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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司徒雷登

第一章:家世和早年

我大部分的日子是以中国为家的。我和这个伟大国家和伟大的人民由于必然的精神纽带而难解难分,那不仅是由于我出生在那里,也是由于我长期住在那里,那里有我无法估量的友谊。我这个美国孩子有幸在中国度过童年,日后作为传教士和学习中国文化的学生回到中国,成为传福音的人,神学教授,之后成为一个大学的校长。一九四六年,由于情况奇特,我突然被平地抛起,担当了美国在南京的大使;一九四九年,我在这个职务上,最后黯然无欢地离开了那当前仍然不幸的土地。

我看到过许多政府统治过中国:垂暮、崩溃的满清王国,理想主义者孙中山领导下的早期民国,和军阀和贪污腐化的官员争战、软弱无力的后来的民国,开始使国家统一、现代化的国民政府,狂妄自大但短命的日本统治的部分中国,在日本投降后悲惨的内战撕裂的中国,以及最近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经过了这些不同近代历史时期,我看到了一个古老但又是崭新文化的痛苦在增加;它在力求使自己跟上二十世纪,目的是在物质上和伦理道德上跻身于世界强国之中。

回顾过去的近八十年,我鲜明地感觉到造物主上帝一直带领着我的生命,也知道我有多少重大的选择是在面对外界的抑制和内心的勉强之下做出的。似乎一再有一个并非我自己的力量,在催促我向前,向前去经历我并没有寻求、也没有预料到的体验和奇遇。【10】无论日后会如何,我极其感恩,在伟大的半个世纪的中美文化和精神关系中,有我屑少的部分;这个关系虽然目前显然在破裂,但是我坚信,日后一定会恢复,并且在正在出现的世界民主和国际共同体的模式中,成为牢固、鲜艳夺目的一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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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都是来自悠久的刚毅的早期移民。我们司徒尔特(Stuart,司徒阿儿特,司徒)祖辈来到美国大陆的是阿契巴尔德·司徒尔特(Achibald Stuart),他是爱尔兰(北爱尔兰,Lonodonerry Ulster)的苏格兰人。传说他是阿契尔特里(Ochiltree)爵士(后来的司徒尔特城堡的伯爵)的后裔。后来由于参与了反抗宗教迫害的运动,他和他的两个兄弟大卫(David)和约翰(John)逃到了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西部。七年之后,他的家属来和他团聚。Archibald后来定居在弗吉尼亚州韦恩斯博罗(Waynesboro)附近的一个农庄里。他有四个孩子,分散在南边和东边的各州。有一个直系是亚历山大·司徒尔特(Alexander H H Stuart),是腓理莫尔(Fillmore)总统内阁的内政部长,后来是弗吉尼亚大学的校长。另一个是杰伯·司徒尔特(J E B Stuart),是南军勇敢的骑兵指挥官。故事说,他受了伤、被带下战场时,他的部队向他挥手,呼喊他的昵称“杰伯(JEB)”。“快回去!快回去!我完成了任务,你们要像我一样地完成任务。”

约翰·司徒尔特(John Stuart)住在弗吉尼亚州奥古斯塔(Augusta)县的沃克科里克(Walker Creek),后来去了斯汤顿(Staunton)。他的孙子罗伯特·司徒尔特(Robert Stuart)是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他乘坐一个带篷的马车从弗吉尼亚州的谷地到荒芜的肯德基州(当时属于弗吉尼亚州)做开拓性的工作,在肯德基州的列克星顿(Lexington)帮助建立了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学院。他在那里教拉丁文和希腊文,并任过一段院长。

罗伯特·司徒(Robert Stuart)和哈娜·托德(Hannah Todd)结了婚,她是玛丽·托德(Mary Todd)的姑姑,【11】玛丽·托德(Mary Todd)后来成了亚伯拉罕·林肯的妻子。因此,罗伯特的儿子大卫(我的祖父)和林肯总统夫人就成了表兄妹。另一个儿子是约翰·T·司徒(John T Stuart),毕业于森特里(Centre)学院,后来成了林肯的法律伙伴。我十一岁来了美国后,住在阿拉巴马州莫比尔(Mobile)的时候,我才知道司徒一家和林肯一家有这个关系,吓坏了我和我的弟弟。我们觉得除了我们是来自中国之外,至少对我们的那些南方朋友来说,那是使人最不能忍受的事:我们的小命甚至会有危险!

大卫·托德·司徒尔特(David Todd Stuart)是妇女教育的前驱。他是肯德基州谢尔比维尔(Shelbyville)的司徒尔特女子学院(Stuart Female College)的创建人和院长。他的儿子约翰·林登(John Linton)是我的父亲,是一八四零年十二月二日在谢尔比维尔(Shelbyville)出生的。他是在宾夕法尼亚的华盛顿和杰弗逊学院(Washington and Jefferson College)和肯德基的森特里(Centre) 学院受的教育,一八六一年毕业于森特里(Centre)学院。他教书四年后,进入了普林斯顿神学院,一八六八年毕业。那是在普林斯顿,由于来自中国的约翰·倪维斯(John L Nevius)博士的激动人的信息,使他转入国外传教的工作。他是被新的南方长老会的国外传教执行委员会最初派出的传教士之一。在一八六八年他和两个伙伴去了中国。他们的行程是到纽约,经过巴拿马地峡、旧金山,到上海。历时两个月。

约翰·林登·司徒尔特(John Linton Stuart)在杭州开始工作。杭州在上海西南约一百二十英里,他在那里度过了四十六年的传教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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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在一八六八年作为单身汉到杭州的时候,他发现他当时的前任殷斯里(E B Inslee)牧师相信学习中文要和中国人住在一起。所以我父亲就在一个鸦片馆楼上租了一个住处,雇用了【12】一个没有学过徒的厨子照顾他的生活所需。经过了五年连续的劳苦、外出和艰辛,他因健康衰退而被送回老家去疗养。不久,他恢复了健康。但是比这更好的是,他赢得了为日后的健康最好的保证,赢得了一个妻子,玛丽·路易萨·赫顿(Mary Louisa Horton)。她来自莫比尔(Mobile),是古斯塔瓦斯·赫顿(Gustavus Horton)法官的女儿。古斯塔瓦斯·赫顿(Gustavus Horton)是现在莫比尔(Mobile)县教育系统的创始人之一,还担任过那个市的市长。在战后贫困的南方,被称为“玛丽小姐”的玛丽·赫顿(Mary Horton)创立了一个女子学校,以她的名字命的名,成了在阿拉巴马州著名的一个学校。它不仅受到南方其它州,也受到北方一些评论人物的广泛瞩目。当时有人说“玛丽小姐”是“一位有特别资质和社交天赋的妇女”。她的嗓音很好,有人建议她去德国学习,但是她却选择了陪同她的丈夫去了遥远、陌生的中国。她把她的学校交给了她的一位助手玛丽·拜格比(Mary Bagby);玛丽·拜格比(Mary Bagby) 在此后的二十五年里,主持了这个换成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学校。

我的母亲曾经和一位南军的海军军官定过婚。那位军官在莫比尔湾(Mobile Bay)的战役中阵亡了。这也许就是我母亲决定要到外国做传教士的缘故。她的大多数朋友都认为这个想法太荒唐,但是她却不听他们的劝告。当时正和她通信的国外传教团(Foreign Mission)的执行秘书约翰·雷登·威尔逊(John Leighton Wilson)牧师,建议她去参加长老会的一个大会,和刚从中国回来的一个年轻传教士见见面,那个年轻传教士可以告诉她传教工作的第一手资料。她听了Wilson博士的建议。她后来发现,她这么做,帮助了那个单身传教士完成了他的婚姻计划。是否为了感谢他,才使我的父母为他们的大儿子(我)起名叫约翰·雷登(John Leighton)·司徒尔特(司徒雷登)?对年轻传教士来说,威尔逊(Wilson)博士本人是个迷人、激励人的人物。【13】在内战(南北战争)之前,他在非洲多年,是最早的传教士,在那里传福音,探险新区域,并且是第一个将捕获的猩猩活着带回了美国的人。他健康不佳,使他不能不留在美国。他成了全国长老会第一个国外传教派遣机构的秘书;在内战将国家分裂了的时候,他是新的南方教会的秘书。

约翰·林登·司徒尔特(John Linton Stuart)和他的新娘在一八七四年的夏天扬帆去了中国,定居在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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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是全中国最古老、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杭州有真被“庙宇群山” 环绕着的美丽西湖,有远处风景如画、具有“汹涌”潮水的钱塘江,在中国的文学和艺术中,她是闻名遐尔的。马可波罗说杭州雄伟得无可伦比,并且细致地描绘了它那美妙的运河、桥梁和道路。“北夷”入侵,宋朝朝廷逃难时,杭州是它的南都。中国有个最熟知的说法:“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它代表了这两个城市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当我父母在杭州安顿下来的时候,他们发现只是在十年前,这个城市很大一部分被太平天国破坏了。但是使我母亲印象极深的周围的乡间仍然保留着。在街上,商贸刚刚复兴;这个地区著名的产品是茶叶、丝绸和扇子。

在南方长老会传教团开始在杭州落脚的时候,它在城里城隍山上取得了一块地盘,在山麓上有一些庙宇和官府的建筑。这个地方凑巧俯视着省财司的住宅。【14】在这个官员的儿子生了病的时候,医生和风水先生把那个病归之于山坡上面住着的洋人发散出了恶劣的影响。当地的官方精心造了些理由,要传教士把这个地方换到城市另一端、一块较大的地方。达成了协议。那个新处所位于被太平天国毁掉的一个区域的中心,是杭州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教堂,一个学校和一些传教士的家屋。传教士“大院”旁边的那条街后来就成了“基督巷”。

除了在贫苦阶层和乡村人们中传福音之外,我的双亲还都有志于建立学校。我父亲的男校后来被教区关闭了,因为它的成员认为我父亲的正当职责是传教而不是非宗教的教育。即使如此,他还是在他的学生中拯救了几个喜欢的灵魂;他们得到了进一步学习的机会,在很多年里是教区内最好的中国同工。我的母亲甚至更为成功。她开创了中国的第二座女子学校(女子学校的数目和影响在稳步增加)。她担任了多年的校长。后来那个学校成了著名的杭州基督教协和女子学校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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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的司徒尔特,司徒(Stuart)的家里,出生了四个儿子:(约翰·雷登,John Leighton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大卫·托德(David Todd),瓦润·赫顿(Warren Horton), 和罗伯特·克尔克兰(Robert Kirkland)。

在很长时间内,我们兄弟是教区里唯一的外国孩子,所以我们受到了宠爱。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记得我们父母的慈爱。他们对待我们是慈祥英明的,在我们的记忆中,全是欢乐。

我记得去杭州的风景区远足,【15】野餐,摘野草莓,记得春天布满火红杜鹃的那些小山,记得在一个山顶潮湿阴冷的古庙里避暑(开始是单纯的野营,后来发展成教区的夏日避暑胜地),那是我们小孩子的迷人冒险活动的场所。有一个夏天我们去了山东省的芝罘(烟台),住在海边的一个峭壁上。我们坐骡驮轿去登州府看望狄考文(A W Mateer)博士,他是著名的传教士学者,是我父亲的朋友,给了我们极深的印象。

我们有几个经过经心挑选的中国玩耍伙伴,我们很喜欢他们,和他们讲中文。但是放学后的大部分时间,只让我们在我父亲和其他人种了很多树木的大院子里自己玩耍。我长大后回去的时候,那个地方缩小成了一个普通的地方,和我儿童时期所联想的宽阔、神秘截然不同了。我们极其喜欢中国的饮食,糖果点心,水果,而最喜欢的是他们欢庆的嫁娶的宴席和礼仪。我们没有学中国书,这是我对那个时日的唯一遗憾。但是我弟弟瓦润(Warren)随家从美国休假回到中国的时候,进了一所中国学校。在他日后回到中国做传教士的时候,他记得足够的中文口语和文字,使他能很好地开始使用中文。虽然我们是在隔离着,但是我对那时还没有受到接触现代而被破坏的中国人特色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过年的佳肴和表演、正月十五灯节的宴席、其他节气的欢庆、坐游艇躺椅游西湖、以及其他的类似活动,都有相当生动、光彩的记忆。

在我十一岁离开中国之前,我唯一的老师是我母亲。她的教学一定是很不错,不然我和我弟弟David进入莫比尔(Mobile)公立学校的时候不会没有困难,我们在班上没有被落(la)下。【16】我们除了在杭州家中天天上学之外,我们还上主日学,并且有定时的家庭祈祷。有时,我和父亲到街上和庙会上传福音。我记得一些“听众”在他讲道的时候,提出的一些对他的衣着和举止形象的好奇的问题,使我怀疑是否值得去街上和庙会上传道。后来在美国,我感到了对这种传教活动的反感;在克复这种反感之前,我是不能决定从事传道职务的。

在一八八七年,我的父母约翰·林登·司徒尔特(John Linton Stuart)牧师和夫人,在传教十三年后,带着十一岁,九岁,七岁和四岁的四个儿子,从中国坐船回美国休假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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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美国的行程,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些无法消除的记忆。对我们来说,那是崭新、又是相当可怕的冒险。远洋轮船上的女服务生说她们从来也没见过我们这样“幼稚的孩子”——其他孩子习以为常的许多事物,我们却知之甚少。我们的父母说过美国高水平的生活;在旧金山码头看到衣着粗陋的报童,就使我们惊奇不已:这里怎么会有这些贫穷的“外国孩子”?火车头和火车对我们也是新奇的;那时中国只建造了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而且还被农民扒了,因为怕火车骚扰坟茔地里的鬼魂。

在我们到了阿拉巴马州的时候,对我来说,感情上的抵触变得激烈起来。我父母为了引起传道界公众对中国的注意,将我和我的弟弟们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在当时,这是可以接受的做法。他们真是带回了成卡车的“古董珍品”,主要是中国人日常的衣着、餐具和祭拜等用具。要我们小孩子穿上服装,【17】用筷子吃饭,用中文唱圣诗(特别是“耶稣爱我,万不错,因有圣书告诉我…”),和其他一切,安排成一种演示。后来,我们两个大孩子留在了莫比尔(Mobile),增加了我们不愉快的声名。我们穿的是上海早年非常简单、原始、古老的英国式衣服,我们的言语是我们几乎只交往的思想严肃的大人的谈吐。我们对我们同辈美国人的言语、习惯、以及年轻人的卑劣行径,无知到难以置信的地步。我们的堂表亲们一方面羞于有这些奇怪的亲戚,一方面又对和我们的关系感到好玩和高兴。这是个南方腹地的乡村小镇,是我母亲承诺去做个传教士那闻所未闻的傻事(或献身、牺牲)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成了同学谈论、折磨的对象,甚至也成了我母亲的老朋友和过去的学生问些让人憎恶的问题的对象。那些意味如此和善的问题,包括有,我们最喜欢哪个国家?中国人真吃耗子?我们是不是讲中文?等等;它们成了让我们厌恶的问答集成了。来访的人会说出那么不得体的话,像是,“啊,他们真是像些中国孩子,不是吗?”

在一八八八年秋天,我父母回了中国,将我和我弟弟David留在莫比尔(Mobile)我母亲妹妹和她丈夫那里。他们有一子一女,年龄和我们相仿。这两位寄养父母对我们关怀、亲爱得无以复加,他们对待我们恰如己出。但是他们的规矩却是我舅祖留下来的严格苏格兰长老会的规矩,还加上了他们对传教士的孩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理解。他们自己不能去中国,但是他们设法在离我们所熟悉的一切很远的城的另一处,维持了一个家庭礼拜聚会处。为了不辜负“在异教徒国度里作出牺牲的我们圣洁的父母”,每个星期天都带我们穿城到这个礼拜堂去。在星期天坐街车或其他方便的工具是不对的,所以星期天我们必须走着去主日学,然后做礼拜【18】,晚上再去另一个宗教聚会,基督徒青年聚会(Christian Endeavor)。星期天的下午,我们要记、背圣经和赞美诗。跳舞和剧院是不允许的,这更让人不平,因为不准我们但是准许我们大部分堂表亲享有这些世俗的欢乐,只因为我们的父母是传教士。另外两个姨母(一个是社会名流,一个远在乡间)对我们两个年轻人很同情,这和管制我们的那个姨母正相反。

我们最感到高兴的是每个夏天我们都去住在莫比尔(Mobile)海湾对面一个姨母那里。她丈夫曾是南军的尉官。在那些炎热的月份里,我们在湾里钓鱼、捕蟹、游泳、驾船。我清楚地记得和同年龄的一个黑人(那位厨师的儿子)玩伴的情节。我和表哥因为那个黑孩子不会划船而嘲弄他。有一天,他说,“我要把船划回去”。我和表哥跳下了水,想游一下,然后回到船上。这位小黑孩觉得我们在考验他,并且由于伤了他的种族自尊心,所以他就开始往岸边划。我们喊着让他停下来,但是他以为我们还是在嘲弄他,所以他就继续划,直到最后把船弄到了家。我们却吓坏了。我们往回游,越来越筋疲力尽。那大约有一英里,是漫长、艰难痛苦的延迟。我们漂浮的尸体,悲惨的葬礼,家族的墓地,新闻报道,要过一个多月后才能到达中国、给我父母的信,还有那些悲痛的眼泪!最后,我们挣扎到了岸边,不然我就无法写这个故事了。在我童年的经历里,还有一个黑人,是我们热爱但是也必须听从的保姆“乔治亚阿姨”,要是不听她的话,会挨打的。但是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期,种族间的界线是严格划分的,我们也认为当然如此。

对外国传教士的理想化,和在阿拉巴马扶养我们的威严的责任,【19】是我日后所设法理解的。对我们爱护备至的监护人活到了很大的年岁,他们理应受到了自然的慈爱,一点也没有搀杂上我们幼年的抱怨。在家中我们的两个表兄妹,那时以至到现在都和我们有兄妹般的感情。但是,从我们的同伴(包括很多表亲)的正常欢乐来看,我们在莫比尔(Mobile)的经历,使我们产生了长期对传教生活的厌恶情绪。我们早年的训练,甚至我们这些小倒霉也显然看得出的真诚的意愿,还有夏天在海边有健康的运动,要不是有这些,我就不会从对所有宗教都抱严重的抵触态度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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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二年,我十六岁,九月份,我被送去了当时被认为是南方最好的私立学院,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的潘塔珀斯(Pantops)学院。它是“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的预科学院,位于一个高地上,是原来多马士·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庄园的一部分。因为在那里朝各个方向能看到从蒙蒂塞洛(Monticello)到落皮丹(Rapidan)河的景观,杰弗逊将那个庄园称为“一览无余(All-seeing)”。

在莫比尔(Mobile)的时候,我像其他男孩子一样,把学校看作是必须忍受的一种灾难,所以尽量少费力气。在四十个或五十个男孩子的班上,我经常处于前百分之十的下限边沿上,从来也不处在班级的前头。那些私立男生学校被认为是为了非常富有的,或被公立学校开除的孩子的学校。教学是枯燥、平庸的,是无奈地被严格控制的,我尽量少做家庭作业。部分由于我在长大的过程中没有学过男孩子的游戏运动,部分由于我没有天赋和兴趣,所以我闲暇的时间没有去和其他孩子运动游戏,而是读像司科特(Walter Scott),李顿(Bulwer-Lytton),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等其他一流作家的小说。【20】

当去潘塔珀斯(Pantops)学院的时候,效果已很明显。我终于成了一个正常的美国孩子。其他那五十个孩子来自南方的各处,我来自阿拉巴马州。从中国回来的可怕印记已经消失了;到后来逐渐有人知道的时候,那只不过是我的同学偶然对历史感到兴趣而已。使我改变态度的其它原因是:宜人的气候和景色,尽管数目少但都是非常仔细精选的学生,而更为重要的是教师的质量、水平和他们对学生的关怀兴趣。校长是散普森(W J R Sampson), 他具有最为优良、杰出的个人品质;他的夫人有三个兄弟,亨利·伍兹(Henry M Woods)牧师,捷姆斯·伍兹(James B Woods)博士和爱德嘉·伍兹(Edgar Woods)博士,都在中国传教,在我长大成人后长时间里,都对我都很有影响。他们夫妇对我都特别慈爱,后来对我后面的两个弟弟也是如此。只要我们需要,在夏天,那里总是我们的家。

部分是由于气候,但是主要可能是由于两个让人极其钦佩的教师(都是刚从汉普登-希尼(Hampden-Sydney学院毕业的),我发现我可以学得好,而且愿意努力。我的一位老师乔治·丹尼(George H Denny)(后来历任华盛顿和李[Washington and Lee]大学和阿拉巴马大学的校长)使得拉丁文和希腊文成了我着迷的课程。另一位激励我的教师是教英国文学的捷姆斯·贝尔(James L Bell)。我很容易地赢得了那年的最高荣誉和最高平均分的金奖。

Pentops虽然并不太严厉,但是还是有相当严格的宗教规矩;不过,我在莫比尔(Mobile)呆了五年之后,那看来是很平常的了。健康的生活,校长的品德,高兴我解脱了传教士起源的怪名声,美好的同伴友情,和总起来说是明智地执行严格的宗教标准,这一切结合在一起,稳定了我的宗教习惯。我的态度可能相当消极,但是并不紧张对待。那一年是非常愉快的一年。

转自《二闲堂》网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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