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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侥幸上了大学

 

——作者:程正渝

 

二、考入八一农学院,--大炼钢铁

 

19588月,我心情激动地拿着高考录取通知书到新疆八一农学院报到,被编排在农机系机581班。全班陆陆续续来报到的有三十位左右:乌鲁木齐高级中学的同学占了一半;其余的有乌鲁木齐八一中学、乌鲁木齐工农速成中学,以及来自上海、陕西、甘肃、河南、四川、广西、东北等地的同学。

 

新疆八一农学院由王震将军和凃治院长创建于195281日。学院的地址就定在乌鲁木齐老满城原新疆军区第二步校的校址上。老满城在乌鲁木齐城西,原名巩宁城,又高又厚的土城墙还残留着好几段,东西南北各约2公里长,面积约2000余亩。这里原是满清的军事重地,后为盛世才的兵营,兵营均为土平房,建筑面积约56万平米。学院成立后,陆续盖了许多幢楼房及农机实习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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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八一农学院鸟瞰(1

 

从乌鲁木齐友好路明园大门口,朝西经明园西路,过西北路,到南昌路一直朝西走,那时这里没有公交车,南昌路有两公里长,路南是一大片农田,约1200亩,是学院的老满城教学实习农场。南昌路的尽头就是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大门,大门上的五个大字据说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由于校名冠以金光闪闪的“八一”二字,可见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有的同学舍弃北大清华等名校慕名来学院就读。进了大门直走500米就是学院的大礼堂,大礼堂有1900平米,1000多个座位。大礼堂的南北两边分别是拐字式的2号、3号教学大楼;中间隔着花园、林带和道路,东北面是农机楼,东南面是水利楼。水利楼的路北面是图书馆和阅览室;农机楼的路南面是苹果园。农机楼北面500米处是农机实习工厂,它的路南面是相距甚远的几长排土平房,其间为老榆树和老杨树的绿荫掩映,--那就是我们农机系的学生宿舍和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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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八一农学院的大门

 

我们进了八一农学院,学院不仅管伙食、住宿,以及学杂费、书本费等,还给每人发了一套浅蓝色的学生制服,每个月又给每人发几元钱零用钱。到了入冬,还给每人发了一套棉衣和一双棉皮鞋。--总之,上大学的一切费用,全由国家包干了。--这对于我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因为我的父亲在5月份被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2)入狱了,母亲又因替父亲辩护被开除公职,带着弟妹们到西安投奔大姐正江去了,我已没有经济来源了。

 

不过,学院发的零用钱,在我们入学之前,每人每月是45元,--相当于一名中专毕业的干部的月工资。因为学院原系军队创办,学员享受军队院校的待遇。而恰恰在19588月学院移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领导管理了。

 

学院每个月给每人发的零用钱又分二等:家庭出身好的每人10元;家庭出身不好的3元。

 

我每个月领到的零用钱自然是3元了,--除了买牙膏、肥皂之外,还可以买本书呢。比起弟妹们来,我已是幸运儿了,我很满足,我很知趣。

 

至于班上有几个同学每月零用钱是3元的,我从来没打听过,据说是按照学生档案上记录的“家庭出身”为依据的,每月由班级生活委员把零用钱发到每个人的手里。

 

我们班的生活委员汪志华(3)是一位忠厚而木讷的人,在中学就入团了,当然“家庭出身”是好的。他每个月都笑嘻嘻地把零用钱发到每个人手里。大学毕业他留校当老师了。在文革初,“学院工作组根据乌鲁木齐县红星公社社员的一张大字报,便召开全院大会,批斗了”他,“说他是为地主父亲鸣冤叫屈的阶级异己分子,当即受到开除公职处分,并送回农村劳动改造。” 4)当然,后来还是平反复职了。--由此也可见在那个时代“血统论”是多么地根深蒂固,“家庭出身”又如何地左右人的命运。

 

话说得远了,还是回到刚进学院的日子吧。

 

我们农机系学生住的土平房,原来是兵营。我报到后住进一间土平房,中间一堵火墙,可以住两个人。接着住进来的叫吴元怡,东北人,高挑个儿,总是面带微笑。他待人热情,性格合群,很快就跟邻近的高年级同学混熟了,打篮球、下象棋、拉手风琴,样样都会……

 

过了几天,同学们被通知到教室集合开会。教室就在农机楼里,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大家按贴在墙上的座次表找到自己的座位。

 

主持会议的是一位皮肤黧黑眉头紧锁身板壮实的同学,他站在前排课桌前,等大家安静下来后,用土得难懂的甘肃话说,我叫崔永良,共产党员,家庭出身是雇农,甘肃X县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系里指定(5)我担任团支书。我愿意在系党总支的领导下、在同学们的帮助下做好各项工作。下面我把系里指定的支委和班干部向大家介绍一下。

 

接着,崔永良把团支部组织委员、宣教委员,班委会的班长、学习委员、生活委员和文体委员等一一作了介绍。

 

然后,崔永良说,下面大家学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文件,先由团支部宣教委员尹淑芬读文件,再分组讨论。说完回到座位坐下。

 

尹淑芬中等个儿,肤黑,剪发头,相貌平平,穿一身颜色不清的蓝上装,用一口河南腔的普通话唸文件,她唸了很长时间后也回到座位。

接着分组讨论。

 

大家争先恐后热烈发言,纷纷为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进”的高潮,争取在十五年内超英赶美而欢欣鼓舞!

 

我发现,吴元怡平时很活跃,开会却很少发言。

 

只有个别人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我们小组座位在最前排的郭玉兰是一位个头矮小的女生,黄发辫,戴眼镜,家庭出身是小工商业者。与她同桌的陈振业长得一表人才:大眼睛(也戴了近视眼镜),直鼻梁,高额头,方脸庞,头发还有些自来卷,出身贫寒。他俩原是乌鲁木齐高级中学五八级甲班的同学,都是团员、优秀生,也是同桌。 并且,他俩从小学在G县就同班,罕见地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同桌!

 

郭玉兰用语速很快的普通话说,难道像修青年渠那样--全乌鲁木齐所有大中学校的学生都停课到冰封雪冻的戈壁滩抡十字镐挥铁锨从天刚亮一直干到天黑--就叫“大跃进”吗?……“大跃进”既要多快,又要好省能办得到吗?……

 

由于她讲话音调低语速快,看来并没有引起谁的注意。

 

还有另一个小组的舒肇达,英俊的脸上戴着一副宽边眼镜、分头梳得整整齐齐、穿一件浅棕色的哔叽夹克的上海来的同学,也轻言细语地说了几句:八大《政治报告》里已经提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怎么现在又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看来也没有引起同学们的注意。

 

只有崔永良黑着脸低着头写着什么。

 

就这样一连几天读报纸、学文件、分组讨论……

 

在八月底我回了一趟在二道桥的家。

 

其实,前面已经讲了,我的父亲在5月份被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入狱了,母亲又因为父亲翻案被开除公职带着弟妹们到西安投奔大姐(6)去了,--这已住了五年的二道桥的家已经不成其家了!只是不知为何区外贸局大发慈悲没有收回这两间房子,我们弟兄三个还常到这里来。两间房子空空如也,凄清零乱。只见一堆书籍一律用白道林纸包得整整齐齐的叠放在装书的大樟木箱上,--分明是三弟正湘的劳作。这些书正是我们弟兄们看得破损了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童年》、《人间》、《我的大学》等和父亲买得不久的全套鲁迅杂文单行本。还有一个正湘弟的日记本,画报纸包的封面是,一只海燕在暴风雨即将降临的海面上掠空飞翔,顶侧是正湘摘抄的高尔基的诗句:“白茫茫的海面上头,风儿在收集着阴云,在阴云和海的中间,得意洋洋地掠过了海燕……”日记里还有正湘写的一篇整理这些书籍的随感,题引唐诗: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随感写得有些伤感,但是书法工整、文笔通顺。这次我虽没见到他的面,却猛地感到正湘已经长大了,已不再是那个易感伤流泪、好写错别字的瘦削少年!

 

正湘已到乌鲁木齐高级中学住宿了,开学他就读高二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只能享受1/3的助学金,也就是说,每个月还有12元伙食费要由他自己拓土块做小工挣得。

                        

正海兄和我同时高中毕业,他参加了“师资培训班”,也搬走了。我们三弟兄虽然都在乌鲁木齐,却难得见面。

 

我在这凄清零乱的房间里彷徨良久。忽然想起1954年秋的一个星期日,大姐正江也回家来了(她自从在省一师读书就很少回家),全家团聚在一起吃饭,父亲元宇--这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交大学子--感慨地说:“今天你们兄弟姊妹七个人都团聚了,这样的日子不会太多了!不久你们就会远走高飞,各奔东西……我要把你们七个都培养成大学生!”我们弟兄姊妹都低着头吃饭,只听见筷子嘈嘈切切的声音,谁也没有作声,使这个短暂的时刻显得格外凝重,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那时大姐正江在省一师读三年级了;大哥正海在才成立的乌鲁木齐高级中学读高一;我在省一中读初三;三弟正湘进省一中读初一;四弟正潭在九小读三年级;五弟正洲进九小读一年级;小妹还小。这样一大家子人,父母二人在新疆外贸局当科员的薪水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没隔多久,解放前就参加民革并在中共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的父亲元宇,竟被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入狱!母亲也因替父亲辩护而被开除公职。--我家横遭灭顶之灾!

 

19589月,新疆八一农学院并没有像往年那样开学上课,而是同其他单位一样,全院一千多名教职员工和一千二百多名学生全都投入到大炼钢铁之中。当时学院的全部工作就是大炼钢铁。学院成立了钢铁生产办公室,下设生产、供应、运输三个小组,按团连、排、班建制。学院提出:“男女老幼齐动员,全院集中力量大搞钢铁生产”,要求全院人员“生产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号召男女老幼都要做好受冻、吃苦的准备。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88月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决定1958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即比上年钢产量翻一番。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根据后来公布的资料披露:195881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钢铁翻一番下了死命令。他说,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

 

原本冷冷清清的农机实习工厂现在热闹非凡。厂房正面大门之上扯起了红色横幅:

 

为实现年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

 

大门两边的红条幅是:

 

以钢为纲

全面跃进

 

厂房和工地上到处张贴着标语:

 

总路线万岁

大跃进万岁

人民公社万岁

一天等于二十年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让钢铁元帅升帐

……

 

厂房门口的报刊栏上常常是套红的《新疆日报》,天天都有全国各地大跃进、超英赶美、大放高产卫星的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悬挂在厂房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社会主义好》《歌唱祖国》《咱们工人有力量》等革命歌曲,还不时插播全院大炼钢铁的每日战况和捷报。我们班的尹淑芬被抽调到院里搞宣传工作。不过,她还是常在工地上劳动,有时就用话筒报告最新消息,鼓励大家加油干!

 

厂房西南面,锻工车间和铸工车间门口人声鼎沸炉火冲天,--那里正在搞转炉炼钢。

 

厂房西面的空地上修建了三座3立方米和一座8立方米土高炉,成了全院大炼钢铁的主战场。土高炉旁木架的装料台上红旗招展,工地上煤烟弥漫,炉火闪烁,鼓风机轰鸣,铁锤铁钎声叮叮当当,人声喧嚷,汽车不停地运来煤炭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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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大炼钢铁时的土高炉

 

土高炉旁木架的装料台上由人工摇辘轳把煤炭、铁矿石和石灰石按比例一筐筐地提上来倾倒到土高炉里……

 

每当有土高炉出铁的时候,工地上顿时鼎沸起来:人们大呼小叫地纷纷围成一圈,在出铁口前,由最棒的炉前工们轮流挥舞着大铁锤,猛烈锤击由有经验的炉前工把握的钢钎……当铁水终于流出来的时候,人们情不自禁地鼓掌欢呼,迫不及待地敲锣打鼓向院党委报捷--而实际上待到铁水冷却凝固,大多只是铁渣疙瘩、烧结铁块!

 

后来,土高炉群的西边操场又建起了一大片小土平炉群,烟雾腾腾,火光闪闪,煞是壮观!--这就叫“小(小高炉、小土平炉、小转炉)土(土法炼铁炼钢)群(大搞群众运动)”上马大炼钢铁。

 

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大炼钢铁的任务,学院还派出几百名师生员工分别到乌鲁木齐西山挖煤炼焦,到大黄山挖铁矿石。--那里荒山野岭天寒地冻环境更加恶劣条件更加艰苦。

 

我们机581班是一个机动排,哪里需要就派到哪里去。

 

我们曾随着运输连的汽车到西山去装卸过煤炭,到大黄山去装卸过铁矿石。有时候是半夜三更,有时候是天寒地冻,但是同学们情绪高昂地扛起铁锨就上汽车,自觉地全力铲运煤炭或铁矿石。(我还在那里收集到好几块化石,有一块上面有条鱼,有一块上面是许多小飞虫,有一块是树叶……)

 

我们也曾参加突击抢修土高炉。炉膛里温度很高,耐火层全都烧坏了、烧塌了。我们全然不顾炉膛里里面又热又闷又危险,争分夺秒地进行抢修。耐火砖早就供不应求了,就用泡砂石代替;没有耐火泥就只能用草泥……

 

我们也在土高炉旁炼过铁。崔永良、陈振业等同学因身体棒被选为炉前工,或掌钢钎,或抡大锤,好不威风。我等只能在装料台上摇辘轳把煤炭、铁矿石和石灰石一筐筐地提上来倾倒到土高炉里……女同学们则围坐在铁矿石或石灰石堆旁用鎯头敲碎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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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大炼钢铁时的矿石场的场景

 

在一次开炉出铁的时候,大家照例都凑过来观看,铁水渐渐冷却,呈现出一大块灰色的烧结铁块。舒肇达悄声对副排长崔永良说,一卡车的煤倾倒在土高炉里,再加上成吨的铁矿石和石灰石,就炼出来这么一块用不成的烧结铁块--不是太浪费了吗?郭玉兰接着说,真是得不偿失啊!刚抡过大锤汗流浃背的崔永良皱着眉头说,现在不能只算经济账,主要是要算政治账。舒肇达又说,我们是来上农学院农机系的,不是来钢铁学院炼烧结铁的呵。崔永良振振有词地回答,现在大炼钢铁是全国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

 

在当时,像舒肇达、郭玉兰这样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包括本人)都相信上级领导、都相信报刊广播的宣传,狂热地投入到大炼钢铁的运动之中。我那时在日记里写道:为自己能参加“大炼钢铁”这样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而自豪,为能投身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跃进而骄傲!勉励自己接受革命运动的洗礼,把自己锻炼成一名真正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那时候经常加班加点,大部分同学都是自觉自愿的。只有舒肇达、吴元怡等个别同学按时上下班。一天,学院的广播里播送道:机581班崔永良同学在炉前连续奋战了36小时,受到院钢铁生产办公室的表扬。希望大家向他学习。--我对照自己,却做不到!因为我加班时间长了,在工地上靠在哪里都会因疲倦而睡去。我在日记里也记了这件事,自己得好好向崔永良同学学习。

 

195811月的一天,全院在校的师生员工(个别不能离岗的除外)在操场上紧急集合,院党委办公室主任姬野黎,国字脸上架着副黑框眼镜,穿一身尘土扑扑的藏青色哔叽中山服,讲一口山西官话,说,我现在宣读一个文件:

 

老满城教学实习农场农工何道刚,男,汉,45岁,XX人,系国民党留用人员,因在工作中与领导发生矛盾,竟然实行阶级报复,挥舞坎土曼行凶,破坏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情节恶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立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现场没见一个公安人员。

 

话声未落,几名带枪的民兵推搡着五花大绑的何道刚朝学院西边的空旷地走去。

 

人们像潮水般地涌向“刑场”,我也卷入其中。

 

就在离一垛残留的厚厚的老满城城墙不远的空旷处,几位持枪的民兵,按着何道刚跪下,何道刚就是不跪,几位民兵竟无可奈何。我走得很近,看到身材壮硕的何道刚被捆得脸都成了猪肝色了,但仍挺直站着。其中一个民兵用手枪朝何道刚的后脑勺开枪,连开了两枪,竟都是哑火!这时一位民兵领导模样的人赶过去,用手枪朝何道刚的后脑勺开了一枪,鲜血一下子喷了出来,何道刚才慢慢倒下去……

 

周围那么多人竟然寂静得悄无声息。

 

我忽然感到恶心想要呕吐。--那场景太惨烈了:何道刚猪肝色的脸,坚决不跪的身姿,喷涌的鲜血,慢慢倒下去的刚才还活着的人……

 

我那时还太年轻,竟然走得那么近,看得那么真切!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到近处去看枪毙人了。

 

大炼钢铁照常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一天下午下班之前,工地上突然吹哨子按排集合,排长给每人发一张纸,要求分别用左、右手写出规定的十个字,同时签上自己的名字。大家迷惑不解议论纷纷,都按规定写完之后,立刻收齐汇总交给院党委办公室派来的干部拿走了。原来是前些日子,学院党委办公室通报在我们学院接连出现“反标”,现在是用对笔迹的方法破案。--搞得神秘兮兮,人心惶惶。

 

不久,一起“反标”案果然告破。

 

原来是我院农机实习工厂的工人阿拉木江在厕所的墙上写下了“反标”:“应当消灭这样的社会”。

 

阿拉木江是一个维族青年,我刚进农学院,在一次打乒乓球时跟他相识,他乒乓球打得不错,长得颇像拉兹(7),只是没有髭须,脸上有些麻点。

 

阿拉木江被公安机关逮捕了。(枪毙何道刚怎么没见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出面呢?)

 

不过,大礼堂出现的“双十节万岁”等反革命标语一直没听说破案。

 

学院党委在一项指示中说:“随着形势的发展,我院新的成员不断增加,一些反革命和坏分子也趁机潜入。自19579月至195812月,共发生政治案件15起,刑事案件74起,充分说明我院的敌情是严重的。”(8

 

1958年年底,报纸和广播上宣布,全国提前完成了108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于是,“大炼钢铁”宣告停止。

 

后来披露的资料表明,1958年全国生产的1100万吨钢,实际仅为800万吨;其中300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全国因此损失200亿元。

 

19589月至19581231日止,新疆八一农学院共炼铁37.58万吨(当然几乎都是废品),超额完成任务751.51%,挖煤4545.8吨,挖铁矿12398.34吨,炼焦1105.6吨。

 

1959年元月,新疆八一农学院按大炼钢铁的团、连、排、班建制进行了总结评比,评出了大炼钢铁的先进集体,以及突击手、先进工作者和上光荣榜表扬的约300人。其中特级突击手全院仅36名,我班崔永良名列其中。我也上了光荣榜受到表扬(除了几名各级突击手外,我班上光荣榜表扬的只有5):近300人的名字写在红纸上,上书“光荣榜”三个大字,贴在大礼堂门口。我忍不住在大礼堂门口来回走了几趟,注目光荣榜上自己的名字,心里美滋滋的。

 

年仅16岁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读高二的三弟正湘,在大炼钢铁中荣获特级突击手称号,--我深知这是很不容易的,也可见身体单薄瘦弱的正湘弟意志是多么的顽强!他正是凭着顽强的意志,在高中学习中取得各科成绩全优、并且在1960年的高考中取得新疆第二名的好成绩,然而,却因“家庭出身问题”被拒之于大学门外!他在分配到哈密农村当教员之后全身心扑在农村教育上,文革开始又因“家庭出身”被打成“小黑帮”受到残酷迫害……196810月,在庆祝新疆革委会成立的排练演出中,仍遭暴徒袭击而遇难。

 

就在1958年秋天,正当“大跃进”的形势,有年轻教员提出在老满城实习农场,搞小麦“深耕密植”的生产计划,准备翻地3米深,播种量每亩达到1000公斤。在一次院务会议上,院长、农业专家凃治讲了许多科学道理,否定了这项计划,并告诫大家,绝不可助长这类歪风。--然而,涂院长立即被批判为右倾。

 

这篇回忆短文写到这里本可结束了,但本人的回忆录《我侥幸上了大学》不是连贯的长篇,而是独立短篇的汇集,所以,每个短篇的出场人物都得如实作一个交代(尽管为避免对号入座,人名作了改动):

 

崔永良后来当上了系团总支书记、系党总支副书记,毕业后留校了。尹淑芬后来当上了系学生会的主席。他们长期共事,过从甚密。毕业前夕,崔永良直接向尹淑芬表示:“希望成为革命伴侣”,但遭到拒绝。崔永良向系党总支书记郅老师哭诉。郅老师对他说,个人问题组织不能干预,自己要正确对待。

 

尹淑芬在毕业前主动追求不过问政治的非团员吴元怡,大出众人所料。尹淑芬特地穿了一件淡绿色的府绸短袖衫,剪发头也梳得整整齐齐的,在某一天晚饭后大胆找吴元怡谈话。几次林荫道散步回来,吴元怡乖乖的做了俘虏。毕业后他俩又同分配到S县工作,自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舒肇达为他超前的见解和言论付出了代价:在1959年元月开始的“拔白旗”运动中成为全院6名重点批判对象之一,接着开除了学籍。直到19629月才甄别回校继续学习。

 

郭玉兰虽然在“拔白旗”运动中没有受到批判。但不知为何,她在大炼钢铁时期写的一些抒发个人见解的日记却落到了团委的手里,据说,后来竟在自治区团委存档了。大学毕业后,她和陈振业分配回G县。他俩结婚后感情甚笃。不料她在1965年的“四清”运动中,被发配到生产队大田劳动!陈振业为她四处奔波辩白伸冤,才知道是当年郭玉兰对大跃进、大炼钢铁另有见解的日记被存入自治区团委的档案发酵所致。接着就是文革,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才得到平反。

 

在大炼钢铁期间,代表新疆八一农学院院党委宣判老满城教学实习农场农工何道刚死刑的院党委办公室主任姬野黎,国字脸上架着副黑框眼镜,穿一身藏青色哔叽中山服,讲一口山西官话,经常在学院开大会时主持会议的受人尊敬的干部,却在10年后的文革中被群众打死了。

 

前面讲了,正湘弟也是在1968年遭遇暴徒袭击而遇难的。

 

我这个当年规行矩步唯唯诺诺的大学生,文革一开始就成了牛鬼蛇神,遭到残酷的批斗,虽然在躲过打死10多人的W1967年“12.6”惨案后身陷囹圄,毕竟还捡了条命……

 

如实书写的回忆录总是那么出人意料,又总是那么令人遗憾。--但是,只能如此了。

 

注:

 

1)本书除个人和家庭成员的照片外,皆取自网络,感谢摄影者留下的珍贵而真实的镜头。

 

2)我父程元宇的右派改正结论是:“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主要是对领导提意见,不应划为右派”。同时,我的父母在解放前加入民革并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策动国民党海军起义等革命活动得到了全国政协的确认,随即办了离休手续,--也就是说,我父是老革命,扣在父亲头上几十年的“历史反革命”是诬陷之词。

 

3)本书中对大学同学们的姓名都作了处理,以免对号入座。同时,对年级、班级的编号也作了处理。本书中老师们都采用了真实姓名,只有个别作了处理。

 

4)见《新疆八一农学院史》P55

 

5)当时系里给各班配有“辅导员”(很少到班上来),再由辅导员根据学生档案指派班干部。

 

6)大姐正江正在陕西师大读大四,后辍学参加工作支撑全家。

 

7)拉兹,印度电影《流浪者》的男主人公。

 

8)见《新疆八一农学院史》P44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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