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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侥幸上了大学

——作者:程正渝


十五、大学毕业前后


196331日开学,新疆八一农学院机581班已是大五下学期了,除开设了《农机电气化自动化》外,还开设了《作物栽培学》《畜牧学概论》《农经管理学概论》等课程。


《作物栽培学》由农学系的张老师讲授。张老师只有三十来岁,身高体健,面色红黑,讲起课来激情洋溢。张老师说,他是根据自己在南北疆带同学们实习时的记录来讲解的。他讲述了新疆的主要农作物:春小麦、冬小麦、玉米、棉花等的生长发育规律;结合南北疆不同的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进行了梳理。--具体,实用。同学们都认真作了笔记。

张老师这种亲自实践、认真总结的治学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业后我分配到某县拖拉机站工作、战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我常常翻阅《作物栽培学》的笔记本作参考,果然大有裨益。


张老师还讲了两件事,也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件事是我国长绒棉的引进。长绒棉那时是战略物资,长绒棉的种子需要从埃及进口;埃及刁难我们:每两长绒棉种子要用一两黄金兑换。于是政府发动工人从埃及进口的长绒棉中搜寻残留的种子--这样开始了长绒棉在我国的种植。南疆的气候、土壤条件适合长绒棉种植,成为我国长绒棉的生产基地。


另一件事是,当时按照苏联专家的要求,新疆率先对农业植物进行检疫,有一次苏联专家在玛纳斯发现棉花种子有病虫害,立即要求全部烧毁了。


《畜牧学概论》由畜牧兽医系的梁教授讲授。梁教授头发斑白,身材瘦削,总是面带微笑。他循循善诱轻言细语地讲课,把我们当作一帮孩子似的。他还带我们参观了学院直属农场里从苏联引进的科斯特罗姆牛和乌克兰大白猪等。


据说,梁教授是自治区政协委员,在1963年冬,他骑自行车路过乌鲁木齐大十字,转弯时,因路上有冰雪滑倒,被汽车碾压身亡。


讲《农业经济管理学》的李老师相貌一般,讲课平淡,也没讲几节课。只是他说过:我们农学院,按照苏联专家的要求,农学系是培养农艺师的;畜牧兽医系是培养畜牧师、兽医师的;农机系、水利系、林学系是培养工程师的;只有农经系,对有关农业的课程都学一些,是专门培养农场场长的。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果然不错,在我工作的那个州,许多农经系的同学都当上各级官员了。


大五下学期上了半个学期课之后,就是毕业实习,我被分配到兵团农四师的某机耕队当实习副连长。--我已写过一篇回忆录《1963年,毕业实习的见闻》。


毕业实习之后,回到学院,就是写毕业实习报告(代替毕业论文),和准备毕业考试。


毕业考试采用毕业答辩的形式进行,这是我们过去从未经历过的。答辩小组由5位老师组成,组长由农机教研室主任汪荫德老师担任,组员包括技术基础课老师和专业课老师。由答辩小组公布60道复习题,其中包括技术基础知识题、专业知识题,以及实习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作为参考题。复习两周之后开始进行答辩。进入答辩会场,首先在一位老师主持下抽题卡,每张题卡上有3道题,包括技术基础知识题、专业知识题,和1道农机工作的具体问题。然后到座位上去准备,写答案或写提纲。答辩开始时,先进去3位同学做准备;以后出一个进一个。考题准备好了(约半小时)就挨个进入里间答辩会场,接受3位老师的考核:在学生口答问题之后,老师分别提出相关问题,学生再进行补充回答。每个学生的答辩在半小时之内结束。


毕业答辩结束,我突然如释重负,到校园款款漫步,抬头又看到远方常年积雪的博格达峰映着霞光,大学五年的往事一幕幕在眼前闪现:大炼钢铁的狂热,拔白旗的阵仗,在大学课堂攻读的幸运,在图书馆徜徉书海的欢乐,多年饥肠辘辘的考验,进工厂当学徒的经历,到农场开拖拉机的浪漫……


高远的、映着霞光的博格达雪峰呵,为什么你总使我联想到遥远的美好的未来?未来又是什么样的呢?


毕业考试结束之后,照例要举行毕业会餐。这一顿晚餐特别丰盛,毕业班的饭桌上还摆上了几瓶酒。系党总支书记郅玉洁老师和系主任李敬五老师特地来为毕业班的同学们敬酒,场面非常热烈,令人难以忘怀。--大学五年的学习生活就这样宣告结束了!


接踵而来的是毕业分配。


1963年新疆八一农学院全院毕业生分配大会在3115阶梯教室举行。学院学生科方科长主持大会。方科长中等身材,恰恰长着一张四方四正的脸。他可是学院元老级的干部,一直担任学院学生科科长的要职。方科长首先强调:我宣布分配名单以后,天王老子也不能更改。


全院各系二百多名毕业生静悄悄地聆听着。


接着方科长宣读了每个毕业生的分配去处。


我竟然被分配到兵团农四师!


我像当头挨了一棒,当时就懵了。


前面讲了,1959年兵团农学院已在石河子成立了,但是,八一农学院依然每年给兵团分配毕业生。我们农机系1963年只给兵团分配4名毕业生,我是其中之一。其他3位同学都欣然接受分配,他们从专业的角度考虑,认为在兵团工作进步会更快。而我则不愿到兵团去。


在兵团实习期间,我虽然同兵团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同兵团职工一道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地工作,但兵团一以贯之的兵营式的生活我却很难适应:


在农六师16团实习,住的是地窝子;喝的是乌鲁木齐河最末端的余水,我还差点丧命……


在农四师10团实习,连队职工除全天拼命干活之外,还得起早摸黑没完没了地开会……


吃饭总是玉米面,杂粮。


休息则是十天一次的大礼拜。


兵团职工犯了鸡毛蒜皮的错误,师法院往往作出劳教的判决。


还有农四师10团那位北京姑娘想回家都不准的可怜处境。


……


于是,我找到农机系党总支书记郅玉洁老师,向他诉说:我的肝炎病还没有痊愈,兵团工作太紧张,我的身体受不了,要求改分配到地方上。郅老师看我大病未癒瘦骨伶仃的模样,说,我明天找方科长说说。翌日下午,郅老师对我说,地方上的名额只剩下K州和B州了,你打算去那里,考虑好了告诉我。


我谢过郅老师,非常高兴地回到宿舍。我一辈子都感谢郅玉洁老师。--虽然我在地方上工作不到三年就遇上文革,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的孝子贤孙等帽子被批斗,被关押,被劳改;但倘若在兵团,我这个狗崽子可能早就没命了。


好人有好报。后来,郅玉洁老师升任新疆八一农学院副院长了。


宿舍空荡,校园冷清。同学们在昨天开了毕业分配大会之后,无论乌鲁木齐的还是外地的,大多卷起铺盖回家了。而其他班级早就放暑假了。

我正拿不定主意,到食堂吃饭时,一位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的早已毕业参加工作56级的同学、到院农机实习工厂来加工零配件,也在食堂就餐,问我分配到哪里了?我说,去K州或B州还没有定。他大声说,那当然是去B州啦!……


这时,一位气宇轩昂的大高个端着碗走过来,说,你就听刘富荣的没错,他爱人蔡顺萍也是这届农学系毕业的,也分配到B州了。


刘富荣指了指大高个,说,人家郑大桢是西安交大机械系的、陕西省篮球队的主力都分配在我们B州农机厂呢!--他是州厂派到院农机实习工厂来进修的,因为他篮球打得好,院农机系和水利系都争着要他留系当教员,可是B州不放。……


于是,我决定去B州。


19638月初的一天,我从乌鲁木齐碾子沟客运站搭班车去B州。我带上了唯一的行李--一只大樟木箱。


这只大樟木箱是1952年全家随父亲所在的华东革大支边来疆时从上海带来的两只大樟木箱之一,尺寸都是大号的。另一只已于1958年父亲在新疆外贸局被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后,母亲带着弟妹到西安投奔大姐时带走了。


这只大樟木箱里主要装着父亲的书:《资本论》《列宁文选》《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反杜林伦》《联共(布)党史》《鲁迅杂文》等,以及《世界史纲》《四部精华》《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童年》《人间》《我的大学》等;还有我的高中文学课本,及上大学买的《中国文学史》《青春之歌》《红旗谱》等文学书籍和我从1957年春开始写的五大本日记。--由于大樟木箱在身边,满足了我自幼爱读文学著作的癖好。


由于樟木箱尺寸是大号的(100×52×48㎝),又装满了书,我已忘记是怎样从二道桥旧居搬到老满城学院的学生宿舍的;当然,我也不记得,又怎样把这樟木箱从老满城搬到碾子沟客运站的。--人的记忆盲区就是如此令人无奈!


19668月,文革伊始,我的住处被查抄,这只大樟木箱成了革命派的战利品,我的八大本日记和书籍全部丢失,1974年我受迫害还在狱中,我母到W县上访只拿走空箱子。


班车一早从乌鲁木齐碾子沟客运站出发,傍晚到乌苏,歇了一晚,翌日下午才抵达B州州城。

班车来到B州,眼前突然出现一片宽阔的绿洲,跟途中的戈壁荒漠大不相同。班车继续向北驶去,B州州城就在眼前,忽然,自西向东的B河咆哮着、冲击着两岸红褐色的岩石奔腾而去。--B州果然是个好地方!


我按规定到州文教科报到。州文教科戴眼镜的女干部安排我住在州政府招待所。这招待所就在州政府的东侧,沿街几排平房。所长是一位打一口京腔的矮个儿老头,他待人热情、笑口常开,使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态度和蔼的老头竟是白庆睿副站长的父亲,文革初期他因成分是富牧而挨批斗,剥夺了工作,只能蛰居在另一个儿子家里。


过了两天,州文教科戴眼镜的女干部通知我,我分配到新成立的州拖拉机管理总站了。于是,我到州拖拉机管理总站报到,--在上了17年学之后,从此,又开始了17年的农机工作。


州拖拉机管理总站设在城北的一幢原牧主的豪宅里,周围散布着一些土平房,是州农机厂、电站、B县拖拉机站的职工、家属宿舍。


这幢原牧主的豪宅,在一片杂乱的土平房中,如鹤立鸡群,非常抢眼。它虽然也是一幢平房,却高大气派,大门前有五级石台阶,房内是红漆地板、全木天花板。

  

州拖拉机管理总站当时只有潘廷鑫一个人,他穿着笔挺的藏青色哔叽中山装(当时在同学中绝无仅有),个头不高,须眉浓重,小眼睛滴溜溜地转。他也是56级的同学,才从州农牧局调来的。他已结婚成家,已有女儿,而其他同学都还是单身。


潘廷鑫安排我住在总站跟前的一间大平房里,它是B县拖拉机站的单身职工宿舍。他介绍说,州拖拉机管理总站才成立,白副站长还在住院,他原来就是州医院的副院长。现在四个大办公室都空着,我们先打扫打扫卫生。


一天,潘廷鑫带我去看白副站长。白副站长坐在州医院住院部院子的椅子上,态度和蔼地跟我们说话。他年约四十岁,瘦高个,高颧骨,眯细眼,稀疏的头发向后梳着,讲一口北京话。


回来的路上,潘廷鑫告诉我,白副站长名叫白庆睿,内蒙的蒙古族,原是傅作义部下的一名营长。可能是因为会开吉普车,他从州医院的副院长调到总站当副站长了。……


没过几天,我在办公室接到州文教科的电话,说给总站调来两名大学生,叫我们到州政府招待所去接。于是,我推了一辆拉拉车去接,原来是从西南农学院分配来的黄世杰和秦慧伦。他俩的行李也很简单,放在拉拉车上也不重,我推着车,他俩有说有笑地就来总站了。


我和黄世杰、秦慧伦一见如故,很谈得来。黄世杰的个头跟我差不多,也身材瘦削单薄;还皮肤黧黑,说话很土。秦慧伦则皮肤雪白,双眼皮大眼睛,相貌端庄,身材姣好,讲一口好听的四川话,穿一身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的小翻领的女式学生装。她说,她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所以就分配到边疆来了。后来我得知,黄世杰出身贫农,又是团员,学院留他当教员,他是追秦慧伦来新疆的。黄世杰还告诉我,秦慧伦虽然家庭出身是地主,可是她的亲舅舅是李大章,是四川省的省长。……


没过多久,州拖拉机管理总站就热闹起来了:


州党委原常委、十三级老干部王珉调来当站长。他已四十多岁,穿着朴素,寡言少语。他已有好几个女儿。后来,也有好几个女儿的潘廷鑫,告诉他,有一张流行的日本生男生女预测表,据说很灵的。王珉站长笑嘻嘻地和潘廷鑫津津有味地研究琢磨,终于,他们两家都生了儿子,--这是后话了。


傅留保调来当秘书。他是中专学历,当过地质勘探队员。虽然个头只有一米七几,篮球却打得很好。以郑大楨和他为首的州直代表队,还打败了农五师代表队呢!听说他的妻子是蒙古族,我好奇地问他,他很大方地说,在州食品公司门市部里,那位最漂亮的售货员就是我妻子。我特地去看了一回,并没有看到漂亮的售货员,也不好对他说。有一次我俩路过那门市部,他带我进去,指着一位胖乎乎、眼睛眯成一条线的妇女,骄傲地说,他就是我爱人。……


蔡顺萍,和刘富荣一样也是南京人,白皮肤、蓝眼睛,家庭出身是资本家,分配来当统计。文革后,她和没受到重用的刘富荣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回南京了。


州农机厂的孙定国会计,一位矮小瘦削、谨小慎微的中年人,兼任总站会计。据说,他原是国民党的少校军需官,很受白副站长的赏识。


黄仕南调来当人事干事。他是中专学历,中共党员,二十八岁,相貌端正,身材魁梧,不苟言笑。他后来主持“B州拖拉机驾驶员培训班的工作,曾多次调我去任教,因W县不放而无果;70年代他又受命创办B州技校,终于在198011月调我到州技校任教。


19638月中旬,我第一次领到工资,实习期月工资是58元多。一年后,我在W县拖拉机站转正后,月工资(行政22级或技术13级)是6939分,而一般职工月工资只有340元,学徒工的月工资是28元。粮票(技术干部)每月36斤,而行政干部每月只有29斤。我在上大学期间,从19599月起,每月粮食定量为32斤,加之清油和副食品也供应紧张,我们饿了整整两年肚子(当时却不能讲),直到1961年下半年副食品供应稍好为止。


我领到工资后,当即给陕西H县母亲处汇去20元--母亲和三个弟妹已被从西安赶到陕西农村,生活肯定更加困难。我从此每个月发了工资就给家里汇去20元,直到196711月被武斗暴徒赶出w县,领不到工资、粮票为止。


到了文革,我是全站唯一的大学生,父亲又是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自然成了黑帮反动技术权威遭到批斗,但工资却没受影响。


1979年文革后全国第二次普调工资,那时我在WA公社担任农机站站长,A公社的多数干部认为,按照上级规定的条件我应当增资,公社杨书记--一位胖大的中年男子,用陕西土腔说,我从乡通信员干起,工作二十多年才24级,他都22级了(1),就不要提他了吧。A公社调资自然没有我的份了。然而在198010月,W县职称办按照政策,直接给我提升了一级工资--也就是说,我工作17年后,终于涨了一级工资。


总站新成立,业务尚未开展,我们几个闲得无事。黄世杰也喜欢哼唱苏联歌曲。像《出发》《喀秋莎大炮》等几首节奏明快的苏联军歌,我过去就没听到过。一次晚饭后,黄世杰和我在办公室下象棋,他不是我的对手,节节败退,秦慧伦在一旁急得赶忙支招;他却坦然,哈哈大笑……


一天傍晚,我从宿舍到办公室来,刚要推门,听见里面有动静,就轻轻推开一道门缝,看到秦慧伦坐在办公桌后正面对着门,黄世杰站在她的身后,用手不停地摩挲着她的脸和嘴,忽然,秦慧伦用嘴和舌急切地吻舔黄的手,--原来一位端庄的姑娘也会如此饥渴!--这是我此前从没见到过,也从没想到过的。


19639月下旬,上级调拨两台新东方红—54”拖拉机给B州。白副站长派秦慧伦到B县拖拉机站协助新机车试车;我则被派到J县拖拉机站协助新机车试车。于是,我卷起铺盖行李到J县。


那时的J县比一条马路,一盏灯,一只喇叭唱满城的小县城强不了多少。


J县拖拉机站的王惠生站长和曲银林站长都是本地农家子弟出身,为人随和,都会说维语。我于是抽空向他们学习维语,还认真地记在本子上,因为50年代初我在新疆省一中读初中时学过维文,字母拼写还会,单词早已忘得差不多了。我主要学你们生产队有需要犁的地吗?”“大约多少亩?等, 王惠生站长一本正经地教我,我则认真地用维文拼写记下来。曲银林站长忽然对我说,你再学一句你可要忠诚老实啊--我还没写完,就听到王站长和曲站长一会儿用汉语一会儿用维语争执起来,我也没问原因,直到后来到州上开会闹出笑话来。


J县拖拉机站的技术员李卓唐也是56级的同学,面如重枣,蚕眉凤眼,只是个头只有一米七左右。他的家庭出身也不好,性格比较孤僻,也还没找对象。他当时常说,现在的社会风气是:有酒有肉好朋友,没酒没肉死对头。……据说,李卓唐一直郁郁不得志,后来他跟医院的一名护士结婚了。那护士是医专毕业的江苏知青,八十年代他们全家都回江苏了。


新机车到站后被派到大河沿子公社边秋翻边试车。我随机车去大河沿子,跟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开拖拉机也打犁。


大河沿子公社是比较大的公社,有几千人,几万亩地。那里地广人稀,耕地周围是无边的草原荒漠。每当夜幕降临,在苍茫的暮色中,从草原深处传来宛转悠扬的女声蒙古长调,如梦如幻,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试车结束,我主持机车的全面保养。在后桥保养时,我按照说明书的规定,拧紧了转向制动器的调整螺丝,再倒退若干扣;结果,在拖拉机保养完发动起步时竟不能动--原来是转向制动器因调整不当,抱死了。还是李卓唐来松开了调整螺丝,才恢复正常。--我出了个大洋相,也可见尽信书不如无书


试车完毕,我回到总站。一天,白副站长叫黄世杰、秦慧伦和我到他的办公室,严肃地说,在给你们分配工作前,我先问问黄世杰和秦慧伦,你们俩是不是恋爱关系?黄世杰和秦慧伦都默不作声,拒不回答。白副站长又问,你们怎么不说话?黄世杰和秦慧伦一个脸朝东、一个脸朝西,都板着脸,不吱声。白副站长也黑着脸,僵持着。我看僵局难破,就说:白站长,我证明他俩是恋爱关系。他俩不约而同并不否认。白副站长这才缓和口气,说,好。那就听我的分配:我州B县拖拉机站和J县拖拉机站都有大学生技术员了,只有W县还没有大学生技术员,程正渝,你就去W县拖拉机站吧。我欣然应诺。白副站长继续说,黄世杰留在总站。秦慧伦分配到B县拖拉机站。B县拖拉机站是大站,只有一个八农毕业的施作宏技术员。……白副站长又说,各县拖拉机站的代表就要到州上来开会,你们也都参加,会议结束,你们就到各自的新工作岗位上去。


秦慧伦到B县拖拉机站当上了三八机车组的组长;以后县拖拉机站改为县农机厂,她又到车间开机床。--二十年如一日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1983年,李大章的儿子--也是四川的一位大官,把秦慧伦和黄世杰调回四川了,据说,他们都当上了官,孩子都出国留学了。


196310月下旬,州总站召集各县拖拉机站开会。


B县拖拉机站来的是站长陈健、技术员施作宏等。陈健原是地质工作者,三十来岁,中等个儿,戴眼镜。施作宏身材魁梧,面如重枣。


J县拖拉机站来的是站长王惠生、技术员李卓唐等。


W县拖拉机站来的是书记胡长城、副站长朱长有和技术员田俊明等。胡长城是转业军人,四十多岁,矮个子。朱长有原是农技站的一般干部,才提拔没多久。他三十一岁,皮肤白皙,耳朵有些聋。田俊明身材高大,紫红色的脸上胡子拉碴,穿一身破旧的黄军服;他因妻子病逝,是背着三岁的小女儿来开会的。田俊明是五十年代末,B州政府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来的农机技术人员,他原是农七师第一批农机工作者,但是没有文化,也不是党员。他先在州农牧科工作,1961年我院农机系56级的4名同学分配到B州后,又值W县建立拖拉机站,他就调到W县拖拉机站了。


--我对W县拖拉机站的代表特别作了了解,因为我将是他们中的一员。


州总站的潘廷鑫、黄世杰等,州农机厂的厂长王佩明、技术员刘富荣等,还有州政府有关部门的代表也出席这次会议。


我的邻座的是一位维族小伙,是州农牧科的代表、才从某中专毕业的。会议开始前,他用生硬的汉语向我问长问短,显然在练习讲汉语。我也趁机拿出小本子,把王惠生站长教我的维语你们生产队有需要犁的地吗?试着问他,他听清楚后,笑得前俯后仰,问我,是谁教你的?我朝坐在跟前的王惠生站长望去,他正掩脸偷笑。我终于明白:原来王惠生站长把这句话改成了你们生产队有姑娘吗?” ……


会议休息期间,我们八农毕业的几个同学凑到一起闲聊。不知为何,刘富荣几次昂起头,强调自己出身城市平民,相当于工农出身。原来施作宏、李卓唐等家庭出身都是地、富。我的父亲是右派兼历史反革命,更低人一等。……


以后自治区、自治州召开农机工作会议,我们这些技术员常常相聚。文革开始后,只有刘富荣一人是一、三司观点2),其他技术员都清一色地是红二司观点,--即便如此,刘富荣还是没能得到提拔。而白庆睿副站长,这位起义军官、非党干部,因为在文革中被州农机厂的红二司观点职工整去赶了几年马车,而愤愤不平,这里也不赘述了。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也就是我们工作了将近二十年,国务院下了红头文件,我们这批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技术员,才得以晋升为工程师(中级技术职称)。


又过了若干年,过去的一位农机同事对我说:程技术员,我现在才明白,过去为什么总是让文化程度低、不懂技术的人领导你们这些文化程度高的技术人员!我当时平静地答道:你才明白啊,--


其实,我们这批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技术员,命运都是相似的:当了二十年技术员,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却都是文化程度低的技术门外汉。


究其原因,或许要追溯到1957年反右,那时认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工人农民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基本上归为另类的知识分子,要入党是很困难的,就是家庭出身好的黄世杰、刘富荣和郑大楨等也一概没能入党,不入党怎么能当领导?更何况,自反右以来,为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早已家喻户晓,外行领导内行已成为各行各业的常态。--由此可见,知识分子长期受到歧视,是那时普遍的社会现象。


--尤其是在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往往是批判和整肃的对象;到了文革,知识分子更是斯文扫地,受到残酷的迫害。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处境才稍有改变。


1963111日,州总站的会议结束,我就随W县拖拉机站的胡长城书记、朱长有站长和田俊明技术员乘车,并带上了那只樟木箱子,来到边城W县。


于是,我的生活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注:


1)前面提到,其实我在1964年转正后,工资就是22级了。


2)指文革时期新疆以红二司一、三司为首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其中一、三司被认称为保守派组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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