死得英雄。他的人民用他在坚持康复的神话挫败了日本人夺取控制的阴谋。在宣布他去世消息的时候,我已经回到了北京好几个礼拜。少帅还告诉我,日本人如何派林权助男爵(Baron Hayashi)去吊唁,之后,他秘密地将同一个文件给少帅,让张学良签署。张学良描述了他怎么闭上了眼睛表示拒绝,但预料会被枪杀。这些细节预示着三年以后的“沈阳事变”,那是个类似的铁路事故,厚颜无耻、公然地蹂躏满洲、东北。

那次事件是历史上的又一次转折。它可能部分是由少帅轻蔑地拒绝日本人一再的要求所激起的。四个日本陆军上校等得不耐烦了,便以天皇的名义决定强迫进行,用欺人的借口,占领了整个东北。

亨利.司提姆森(Henry L Stimson)是那时美国的国务卿,他通过穿越大西洋的电话和英国的外交部长商议提出抗议,但是约翰.西门(John Simon)爵士回答说,他不感兴趣。我住在近处,我深信如果这两个国家带头强烈行动,日本政府本来可以容易地在那个阶段说,那些行动是未经允许的下属自行做的,而不丢失面子。在国际联盟最后接手了这件事情,派出李顿调查团来调查,那为时已晚。日本人已经考察到列强不团结,不愿意卷入。墨索里尼看到了这一点,在阿比西尼亚跟了上去。西班牙内战是另一个后果。希特勒不久也随之而上。如果在满洲东北采取了果断、强硬、联合的行动,所有的这些都可能得以避免。一九三一年发生沈阳事件的那个日子,【112】九月十八日,在中国,特别在学生中间,成了每年的国耻、和决心的纪念日。从此之后,它有了深远的影响,影响了爱国的中国人的思想。我感到从海上刮来了昏暗的毒气,特别向华北沉积,带来了那难以避免的命运。

一九三六年,当那些认识少帅的人听到西安事变和扣押蒋介石委员长的消息时,那似乎唯一的可能就是出于爱国的动机。在可能的最为公开的场合和私下谈话里,他都不加修饰地说他是做了错事。所以这无须再加讨论。他想结束对所有涉及的人都是灾难性的国内争斗,以及他感到全国处于危险之中,这是勿庸置疑的,但是他使用了既荒唐又不合时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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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在中国场景上有一个有趣的人物,那就是有时被称为“基督将军”的冯玉祥。他身材魁伟,面庞大而和蔼,个性坚强,性格真诚但又灵活、善变。他成为基督徒有感情用事的缘故,他的信仰总是浮浅、幼稚、不够成熟。他早年的军队有些像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军队,有着严格的编组和纪律。有一段时间,在他的军队里有随军牧师,但是在他被张作霖打败的时候,随军牧师就不见了。冯将军从信仰基督教转向了共产主义,之后又回到了南京的共和主义。在战争期间他是一位激昂的爱国者,但一直没有给他任何真正有职权的位置。在抗日胜利之后,他又表明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在他去苏联的旅途中死得很神秘。

我最初是在北京认识他的。【113】那时他正在怀疑着蒋介石的政府。后来他去了南京,得到一个职位,这时他又不满地下了台,去了山东省著名的圣地泰山。我和傅泾波有一次到那里看他。他在那里读古书,练习他那著名的书法。他有力地说,“如果他们不再计较那些分歧,我做什么都行,给我最高的职位也好,最低的职位也好,只要他们打日本。”

另一次去看望他的时候,我因为肩部的关节炎,左胳膊吊在吊带里。在他知道了我是什么病之后,他立刻就让我用他从北京一个著名药铺买来、总是带在身边的一种膏药,里面的成分有熊膏和虎骨粉。他坚持要自己给我上药,所以我就露出肩膀,他把一帖膏药贴在前面,一帖贴在后面,让一个副官把贴药的过程照下像来。不论是那膏药像他所说的那么灵验,还是一位美国的教会大夫的治疗帮助了我,或者只是离开了潮湿的南京天气,在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完全不疼了。有一次在重庆的招待会上,冯将军很幽默地谈了这个情节,引起了来宾的哄堂大笑。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重庆,他正在读中文的乔治?华盛顿的生平。他谈到我们那八年革命的细节:叛徒,债务,饥馑,寒冷,军队的缩减,等等,又说:“我们中国人还没有遭到像那样的事情。没有理由说我们不能坚持得更长久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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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三三年,李宗仁和白崇禧两位将军和广东的陈济棠将军联合起来反对国民政府。【114】陈和他的那个团伙是彻底腐败的,他想独立于南京政权,因为那样会给他更多贪污的机会。李和白则相反,都是高尚、爱国的,只是担心蒋介石会绥靖、对日本让步。在那个时候,我和李将军做过两次长谈。我说:“如果你能够相信蒋不会攻打你,会抗日,你是否愿意支持他?”

“我愿意。”

我继续说:“我相信他会这样。白会怎么样?”

“他比较难对付,但是能够把他争取过来。”

我最后说:“很好。我来想办法拿到使你们相信、毫不怀疑的证据。”

回上海后,我和几个国民政府的官员谈了这个事情。有一个官员说,“我们已经派去了使者,而且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没有什么下文。”

我说:“好吧。可是一定要这么办。宋子文怎么样?我相信,如果去一位大人物,就会打破那个联盟,会得到李和白的忠诚支持。”

宋子文极其繁忙,所以我就问他,蒋委员长能不能去。宋马上回答说:“那可太危险了。”

然而,蒋最后真去了,让他们来处置他。在那以后,蒋和白和李都成了好朋友,在抗日中他们合作。在一九四八年国民代表大会选举蒋介石做共和国总统时,李宗仁被选为副总统。

汪精卫是很不同的另一种类型。他善于演讲和写作,和蔼,但是缺少基本的道德原则。他从来也没有超越过他那革命机会主义者的态度。在重庆显赫的国民党官员中,他是唯一和国民政府决裂,跑去寻求单独和日本媾和的人。他在离开重庆后,做出了悲剧性的错误,去了日本,【115】没有任何真正的中国爱国者的支持,同意担任了南京的日本傀儡政府的首脑。也许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和平运动中的英雄。作为我对他的认识,他似乎也是被其他三个因素推动的:和国家的领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真正的意见分歧;对蒋介石的极度妒忌;和对战争的变态的恐惧。他在战争结束前死在东京,中国人民看不起他,也不哀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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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在蒋介石领导下建立了国民政府不久以后,我为了认识这位新领袖而去到南京。通过孔祥熙博士,我第一次和他会面,他那有权威、善于指挥人的个性和迷人的魔力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也见到了大多数新政府的重要成员。他们都热烈希望实现孙中山的理想,这是让人鼓舞的。这使我看到了一九一一年革命时同样的精神。

在同一年之初,蒋介石大元帅做出了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的那个最重要的决定。在孙中山看到他的共和国在军阀纠纷争执中崩溃的时候,这时他决定从广州到北京进行一次惩罚性的进军,来恢复和平与统一。他恳求各个国家(包括我们的国家,美国)援助他,但是除了苏联以外,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苏联派去了两个非常能干的人鮑罗廷和加伦(Galen)带领的顾问们和其他援助。从一九二零年开始,他们就以苏联的方针组建国民党。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后,这个改组仍在继续。他们策划了“北伐”。他们编在从广州到汉口铁路的那个支队,在汉口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在那次进军中,伴随着许多毫无约束的放火和对“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惨杀。【116】

蒋委员长带领着另一支队,沿着海岸进军。不知为何,在前进中决定和苏联的顾问决裂,决定开始采取独立的策略。在这样做的时候,得到了上海富有的企业界的支持。共产党自然就有了谴责他的现成把柄,说他被资本家收买了。第一个后果就是瓦解了积极活动而且发布消息的武汉政府,以及那些苏联人和一些追随他们的中国人艰难跋涉的归回;其中包括了孙中山夫人和忠于她的一个秘书,那是燕京大学的一个男生。她在莫斯科短期逗留后,认准了苏联的共产主义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尽管有许多相反的说法),带着她的人员去了柏林,一年左右之后我在那里看到过他们。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委员长即将、但还没有背叛之前,强烈亲共产党的武汉领袖,为了使蒋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陷入困境,派了一队士兵,去谋杀在南京所有的外国人。那些外国人多数是传教士,那些士兵发现他们都很友好,觉得自己还有中国人固有的体面,不能让自己残酷地射杀这些无辜。我弟弟瓦润(Warren)接替了我在神学院教书。我妻子和其他的妇女都被送到了锚在河里的一艘美国战舰上,但是所有的男人都还留在自己的职务上。瓦润(Warren)在自己家的大门外和一些士兵交谈,说服他们不要有粗暴的行为,这时,远处的另一个士兵向他开了枪,子弹打裂了他身后的木头。在这当头,有一个衣着褴褛的人从围观的人里出来,劝他离开。瓦润(Warren)就随着那人离开了。那人是一个洋车夫,在他有病的时候瓦润(Warren)曾善待过他。那人把瓦润(Warren)带到他那贫穷、不干净的窝棚,要其他窝棚的邻居不要声张,拿了瓦润(Warren)值钱的东西,把他藏到他褴褛的铺里,【117】尽自己家中所有让瓦润(Warren)吃。一天以后,他对瓦润(Warren)说,南京大学的学生正在到处找外国人,为了更安全,要他们转移到大学去;他把瓦润(Warren)的值钱的东西还给他,护送他到学生那里。

南京大学副校长约翰?威廉姆斯(John E Williams)是我亲密的朋友,他和另外五个人(共属四个国家)都被杀害了,还有几个人受了重伤。最轰动的一件事是美国领事约翰.戴维斯(John K Davis)(我父亲传教同事的儿子)带着一群人逃离的情景。他们从一个小山(Socony Hill)爬上了城墙。其中有一位是著名作家爱丽思.提斯戴尔.候巴特(Alice Teasdale Hobart)的丈夫,他从城墙已经下来了,放开绳子时,伤了踝部。

这整个的阳谋是一个野蛮、毫无人性的举动,是想困扰委员长(委员长的变心使得中国的苏维埃化推迟了二十多年)。有一个很巧合的事,当时担任北京公使的约翰.麦克莫里(John V
McMurray)先生几天前曾经要我再到城里来的时候,去看看他。我很快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的下午去看了他。他问我,在长江谷地火药桶发生一些局部事件,是否会在全中国点燃起反对所有外国人的情绪。我想那不会。那天晚上,我们的一个中国教师在他家中展览他收藏的字画,希望我参加。快到钟点的时候,一位美国同事从城里带给我无线电的新闻,说所有的外国人都在南京的大屠杀中牺牲了;他并不知道我有个弟弟在南京。我尽管悲伤,但是还是决定去看看展览。第二天早上,从麦克莫里(McMurray)先生那里才得知瓦润(Warren)并没有受到伤害。

回来再谈委员长。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118】在反对将苏联共产主义作为中国的政治哲学或计划中,他一直没有动摇过。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里,尽管有日本人的侵略和共产党的战争,但是国家统一的进展、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一九三六年圣诞节那天,他从在西安莫名其妙的被幽禁下释放,我对委员长和他那能干的夫人有了忠诚的敬意,并且和中国的人民一道,感到欢欣鼓舞。

当日本人发动对华侵略时,我对委员长的估计可以从以下的段落里很好地看出来;这些段落摘自我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为北京《民主》杂志的一篇文章。我写道:“就我所知,报刊里对蒋将军十年前的生活态度、方式和对政治敌人的迅速、总的对待的报道可能都是真实的。如果是如此,那么就应该给他更大的荣誉,因为从那以后,他变得更好了。在一九二六到二七年,他突出成了全国重要人物的那时,作为对中国的命运十分关切、同时也对在军阀到处存在的特点很熟悉的我,一直在观察他的行为。这些军阀在过去二十年里都为自己互相争权,而毫不顾及民主的原则和人民的权力;他们承袭了满清官吏的道理,做官就是为了私利,既无需皇上的准许,也没有约束自己贪婪和胡乱统治的古时文人的传统。国民党的新领袖,在孙博士的三民主义理想下,是否会再次重复古已有之的中国官僚的罪恶行径?他们之中许多人是这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也很明显,借机多少谋自己的利益是被更多的人所厌恶的。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看蒋将军的人品。【119】(在中国)对他很多的批评无疑是将对他的某些指控信以为真:他们说他独裁,成了独裁者;说他聚敛了大量钱财,为了保险,大部分换成了美国的股票债劵;说他和日本达成了一个秘密协定,或者至少是为了掌权而危害了抵抗日本的侵略;以及说他头脑落后、顽固,不可救药。

“经常传播的这些无味的指责,还带有更多具体的指控。也有些是真正的担心、怀疑和就是不信任。这些并不使人奇怪。让人奇怪的是他继续越来越受人爱戴。他继续留在国民政府的一个或两个最高执行机构里,就说明他在政治上的机敏、精明。

“但是对他的尊敬主要是基于精神和道德。 由于中国人受到留心注意他们的统治者道德水平的训练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多,也没有在这方面发生更为精于此道的幻灭,所以这个现象更能说明问题。上个十月末是蒋介石五十岁生辰,在全中国自发了她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庆祝。更使人信服的是在他被扣留在西安的时候,几乎普遍都在焦虑,以及当他被释放的消息来到的时候,强烈洋溢着的放心和欢乐。

“原因并不是由于个人吸引人的魔力和社交的斯文优雅。即便是和同事、部下在一起,他也是沉默寡言,全神贯注在事情上,而不善于“闲谈”。他天生有中国士大夫那和蔼可亲的美德,同时也十分公事公办,能够符合美国人的要求;有时还可能极其坦率、唐突、失礼。总起来看,他越来越得到公众的尊敬必然是由于其他的原因。对付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的卓越技巧,高度的智慧,迅速精明决策的能力,【120】不知疲倦的精力,坚强、勇敢,这些都属于使他成为伟大的军人和远见卓识的领导的品质,并使他在他的党内讨论中自然杰出起来。但是对于掌握着高位,并有效地执行职务的人,他的人民只是有尊敬的态度并不够。由于逐渐认识到他真正的爱国目的和对国家福祉的坚定献身,对他挑挑剔剔的不信任和必然会有的怀疑也就消散了。但是,怀疑他的动机和反对他的权威或讨厌他,常常积累成了依然大量存在的记恨、仇恨,这是由于他的爱国心和人品缺少说服力的缘故。

“假定蒋将军是值得他的绝大部分国民和许多有能力的国外观察家给予他的崇敬,那么,是什么影响了他品质的形成?最早可能是孙中山博士的政治理想,以及孙和他的这位天赋很高的年轻追随者之间建立的亲密关系。蒋接受他的领袖的革命哲学和服从它的要求,似乎是真诚的。他现任妻子的圣人般的母亲在相当程度上照料了他,从结婚起,他妻子本人就一直在他开扩视野和加深、加强道德上都是个重要的因素。他让人吃惊的工作的量和困惑的程度,加上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和种类的纷纭,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使他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注意到国家危机时刻的紧迫,也可能更加强了这些。任何为了改善中国进行工作的人,都衷心感到要改变现有的情况,对于他的努力的回应必然会刺激他,使他扩展他的作为。【121】

“蒋将军成为基督徒已经十年。他对这个信仰的原理和准则领悟得越来越清楚,并遵循它们谨慎快乐地生活。开始时,他对基督教义的理解并不很多,但是在烦劳的工作和折磨的焦虑忧虑中,他找出时间来培养他个人宗教文明的习惯,达到了一种境地,让祂成为自觉的指引、感召、和道德力量的源泉。本文作者也是基督徒,无法不相信这个信仰的教导和依靠祂的精神源泉不能对人品没有转化的作用。由于蒋将军对他在西安的经历做的公开说明中,将自己现在的态度和行为大部归于他对耶稣基督的教导和榜样的学习,那就相当有理由看到原因和效果在他身上起到的作用。

“作为结束,请允许本文作者说一点他和蒋将军个人的接触使得他也同样有蒋将军的国人所描述的那些阶段性的见解:对他的爱国目的的真诚透明和他个人生活的极度纯正,达到、终结成了毫无疑问、相信的程度,是一种逐渐更带有感情色彩的钦佩,一种明确的信念:认为在中国新生、重建的关键时刻,她的确万幸有他这样品格和能力的人,积极地领导着这个国家。”

10

读者一定早已发现我在多处谈到了傅泾波,现在要更多地谈谈。只要谈我在中国的生活,特别是我和中国官场的联系,如果没有一些关于他的段落,那就是不完全的。

大约在一九一九年我们搬去北京的时候,一位离职的基督教男青年会的秘书作为一种传家宝那样,留给了我一个十七岁【122】的男孩子。他说在他查经班(基督教的读圣经的班)中,那个孩子是最有前途的。但是,这却并不是我们第一次的接触。一年前的样子,那个孩子曾经参加在天津召开的基督教男青年会的全国大会。在遥远的过去,那个场合里大多数发言讲话的都是外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也让我发了言。那个孩子说尽管他听不太懂我的南方口音,但是似乎我的某种性格带着一种光环被装进了他想象的世界里,以无从说明的原因在我们日后的密切关系中,它从来也没有失去光辉。他在燕京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妻子和我想更多地了解他、更关怀他,就在这时,他不得不休学一年半去帮助他父亲的不够成功的经营。在他复学的时候,他不仅身体软弱,而且对家庭的事务厌烦、沮丧。他是满洲王公的后裔,在满清被推翻之后,这个家庭失去了大部财产。他的父亲对这些事情没有经验,做过多种商业的冒险,但是都经营不好。这孩子对我们在他精神的恢复中起到的作用有夸大的见解,而且也有相应的感激之情。

在泾波六岁的时候,他承继着爵位的祖父带着他朝见了慈禧太后,太后赐他“永清”的名字,意思是永远清澈,也可以理解为“永远忠于大清”。在家里和亲人间,他就用这个名字。他更多地称作泾波,那是指他祖父任巡抚的甘肃省的主要河流的名字。他似乎从多少代做大官的祖先那里继承了一种政治本领。在他的血液里流着用官场意识处事的天性,我很受益于它。他曾经想加入基督教布道,但是我劝他不要,我的意思是【123】以他那特殊的才能,他可以将基督教的原则带入政府的服务工作,从而起到更大的作用。

他的这种才能很快就被一些官员发现了,他们让他帮助做各种事情。蒋介石在南京就任之后不久,就给了他几次秘密使命。其中最微妙的一次是去争取少帅张学良远离日本人的欺骗,而让他把满洲归入国民党的中国。当泾波去沈阳的时候,日本的特务尾随着他,把他弄到一个便所里,扒光他,查找文件并且不停地询问他。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少帅公布了自己的决定:在他的司令部挂起了国民党旗帜。泾波也被差遣去了美国,似乎立刻就得到了他有机会见到的美国显要的欢心。那时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安排他拜访胡佛总统,纯属礼节性,胡佛总统留他谈话,大大长于预定的时间。在他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问他是否意识到这是个很特殊的待遇时,他似乎很吃惊。在他最初做这些旅行时,我凑巧也在美国,他问我他该怎么对待他当时拼写成Fu的名字。他说旅馆的登记人员和电话接线生总是问他的名字怎么拼写:“Fu”后面是什么?我建议他在Fu后面加上两个多余的辅音字母gh,自此以后就没有再遇到麻烦,他的拼音名字也就变成了Fugh。

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我主持了他和他父母挑选的新娘的婚礼。为此,包下了一个大的饭店,举行的婚礼华丽多彩,混合着经心制作的装饰和古老中国长时间的欢庆和那个简单、庄严的基督教结婚仪式。

在燕京大学已经相对发展了的时候,【124】我就开始努力使它能够独立于西方的条约和美国的保护,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赢得欢迎、被人认可。在中国最大的保障是依靠个人的关系。我不只心中记得这个益处,而且还记得要和许多中国的支持赞助者交朋友。泾波不久发现了我的希望,并提出帮助我。他不时地设法脱离开他无论在做的是什么。这样,使得我们在全中国,从东北满洲到香港,开始了一个结交朋友的行动,在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本占领时期,还去了重庆和自由中国的其他地方。开始有了捐赠的基金,但是对我们的认可和支持比那些钱款更使人愉快。先是担心日本人入侵,后是它成为了现实,使得所有的努力都停顿了下来。但是,对燕京大学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价值,则是难以计数、无可衡量的。我们每到一处,都有一群燕京大学的校友,总给予某种的接待。对我们心中打算的未来的活动,他们一向是核心。

大学里我的同事很自然怀疑泾波对我感兴趣的虔诚性。这里一定有某些荫蔽的动机。他们设法找他想做官的野心,利用我来结识达官,从而巩固自己甘美的地位。他们常常告诫我要小心。这些担心是很自然的。但是我知道实情却正正相反。泾波可以很容易获得很好的职位,而无需我的任何帮助。他除了忠诚于我以外,他也十分喜欢一般美国人以及美国。对他来说,促进这两个国家的良好关系似乎就是他为之而工作的爱国理想。到目前,这仍然是他第一位的热心所在。他在政治上的敏锐和他那透明的正直,给了他一个一个的机会。但是,他总是保持自己政治上的独立性。

【125】傅泾波在我从日本人的释放中、以及在战后年月里我的工作中起的作用,在后面的章节里面再谈。

11

我还想到一个人,那能够生动说明我在中国的早期和晚期之间关系的改变。记得一次我在杭州街上走(那时,有社会地位的人在街上走就是不体面的事情),那时省巡抚过来了。他乘坐华丽的八抬大轿,有许多威武的随从前呼后拥。我惊奇、敬畏地注视着从来也想不到会走到离得那么近的官员;而他无意地、轻蔑地瞥见站在一旁让他过去的那个孤独的野蛮人,则是容易想象到的。

这位官员的妻子凑巧是著名的儒将曾国藩都督的女儿,多年来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在她八十三岁的时候来北京,并作为我的客人来到了燕京大学,以她优雅的魅力会见了教师和学生,由于她的家世、她自己的造诣和她在高龄并精神烁烁而受到了师生们最大的尊敬。她回到城里以后,送给我一个优美书法的卷轴,那是用她在她父亲家里学到的书法写的,上面说着她早就想看看这个著名的大学,因为她有十七个孙子孙女曾在那里读书,日后,更多的还会来。

转自《二闲堂》网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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