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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侥幸上了大学

 

——作者:程正渝

 

八、1961年暑假,探亲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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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61年暑假在西安与家人合影。前排右起:五弟正洲、母亲、小妹  后排右起:正渝、四弟正潭

 

引子

 

196012月,祖父程一中在长沙去世,我当时正在新疆八一农学院读大三,又身无分文,没能赶到长沙送别。

 

1949年春,祖父受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民革的派遣,从上海到长沙参加湖南和平起义的工作,我们在上海一别已十多年,谁知竟成了永别!

 

19585月,在新疆外贸局工作的父亲程元宇被当作“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判刑入狱。身为湖南省政协常委的祖父得知后,愤懑地说,我们父子俩解放前就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民革的领导下,冒着生命危险做地下工作,怎么就成“历史反革命”了?

 

祖父在我上大学后常给我来信,有时还把政协组织他们旅游观光的明信片寄给我。

 

我很想暑假回湖南凭吊祖父和曾祖母的墓。

 

父亲被捕入狱,母亲张国华又以“同情反革命丈夫”被开除公职,诚如母亲当时所说:“我们的饭碗被王子纪们(1)端掉了,不让我们吃饭了!”

 

19587月,母亲带着四弟、五弟和小妹离开乌鲁木齐到西安,想方设法打零工,如给旅社洗衣被,在街头卖冰棍等维持一家的生活。在陕西师大读大四的大姐正江毅然辍学参加工作,把每月工资中的大部分交给母亲供弟妹们生活之需。

 

我也很想到西安家里看看。

 

在这次家庭灾难中,三弟正湘是我们弟兄中遭受打击最重的一个。他那时只有16岁,身体瘦弱,正在读高中一年级,失去了一切生活来源,每个月12元的伙食费(2)只能靠他自己做小工、拓土块挣得。去年高中毕业,正湘高考成绩列全疆的前茅,却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没有被录取,分配到哈密工作了。我也想去看看他。

 

暑假开始,我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做小工,挣得几十块钱。一张从乌鲁木齐到长沙的往返火车票,半价学生票只用去70元。于是,我戴着近视眼镜,穿着一身旧得快破的衣衫(进大学后只发了一套衣裳),背了个小挎包就上火车了。

 

<1>

 

火车一进入甘肃,沿途每个车站都有成群结队的、穿得破破烂烂的、面黄肌瘦的孩子们和大人挤到车窗口伸手乞讨。--我这才明白,那时在学校几乎天天都讲的“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恶果竟如此严重!

 

到了西安,只见车站广场上到处都是要饭的,更有人抢夺别人的食物就跑。有一个大汉正在啃的馍馍被人抢跑了,哭声说,我都一天没吃东西了,才买个馍馍……还有抢了别人的食物怕被追回,立刻吐上唾沫、抹上鼻涕的……在一家饭馆的橱窗下躺着一位老人,已经不省人事,饭馆的一位女服务员端了一碗汤出来,准备喂他,说,这老头在这儿已经几天了。饭馆门口围了一圈人……

 

1959年下半年以来,实行严格的粮食定量,我们在学校每人每月定量32斤粮食,主要是杂粮,如玉米面、高粱面、豆面等,也掺榆钱吃,也搞“瓜菜代”(3),也有偷粮票的,也有因对粮食政策不满发牢骚而被处分的,也都得过浮肿病、传染性肝炎……但没想到社会上竟是如此情景。当然更没想到(很久以后才知道)在那“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竟饿死了3000多万人!

 

<2>

 

按照母亲信上所说的地址,我在西安东郊韩森寨的一栋破旧平房的一间小出租屋里找到了家。房间只有十来平米,光线暗淡,除了两张床,一张桌子,没有别的家具。正在读中学的五弟和读小学的小妹放暑假在家,他俩面色青黄,骨瘦如柴,小小年纪却难得见到笑脸,可怜兮兮的样子。特别是,他们因家庭出身不好没能加入少先队,--这在当时对于孩子们来说,是最大的打击,最大的歧视!

 

直到天黑很久了,身体单薄、更加瘦削的母亲和背着冰棍箱的四弟正潭才回到家里。

 

母亲带着弟妹们到西安后,大姐托人安排母亲到西安某中管理图书,但是好景不长,当西安某中根据母亲填的履历表从新疆外贸局调档,王子纪们强调我母是被开除的,于是我母便被解雇了。

 

王子纪们真是比蛇蝎还要歹毒呀!他们公然不顾中央监察部三次撤销开除我母的通知,执意要把我们这一大家人赶尽杀绝,置于死地!

 

四弟正潭在去年参加西安市的中考时,名列第一,也因“家庭出身问题”不准读高中。十五岁的他只得跟着母亲每天早出晚归在大街小巷卖冰棍。原来活泼调皮、笑口常开的他,现在变得少年老成、郁郁寡欢了。

晚饭是杂粮窝头就萝卜干。大家都不吭声,默默地咀嚼着……

 

--我忽然想起“贱民”这个词,只有“贱民”比较接近我家当时的处境。

 

一年之后,也就是1962年,我家又被驱赶到陕西农村,居住和生活条件更差。母亲带着弟妹们被驱赶到农村一去就是十多年,受尽了歧视和磨难。同时也顶住了社会上的阵阵狂风恶浪,在文革中还承受了家破人亡的惨痛。文革后母亲又带领全家奔走拼搏平反了全家所有的冤案,终于迎来了家庭的黎明,国家改革开放的春天!

 

直到七十年代后期,也就是二十年后,父母得到平反改正(4)才回到乌鲁木齐新疆外贸局;(但是在经济上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到了八十年代,父母在解放前加入民革,在中共领导下策反国民党海军起义等革命活动得到确认,二老终于办了离休干部的有关手续。

 

四弟正潭则当了近二十年的贫苦农民,每天贪早摸黑地劳动,工分值只有五角钱!直到1980年回城当上工人,后来当上了工程师、经理。

 

五弟正洲1966年高中毕业,恰逢文化大革命,因为“出身反动家庭”,大队拒绝开“政审证明”,升学和就业的门都没有,只能在农村打零工,挣工分,蹉跎了十多年岁月!直到197712月参加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考,被陕西某师院录取,终于走进了大学的殿堂,后来当上了中学教务主任、中学高级教师。

 

小妹也在七十年代后期回城当上了工人,后又考上了公务员,还当上了副处级干部。

 

<3>

 

翌日,我到位于小寨的陕西省中级党校家属院找到了大姐的家。大姐正江在1958年秋从陕西师大大四辍学到西安某中当教员,1960年结婚。

 

姐夫郭尚勇出身贫苦,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工作了,后来被派到中央党校进修,现在在陕西省中级党校当教员。

 

今年春天,他们的女儿出生了,从农村顾了个保姆,一家人还是忙得团团转。他们一家在当时的生活算是不错的,但是,姐夫还是得了“三年困难时期”的流行病之一--肝炎,原来强壮的身体变得消瘦了。

 

姐夫对我说,我和你姐准备结婚时,有人对我说,你要好好考虑,跟一位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结婚,会影响你的前程……

 

<4>

 

因为我买的是从乌市到长沙的学生通票,在西安呆了两天就得启程去长沙。

 

上火车查票后不久,娇小玲珑的女列车员就叫我去餐车一趟。我莫名其妙地来到餐厅,列车长正在讲话,原来我们这些人(大多是军人或学生)被指定为乘客代表,任务是协助列车员维持车厢里的秩序,帮助列车员工作,报酬是每人额外供应一份不要粮票和钱的盖浇饭(5)。于是,我回到车厢就帮列车员提开水,给乘客倒开水,帮列车员扫地。车厢虽然拥挤,但秩序还可以。我不停地提水、倒水、扫地,忙个不停,倒也不觉得太累。

 

因为车厢里太拥挤,列车员叫我就在列车员室休息,空隙时还跟我闲聊。她问我在哪里上学,读大学几年级,到哪里去探亲;还告诉我,他们从郑州到西安一个来回就可以休息一天,住在集体宿舍生活比较单调。到了晚上,车厢安静下来,到站停车时,我也跟着她下车,站在车厢旁,凉风习习,听着她那悦耳的河南话呢喃着什么,一天的劳累竟然消逝得无影无踪……

 

凌晨,另一位言谈举止泼辣干练的河南姑娘来换班。不久,天就大亮了,直到抵达郑州下车,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位娇小玲珑、讲一口悦耳的河南话的女列车员,可是这次当“乘客代表”的经历却长久地留在记忆里。

 

从西安到郑州沿途各车站依然到处是要饭的,杂乱而又萧条。记得1952年我家随华东革大支边团从上海去新疆时,河南沿途到处都是卖烧鸡的,又肥又香!那时的景象已看不到了,在郑州车站转车,我在混乱的街头用四角钱买了一碗水煮茄子,已经很不错了。……到了长沙,街上的秩序比较好,要饭的也少了,我用五角钱买了一碗“百粒丸”,其实就是酸辣汤里有十来个直径约一公分多的米粉丸子,味道还不错。据说,在那个饥馑的年代,这“百粒丸”还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呢!

 

<5>

 

姑姑一家住在湖南医学院家属区的一栋平房里,有好多间房子,设备齐全,条件不错。

 

姑姑哲宣已经三十八岁了,依然身材挺拔、风姿绰约,穿一件月白色的短袖衫和一袭浅蓝色的裙子。她用老家天塘乡下话和我交谈,倍感亲切。

 

1945年我在湖南桂阳天塘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姑姑就是我们的老师。抗战胜利后她回到上海进国立苏州教育学院音乐系学习,向著名歌唱家高芝兰、蒋英学习声学,后来成了两位老师的得意门生,还灌了唱片呢!1946年冬,姑姑因参加“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大游行,被苏州教育学院开除,接着她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

 

1947年春,祖父和姑姑创办的“私立方震小学校”在上海闸北区公兴路的一座不起眼的二层楼挂牌成立,对闸北地区的一百多名贫苦孩子实行免费教育,姑姑哲宣任校长。“方震小学”成立之后不久就成了中共地下革命活动的一个联络点。

 

南京国立政治学院经济专业研究生黄栋因参加了1947520日“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大游行,为国家兴亡奔走呼号,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上了黑名单,遭学校开除,由同学引荐来到方震小学。194710月,经姑姑介绍,黄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他们这对年轻人在共同的事业和理想中坠入爱河,并结成伴侣。

 

1948年春,姑父黄栋和姑姑哲宣受组织委派去长沙,利用祖父与湖南军政界头面人物有旧做策反工作。他们和祖父为湖南和平起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解放后,姑姑哲宣被任命为湖南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组书记,姑父黄栋为该教研组主任。他们育有五个孩子,三个女儿:小它13岁,小健11岁,蔚珍10岁;两个儿子:小四纪林8岁,小五伟天6岁。

 

祖母杨允文(6)是一位温柔贤惠的旧式知识妇女,只有姑姑这一个女儿,姑姑的五个孩子都是她一手带大的。祖母原来身体较胖,现在变得消瘦了,还沉浸在祖父去世的悲痛中。

 

 

姑姑带我到里间,在祖父的遗像和骨灰盒前,我久久伫立默哀。

 

墙上还挂着一帧毛主席接见湖南各界人士的照片,在前排就坐的就有祖父。

 

姑姑说,在前几年,毛主席有一次到长沙视察时,问起1927年他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时,能听农民协会的话的那位湘潭县长还在吗?当毛主席得知我祖父程一中还在时,特地叫唐生智副省长带我祖父去见了面,还合了影。

 

书柜上还有祖父分别跟梅兰芳、余叔岩的合影。19296月,祖父任北伐军第12路军政治部主任随军北伐到北京,在主持唐生智司令的父亲唐承绪先生60大寿的京剧堂会上,结识了余叔岩、梅兰芳等京剧界的泰斗,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姑父黄栋周末才从农场回来。他戴着眼镜,高高的个儿,穿着短袖衫和灰色的短裤,风尘仆仆,但依然是一副知识分子超凡脱俗的模样,他只简短地跟我寒暄了几句就到另一间屋里去了。

 

翌日,姑父特地送给我一条深蓝色的东方呢裤子,--这对于我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因为我进大学三年来学校只发过一套单衣,裤子的膝盖处已快磨破了。

 

接着,姑父带着全家和我到长沙烈士公园游玩,大家还照了合影。姑父一直很少说话,也很少有笑容。

 

周一,姑父又去农场了,我们没再见面。

 

后来我才知道,姑父黄栋在1958年领队赴新化县从事下放医疗、除害灭病工作中,在作社会调查时,对“三面红旗”的一些作法提出了质疑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严厉的批判,并发配下乡劳动改造。1962年黄栋得到甄别。在文化大革命中,黄栋又三进牛棚,被当作“黑帮” 、“牛鬼蛇神”的活靶子在各种场合受到残酷的批斗!

 

<6>

 

一天,姑姑带我到长沙白马坡公墓,公墓很大,墓碑挤得密密麻麻的。姑姑很快就找到了曾祖母和祖父紧紧相依的墓碑,--他们母子相依为命六十多年。在祖父三岁时,曾祖父就因病去世了,曾祖母白天下田劳作,晚上纺纱织脚包(7),供祖父读书上学……祖父终于学有所成,投身革命,奋斗一生……

 

我低头伫立良久,往事一幕幕飞快地展现在眼前:

 

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曾祖母抱着我在老家的院子里踱来踱去,常常哼着民谣:

 

摇啊摇

摇到外婆桥

外婆叫我好宝宝……

 

千针千针打鞋底,

万针万  扎鞋面……

 

有时候曾祖母给我指着夜空中园园的月亮,哼唱道:

 

月亮光光

东也拜

西也拜

拜到明年好世界……

 

我在曾祖母轻轻摇荡的怀抱里,凝望着辽远的明光光的月亮和深邃的天幕,心里泛起一种平和、恬静而又幽深莫测的感觉,很快地沉入梦乡。

 

我们到上海不久,一天,身着深色中式长袍的祖父带我和三弟去电影院看电影《1948世界运动会》,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电影,感到特别稀奇……在回家的路上,祖父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无论干什么,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像中国运动员楼文敖(8)那样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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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7年在上海。前排右起:父亲、曾祖母、大姐正江;  后排右起:姑父、祖父、祖母、姑姑。

 

忽然听到姑姑轻声对我说:“196012月你爷爷去世的时候,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参加了追悼会。”接着又冷冷地补充了一句:“你爷爷的一生其实也没有什么光彩的。”

 

<7>

 

姑姑的几个孩子都讲长沙话,都叫我“哥哥”,对我很友好。

 

姑姑跟孩子们讲长沙话,跟祖母讲湘潭话,跟我讲老家天塘话,--虽然都是湖南话,却有明显的差异。姑姑平时讲标准的普通话,因为他小时候在北京上过学。

 

姑姑拿影集给我看。其中有我的父母年轻时在南京上海的照片,有我的父母和姑姑在上海的游泳照,还有姑姑的孩子们成长记录的照片等等。

长沙被称作中国的火炉城市之一,真是名不虚传:市民们个个穿着短衣短裤趿拉着拖鞋仍汗流颊背。每天都得冲凉。夜晚也高温不退。没呆几天,我就咳嗽不止,头晕脑胀……

 

在我离开长沙的时候,姑姑特地把祖父生前用的一只旅行皮箱,祖父的一件皮袄、几枚精致的玉石印章,还有一把尚小云(9)亲笔书画的扇子等送给我作纪念。

 

上火车不久,我竟然不咳嗽了,也不头晕了。

 

<8>

 

回到西安后,母亲说,你走得急,我没来得及告诉你:在“肃反”运动中,新疆外贸局派人到你姑姑那里调查,她落井下石,用不实之词给你爸添加“莫须有”的罪名,表示她大义灭亲,立场坚定……

 

解放后一直担任马列主义教研组书记的姑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越来越左,终至人格扭曲,人性泯灭,在“大义灭亲”的旗号下,干下了一系“革命行动”,是后来祖母亲自告诉大姐的:

 

1958年父亲被以“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在新疆判刑入狱,远在长沙的曾祖母已是85岁高龄,尽管身体硬朗,大家怕她悲伤,决定不告诉她这个讯息,而姑姑却故意向曾祖母透露了这个讯息,曾祖母得知她唯一的最疼爱的孙子坐了牢而且刑期很长,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不久就辞世了。

 

姑姑在“反右”接着“反右倾”运动中,越来越感到祖父这个“历史人物”尽管解放后当选为湖南省人民代表,任职政协长沙市副秘书长,--对她的前途是个绊脚石,屡屡用“历史问题”对祖父恶语相逼,祖父终于在196012月郁郁而终,年64岁。

 

在“反右倾”运动中她又逼迫姑夫黄栋自杀未遂。

 

在“文革”中她又把自己父亲的骨灰扔掉,把年老体弱的亲生母亲扫地出门,赶到偏僻的农村。

 

祖母晚年病重,大姐去看她,她讲了上述情况;还对大姐说,你不要服侍我,我要她(指哲宣)服侍我,我给她带大了五个孩子,她却这样对待我……

 

<9>

 

我搭上火车回新疆。过了兰州之后,车上的乘客明显减少了。我的同座不知何时成了两位苍白消瘦畏畏缩缩的十来岁的少年!当车厢里开始查票时,他们就走了;等查完票他们又回来了;而当开饭卖盖浇饭时,他们却坐着不动。那时在火车上,限定每个人凭车票用钱和粮票购买一份盖浇饭。我问他们,怎么不买饭吃?挨着我坐的个儿高些的少年低声说,他们没钱买火车票。我说,饿着肚子怎么行呢?他俩无语,很无助的样子。于是,我把我那盒盖浇饭同他们分着吃了。

 

个儿高些的少年低声对我说,他们是去新疆投奔亲戚的。他们家是四川农村的,那里饿死了好多人!有的地方整个村子都饿死光了!还有的娘饿死了,孩子还在吃奶……听说新疆好,可以吃饱肚子。

 

后来大家都知道,在“三年困难时期”,大批内地民众因为逃避饥荒离开家乡来到新疆,被称作“自流人员”,又叫作“盲流”。

 

无独有偶。我的妻子也是在196110岁的时候跟母亲一道,从四川到新疆找到早年自流进疆的父亲的。妻子说,奶奶和两个弟弟都在1960年前后饿死在四川老家了!那时候吃大锅饭,一天两顿清汤寡水见不到米,家家户户都不准开灶……

 

<10>

 

清晨,两个少年跟着我在哈密站下车,到哈密文教局找到了三弟正湘。已长成英俊小伙的正湘立刻从食堂买来馍馍和菜款待我们,我们总算吃饱了肚子。正湘把我叫到里间,问清了两个少年的情况,便给他们指点去民政局的路,说,民政局可以帮他们找到亲戚。两个少年道谢后走了。正湘才对我说,从内地逃荒到新疆的络绎不绝,哈密民政局都应接不暇!……

 

我说起这次暑假探亲,途径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到处都是要饭的,有的还饿昏在饭馆门口……正湘说,全国出现大饥荒是“大跃进”造成的后果。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在当时算得上“右倾”言论了,我用在大学里听政治报告学得的理论进行反驳。正湘叹口气说,我只能在私下里对你说说自己的看法,无情的事实,公正的历史一定会证明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

 

正湘颇为伤感地对我谈起去年高考没被录取的事:

 

“高考发通知书的时候,班主任特地找我谈话:‘程正湘,你这次高考成绩很好,列全疆的前茅,但是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因为‘出身问题’没有被录取。你不要因此背什么思想包袱,无论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出身不好更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那时才十八岁啊!”

 

现在是21世纪了,年轻人读到这里可能难以理解,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夫子尚且实行“有教无类”呢!然而,这确实是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现实。在20世纪60年代初还只是限制“出身不好”的人受教育,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出身不好”的人的生活权、生存权都受到了威胁!

 

翌日,我们在“东疆春”饭馆吃了饭,在照相馆照了张合影,就到西河坝公园买了一壶茶,要过两把躺椅,半躺着,海阔天空地交谈起来。在兰天阳光下,哈密西河坝的老柳树林显得格外幽深清静。

 

我那时马上就要读大四了,以为自己成天读书学习也学了不少东西了,我们谈文学,谈历史,谈哲学,谈时事,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我发现,我所涉猎过的地方,正湘都更熟悉;我所读过的书,正湘记得更清楚,理解得更深刻!尤其是对时事的分析,他更有独到的见解。在谈到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正湘认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的做法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和赫鲁晓夫在中国已成了“修正主义”的代名词,我当然不同意他的看法。我用从大学政治课(课时最多的课程之一)中学到的理论对他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正湘平静地列举苏共历史的大量事实进行了论述。我虽然保留了自己的看法,却深为正湘既博览群书而又独立思考的精神所折服。

 

我说,在高中时我就想将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把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和理想写下来。正湘说:“有人说,‘学跳舞越早越好,搞写作则晚一些好’,是有道理的。我们应当为我们这一代人作个像样的记录”。

 

我说,在读文学名著的时候,我仿佛走进了书中描写的世界,仿佛跟作者进行着交流……正如费定(10)说的:书是人生、名誉、财富、狂喜,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快乐,对人类的深爱!正湘说:“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会被新的理论、新的学说所代替;而传世的文学作品则是得天独厚的,谁能替代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苏轼、曹雪芹和鲁迅的作品?”

 

我说,大学三年,按照文学史,我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得益非浅……正湘则背诵了一些名家的诗歌或作品片段,谈他的见解和体会。他的博闻强记、涉猎之广令我惊叹不已。

 

晚上我们到电影院看电影。这天上映的苏联影片《玛尔华》,是根据高尔基的同名小说拍的彩色影片,我以前没有看过。电影散场,走出影院,正湘说:“玛尔华爱的是那个流浪汉,因为那个流浪汉响往自由。”

 

许多年后,我回忆起正湘当年对《玛尔华》的点评,回忆起我俩在哈密西河坝老柳树下的海阔天空的长谈,不禁感叹:正湘在那年月的思想境界比我这个当年甘当“驯服工具”的大学生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正湘还说:从去年冬天起上级派我们文教科的三个人在沁城包干住队,春耕时维族老乡用二牛抬杠犁地,我在后面跟着犁,一点也不比社员少干,结果我累得吐血了。好在沁城洋芋多,不久,我就把身体补起来了。夏收时,我也跟捧劳力一样,每天能割三亩地麦子!农民是最讲实际的,如果你只能动嘴不会动手,农民是不信任你的。

 

<11>

 

1962年暑假,我又一次去哈密看望正湘。

 

大四这一年我开始接触到了社会的基层:在屯河农场参加了汽车、拖拉机驾驶实习;还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参加了联合收割机夏收实习。我想跟正湘交谈不会再只凭从课堂上和书本上得来的知识了,不然总感觉有点底气不足。

 

我还是在哈密文教科找到正湘的。其实他调到哈密三堡小学当教员已经一个学期了,也是趁着暑假到哈密来玩的。于是正湘带我立刻乘火车到三堡。

 

在柳树泉站下车后,我们走在一条空旷的田野道路上,摆脱了城市的喧嚣,触景生情,我感叹道:“真是童话一般的寂静啊!”正湘接过去说:“不,应该是:真是死一般的寂静啊!”

 

--许多年后,我还常常回味当年正湘对我不合时宜的、罗曼蒂克的感慨所作意味深长的纠正。那一年我们国家还没有走出“三年困难时期”的阴影。

 

快到三堡的时候,有四、五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在戈壁滩上检柴禾,他们见到正湘都规规矩矩地鞠躬行礼,正湘微笑着向他们点头还礼。正湘对我说:“这些都是我的学生,他们在检柴禾。农村娃娃都很老实,尊敬老师,听老师的话。我也最喜欢这些老实的农村娃娃。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早就说过:‘教师的职业是太阳底下最高贵的职业’。通过跟这些农村孩子们的接触,我也更热爱教师这个职业了。有人说,教师像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情愿当这蜡烛。”

 

三堡是一个寂静的小村子,零零落落散布着一些低矮的土屋,稀稀拉拉的钻天杨挺立在土路两旁,行人很少,鸡鸣狗吠也寥寥落落的。

 

我俩来到一个院子,正湘到邻居的一个老奶奶那里拿来钥匙开了门,屋里一个土炕,一张矮桌,几张小凳子,显得空空荡荡的。

 

我们进屋不久,一个挺秀气的丫头(11)也走了进来。正湘介绍说:“这是我的同事,钱老师。”她微笑着伸出纤细的手和我握手。接着她就把正湘叫到门口低声唧唧咕咕说了一阵话。进屋后她立刻动手打扫屋子,张罗做饭。正湘伸手把她拨在一边,三下五除二,很快和好面,擀好面条;她又到院子里的炉灶前去起火,炉子直冒烟;正湘过去又把她拔在一边,很快把火点着了,架起锅、炒菜、下面条……

 

钱老师对我说:“正湘特别爱护学生,那些穷学生的书费都是正湘出的。而他自己的生活却很清苦……”

 

不一会儿,面条熟了,我们三个围坐在矮桌边吃起来。钱老师和正湘谈着学生排练节目准备演出的事儿。

 

刚吃完饭,又来了一个大个儿丫头,正湘介绍说,这是邻居老奶奶的孙女,也是学校的教员,L老师。

 

大家又闲聊了一会儿。

 

晚上,正湘点着油灯,躺在床上翻着书对我说:“白天来的两个丫头对我都有意思,你看出来了吧,这件事很使我为难。我刚到三堡小学报道那天中午就在学校休息,我睡着后钱老师来了,轻手轻脚地给我盖被子,打扫屋子--我们初次见面就互有好感。她的父亲在养路段,每天架着两头牛刮路,是个有名的倔户头--这样的人会成为我的岳父老大人吗?”正湘调侃地笑了起来,接着说:“她母亲特别封建,把她管得很严。几乎每天晚上她都到我这里来,我点着油灯看书,她就坐在炕头闲聊,天晚了叫她回去也不回去。她的母亲在夜里常常轻轻来到门口,从门缝朝里看;或猛地推开门,像抓贼似的赶她回去;还用怀疑的眼光盯着我……但是我们之间一清二白。”

 

正湘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而那位大个儿L老师却认为她更合适,尤其是邻居她奶奶对我太好了,……我现在只能不提这件事,过些日子再说,事实会证明,我决不会做对不起人的事。”

 

傍晚,几个女学生到正湘所在的小院子里排练节目,不久前他们才到铁路某机务段演出过,还要到空军某部驻地去表演。湘弟拉二胡为她们伴舞。表演的是《采茶扑蝶》。正湘不时给她们纠正动作,并亲自示范。正湘在高中时就能出色地演奏多种乐器,我早就知道,但他竟能那么熟练地跳各种舞蹈动作,却是我不知道的,真是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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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程正湘与哈密三堡小学的同事们。前排右:程正湘 后排左:钱老师

 

稀疏的钻天杨,空旷的田野道路,难忘的静寂。正湘送我到车站回乌鲁木齐。一路上他谈起了使他烦恼的感情纠葛,他深沉地唱起了一支新疆民歌:

 

“你送给我一支玫瑰花

我要诚恳地谢谢你……”

 

<12>

 

后来正湘又调到哈密沁城小学当教员。他全身心扑在农村教育事业上,受到家长学生的一致好评,却在文革中因“家庭出身问题”被打成“小黑帮”受到批斗;竟在农村学校宿舍遭到铁路部门的暴徒的毒打,几乎丧命!他九死一生逃到哈密,196810月在哈密一小排练节目庆祝革委会成立时,又遭暴徒灭绝人性的迫击炮吊炸药包式的炮弹袭击而遇难!年仅2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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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59年程正湘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劳动。左为程正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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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60年程正湘高中毕业

 

离开哈密的时候,我把从长沙带来的祖父的那只旅行皮箱和几枚精致的玉石印章留给了正湘。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国民革命的祖父程一中曾经说过,正湘是最像他的孙子。

 

回到乌鲁木齐,我们八一农学院农机系581班的同学已经到屯河农场开始驾驶实习了。

 

注:

 

1)王子纪,新疆外贸局某公司经理,在“文革”中被压抑已久的愤怒的群众批斗致死,不久,他的妻子改嫁他人。王子纪也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

 

2)当时中学生每个月的伙食费是18元。“出身不好”的学生只能享受1/3的助学金,也就是说,每个月还有12元伙食费要由自己拓土块做小工挣得。

 

3)“瓜菜代”,指那时主粮不够吃,食堂多搞些瓜菜来替代。

 

4)父亲程元宇的右派改正结论是:“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主要是对领导提意见,不应划为右派。”

 

5)盖浇饭,类似现在的盒饭。

 

6)祖母杨允文,是我父元宇的继母,姑姑哲宣的亲母。我父的母亲在他六岁时去世。

 

7)脚包,即那时妇女用的包脚布。

 

8)楼文敖(1919—?),中国著名运动员,聋哑人。1948年到伦敦参加第14届奥运会,因为第一次穿钉鞋跑一万米,被一颗穿破鞋底的鞋钉磨破了脚,发挥失常,但仍坚持跑完全程。

 

9)尚小云,解放前后京剧界的四大名旦之一。

 

10)费定,前苏联著名作家。

 

11)丫头,新疆方言指姑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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