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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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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博士病后在傅泾波家中

说明:摄于我父母在华盛顿特区的家中。司徒博士于一九四九年从南京归来五个月後严重中风,照片中可见他的身体左半部行动有困难。他身后站立者为胡适博士,我的父亲傅泾波为右侧站立第一人。
(照片及说明提供:傅铎若)

目录

维一:写在汉译《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前面

周惠民:译者的话

乔治. C. 马歇尔:序言

胡适:引言

前言

第一章 家世和早年

第二章:大学和神学院

第三章:回到中国

第四章:燕京大学——实现一个理想

第五章:在燕京大学时个人的感受

第六章:中国形形色色的人物

第七章:日本的占领和自由的孤岛

第八章:监禁和释放

第九章:召入外交界

第十章:未能实现的梦想

第十一章:更加困惑

第十二章:处在竹幕里面

第十三章:去华盛顿,在华盛顿

第十四章:退休中的深思

第十五章:美国和中国:“现在采取什么策略?”

附录

写在汉译《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的前面

作者:维一


一、

上个周末,我的忘年朋友,也是我的小学和中学的学长周惠民先生,从西雅图打电话来,希望将他多年前就已经翻译完成,而至今未能在大陆出版的《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译稿电子版放到《二闲堂》上,以飨读者。我当然是求之不得。

惠民先生在英译上的造诣和学养我是知道的。大陆“开放”之初,惠民先生就应马海德医生之邀承担国际会议同声传译的工作。这些年来,他陆续出版了多部重要英语著作的译本,长期承担大陆学术杂志的英文审译。

此处首先谈到惠民先生的英译能力,是想说明由惠民先生翻译《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一书是十分恰当的人选。五年前国内一个出版商社,邀请周先生将此书译出,由他来出版。该商社告诉周先生,说曾与当年司徒雷登在华时代的秘书傅泾波先生的女公子,现居美国的傅铎若先生谈论了此事。周先生就开始了工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五日,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My 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由美国纽约兰登出版社正式出版。二战以后担任过中国内战国共冲突调停人,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和中国的学界祭酒胡适先生分别为该书作序。次日,台湾《大华晚报》即开始边请人翻译,边予以连载,并于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了中译本。一九五五年,香港求精出版社再次出版了由阎人峻翻译的司徒雷登回忆录。

然而在那个时代,中美关系,台海关系势同水火。当然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解放军挥兵过江,打平天下的关键时刻,写过一篇奠定此后共产党政府与美国外交关系基础的文章,题目就是以司徒雷登的名字为名,叫作《别了,司徒雷登》。在这种情形之下,司徒雷登先生的这本自传丝毫没有可能与大陆的广大读者见面。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自七十年代中期中美关系解冻之后,大陆逐步接受和放宽境外史学文献的有限进入,司徒雷登自传的流入当属自然。然而那个时代,大陆并无版权意识,又有所谓“内部发行”的特殊发行渠道。于是在一九八二年四月,由北京出版社牵头,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了由程宗家翻译、刘雪芬校对的《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传记中仍然还有许多触犯当时政治禁忌的内容,所以在大陆发行的这本《司徒雷登回忆录》只是一部内容经过取舍的删节本,算不得“全本”。对于认真研究当年的历史,并对历史完整性有严格要求的读者来讲,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一九八二年大陆版《司徒雷登回忆录》并没有得到翻译版权的许可。当年或许情有可原,如今就登不得大雅之堂了。

既然惠民先生完全具备翻译《司徒雷登回忆录》的能力,又已经将全书翻译成功,版权也不是问题,那么按说这本众人翘首以望的汉译文本应该很快就可以与读者见面了。

其实不然。正像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迟迟不能安葬燕园一样,这本对于研究那个时代具有重要史料意义的司徒雷登回忆录完整译本至今也不能在国内出版,其中一波三折的故事还是听惠民先生本人来细说从头。


二、

那我就不妨来说说我读司徒雷登以外的故事罢。

最早知道司徒雷登当然是在我读初中的六十年代,这个人物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里面。课文的题目叫作《别了,司徒雷登》,文章的作者是毛泽东。说老实话,如今我已经全然记不得这篇课文的内容,只记得当初我的朦胧印象有二:其一,这个复姓“司徒”的人居然是个美国人;其二,这么好听的名字居然让外国人用掉了,可惜。

如此而已。

再次记起司徒雷登,是许多年之后的一九八六年。我从德国读书归来不久,当初在德国对我关照有加的汉学家韦莎彬太太到中国造访,我陪她到北大燕园会见考古系的教授。或许是考古系办公室面积逼仄,也或许是“外事活动”必须讲究门面,总之那次我们是在“临湖轩”与众教授会面。一杯清茶是那个时代的待客之道,如今记起来的是,考古系的严文明教授特别提到:这里原先是燕京大学时代司徒雷登先生的办公间。

这就让我不免想起与自己多少有些关联的两件事。

一九七二年,我自云南西双版纳回到京城,借住在景山东侧的沙滩后街五十五号大院,当时这里是已经被撤消了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旧址。我在那里居住凡四年,度过一段闭门读书的时光,一九七六年“落实”了政策才搬走。在此之前,这里是北京大学的校本部和理学院,当然更早之前,这里还是乾隆皇帝的四公主府。顺便说一句,和嘉公主的驸马福隆安是大学士傅恒之子,而这傅家本姓富察,应该和也属富察氏的傅铎若先生还是本家。

自一九五三年院系合并运动以后,燕京大学撤消,北京大学搬去燕京校园,鸠占雀巢,人民教育出版社才从石驸马桥原址搬到这里。后来有父执辈的长者曾经是燕京的校友,每年的“五·四”都会到燕园参加“校庆”活动。事后我不免问问他们的感受。一次听到一位长者的话我记得最真:“咳!大娘的房子让给了二娘,还让大娘养的儿子到上房给二娘做寿,心情能是什么滋味?!”语虽刻薄,道理倒是也还浅显。

由燕园“临湖轩”让我记起的另外一件旧事是我的岳父说给我听的。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的当天,我的岳父张安铭先生正好从家乡到北平来投考大学。宛平城外的枪炮一响打断了他求学的美梦,他只得退而求其次,决定到昆明求学。当时的云南远隔千山万水,交通不便,一般可行的路途是走越南海防,然后转道云南。

但到越南算是出国,而当时越南还在法国人手里,于是就要到驻北平的法国驻华使馆办理过境签证。

法国使馆的领事收到他的签证申请表便说:值此非常时期,若是要得到批准,非得要有个身份体面的人作保不成。可是我的岳父当年只有十八岁,只身一人来平求学,举目无亲,又哪里去识得甚么名人?他将这番苦恼讲给一位已经在燕京大学上学的中学同学听,恰好那位同学平时一边听课,一边在“临湖轩”打工挣生活,于是想起司徒雷登先生,自告奋勇去请司徒先生帮忙。司徒先生与我的岳父素不相识,为什么要为一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作保?那位同学却也有他的道理。他对司徒先生说:既然您认得我,我认得他,那您就算认得他。司徒先生倒也痛快,认为确是这个道理,爽快地为我岳父开具了一纸“保书”。

岳父将“保书”拿给法国使馆的领事看,那人埋怨不迭地说:你还说你不认识什么名人,这不是大大的名人么?!

凭了这纸签证,我的岳父顺利从北平到天津,乘船下安南,经海防到昆明,开始了后方读书的大学生活。

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事无巨细都要层层过筛,这件事情也被翻腾出来,成为“帝国主义走狗”的铁证,将岳父捉将起来批判斗争。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在“牛棚”里被指定要额外学习的光辉文件正是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后来,我的岳父可以将此文倒背如流,而我却只记得这篇中学课文的题目了。


三、

这本《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的回忆录经惠民先生翻译完成,却久久不能通过当局批准付梓,对于一位曾经付出心血,并且关注这段史实的耄耋老人来讲,不啻是充满挫折的体验。对于曾经自幼生活在司徒雷登先生身边的铎若先生来讲,同样是一种煎熬。她亟希望通过这部完整趍译的司徒雷登自传让国内的读者重新认识一位对中国,对中国文化,对中国未来终生抱以拳拳之心的司徒雷登,一位自认为虽是一个美国人,但更是一个中国人的司徒雷登。

为此,惠民先生征得铎若先生的同意,就商于我,提议将他全部译稿的电子版本在《二闲堂》上刊布,以嘉泽书林。

我为《二闲堂》能对周惠民先生和傅铎若先生的善举尽一点绵薄之力深感荣幸,也为能够和两位前辈对此共同努力与有荣焉。


公历二O一O年六月,初暑,记于二闲堂。

 

周惠民:译者的话(待刊)

 

序言

--作者:乔治·C·马歇尔

对司徒雷登博士作介绍,是我的欢庆和荣幸。

按照我的记忆,我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博士,是在南京,在一九四六年的晚秋。他被日本人监禁多年,到美国休整游历了相当长时间之后,那时刚刚返回。

我们谈论了当前的形势,他的反应给予我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后来我对国务院建议任命他担任驻华大使;当时我只是我国总统的大使级代表。我所以如此建议,是由于司徒雷登博士在中国有五十多年的经验,还鉴于他的气质、个性和他的性格。有司徒雷登博士在我身边,我就有了比五十年还多的、没有由于个人涉及中国政党而产生的、有偏见的广泛经验。当他被任命时,我发现他的建议和出众的协助,对我的帮助是无价的。

我怀疑任何人能比司徒雷登博士更理解中国的特性、历史和错综复杂的政治。他那高贵的正直使得他的意见变得极其重要。

我十分敬仰他的人品,他的个性和他那广泛的经验。

 

引言
--作者:胡适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是在中国杭州出生长大的。他的父母都是那里的传教士。他告诉我们,他年少的时候,总是“对传教生活感到厌烦”。即使在他从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毕业之后,他仍然承认自己“缺少对传教工作的兴致”。

怎么描述我产生的反对到中国做传教士的厌恶也不会夸大其词。……在那里要大声疾呼地对闲散的人群讲说;在庙会和街上小礼拜堂里,面对挑挑剔剔、古古怪怪的人们;几乎是白白奉送小册子;忍受当地的人们轻蔑、鄙视、恼火、或逗趣地看你;物质生活的不舒适和艰苦,等等;也没有学识上和努力用心方面的兴趣;一种活死人、或相当于近代的退休出世的感觉。(原书【28】)

但是经过了长期内心的争战,司徒雷登博士最后决定了“将我的宗教信念置于当时是我的最终考验中。”他来到了中国,做一位传道人,在中国传道和生活了几乎半个世纪!

他很幸运,只做了两年多传福音讲道人,就被召唤去南京新成立的神学院任教,很快成了一位出色的圣经新约和新约希腊文的教师。在南京住了十一年后,他被请到北京,去从事一项巨大的工作,去将几个“小的教会学院”组建成一个大的联合大学;那些小学院是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学院以及后来的华北协和女子学院。

此后,在几近四十年期间,他成功地作为一位“教育传教士”工作着。他对我们坦诚地说:“我如果以一个典型的福音传道人度过一生,我不知道我是否会感到愉快,是否会有成就,我多次对此有过反复怪诞的疑惑。”

在这些回忆中,他衷心地赞扬“作为一个阶层的传教士们的……热心、高尚的目标、不知疲倦的努力和毫无自私的奉献。”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读者,我很希望,未来的基督教教会和传教团体的领袖们有时再次思考去到国外传道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掉以轻心地忽略了司徒雷登博士的这些坦率记录。这些坦诚的记录是他对福音传道人的早期印象,是他对传福音传道人在追求(无论是多么下意识地追求)皈依信教人和教会人员数量的增加所做的成熟的判断。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和哪个教会教派的福音传教士的影响相比较,教育传教人的影响一向总是大得多,无论那些教育传教人是十六和十七世纪从耶稣会来的机械工程学家、或是天文学家,还是十九世纪从新教团体来的科学家、学者或医生。据说,第一个到中国来的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里森(Robert Morrison),他在东方的二十七年间,只为十个皈依基督教的人施过洗。但是他的学术工作,他那圣经的中译本,他的中文字典,他那第一个用近代金属活动字模的印刷厂,则在整个东方的新教传教世界里,留下了持续的影响!的确,罗伯特·马里森(Robert Morrison)在中国,开创了一个新教传教士教育家的伟大世纪;在这些教育家中,有亚历山大·威廉姆森(Alexander Williamson), 外尔斯·威廉姆斯(S. Wells Williams), 杨·艾伦(Young J. Allen), 狄考文(Calvin W. Mateer), 马丁(W. A. P. Martin), 约翰·富莱尔(John Fryer),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以及许多其他同样值得纪念的人物。是那些克复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光彩夺目的学者传教士群体【xiii】,将当代西方科学、技术、法律、国际法,现代世界地理和历史,以及基督信仰的宗教文献等最佳著作译成了中文;还是他们,说服人们反对那些原始的陋习、缠足和不顾妇女的教育,并且鼓吹社会、教育甚至政治的变革,开办新学堂和学院,为使中国逐渐觉醒亲隽巳绱酥诙嗟墓ぷ鳌?BR>
司徒雷登博士无疑会被作为在中国的教育传教士历史行列中重要的一位代表而留名于世。

他在一九零四年回到中国;那是一八九八年变法运动后的六年,是中华民国建国之前的八年。中国终于从中古的梦境里被唤起了。当他一九一九年应召去北京时,那已经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复兴和国民革命的前夕。按照司徒雷登博士的说法,国立北京大学变成了“国家知识分子的发动机”。未来的燕京大学的邻居清华大学,不久就建成为最佳的和最有影响力的国立大学之一。洛克菲勒基金会已经在计划建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不久就在古老的京城里升起,成为整个东方最为现代、设备最佳的医学院和医院。

因此,在这么晚的时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心北京,基督教传教团体想完全依靠他们国内教会机构有限的财力建立一个真正的大学,那是很不容易的事。

司徒雷登博士做为燕京大学开创者和建设者,他那巨大的成就必须以那个背景来衡量。像他所说的:“理想需要花费金钱。”他和亨利·文特斯·卢斯(Henry Winters Luce)博士许多年来在美国全国筹募基金,他对筹募基金中的成功和失败做了生动的描述。【xiv】这个描述不仅是很有价值的记录,而且也是这个自传中读来最有兴趣、最使人激动的部分。

燕京大学的梦想最后成了现实。作为燕京大学的邻人,也是经心有兴趣观察着它成长的友人,我想说司徒雷登博士作为一个大学的建设者的巨大成绩主要来自两方面。第一,他和他的同事真是从无到有建立了一所完整的大学,有世界上最为漂亮的校园之一,在中国十三所教会学校中,它的规模最大。第二,他梦想的这所大学,逐渐越来越变成了一所中国的大学。她靠着哈佛燕京学社的帮助,在所有的教会学校里建立了一个卓越的中国研究部门。

司徒雷登博士说:“在燕京的许多其他受益中,哈佛燕京学社使得我们(并通过我们使得其他几个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建立了和任何全然是中国的机构有同样最高水平的中国研究。”

我要对燕京的一些中国学者致以敬意;特别是洪业博士(William Hung,洪煨莲)有特殊的功绩,在燕京建立了一个非常优异的中国图书馆;他们编辑出版了优等的《燕京中国研究杂志》,和那个非常有用的系列——《哈佛燕京中国学索引系列》。

司徒雷登博士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庆贺了他的七十岁生日。十天后,美国杜鲁门总统驻华的特别代表马歇尔将军怂恿他担任美国驻中华民国的大使,并协助他为马歇尔计划服务。在七月十日,杜鲁门总统把他的名字提交给美国参议院,参议院一致通过了。司徒雷登博士【xv】担任了六年半的大使(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九四九年八月,南京落入共产党手中后的三个月,他返回了美国。十二月,他发生了一次严重的中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杜鲁门总统接受了他的辞呈。

在司徒雷登博士的回忆录中,这些年月占了近半部篇幅,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第九章到第十二章)记录了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和他对这些事件的个人印象和评论;第二部分(第十三章到第十五章)包含了一些他的意念和反思,如关于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华关系的“白皮书”,关于中国大陆落入世界共产主义的悲剧,关于他自己的生活和理想的生活,以及最后关于“对于中国,美国应该遵循什么政策”。

我不得不说,我发现第一部分的几个章节(九到十二章)相当简略,作为一个扼要的报道,常常难以弄明白从马歇尔将军去中国使命的早期,到南京上海地区落入共产党手中那段时间里,发生的那些错综复杂的大量事件。譬如,这是他对马歇尔使命最初岁月的谈论:

让我根据马歇尔将军在一月初来到后、中国政府号召了政治协商会议,此后的一些事件的情况来试图推论当时在重庆所发生的事情。马歇尔将军的人格和威望以及他那崇高、高傲、自以为是但是也还算合理的理想,使那些代表团集合到一起,产生了一种良好情绪的气氛和高度的努力,【161】这才使得五项协议(见附件)成为可能。如果五项协议获得了批准,生了效,就会结束争议,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并且导致在美国的建议下重新组建、训练双方的军队。……

那么,什么是马歇尔使命?什么是政治协商会议?什么是【xvi】五项议案?什么是这些议案如果得以实施,就能够解决的“分歧”?什么是提出的“在民主基础上的联合政府”的形式?什么是“在美国的建议下,重组并训练双方的军队?”

司徒雷登博士在书中对这些问题都没有做充分的说明。但是,为了让读者能够对记录更明白一些,在附录里面有这些内容:

· 马歇尔使命的指令(一九四五年十二月)
· 政治协商会议五项议案(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 美国总统杜鲁门对美国政策的声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 马歇尔将军的个人声明(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

依靠这些文件,我们可以希望能够了解(至少部分了解)马歇尔使命的、以及司徒雷登博士在大使任上的目标。从后来发生的情况看,我们也可以了解那些目标是有多么困难、是多么从根子上就是毫无可能达到的。必须对那些有了解,才能够对司徒雷登博士个人对说明马歇尔使命的和他自己大使工作的努力和失败抱以同情。

在这些指令中,马歇尔使命的目标被归纳为“尽快……以和平、民主的方法使中国统一”。具体说,有两方面:

第一,“美国认识到中国的国民政府是个“一党政府”,并且相信如果这个政府的基础能够扩大,包容该国其他政治成分,就会促进中国的和平、联合统一和民主改革。因此,美国强烈倡议,该国重要政治成分的全国代表会议,同意在中国国民政府中为这些成分安排合适、有效的代表。”

第二,“存在自主的军队,例如共产党的军队,不符合、也使得中国无法有政治的团结。有了一个广泛代表的政府,就必需取消这种自主的军队,中国所有的军队都要有效地整编为中国国民军。”

第一个目标是要使中国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要能够有合适、有效的代表;第二个目标是要“取消”中国共产党的自主军队,并把他们“改编到”国民军中。

作为国务卿,贝尔纳斯(Byrnes)在一个指令中写到:

这不是个容易的问题。……中国人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影响还有用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成功就取决于我们施展这个影响的能力,鼓励中央政府、所谓的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都作让步。美国总统让马歇尔将军去中国作为他的特别代表,目的是以适当和可行的方式带去美国的影响,以完成上述的目标(隶书是我所做的)。

这是马歇尔使命从根本上(先天上)就不可能完成的两项任务。中国共产党想加入联合政府:这是斯大林在雅尔答会议上为波兰和其他整个“解放了的”欧洲狡黠设计的方案;这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公开的要求,写在他在延安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五千字报告里,题目是“论联合政府”。但是他们完完全全没有将自己独立的军队“取消”或“整编入”国民军的打算;相反,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号声称共产党有正规军九十一万,“民兵”二百二十万,【xviii】在马歇尔将军到中国后的头六个月,他们的正规军就扩大到了一百二十万人。

马歇尔使命是以什么方式和办法“施加美国的影响,以完成上面所说的目标”呢?杜鲁门总统指示马歇尔:

授权给你用最坦率的语言对蒋介石和中国其他领袖谈话。特别是有关中国希望在经济方面得到贷款、技术援助和军事援助时……一个因内斗而分裂的中国,实际上,不能被认为是可以得到美国援助的适当地点。

换成直率的语言,那就是:使用的武器不是军事压力,不是军事干预,而是撤消美国对中国的援助。

但是,这个武器只能限制、挫败中国的政府,而对中国共产党则毫无作用。共产党的军队已经从陆上和海上迅速开入满洲(东北),在那里,他们可以从苏联占领军和苏联取得无限的援助(苏联和满洲毗邻,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强大的革命基地)。因此,在马歇尔使命的全部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使团不断地、而且成功地对马歇尔施加压力,要美国停止或延缓援助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强烈的抗议,马歇尔将军和美国政府的确多次停止了和延缓了美国对中国所有的援助。

这样,马歇尔使命的目标,从开始就是无法达到的,所以它失败了。有关这些,无论是国务卿贝尔纳斯,还是总统杜鲁门,还是马歇尔将军,还是约翰·卡特·文森(John Carter Vincent)先生(他是主要负责起草对马歇尔的指示的人),他们从来对此就没有完全明白过。

司徒雷登博士的大使任务也失败了,【xix】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那是由于他是“一个外交界的新手”,另一个原因,还是看他自己的话:

我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国朋友,【原书220】对任何一方和任何一种思想都没有特殊的同情,因此,马歇尔将军最初才要我帮助他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在我的朋友中有共产党,我对几个共产党的领导还比较熟悉。

所有我所说的这些看来似乎尖刻的话,毫无奚落在那个理想主义时代的这些理想主义的政治人物的天真烂漫的意图。实际上,在那个理想主义膨胀的时代,我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上也是一个天真烂漫的新手。我的确是太天真,天真到在日本投降、抗日胜利后不久,我给重庆发去了一篇长长的无线电报,请人交给我过去的学生毛泽东,严肃、急切地恳求他,说,现在日本投降了,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有理由继续拥有庞大的私家军队,他的党现在应该效法英国工党的良好榜样。自己没有一兵一卒的英国工党,在最近的大选中,刚刚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下一个五年中,他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政治权力。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另一个外交上的新手、美国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将军的陪同下,来到了重庆。我在重庆的朋友发来无线电报,说我的那个信件已经及时交给了毛先生本人。当然,直到今天,我从来也没有收到过任何回音。

最后,我愿意真诚地说出我由衷同意对我的老朋友司徒博士对中国“白皮书”、和他那伟大的国家应该遵循哪种对华政策的深思意见。由于这是一个引言,是一个旧脑筋、不信上帝的中国人为一位伟大的基督教领袖的回忆录写的引言,我愿意用他所喜爱的圣经新约的一段来做个结束。【xx】一九四九年,当我读到国务卿艾奇逊的转发函“白皮书”,我看到了这些字句:“……中国内战不详的结局超出了我国(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在我国能力所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作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它并不是由于美国少作了什么而造成的。”当我读到这些时,我在页边上写到:“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四节。”下面就是那段经文:

  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

由于美国在雅尔答对中国的背叛,由于在关键时刻,美国停止了对中国有效的援助,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国的巨大威力并且有勿庸置疑的世界领导地位,美国对于中国的陷落,并不是“这血,罪不在我”。

我同意司徒博士所说,美国如继续拒绝承认共产党的政府,并且继续反对中国的那个政府取代联合国中国的位置,这样,美国至少可以为自己挽回一些。这至少和由亨利·司提姆森(Henry L. Stimson),胡佛(Herbert Hoover)所坚持的,并由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写入大西洋宪章中的历史伟大、传统的不承认主义,是相一致的。

胡适: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国立北京大学任中国哲学及后来中国文学教授;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任该校文学院院长;一九三九年至一九三九年任该校校长;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任中国驻美大使。一般都认为胡适是中国文学复兴的奠基人;该文学复兴导致在文学和教育中,采用了生活谈话的语言(白话),替代了僵死的传统中文(古文)。

 

作者前言

我在中国的建树使我有名声;在那些建树显然被摧毁的时刻,我出任了我国的驻华大使;这深深地使我感到哭笑不得。但是我的挫折、失望和焦虑还都是心灵上的。我知道许多陷在(大多数是自愿留下的)中国的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被粗暴地对待着,有些遭到侮辱,有些被投入监狱,有些在心灵上和肉体上受到折磨,有些不准接触自己的中国和其他朋友,几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自己所有的财产。有少数在这种对待下死去了。千百万中国人受到的对待更为悲惨。许多被处死,许多因饥饿而死去。最近听说不少于四千万人被强制劳动。许多人宁愿背井离乡,在流亡中受苦受难。许多其他的则盼望能够流亡在外,但是却无法逃脱出来。

在共产党掌权之前,在中国,有许多是好的,也有许多是坏的。自从他们接管了之后,前一种就少了下来,后一种却多了起来。我一生和我的教会和教育同工们的努力,是奉献给使好的变得更好,使坏的变得不那么不好。可以眼见的那些努力中相当一部分的证据,已经瓦解幻灭了:有些工厂、设备、教堂、学校、建筑物和医院被破坏了,更多的一些被共产党为他们的目的而占用了。【4】但是,我觉得教会、教育和医学事业赞助在中国的投入,以及那些献出自己一生来为了这些事业的人的投入,重要的那部分并没有、也不会被摧毁。

在施与一方和接受一方,施受双方的心灵和心底里,施与受的益处依然继续活在那里。基督教教诲和实践的种子和硕果仍然继续活在那里。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由于基督教传福音的人、基督教的教师、基督教的医生、基督教的科学家和基督教的社会工作者的努力,千百万男女和儿童的身心得到了改善。即便一切忌ナЯ耍ㄊ导噬暇龇侨绱耍谔ㄍ搴驮诤M獾闹泄酥屑洌芍泄浇檀笱Я匣幔║nited Board of China Christian Colleges)高举的基督教的教育火炬,仍然在照亮着前进的道路。千真万确,我一生的、和我的传教士同伴以及我们中国的同事们的工作(还有在我们之前的那些人的工作),都没有白费力量。

我也不觉得中国,中国大陆,是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共产党在大陆是巩固了他们的地位,现在看来,他们的确牢牢地控制着那里。但是谁能说在中国有哪个政权会是持久不变的?只要想想自从孙中山以后,在中国和东亚发生的变化,谁会说共产党政权会在中国持续下去?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的政治哲学里是另类的。共产党的作为是强暴、不顾人权并且是压迫。他们请进、使用大批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注定要在内部和外部引起摩擦。看不到共产党尊重中国在国际上的义务;他们蔑视其他国家的权力和利益,【5】他们甚至走得更远,竟然入侵了一个邻国,并且和联合国作战。

我无法相信中国的这个政权会持续下去。我有信心,这个怪诞的罪恶不用多久,就会以什么方式走完他的行程;在他被评判并且发现他的缺陷的时候,他就会被迫放松他的控制而消遁出局。我对中国人民也有信心,他们的社会行为,根本上是民主的;当他们从这个谬误的“人民政府”的暴政下被“解放”出来、重新走被阻断的、从一九一一年开始的长征的时候,会到达这样的目标:国家的统一,国家的民主,国家的安全,和平,进步,并且在国际关系上起有益的作用,成为一个好邻人。

在这本书里,我要谈我一生的故事。我在多年以前就开始在纸上写大事记。现在,我把它赠给那些有意留心这个记录的人。本书并不是在即将出版之前作为一个整体写就的。一个个章节是断续分开写成的。它或多或少像是在很长的时间里,一个写日记的人的一系列文章或随笔。有些章节是回顾性的。有些是在事件发生的时候即时写的。有些,最后的三章,是一九四九年我回到美国之后写的。

最后写的这三章,也就是这些结束章节的文字,我要感谢斯坦利·洪贝克(Stanley K. Hombeck)博士的共同努力。他是我多年的朋友,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中国,那时,他和我一样是从事教育的,后来才步入外交界。多年来,我和他有许多惬意的接触,并且有许多有益的意见交换。在这三章里,一章是谈了我自从离开中国之后的活动(和不能活动),【6】以及由于一些我所关注的政治发展的变化,我自己的变化,政治景观的变化,特别是在中国发生的变化和中美关系的变化,所得出的对前景的论断。下一章记录了我对过去那些岁月的反思、对当今的默想、和对未来的窥视;并且重申仍然属于我、支撑着我的信念和希望。最后那章,是我努力回答我思想中一再有所悔恨、但是又总在那里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些问题。这几章里面的叙述和记述都是我的;但是由于我的身体使我不能真地书写,所以很多工作都是洪贝克博士根据我的记录和我们的许多交谈而做的。这样写成的文字一再提交给我,我仔细审视多次,并且证实了它完全反映了我的回想,正确反映了我的回忆、我的思想和我的观点。所以,这三章和所有的章节一样,著者的责任在我,完完全全在我。

我也感谢其他朋友的帮助。在传教界内外广为得到赞扬的弗兰克·普赖斯(Frank W. Price)博士是我的老朋友;他父亲菲利普·富兰西斯·普赖斯(Philip Francis Price)是我父亲的朋友,也是我朋友所尊重的一位长者。弗兰克·普赖斯热心地使我的文稿得到了文字上和编辑上的益处。大卫·麦克窦外尔(David McDowell)先生是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的编辑,他在编辑和出版上采取的态度和深入的程度,一直是鼓励和支持,他做出了巨大的帮助。

我要感谢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将军慷慨地写了前言,表明了我们之间的良好愿望,以及他对我的故事感到的兴趣,这无需赘言。他知道,我知道,所有的读者都会知道这些是事实。同样,我也感谢胡适博士为此撰写了引言。他大度地费了时间,用自己广阔的知识和非凡的能力,对我想告诉人的故事做了分析和评论。

最后是傅泾波先生。本书的书写和出版都要感谢他。他对书的内容并无责任;甚至在有些事务上,他和我的观念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如果没有他,我就无法完成这个手稿;我就无法进行联系、接触、讨论、和书信往来,而这些却是在出版之前必须要完成的。在写作本书中,虽然我明显是演出人,但是,全部主持人的功劳理应归于傅泾波。

对于所有上面提及的朋友们对我的帮助,以及他们的、和在这里没有提到的、坚持鼓励我的人的良好意愿,我深深地致以谢意。


               司徒雷登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美国首都华盛顿

转自《二闲堂》网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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