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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老师陈巨来


——许培鑫

 

十五  老师病了

 

家事、趣事、伤心事;案情、狱情、儿女情。近一个月下来谈得也差不多了。我与老师是师徒,也可说是狱中遇上的知己,以至老师后来送我印谱时题字称“培鑫仁兄大雅正之”。在碰上谭金时老师说我是同窗同学。又碰上了二个不知汇报队长的好人。当然,不谈天说地是太可惜了,实在没什么话说了老师说书给我们听。老师的说书只下真迹一等,应另取一个名称--叫做背书吧!因为老师讲书中的人物、事情、来龙去脉都一清二楚,只是不能与艺人们声情并貌媲美。

 

我在五十年代也受父亲的影响爱听书,但听得不多。现在一听老师背书就知道他是个书迷,在外面一定听得很多很多。

 

老师说他小时侯,还不愿走路的时候,大人就背着他去看戏,听书。所以大了以后也一直喜欢看戏听书。

 

“你从小喜看什么戏,听什么书?”我问老师。

 

“当然是京戏昆曲了。”老师说,“听书嘛!不管什么书只要说的人好,都好听。”

 

我也要表现一下自己也自幼看过京戏说:“我小时侯也看过京戏,那是父亲带我去看的。记得我第一次看京戏是在黄金大戏院,演的是:官兵打不过强盗,这强盗还有一个既好看又有本领的妹子。有一个人帮官兵打败了强盗,结果做官的反诬那人放走了强盗,把那人捉起来要杀。强盗知道了反而到刑场上来救他。救出后,后来还把妹子嫁给了那人。”

 

“噢!那是《白水滩》戏!”老师马上就说出了那场戏的名称。

 

“书我也听,起先听的是《珍珠塔》。那是五十年代的时候,父亲书票是一月一买的,记得是靠近我家的蓬莱书场,父亲没空去听,就让我去听了。听出味道来了,第二天我也买张书票去听。说书中途换档时,还有点心买来吃。父亲不喜欢书场里的点心。有一次,听完书父亲与我一起到对面(那是正宗的蓬莱市场小吃)吃点心。父亲喜欢吃牛眼睛,我见牛眼睛有点怕,吃了牛尾汤。”说完又加了一句,“与父亲一起去听书、吃点心,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

 

“那你还听过些什么书?”老师问。

 

“后来我只听《四杰传》了,不管谁说都爱听,听得最多的要算张文倩、徐文萍的搭档了。因他们在西园书场说,离我家近。”我略一停顿说,“珍珠塔等书都是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一套。犹如换几个人名就是换一部书。只有《四杰传》一书虽写的也是才子佳人,可从头笑到底不落窠臼独有特色。”

 

老师有些不同意我的观点说:“书只要说的人好就好!开篇只要唱的人嗓子好便好。”忽然老师象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哎!你知道徐丽仙吗?”

 

我答:“知道,不是那唱得出名也难看得可以的评弹演员吗!人称小老太婆是吗!”

 

“呵!我真佩服她。”老师赞叹地说,“你知道她是一个字也不识的文盲吗?”

 

这倒使我吃了一惊,我瞪大了双眼。心想,我听她说过书,象是对文学很有修养的人,怎么会是文盲呢?

 

老师没等我开口:“她是穷人家出身,从小家境很苦,没有读过书。学评弹正是不容易,全靠背在肚皮里唷!”

 

在与老师同监的最后几天里,老师既讲《珍珠塔》又讲《玉蜻蜓》;既讲何文秀又讲金贵生……总之这是监中的幸福生活。

 

我除了拆纱头、听老师讲故事外,还有一件事是习篆文,并且想起什么特别是姓氏来就请老师写。

 

一天下午,天好象不太好,象往常一样老师在为我写些样子。忽然王继生对我说:“许培鑫,你不要叫他写了,他大概身体不大好,在打瞌睡了……”

 

我立即回头看去,只见老师在打盹,手中虽拿着笔和纸但没有写。

 

“老师,你怎么了?快不要写了,快不要写了!你要睡,我为你铺被。”我一面拿去老师手中的笔和纸。

 

老师没说要睡说:“肚皮难过。”

 

“要不你靠着,闭目养养神。”我嘱老师。

 

老师听我的话,闭着眼睛瞌睡起来。我说:“老师你不舒服,尽管靠着休息。纱头我会替你拆的。”说完我总算努力拆起了纱头来。

 

十六  老师“死了”

 

第二天早上,老师只是说肚皮不舒服,他还勉强起身,洗脸刷牙。待吃早餐时,老师只吃了很少一点就吃不下了。怎么办?我们大家议论后,决定让老师把多余的粥留在茶杯中,因为中午没有粥了,老师可能是胃病。

 

早餐后医务犯例行要走一圈,谁生病随时可叫住他给看看。当医务犯走过我们监房门前时,我帮老师把他叫住。(医务犯是改造中的医生,仍从事治病工作,是监狱中为犯人看病的犯人)一个中等身材,长脸,穿着白大褂的。他问老师:“什么地方不舒服?”

 

老师二手按着胃部说:“肚皮不舒服……”

 

医务犯手伸进铁门,揿了揿老师的肚皮。我也不知道这样揿揿能揿出些啥花样。随后他说:“舌头伸出来我看看!”

 

老师伸出舌头,我一见老师的舌头,觉得苔很厚,且二面发紫,象是缺氧。

 

医务犯看了说:“我给你打一针好吗?”一面马上拿出了金针。

 

老师有些不想打,可能是害怕。我在旁边说:“打一针吧,稍有些痛,会有效果的。总之,金针打不坏人。”

 

其实我六二年时跟人学过针灸,不过那时没说。老师听我一说,也就同意打一针了。

 

医务犯嘱老师把肚皮贴在铁门的空挡处,这医务犯可说是不会行针,他只知进针,不知旋针、得气。并且一下子便进得太深。只听见老师:“唷!”的一声,人向后一退,针也就退出来留在医务犯的手中了。

 

医务犯见老师跑进去了说:“别进去,你这样我怎么能打针啊!来,过来。”

 

老师再也不要打了,他可能见刺得这样深害怕了。我呢?我也有些害怕了,因为他刺得太深。他刺的穴位是中脘,我暗暗想不要刺成胃穿孔。虽然说腹部深如井,但也有一定限度的,把胃刺个孔怎么办?所以我也不再要老师扎针了。

 

这医务犯却还不满意起来说:“人家要我给扎针,我还不给他扎呢!现在给你扎针你还不要!”听他的口气好象老师还有些不识抬举似的。

 

我心想这样蹩脚的技术,知道的人还会要你扎吗?混蛋,还要自吹。但又一想,他可能是西医学中医,他的行针技术本来就比赤脚医生还差些,只是他有了西医的牌照,所以也就为人扎针治起病来了。

 

老师针肯定扎得没好处。药也没吃,毛病就算看过了。

 

上午学习他没有参加,也算是一种请假,躺在小监里,中午饭没吃,下午晚餐也没吃。

 

第三天早晨老师拉肚子,我见他揩在草纸上大便的颜色不对,知他胃出血了。心想大约是昨天针扎得太深胃穿孔了。老师大便完,我掀开马桶盖一看,果然象柏油一样黑,于是医务犯走过时,我把他叫住,好的是不是昨天的医务犯了,他年龄要小些,看来也能干、负责些。他一听我介绍,立刻叫队长来开了封,然后走进来,开马桶盖看了看说:“恩,有锋……蛮凶的。”我也听不懂他说的锋是什么意思,只知道他也肯定了我的说法--胃出血。他又说:“我去拿担架来,把他抬走。”

 

一会儿,他还带来了一个抬担架的医务犯及担架。我急忙轻轻地帮着抱起老师的上身,医务犯抱的是下身,抱上担架后,我又把老师被子塞好,只能看着他们抬走了。

 

我从早一直盼到晚,老师没有回监房。一天是什么滋味我也说不出,好象从早到晚什么事情都没做过,天就黑了。心中只是在想:老师怎么了,不会有事吧!怎么还不回来,是住院了吗?

 

天又亮了,开封后有劳役犯来拿老师的东西。我把老师的东西略加整理,一面给他们一面问:“陈巨来回来了吗?他被换到别的监房去了吗?”

 

那劳役犯叫张士祺,他可能还是楼面劳役犯的头,发纱头、收纱头也是他。说话嗓音颇响,个子比我略高,年龄也比我略大,有一副和善的面目。他回答我:“住院了,凡是住院的人东西都要进库房。”

 

所谓库房,也就是楼面首尾剩下的几个监房,不关人,作存放东西的地方。我心中默默地祝愿老师平安健康、早日康复出来,最好出来时仍关在原处……

 

这几日已是靠近十月一日国庆节了,记得那次国庆节轧去了一个星期天,也就是等着借剪刀的日子。所以垫被也未分成,只能等下个星期天了。

 

监狱中的星期天,广播中常放些革命歌曲。这次十月一日象外面一样“放假”二天。这里的“放假”是可以不拆纱头,也不学习,可向政府借根针缝缝补补。每天因为国庆还特别增加了一顿荤菜--六、七块象麻将牌大小的猪肉。广播中的音乐当然放送得比星期天还要多些--“水连着水,山连着山……”、“有一只雄鹰飞翔在亚得里亚海上空……”。特别是《中越人民友谊之歌》,抒情、优美,唱得也好。自从我被隔离至今,已有二年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又出来了这样抒情的歌曲。这只是到了这反革命三号楼时才听到的,真好比是久旱逢甘霖。我想贝多芬的黄色音乐大概快要平反了吧!

 

有人在乘此机会大拆纱头,以求提前释放与减刑。我却从来未做过这样的美梦。除了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文章外,就欣赏广播中的音乐。远想亲人,近想老师。想而不得,倒也可以饭来张口,水来伸手。

 

国庆才过,也就是三日上午,刚开好封,不叫学习,却点起名来。“点到名的出来!把东西整理好……”有人叫着。

 

我也被点到了,整理好自己的东西。大家的心中都知道要“发配沧州”了。是好是坏,是近是远谁也说不准。

 

我这时想到答应给人的垫被还没分,很过意不去,但这能怪我吗?我发现点名的人是张士祺,就与他说明要去与黄显忠说明一下垫被之事。张士祺同意后,我急急走到黄显忠的铁门前,蹲下对他讲我要走了,垫被没法分了,你只能在以后的生活中再想办法吧。黄显忠显得无所谓:“没关系,没关系!你走好了。”

 

排队走时,我发现张士祺自己也在里面,趁机会我轻轻地问他:“陈巨来好了吗?出来了吗?”

 

张士祺说:“是不是就是那个老头子啊?”

 

“是!”我答。

 

“死也死掉了!”他回答得很干脆。

 

没有再讲上一句话就错过了。然而我却接受不了。心想,胃出血会死吗?会三、四天就死了吗?这里我想起过去听人说起过的市监医院设备好,医生水平高。不会死,我坚信老师没有死……他不会死。

 

我们这批人被解到了一队--劳动牌板头厂。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与张士祺在一个中队中--一中队乙班。才见面我就问他:“你是怎么知道陈巨来死掉了的?”

 

张士祺对我说:“他的东西都拿出去了,不死不会拿出去,他好了还要回来。”

 

我还是接受不了--市监医院难道不要刷牙洗脸,换衣服吗?东西可能送了市监医院!也可能老师上了八号楼(尚不够条件进市监医院而需治疗的病犯关押的地方)。

 

有时我想得更好--老师!你又有象沈钧儒那样的人来救你了,或许你保外就医了,或许……或许我想不到的原因……但你没有死,你没有死……

 

十七  被多关了五十天

 

七八年五月二十日,我刑满释放了。但没让我回家看看。原因是释放前的“三查”写得不及格,通不过。

 

“三查”是哪三查呢?大致是一查罪行,二查改造表现,三查对罪行的认识吧。

 

整个一队大约从未有过象我这样写“三查”的人了:我第一查--查不出罪行。不知道自己的罪行,当然也就查不出了。判决书说我抗拒交代,还据此依法从严惩处。我觉得不是抗拒交代,我实在是没有罪行。要求你们告诉我,你们又说防扩散。我说防扩散是防向外扩散,怎么连我本人也防起来了呢?你们就说我装,不老实。服刑后也不告诉我,要我自己去想,我七年下来还是想不出,所以查不出。

 

第二查,查改造表现:我认为我的改造表现是最好的了,因为我没有罪还能服从你们对我实行的强迫改造。做到不破坏、不捣乱。平时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马列著作。比起有罪行的人不破坏、不捣乱来说,当然要好了。原因就是我本来就是个能自觉改造的人,不需要强迫改造,是你们抓错了,硬要我进行强迫改造嘛。

  

第三查,查认识嘛!我从来就热爱党,热爱毛主席。从小受党的教育--解放后读的小学。也愿意听党话跟党走。过去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对我个人错判了,那是小事,不影响我听党话跟党走,并且相信党知道判错了,一定会为我平反--有错必纠嘛。

 

我“三查”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代表政府的队长看了我的“三查”说我根本不是“三查”,是翻案。他大概以为说我翻案我会害怕,哪里知道我根本不怕,我承认是要翻案,七年来从未停止过要翻案,现在还在写上诉。再说我从判刑的第一天就决定了--要堂堂正正地活,不能低着头活,不平反也不能受辱。要不!我不把牢底坐穿把自己的屁股坐烂总可以吧!本来就是要翻案的,你不叫我写“三查”我还没有机会呢!

 

队长本想把我吓下去--他吓我是有本钱的,那就是到了时间不放你出去。我呢!我也早就准备了这一点。在看到比我早一些时间出去的人都要带一封信到派出所报到,以便派出所和群众进行监督。我就放过言--给我这样的信,一定撕掉不可!我七年关下来了,准备再关七年。“四人帮”已打倒,反革命案都要复查,恐怕再也关不了我七年了。

 

我与队长理论起来,他见吓不倒我,也就不与我正面辩什么了,只叫我到监房中去通。

 

有趣的是整个小组的犯人听我读了“三查”后,他们都吼了起来,有的简直想大打出手。我是仔细辨别他们是真的要打我、真的恨我呢,还是假的。他们终于没有打我。我想他们归根到底是一群可怜的人,在乞求提前释放或减刑。要不,他们这样地与“四人帮”一条心,要求改造,那“四人帮”没打倒时怎么也没有请他们出去呢?

 

我的“三查”肯定是通不过的,队长要我重写,我对队长说:“你要我瞎写吗?我瞎写你也不要,我也写不来。这是我查过以后写出来的真实认识,所以重写还不是再抄一边吗?”

 

我的“三查”就这样搁了下来。刑释的那天,本想大约他们不会放我的,思想上也做了这样的准备。可竟然叫到我了,我出了第三道门,可不让我出第二道门。只不过是少了一道门。那时我想若不平反,还不如不出去好,省得在外面受侮辱,形势对我有利,不用急,等一等再说。

 

我在二道门与三道门之间还写申诉,这里的队长不让我出去直接投递,一定要让他们转。我答我在狱中写的申诉都卡死在你们手中,你们能转吗?

 

我绝食了,躺着不起来,队长嘱余殿基为我买饭菜,每天汇报情况给队长。感谢他为我每顿购饭菜,又每天汇报队长我不吃。更要感谢樊成林怕我饿坏,买了半斤果糖塞到我床上,我三天未觉饿肚。

 

三天后大队中一个什么队长来要我把申诉给他看后,由他派人陪我去邮寄。我的申诉写了很多天,有一万多字,被他拿去岂不白辛苦了。樊成林在旁边帮我捧着队长,给他戴高帽子--说他最讲信用,说还你,一定回还你,说派人陪你去邮寄,就一定会派人陪你去邮寄,从不失信……

 

我早就算到他们是怕我涉及狱中的监管,怕连累他们。所以我申诉中对他们的一切只字不提。最后嬉闹了一会,樊成林自充保人,那样我终于把申诉交给他检查了。

 

三天后他终于一张不少地还给了我,还指定了一个改造好的“工人”陪我到五角场邮局邮寄了。

 

如此以后,我也就安心了。他们不放我回家我也不求他们,也不与他们争辩。象还在改造时期一样。

 

一次,我生病,厂医(刑满的医务犯)说他们看不好要到江湾医院去看,我便向队长说了,要求他派一个改造好的“工人”陪我去以便你们监督。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江湾医院在哪里,由改造好的工人陪我去不是很好的事吗!

 

队长倒也好,也变得聪明起来了。我叫他派“工人”陪我去以便监督,他倒反而不要监督了。让我自己一个人去,但嘱我看了病不要回家,马上回来,到他那里去报到。

 

于是我一个人问清了江湾医院的所在,去的路线,乘什么车子。我只是去江湾医院看病,什么地方都没去,不过二个小时许,就回到队长那里。他见我这么快回来了,大约觉得再关也没什么意思,略微问了问看病的情况后,嘱我星期天早晨在二道门处等他,由他送我出门让我回家看看……

 

就这样我被多关了整整五十天,清楚地记得那天正好是七月十日--我生日的日子。家中一无准备,只母亲一人,见我回家叫了一声“培鑫。”眼泪便滚滚落下了……

 

这样我就开始了一年不足些的厂员生活,直到复查到我便自己不去了。

 

象我这样刑满前“三查”不了了之的,是“一队”历史上也许仅有的一个。(刑期中被复查到后,平反的当然不写“三查”)

 

我之所以胜利了,不仅是我有理,因为我被判刑前也很有理。我的胜利,是因为形势对我有利。“四人帮”打倒二年了。华国锋当主席,文化大革命被打成的反革命都要复查,错的都要平反。另外在具体问题上我“三查”不了了之,没吃到大的苦头,是因为队长中毕竟好人多坏人少,他们未必个个对“四人帮”看得顺眼。

 

从刑释到平反,还有一段路,不一一细说。有一事实在气不过,还要提一句,被冤屈了八年,失去自由,消磨了青春。平反是什么损失都没赔偿,法院发了二百元,还说是补助我生活的--是补助!我劳动了多年是不应该有工资的!第二张判决书不叫平反书,一声错也不认帐还说判我刑只是证据不足,看来它有一天找到了证据还要抓我进去,“四人帮”的阴魂是不容易散去的。

 

 

转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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