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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老师陈巨来


——许培鑫

 

十八 老师没有死

 

平反后我可以去以前的朋友家走走了。想到了老师,便立即又想到了年轻时候的挚友--魏景山。因为他是画院的,可能会知道些老师的情况。

 

若老师真的死了,那么已六年多了,老师的女儿、女婿又都不认识我,去也没有必要了。然而我希望老师没有死,他还好好活着。我战战兢兢地到了景山家。

 

景山和勇士(景山妻)和过去一样热情地接待了我,显然他们不会把我作反革命看待,也不会把我因改造过了而有所二样看待。过去我与景山见面时常常要请景山为我速写一张画像。那天象八年前一样,景山又为我速写了一张像。谈话中我问及了陈巨来。

 

景山回答我说:“他大概没有死。”

 

我的热血马上上冲沸腾,心跳也突然加快:“他没有死!你怎么知道的?”我听张士祺说老师死了,不肯相信;现在听景山说老师没有死又怀疑起来了--真是不知道怎样的话,一听就能相信。

 

景山说:“他画院现与我们是一个画院,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都一个个地开了追悼会,没听说开陈巨来的追悼会。”

 

不过,我还有些不放心。临走我要景山为我去打听一下:陈巨来究竟如何了。我下次来听回音。景山很爽快地答应了。

 

当我第二次去景山家时,景山确切地告诉我陈巨来确实没有死,并且住在老地方。

 

我的天哪!我第二天就去了老师家。

 

果然如老师所说的地址记不清了。脑海中好象只是二十二、三十三这样的数字。好在老师说的是富民路靠延安路一端是清楚的,有个电话亭更不会忘记。

 

我来到富民路北端,果然看到一弄堂口有一电话亭,旁边还有一个戴红袖章的中老年人。文革结束了,可红袖章还在。我便上前问讯,果然那人立即为我作了指点。原来就在电话亭对面一个门堂内。

 

我走上楼一进老师居室的门,老师立即认出了我,并立即叫出了我的名字:“许培鑫!你来了,请坐,请坐。”可见我时时惦念着的老师也时时惦念着我,从未将我忘怀。我随意地坐在老师的对面,一位比我梢大一些的女子为我泡了茶。我问老师:“这就是玉嫦姐吗?”

 

老师说:“对对。”

 

玉嫦姐人很和善,对我也一点不见外。

 

我与老师一见面,真是不知话从何处说起。我把不平反不能来看老师的想法与做法告诉老师。然而老师却说:“没关系,没关系!早就该来了。反革命都要平反的。”

 

随后我把从与老师分开起,张士祺说你死了——魏景山说未听说开你的追悼会--待魏景山为我打听到你确实健在。于是我马上就来,也就是今天了。

 

老师听说张士祺误以为他死了一点也没有不高兴,相反对我说:“说我死了的人多啦!上海有,香港也传。上次香港来的一位朋友就以为我死了,香港传我陈巨来死了,传得够多够广呢!”老师略停了一下又说:“不但传我死,还有人盼我早点死呢!”

 

我听了不解地问:“怎么要盼你死呢?”心中想老师有些什么仇人?

 

老师说:“有些人搞篆刻,我不死好象泰山压顶一样,压在他们头上,他们总称不了第一。我若死了,他们才高兴呢!他们都可以称王称霸了,所以盼我死的人还不只是一个二个呢!”

 

我压低了声音问老师有哪些人?他清楚地讲的是师弟叶露园。其次老师说:“我现在刻字每个要一百元,而钱君匋只卖二十七元。一百元有生意,二十七元的还卖不掉,没生意……”

 

老师接着说:“有人盼我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然而我就是偏偏死不了,活得很好。”

 

后来老师又谈他出狱早,那时还未平反,里弄里还常常要批斗他。他走不动,就由他女儿背进背出让他们斗。

 

说:“我的女儿真好。”

 

当然我也谈了--明知文化革命中的反革命都要复查,我刑满后还要宣布我戴顶反革命帽子,我责问队长:“共产党的天下千年万年长,我个人的生命有限,为什么我个人尚能耐心等待复查,以最后确定是不是反革命,而你政府部为什么等不住了,要在复查前再宣布我戴一顶帽子呢?他们被我说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其实只是让我拿二十八元一个月工资,我拿了半年还多。”

 

当天我与老师谈得很愉快。老师的记性特别好,什么事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还告诉我淮海战役中的炮兵团团长徐曙也出来了,徐曙出来后来看过老师一次,说是回山东去了。

 

临走,老师一再叮嘱以后多上他那儿玩。

 

后来我被安排在工交汽车二场工作,我去老师家的次数就更多了。因我场门口的四十九路公共汽车可说是一直开到老师的家门口。回家再上四十九路转二十三路电车到老西门。中间转车处是黄陂路,黄陂路正是花鸟市场,也是当时上海唯一能买到廉价印石的地方。记得一有机会--病假、调休,或提前下班我总是要到老师家,随后再到花鸟市场看看石头再回家。每星期至少一、二次,我成了老师家的“长客”。

 

十九 取了艺名“师来”老师说好

 

我北京有个要好的朋友,是何亚农的侄孙子,父亲是五三年从美国福特汽车厂回国的二级教授--何泽宝。他家与陈半丁又是世交。他从小与陈半丁的儿子--燕麟一起长大。所以也有书画的渊源及爱好。他知道我跟陈巨来学篆刻很支持。

 

那时,陈半丁家被抄家去的古玩字画等大部分发回了,燕麟又从浙江回家探亲。于是他与燕麟二人买了空白印谱,花了一天的时间打了六本陈半丁的印谱,给我寄来了一本。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拿着印谱给老师看,老师看后说:“陈半丁的印刻得很好,他是跟吴昌硕学的,不过这本印谱不全,他有些刻得好的自用印未见,不知何故!”

 

我听了老师的介绍,一面想老师好记性,陈半丁还有些刻得好的自用印未打上去都记得!另一方面想起了老何寄印谱给我时附信说因时间不够,半丁的一些太小的印没有打上去……我想他们把小的印嫌麻烦,当然漏掉几个大的也就不足为奇了。于是我下决心去一次北京,重新打一分完整的陈半丁印谱。

 

可是当我到北京打印时,老何却说:“较大的印一个也未漏掉,未打的只是一些扇面章之类的小印。”但我不管,既来了北京就要重新打印。

 

陈半丁的遗孀--三娘,对老何特别亲热,因老何与燕麟从小一起长大,所以把老何作儿子看待。老何管她叫老太太。她是陪伴陈半丁至死的妻子,陈半丁的孩子也都是她生的。

 

陈半丁家的古董字画都由老何全权代表去争回来后,老太太还一定要原来被扫地出门的四合院。那太不容易了,是老何帮着一直上了法院才要回的。

 

我到北京说明来意,老何马上陪我去拜望了老太太,老太太非常痛快,当即就答应了我的要求,让我们打印起来,并且陪伴着老何聊天。

 

一大旅行袋的印章,印泥缸是她家的--一个方形的青花瓷缸,一看就知青花是苏泥勃青烧成的,我提高了看底上的印鉴--宣德年制。

 

我与老何整整打了一个下午,共打了二份。由于印泥太干了,不容易打,最后终因晚了,不好意思再打下去而放弃了一些扇面章。

 

打印时发现有好多黄冻印被用红漆编了号,老何猜测是田黄。我推测北京的老法师们对印石比较外行,把黄冻都看作了田黄。

 

老何还介绍说:“陈半丁是北京城中第一批被抄家中的一户。今天红卫兵上街,明天红卫兵就到他家抄家。后来知道是康生点名抄的,抄去的东西都不准别人动,第二天康生就来挑。故除了给康生挑走了些外,别人都不敢动,平反后总算基本上拿到了数量。但半丁老人叮嘱儿子最要保管好也是最贵重的一张画--北宋易元吉的狐狸给康生拿去了。”

 

我听着老何的介绍想想这叫什么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呵!原来一开始就是抢东西,这比强盗抢劫更彻底--东西全抢走还扫地出门。又想:原来这抄家一事不是红卫兵什么自发的运动,而是大名鼎鼎的康生眼红别人的东西,唆使来抢东西的小强盗,康生则是大强盗、黑后台。老师所以说的有些好的自用印未见,恐怕也因印石名贵而给康生抢去了。

 

我抽空还去了车公庄的小市,买了几件上当的古玩,老何见我喜欢古玩,我临行时送了我一只朱彝尊制的小笔筒与一只有些破的宣德炉。

 

回沪后,我把打来的印与老何送给我的二件古玩,给老师看。

 

老师一看笔筒,尚未看字就说:“根据这笔筒的脚的形状就知这是嘉庆以前的东西。这宣德炉是明朝的,这是最大的一种了。”老师还对我说:“某××(姓名忘了)专门收藏宣德炉,收了二十几只,每只都擦得铮亮。”老师又补充说:“别的古董不能擦,就宣德炉外面能擦,里面不擦,非常好看。”

 

最后老师说:“你这次上北京最大的收获是打了一本陈半丁的印谱。”

 

过了一段时间老何要到上海来玩,信上说还要拜望我老师。

 

我去老师家谈起说:“老师,我有个朋友要从北京到上海来玩,他说要来拜望你呢!”

 

老师非常随便地说:“你让他来玩好了。”

 

“他说他的八爷爷叫何亚农,是三十年代有名的收藏家。”我又添了一句。

 

老师一听说:“嗬!何亚农!”

 

我问:“老师认识?”

 

“大有名气!”老师不说认识,也不说不认识。

 

我说:“我的朋友说,他的八爷爷在抗日战争时是有名的大汉奸!”说完笑了。

 

老师说:“他是汉奸,但更是大收藏家。在国内谁不知道。”接着好象又亲热了许多,“你叫他来,叫他来。来玩就是了。”

 

老何到上海后我俩挑了一天的上午,计算着老师该起来的时候了,就到老师家。不料,老师还在床上,他见我们到了,马上就起床。我们在旁边坐着,玉嫦姐为我们泡了茶。

 

老师才穿上衣服坐上他每天习惯坐的沙发,见何元信手中拿着东西便问:“拿的什么东西?”

 

老何是必恭必敬地启了启身说:“老师,是一幅画和一手卷字。”

 

“拿来我看。”老师说着伸出了手。

 

老何连忙提上手卷。老师一打开手卷就是一叠连声地:“好,好……”原来是明朝董其昌的千字文,老师一面看一面指着这手卷的纸对我说:“许培鑫,你看!这就是明朝的竹纸……”

 

我在旁:“噢,噢!”地答应着。

 

手卷还未看完一半,玉嫦姐为老师倒来了洗脸水:“爹爹,洗脸吗?”玉嫦姐问。

 

“洗,洗!”老师一面把手卷搁下,一面在方凳上洗起脸来。我见手卷可能要碰上水,便拿了起来。

 

我问老师:“还要看下去吗?”

 

老师答:“要看,要看!”洗完脸老师用杯中的水漱了口,老师是不刷牙的,因为他牙都掉了。

 

没有想到老师洗完脸仍仔细地把千字文看完,随后:“好,好!”连声。我想老师的造诣是与他的爱好分不开的,他看完千字文象吃到了久违而又十分对胃口的好菜一样。随后又伸手要看画。

 

老何马上把画递给老师,拿起天杆往后慢慢提起,老师二手拿着轴头缓缓把画舒卷开。

 

老师看了画又是连声说:“好,好!”原来是石涛的一幅芦雁图,老何管它叫“大鸭子”。

 

“老师,你看这画是真是假?”老何恭敬地问。

 

我想,老何真扯谈,老师这样一叠连声说好,还会是假吗?

 

“真,真!”老师说。

 

“会不会是张大千做的假?”老何又问。

 

“不会,不会!不是大千绘的,是真迹。”

 

后来的谈话才知道:原来老何帮陈半丁家要回了抄去的东西,亲自用大车把它拉回家;还为陈半丁家的房子打官司,要回了四合院。那太费力、太不容易了。老太太要谢他,他什么也不要。燕麟回家时老太太一定要儿子谢谢他。燕麟一再问老何:“你说你叫我怎么感谢你呢?”

 

最后,老何说:“你就把你家过去客厅里挂的‘大鸭子’给我吧!”

 

于是燕麟很高兴地把这画赠给了老何。

 

听说陈半丁发还的书画中单是石涛的画就有四、五十张呢!从康生要抢的东西来看,石涛的画还够不上级别。

 

老何说:“我怕石涛的画是张大千所假,想老先生挂在客厅里的东西,有人常来常往,见是假石涛不要下老先生的脸吗?所以这一定假不了,我就只要了这一张。”

 

老师说:“聪明,你真聪明。”

 

老师的早餐是一块奶酪和几块饼干,当然也是玉嫦姐送到老师的手上的,难怪老师开口闭口都是女儿好了。

 

我们一面谈书画,一面也谈何亚农的收藏之巨。老师用完早餐,老何对老师说:“老师,给培鑫取个名吧!”

 

老何比我大四岁,把我看作兄弟。

 

老师说:“对,对!”一面抬头想了起来。

 

老何大约在思想上有备而来,他看了看老师说:“齐白石不是有个学生叫娄师白吗?培鑫就叫许师来吧,老师你看可好?”

 

老师听了说:“好,好!叫师来,就叫师来吧。”我师来的名字就这样有了。可是在以后的日子里老师仍习惯地唤我许培鑫,这姓名是从市监唤到现在,习惯了。所以我一想,父母给取的名字也不改了,就把这师来作自己的字吧。为了与名相通,亦作师磊。但至今象所有现在人一样,不管什么场合都以名行,只不过刻个师来一只图章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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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陈巨来的学生就是有名的

 

我到老师家主要是学习篆刻,由于我去的次数多,也碰到过很多来学的人。老师对学生的教诲可说是无私了。

 

他从不收任何人的费,而最高贵的还在于不论是谁只要你是学篆刻,老师总是来者不拒,悉心教诲。

 

在学生中有老师朋友的小辈,也有朋友介绍的,更有学生带来的,更值得介绍的是没人介绍从不认识而是自己慕名而来的,老师都教得认真,并且会嘱你今后常来。

 

作为学生对老师的报酬来说,老师只要你以后刻得好就是了。目前如何呢?目前只要叫一声“先生”。

 

我在外接触的很多朋友,说起我是狱中拜陈巨来为老师的,他们竟非常羡慕,有的甚至说:能拜到这样的老师叫我去吃七年官司也愿意!可是,他们是无论如何想不到我老师收学生是这样随意的。可见老师之大量和漠视金钱之一斑。但他们中受其他“名师”的影响,却没有一个空手去拜访、去求教的。

 

老师晚年身边大约有二、三十学生,我不太熟悉他们的姓氏是因为老师没有对学生之间作介绍的习惯,碰上次数多了,或者向老师问了才多了解些。例如有一同学很用心,每天刻一方。并且还很惜印材,常作六面印。老师教育他用不着每天刻一方,每星期刻一方也可,刻二方就足够了。问题是要多看多琢磨。我就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与编辑搭界,不是自己是编辑就是父亲是编辑。

 

还碰上过一个姑娘,打扮得有些武腔,一眼看去就知是港、澳来的。跟老师学篆刻,桌上一张纸写着篆文《诗酒乘年华》。她大约正欲刻此印吧。我后到见后问老师这位是师妹呢还是师姐?老师答:“师妹,当然是师妹了。”我照例抽烟时递给老师一支,老师照例放在一旁(老师说他每天只在饭后各抽一支烟,每天只抽三支,决不多抽。我到后抽第一支烟,总是要先递一支给老师,老师照例放在一旁说午饭后抽)。可是耳伴忽听到“嚯!”的一声响,那姑娘自己也点燃了烟抽了起来。我觉得她好象在向我示威,又觉得她在责备我--怎么!同样是吸烟的人,为什么不递一支给我?

 

我心中只能向上帝叹息--我哪里知道她也抽烟呢?大陆上的姑娘几乎没有抽烟的。

 

抽烟是话外之话,但问了老师是师妹呢还是师姐?也只得到是师妹的回答。

 

还有陈之或陈述的儿子等不常来的。除了陈佩斯以外,老师朋友的孩子只是听说。见过面但太少来,我见面也不认识了。

 

老师还有一种学生,其实是老朋友的学生,也常来看望老师。他们并不学篆刻,但也做学生论--如张素心是老朋友胡亚光画家的学生;岳美堤是老朋友戏剧家俞振飞的学生。老师对我介绍岳美堤是因为说她是的的确确的岳飞后裔才知道她的。

 

在这桃李芬芳的环境中,我学习非常方便,有时老师教别人也就等于教我了。

 

老师对我的关怀胜过常人,他不但教篆刻,还关心我为我介绍对象:老师说:“有一女的是香港人,大有钞票,人非常觑(方言,指漂亮)。要我帮她在国内介绍一个对象。今年四十,生得雪白,是香港有名的白妹妹。她的要求只有一点,就是要有名。你要吗?”

 

我一听,首先觉得奇怪,也接受不了--结婚找对象只求有名外一无所求?瞎子、麻皮、跷脚、癞痢你都要。香港属自由世界,人自由了,结婚不讲门当户对也不要了志同道合;不需要感情、恋爱;外表、年龄,只要有名,这有名真的有这么好吗?

 

随后,四十岁的年龄,说她长得雪白那可能,说她还非常觑!未免有点吹嘘了。只听说女大三十一只瓜,没听说女大四十一朵花的。不过出于礼貌我不好说不要人家,我对老师说:“人家要的是有名的人,我怎么行呢?吃了七年官司也没有吃出名来!”

 

老师一听,立刻高声地说:“什么!你是我陈巨来的学生就是有名的,我陈巨来的学生个个有名!”接着用手指着我,有些象吵架一样,“许培鑫!你要吗?要吗?你如要,定归成功!”

 

我看着老师的神态,好象见到了老师丈人在逼老师一定要马上当面回答一样。但我正与一个美丽的姑娘谈上了。所以我说:“不,不!我已有对象了。”

 

老师一听我说有对象了,倒也民主,就算了。

 

后来,也听到过几次关于白妹妹找对象之事,只是我并不关心。

 

一天老师忽然叫玉嫦姐拿了张照片给我看。我一看是男女二人站着的合影。那女人身材苗条,手臂全裸,戴着太阳眼镜,优美非常。老师说:“喏!这就是介绍给你你不要的白妹妹。”

 

我听说白妹妹懵了,这白妹妹是四十岁了吗?我眼前见到的照片上的姑娘,那样秀气年轻,虽不见她的眼神,但从她美丽的脸庞中已透出的精神也足以使人着迷。这分明是二十四岁,哪里是四十岁!我想香港人富裕了,生活好了,人也不会老了吗?

 

这时玉嫦姐问了一句:“杨羊还有没有意见?”

 

老师回答:“杨羊还有什么意见?他是一只老虫跌在米缸里,还有什么意见。”老师回过头,面对着我说:“你不要,挑挑杨羊!”

 

 

转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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