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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司徒雷登

 

第三章:回到中国

我父母在一九零四年十二月末到上海接我们,然后一同在除夕那天回到了杭州。莫非特( Moffett)一家被派到了苏州,我们双方都很失望。

这时,当我看到我父亲一生的努力所取得的成绩微弱、那个小小、人数不多的教堂时,我那旧时的厌恶又复活起来,但是还拥有我在促进“前进运动”时的那种对国外传教理想化的反应。幸好,我当时紧急的任务是掌握中文。我对学习语言的天然兴趣,增加了所有学习中文的人似乎都感到的中文的魅力。我在年幼时所学到的那点中文,在流逝的那十八年里似乎完全记不得了,但是在听、也可能在发音上,以及学习俗语、习惯说法上,毫无疑问还有些帮助。那时,还没有年长一些、熟知使用中文的人督导的语言学校,或语言班。

请了一个年轻人做我的“老师”,但是他丝毫也不知道他该做什么。他以前没有接触过外国人,不敢喝我们的茶,因为怀疑我们在茶里放了一种喝了会变得信基督教的药。(后来他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不久后我们就学到了该怎么一同工作。自从他开始理解到问题所在之后,他就对问题十分注意,使我得到了很大的帮助。他帮助我学了很多谚语、格言和当地日常的俗语;假若我继续在杭州呆下去,【36】我可能会把当地的话说到流利得是一个西方人所可能达到的水平。这里的地方话在中国极为特殊,在杭州是南宋国都的时候就有了,是朝廷官话(普通话、国语)和所谓的吴语(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地方话)的混合物。我觉得它音调优美,而且有其他语言所缺少的表达情调,不过,我可能是对它偏爱了。很多杭州人来自宁波,包括和最初的传教士一同来到杭州的那些人。由于这个情况以及派给我的是我父亲在杭州和湖州之间广大的农村地区,所以我就熟悉了包括上面说的这些地区的和上海、苏州的多种吴语。它们基本上相似,但是各自都有些差别,尤其是在代名词上。在杭州度过的那些年,对我意义重大:除了在家里的和和城里其他传教人不多的交谈外,我和当地的人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几乎不间断地听、说他们的话。

我生在中国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益处:中国的传道人、教师和其他雇工都认为我生在中国,所以我能够理解他们的观点,这使得我很快就取得了他们的信任;而他们对老一辈那些外国传道人则不是那样。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所以他们也把我看作是兄弟和徒弟、生手。我很快就理解、领悟到他们的思想方式、推断、假定、不满、牢骚、不平、以及对传教方针的误解,这有特殊的益处。有了这个开端(我对此毫无归功于自己的念头),我总是寻求中国同工的信任,而且从他们把我看作是理解他们的人、并且宽宏的接纳、赞同我之中而得到益处。这有助于顺便解说一下,生在中国并不能够让人取得中国人的思想习惯、也不能取得学到中文的特殊能力。

学习了语言一年左右之后,我就开始在杭州以北的一个较大的农村地区开始了工作(我的父母曾经在那个地区呆了许多年)。【37】立刻就用当地的一个船家做为交通工具,沿着众多的运河往来于那个地区和在城里住处。在我父母的指导下,我学会了管理当时正在迅速增加的一些教会,学会了带领福音布道的聚会,也学会了到人们的家里去和他们熟悉起来。这些在乡村里的走动,以及在城里和人们类似的接触,使我和中国的生活有了很密切的联系,对我后来从事社会教育等活动有莫大的益处。

我也开始估量传福音的各种办法。接受洗礼(受洗)是教义信仰主要的简单形式,星期日到教堂聚会,以及严格遵守安息日,这些比福音对精神和社会的含意还要重要。对中国人皈依基督教,抛弃对祖宗的崇拜,似乎是个毫无必要的严厉的激惹。礼拜主要是讲道,没有用壮观的仪式、优雅的装饰等来激发美感的要求,而所有的这些却都是中国人的本能和习性。总的趋势是严肃、压抑、正式的宗教概念,是一种自然地实现原来教会所接受的标准。在其他教会,近来在大多数教会里,对于这些已经有了很显著的改变。

更为严重的一个问题(当时正处于最严重的时期),就是在传教活动的背后,滥用了各个政府所代表的非宗教势力。罗马天主教通过和法国政府订的宗教事务协定,使他们的教士团成员取得了官员的地位,并且保护他们的成员不受法律和其他政治方面的管辖。加入一个教会,就意味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安全。这样说并不是对天主教神甫的动机有任何异议,也不是对他们的虔诚和献身有什么批评;我对他们是十分敬佩的。但它导致了使人抱着不正确的缘故而入教,并且导致了由于中国官员害怕列强而经常做出一些不公正的处置,因为列强常常找借口要求领土和经商的优惠。【38】在基督教差会工作的中国人,他们的亲戚和邻居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要求他们帮助,在帮助做这种交涉的时候,他们还会为补助他们微薄的收入而经受金钱的诱惑。传教士被误导着以为在某个地区有了认罪的觉醒,渴求得到拯救,但是后来却发现在昄依入教的背后,有很卑鄙、肮脏的动机;他们所信任的当地的布道人,常是忙于社交,牟取不义之财。传教士,特别是有商业习性、实际操作以及有推销员思想的美国传教士,常常自然而然地追求增长昄依入教的人数、新组织了多少次聚会布道、以及其他类似的组织起来的布道活动的数目。对于资助的人来说,这些数字是容易计算、也看得明白的。很善于看人的动机、目的和行为的中国人(这是他们著名的特点之一)不会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也设法对此给予满足。中国的协助者是靠此为生的。双方都有那么一点点故意的虚伪或伪善,传教士自己真地理解不到自己有意强调的神职上的成就,和显示一种新的生活并不一致。但是在那小小的基督徒团体的里里外外,具有的那些误解、错误理解,都是可悲的。

但是,记下了我的这些早期的印象之后,我应该在此见证,从那时开始有的,也被后来在中国所有的经历所加强了的结论:传教士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具有纯正的宗教目的,是真挚、热心、目的高尚、不知疲倦、忘我奉献的。当我的态度不再拘泥、原来的那种偏见变得消失在过去的时日里的现在,我写了这些。在称职上,他们平均的智力和总的能力,远远高于一般人所想象的。【39】很快我就对我和这样杰出、美好的人们共事感到骄傲。我也开始在派遣给我的工作的细节里、更在一般的策略方法上、以及管理和联合计划(这时正在缓慢地被人接受)中寻求真正的乐趣。我是否可以高兴地终生做一个典型的“福音传道人”并且获得成功,这是我曾经不只一次反复思索的问题。

我所说的大多数传教士的高水平,对于在中国的许多基督徒也很适合。是有一些人为了卑劣、不足取的缘故而加入教会;但是在一九零零年义和团造反时那千万个殉难者,和在许多情况下不顾环境恶劣、社会和家庭的反对、而信仰坚定的那许多人,我们只能表达我们的崇敬。从十九世纪的基督教家庭里,出现了一些今天中国基督教运动的杰出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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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中国不久,在美国北方长老会和美国南方长老会管辖下开办了一个联合的事业,那就是南京的金陵神学院(Theological Seminary in Nanking)。在美国南北内战结束了四十年之后,在太平洋的这一边,属于同一教派但仍然隔裂的这两个分支,终于做到了如此有限的联合;这表明教士的联合是何等的困难;它荒谬绝伦地阻碍着扩展人类友情的努力;但是也表明有了耐心、机智、并且对于我们的宗教的性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之后,即便是在教会的联合上,也有希望得到进展。

在这个神学院邀请我加入教员队伍的时候,它只有来自这两个教会的两位高年传教士,和一位年轻的中国人。在他们请我、但是我拒绝了两三次之后,我让我的差会去做决定;除了一位之外,大家都愿意要我接受。【40】例外的那位是弗兰克·普赖斯(P Frank Price)牧师,他反对让年轻的传教士不做传福音的工作而从事教育。几年后,我很高兴地欢迎他加入这个教学队伍;他在一九四一年退休前,一直是受人尊敬的教师,也是受人热爱的牧师。在我去到南京不久,先是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后是美国北方卫理公会以及基督徒教会(Disciples of Christ)陆续加入了那个联合。如果更愿意保持教派之间的团结、而不迫使比南方长老会在教义上更为僵硬的南方浸信会退出上海他们自己的联合大学和神学院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会争取到北方浸信会。

当时的协议是让我主持新约文学和释经学科(Department of New Testament Literature and Exegesis);因此,我有了机会研读我过去没有那么研读的这些福音书。长老会信奉圣经的标准是强调圣经的无上权威;但奇怪的是在神学院课程里,我只有不多的时间教授圣经的本身,而更强调的是希伯来文、希腊文、神学和教会历史等等。这可能由于认为学生已经对圣经本身有了足够的认识。无论如何,很快我就不只发现我对它的内容所知的如何有限,还发现那内容是多么令人沉醉。因此我就找所有能够得到的最好的帮助,以我最大的探索热情,去熟悉圣经新约的经文、历史、哲理、信仰、奉献等方面的学问。还有一个需要思索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方法去教学生,才能够使他们不超出自己的理解范围,但引起他们有同样的学习兴趣,而同时并不扰乱他们过去的各种信念。他们都不是大学毕业生,程度高的相当于近代高中的教育上下,低的只是读过中国旧式的私塾。孟子提出过忠告,说【41】要因材施教;我制订教学计划,让它为近代知识做准备,同时也使它浅显、基本、有教义而且还实用。

我在南京金陵神学院时非常忙碌。我一般一天上四小时的课,和同事分担其他的任务;必须准备讲课,还要不断学习中文。迁到南京就需要学习那里的方言,那是官话(北京话)的一个南方的很糟的变种,在全中国是最难听的方言之一。它贴在吴语的边上,混杂着粗糙的北京话音。我的生活和一般的人们相当隔绝,但是我讲课完全用中文。我也讲道,也偶然做公开演讲并有社交活动,几乎总是用中文。

不久,我就开始做些文学、文字的工作,为长老会教内和教外都有很多人阅读的长老会的周刊写些信仰方面的文章;也为正在节译为中文并有些评议的Hasting的圣经词典(Bible Dictionary)写些文章。我还为国际布道会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中国记事(Chinese Recorder)(跨教派的布道活动的月刊)等杂志用英文写文章。我们的校址离南京大学很近,我常去那里讲道,教查经班,并且和宗教研讨组织见面。我有了一个信念:中国的传教人,特别是不能阅读英文(懂英文已经成了受过新教育的标志)的中国传道人,如果能够阅读原本的希腊文新约,就会受益良多;这能使他们更好地理解翻译成中文的困难(没有更不相同的另外两种文字了);使他们在阅读原始经文的时候感到亲切和真实;并且有一种总的文化的价值,正如Macaulay的警句所说,只有懂了至少另外一种语言之后的人,方才能够正确地理解自己的语言;【42】同时还可以因为有了这种专业的成就,就能够替代对掌握英文的羡慕,而使人有“面子”或地位。由于这些原因,我出版了一本初级希腊文新约读本,后来又出版了一本希腊-英语-中文字典。我很有意思地发现到,为了阅读经典希腊作品所需要的许多希腊文的词形,新约圣经里并没有使用它们,从而可以略去。我也有幸,在编纂那个字典的时候,埃及和其他地方的新考古发现,完全、自然地表明了新约是用整个地中海一带使用的现代希腊文的形式书写的。这说明在某种程度上稍稍和古典的标准不同,它并不反映它的作者的学识。并且使得更自然地用中国人的口语风格翻译了圣经。它也使得字词定义更为丰富,更有生气,在某种意义上,给许多名词术语和短句增添了新鲜感和生动的含意。

在成为神学院的教师之后不久,我就对基督教牧师少有大学毕业的这一情况很担心,并且设法找出原因和补救的办法。在寻求了好几年而没有成效之后,我们迎来了第一个大学毕业生,那是从南京大学来的Handel Lee李汉铎;十五年后,他被推选为这个神学院的第一个中国人的院长。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学生自愿传道运动(相当于美国学生自愿外国传教运动)组织了起来,我是热心的支持者之一。山东的一位传道人丁立美(Tin Limei)牧师做了它的秘书,到全国到处旅行,组织各地的学生分部。这个运动扩展到献身于基督教的服务,而完全不强调职业、业务方面,这导致了它的衰落。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它吸引了不少很有才干的人成为传道人,而且也让人注意到教会领导的问题有多么重要。【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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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杭州的三年半和后来在南京的十一年里,另一个对我有很大影响的是基督教男青年会(YMCA)。在韦拉德·里昂(Willard B Lyon),富来彻布卢克尼安(Fletcher Brocknian)等人的明智领导下,没有教会、教义或组织的限制,适时地满足年轻知识界学习西方知识和先进思想的需要,男青年会对我展示了一个和当时流行的传福音(包括对中国工作人员的培训)的办法极为不同的传教做法。男青年会能够吸引住大学毕业生,包括一些曾经在国外学习过的大学毕业生。这些人在各方面都被待如同事,在方针和经济方面等一切事务上都和外国的干事有相同的地位,而不是作为雇员、只按照外国人所单独商定的去作事。

它强调在政治、社会、知识和经济问题中实现基督教的信仰,并且坦诚地讨论它们。男青年会积极组织、推广、支持竞赛、科学讲座、社交、交友、以及查经班和宗教聚会。我常被请去参加暑期会议(多是在幽静宜人的山间召开的),这个活动更多地影响了我的见解。

凑巧,在一次这样的会议时,我第一次见到了罗根·鲁慈(Logan Roots)主教。在几次会上,他和我是唯一的西方“外人”,这使我们更密切起来,使我开始了我传教事业中一个最为使人高兴的友谊。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盛装全副主教袍的时候,我是多么吃惊,因为我以前只在夏令营见过身着非正式的便服他。

我们在南京居住的早期,我认识了罗德尔夫·希尔兹(Randolph T Shields),他那时正在协和医学院教学。这个学校后来迁去济南,称为齐鲁医学院。认识结了果,成了友谊,这是我一生中第三个伟大的友谊。我们后来住在一个房子里,我的妻子和他的妻子就像是姐妹,他的女儿和我的儿子相隔一天出生,【44】他们一起学习,一同玩耍。“苒(Ran)”后来成了在中国医学教育中杰出的一位领袖和学者。

4

在神学院内的专业职责,不可避免地使人思考一些问题,它们可以粗略地描述为保守或自由、正统或近代。我所有的训练和正式的联系都是前一种类型;但是我所有的内在同情和审视的研究则使我倾向于后者。我在弗吉尼亚州读书的时候,以及就要来中国之前、为了到国外传道的原因而旅行中,我对传教士中我的年长的同事的信仰和行为的尊重,以及真正的相互间的友谊和理解,张大大减轻了我的紧。我总是设法区分虔诚的宗教信仰、悔悟,和那些属人的看法和理性研究的事体。后者是受地区、传统、气质、阅读和研究等外界的情况所影响着,其影响可能比一般所理解的要大得多。迫使人进入互相敌对的群体的分歧,依我看,大多数是属于后者,虽然混杂着认为是宗教教义的不同,而且进一步被情绪所加剧了。

南京神学院虽然是依据有保留的接受新教教义而建立的,但是它从来也没有完全免于遭到更为坚持、自认是“合理、健全”的或保守、稳健的神学的那些人的批评和怀疑。这在所谓的苏北差会对我们南方长老会上最为明显。我们有两个差会,一个在长江以南,一个在江北,神学院是属于江南的。我属于华中差会;华中差会的人虽然有基本的神学立场,但是远远不那么爱争辩,也不那么不宽容。【45】在我全部经历中,我从来也没有遇到过像北方差会里面的那些富有敌意并且好辩的人。这实在奇怪,因为作为单个的人,和在私人关系上,他们和我们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也许是他们生活在中国的一个贫困、管理不善、非常偏僻的地区的艰苦环境,使他们变得苦涩或者至少是变得冷酷起来;在他们自己内部传道事务中,他们也表现着类似的情绪。赛珍珠是在那个环境里长大的,她在结婚之前,对其他差会所知甚少。她那些故事中的 “争战的天使”,也就是他的父亲,原来是我们差会的,后来转成了苏北的。可能是由于这个情况,她才对差会有那种反应。

北方差会的人总是在调查神学院这个或那个教员(我是特别被怀疑的)的正统性,要不然就是批评那些本人在神学上无可指责、但是说他们对其他具有可疑观点的人过于容忍。幸好,我们教师自己和谐,互相信任,没有被这些攻击所干扰。在我最终辞职去北京的时候,绝对没有想逃脱这种询问的意向;但是想到那时在中国的各个差会中,好斗的原教旨主义在滋长的趋势,我很可能成为一个靶子,并使得这个神学院陷入一场神学的辩论中,那就比什么都更令人厌恶了。

实际上,在我离开南京的时候,我的确已经成了这种攻击的对象;虽然那时我对此一无所知,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它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神学上受到责难,我把它记在这里。情况是基督教男青年会请我在他们的干事会议上使用让他们那些年轻的中国干事能够听懂的近代语言,做一次系统的演讲,谈上帝,耶稣基督,圣灵和圣经等基督教的信仰。【46】那些演讲没有文字稿,有人用速记记了下来。后来,青年会问我,他们是否可以印出来自己用,而不是发表。当时,我甚至在没有看看校样的情况下就同意了;那时,我正关注在北京要我去的问题。我怀疑,即便我没有同意,情况是否就会不同。

同一年稍后,从美国来了两位造访者,表面上是在夏令度假地主持传道人灵修的聚会,但是还有一个使命,是在中国的传道人中寻找近代主义的证据。我在青年会上演讲的记录不知怎么被那些热心的原旨主义者得到了,并且给了这两位一份拷贝。后来,在《普林斯顿神学评论》(Princeton Theological Review)上刊载了格丽菲斯·多马士(Griffith Thomas)博士写的一篇渲染、激烈的文章 “在中国的现代主义”,其中大量引用了我的演讲记录,还摘录了其他书籍的评论和其他出版的文章。

在我下次去美国为燕京大学募集基金的时候,我们年长的国外传道秘书给了我一封信,要我做点什么,来帮助他们评论寄给他们关于那个文件的一些问题和责难。我是在理士满(Richmond)那个辖区的东汉诺佛(Hanover)长老会被任命的牧师,但是根据那时开始的做法,把我调任到了中国的长老会,所以我和汉诺佛(Hanover)断开了关系。但是我要求允许我为了这个目的,特地从底特律到东汉诺佛(Hanover)长老会的春季大会去。

长老会可能给予什么判断对我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关系。我是燕京大学支持的。我的声誉、威信不会由于弗吉尼亚长老会对我宗教上的“健全”与否投反对我的票,而致使在美国北方那些州和在中国的教民中有任何屑少的偏见。但是我急切地希望,在我早期作学生、【47】和作为年轻同事时候就认识我的所有的那些保守的南方人,会更关心真正的宗教信仰,而不是知识性的看法和对事务的解释。在我自愿把自己送到他们的面前,接受他们的审判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我也是用我自己的头脑来审判他们。

在他们问我我愿意怎么进行这个审判的时候,我回答说,我愿意由一个特殊的委员会,根据基督教男青年会的那些演讲记录(热心的原旨主义者已经分发了大量的拷贝)做详尽的调查,或者采取任何能够让他们满意的程序。但是我个人期望对全体与会者做一次陈诉,谈谈我所讨论的那四个基本信仰对于我有何等的意义。我使用他们所熟悉的语句做了那个陈诉。他们还有个委员会来讯问、审讯我。结果是全体一致起立投票支持我。有一位瘦高的弟兄提议,对违反了君子风范(且不说更违反基督精神)的北方人采用的秘密方式来谴责我,做一次投票去否决它。但是后来没有坚持这样做。

但是,(在费城和普林斯顿)发动攻击的那些人不情愿接受这个决定,他们鼓动了在南方有类似看法的人把这个问题带到了弗吉尼亚宗教会议、甚至带到大会上。在技术上讲,那个宗教会议只能处理它的长老会,不能对我做什么;那里的长老会有完全的信心,拒绝谈论那个问题。事情就那么结束了。但是在我再次到美国、再去造访理士满(Richmond)的时候,我请求将我的长老会身份从中国转回来,这样,如果日后对我有类似指责的时候,他们对我就有正式的裁判权。全体一致通过了,所以我仍然是东汉诺佛(Hanover)长老会的一个“虔诚、优等、正式”的成员。

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的《南方长老会》上说,“长老会审查任何人的观点也没有像对司徒博士那样详尽过。【48】也没有其他人能够如此充分地使长老会确信他具有南方长老会所拥有的信仰。长老会认为对司徒博士的攻击是毫无道理、毫无根据的。他不参与对这个问题的公开争论,将它完全交托在长老会的手中,而自己则静静地从事于他那中国远方的重大工作。”

我认为,这段叙述的要点是:从事基督教工作、但对宗教有不同理解的人,如果互相对他人的宗教信仰有信心,有在所有人际关系中显示基督精神的共同目标,大家就可以欢乐、和谐地工作在一起。

转自《二闲堂》网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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