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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老师陈巨来


——许培鑫

 

十五  老师病了

 

家事、趣事、伤心事;案情、狱情、儿女情。近一个月下来谈得也差不多了。我与老师是师徒,也可说是狱中遇上的知己,以至老师后来送我印谱时题字称“培鑫仁兄大雅正之”。在碰上谭金时老师说我是同窗同学。又碰上了二个不知汇报队长的好人。当然,不谈天说地是太可惜了,实在没什么话说了老师说书给我们听。老师的说书只下真迹一等,应另取一个名称--叫做背书吧!因为老师讲书中的人物、事情、来龙去脉都一清二楚,只是不能与艺人们声情并貌媲美。

 

我在五十年代也受父亲的影响爱听书,但听得不多。现在一听老师背书就知道他是个书迷,在外面一定听得很多很多。

 

老师说他小时侯,还不愿走路的时候,大人就背着他去看戏,听书。所以大了以后也一直喜欢看戏听书。

 

“你从小喜看什么戏,听什么书?”我问老师。

 

“当然是京戏昆曲了。”老师说,“听书嘛!不管什么书只要说的人好,都好听。”

 

我也要表现一下自己也自幼看过京戏说:“我小时侯也看过京戏,那是父亲带我去看的。记得我第一次看京戏是在黄金大戏院,演的是:官兵打不过强盗,这强盗还有一个既好看又有本领的妹子。有一个人帮官兵打败了强盗,结果做官的反诬那人放走了强盗,把那人捉起来要杀。强盗知道了反而到刑场上来救他。救出后,后来还把妹子嫁给了那人。”

 

“噢!那是《白水滩》戏!”老师马上就说出了那场戏的名称。

 

“书我也听,起先听的是《珍珠塔》。那是五十年代的时候,父亲书票是一月一买的,记得是靠近我家的蓬莱书场,父亲没空去听,就让我去听了。听出味道来了,第二天我也买张书票去听。说书中途换档时,还有点心买来吃。父亲不喜欢书场里的点心。有一次,听完书父亲与我一起到对面(那是正宗的蓬莱市场小吃)吃点心。父亲喜欢吃牛眼睛,我见牛眼睛有点怕,吃了牛尾汤。”说完又加了一句,“与父亲一起去听书、吃点心,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

 

“那你还听过些什么书?”老师问。

 

“后来我只听《四杰传》了,不管谁说都爱听,听得最多的要算张文倩、徐文萍的搭档了。因他们在西园书场说,离我家近。”我略一停顿说,“珍珠塔等书都是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一套。犹如换几个人名就是换一部书。只有《四杰传》一书虽写的也是才子佳人,可从头笑到底不落窠臼独有特色。”

 

老师有些不同意我的观点说:“书只要说的人好就好!开篇只要唱的人嗓子好便好。”忽然老师象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哎!你知道徐丽仙吗?”

 

我答:“知道,不是那唱得出名也难看得可以的评弹演员吗!人称小老太婆是吗!”

 

“呵!我真佩服她。”老师赞叹地说,“你知道她是一个字也不识的文盲吗?”

 

这倒使我吃了一惊,我瞪大了双眼。心想,我听她说过书,象是对文学很有修养的人,怎么会是文盲呢?

 

老师没等我开口:“她是穷人家出身,从小家境很苦,没有读过书。学评弹正是不容易,全靠背在肚皮里唷!”

 

在与老师同监的最后几天里,老师既讲《珍珠塔》又讲《玉蜻蜓》;既讲何文秀又讲金贵生……总之这是监中的幸福生活。

 

我除了拆纱头、听老师讲故事外,还有一件事是习篆文,并且想起什么特别是姓氏来就请老师写。

 

一天下午,天好象不太好,象往常一样老师在为我写些样子。忽然王继生对我说:“许培鑫,你不要叫他写了,他大概身体不大好,在打瞌睡了……”

 

我立即回头看去,只见老师在打盹,手中虽拿着笔和纸但没有写。

 

“老师,你怎么了?快不要写了,快不要写了!你要睡,我为你铺被。”我一面拿去老师手中的笔和纸。

 

老师没说要睡说:“肚皮难过。”

 

“要不你靠着,闭目养养神。”我嘱老师。

 

老师听我的话,闭着眼睛瞌睡起来。我说:“老师你不舒服,尽管靠着休息。纱头我会替你拆的。”说完我总算努力拆起了纱头来。

 

十六  老师“死了”

 

第二天早上,老师只是说肚皮不舒服,他还勉强起身,洗脸刷牙。待吃早餐时,老师只吃了很少一点就吃不下了。怎么办?我们大家议论后,决定让老师把多余的粥留在茶杯中,因为中午没有粥了,老师可能是胃病。

 

早餐后医务犯例行要走一圈,谁生病随时可叫住他给看看。当医务犯走过我们监房门前时,我帮老师把他叫住。(医务犯是改造中的医生,仍从事治病工作,是监狱中为犯人看病的犯人)一个中等身材,长脸,穿着白大褂的。他问老师:“什么地方不舒服?”

 

老师二手按着胃部说:“肚皮不舒服……”

 

医务犯手伸进铁门,揿了揿老师的肚皮。我也不知道这样揿揿能揿出些啥花样。随后他说:“舌头伸出来我看看!”

 

老师伸出舌头,我一见老师的舌头,觉得苔很厚,且二面发紫,象是缺氧。

 

医务犯看了说:“我给你打一针好吗?”一面马上拿出了金针。

 

老师有些不想打,可能是害怕。我在旁边说:“打一针吧,稍有些痛,会有效果的。总之,金针打不坏人。”

 

其实我六二年时跟人学过针灸,不过那时没说。老师听我一说,也就同意打一针了。

 

医务犯嘱老师把肚皮贴在铁门的空挡处,这医务犯可说是不会行针,他只知进针,不知旋针、得气。并且一下子便进得太深。只听见老师:“唷!”的一声,人向后一退,针也就退出来留在医务犯的手中了。

 

医务犯见老师跑进去了说:“别进去,你这样我怎么能打针啊!来,过来。”

 

老师再也不要打了,他可能见刺得这样深害怕了。我呢?我也有些害怕了,因为他刺得太深。他刺的穴位是中脘,我暗暗想不要刺成胃穿孔。虽然说腹部深如井,但也有一定限度的,把胃刺个孔怎么办?所以我也不再要老师扎针了。

 

这医务犯却还不满意起来说:“人家要我给扎针,我还不给他扎呢!现在给你扎针你还不要!”听他的口气好象老师还有些不识抬举似的。

 

我心想这样蹩脚的技术,知道的人还会要你扎吗?混蛋,还要自吹。但又一想,他可能是西医学中医,他的行针技术本来就比赤脚医生还差些,只是他有了西医的牌照,所以也就为人扎针治起病来了。

 

老师针肯定扎得没好处。药也没吃,毛病就算看过了。

 

上午学习他没有参加,也算是一种请假,躺在小监里,中午饭没吃,下午晚餐也没吃。

 

第三天早晨老师拉肚子,我见他揩在草纸上大便的颜色不对,知他胃出血了。心想大约是昨天针扎得太深胃穿孔了。老师大便完,我掀开马桶盖一看,果然象柏油一样黑,于是医务犯走过时,我把他叫住,好的是不是昨天的医务犯了,他年龄要小些,看来也能干、负责些。他一听我介绍,立刻叫队长来开了封,然后走进来,开马桶盖看了看说:“恩,有锋……蛮凶的。”我也听不懂他说的锋是什么意思,只知道他也肯定了我的说法--胃出血。他又说:“我去拿担架来,把他抬走。”

 

一会儿,他还带来了一个抬担架的医务犯及担架。我急忙轻轻地帮着抱起老师的上身,医务犯抱的是下身,抱上担架后,我又把老师被子塞好,只能看着他们抬走了。

 

我从早一直盼到晚,老师没有回监房。一天是什么滋味我也说不出,好象从早到晚什么事情都没做过,天就黑了。心中只是在想:老师怎么了,不会有事吧!怎么还不回来,是住院了吗?

 

天又亮了,开封后有劳役犯来拿老师的东西。我把老师的东西略加整理,一面给他们一面问:“陈巨来回来了吗?他被换到别的监房去了吗?”

 

那劳役犯叫张士祺,他可能还是楼面劳役犯的头,发纱头、收纱头也是他。说话嗓音颇响,个子比我略高,年龄也比我略大,有一副和善的面目。他回答我:“住院了,凡是住院的人东西都要进库房。”

 

所谓库房,也就是楼面首尾剩下的几个监房,不关人,作存放东西的地方。我心中默默地祝愿老师平安健康、早日康复出来,最好出来时仍关在原处……

 

这几日已是靠近十月一日国庆节了,记得那次国庆节轧去了一个星期天,也就是等着借剪刀的日子。所以垫被也未分成,只能等下个星期天了。

 

监狱中的星期天,广播中常放些革命歌曲。这次十月一日象外面一样“放假”二天。这里的“放假”是可以不拆纱头,也不学习,可向政府借根针缝缝补补。每天因为国庆还特别增加了一顿荤菜--六、七块象麻将牌大小的猪肉。广播中的音乐当然放送得比星期天还要多些--“水连着水,山连着山……”、“有一只雄鹰飞翔在亚得里亚海上空……”。特别是《中越人民友谊之歌》,抒情、优美,唱得也好。自从我被隔离至今,已有二年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又出来了这样抒情的歌曲。这只是到了这反革命三号楼时才听到的,真好比是久旱逢甘霖。我想贝多芬的黄色音乐大概快要平反了吧!

 

有人在乘此机会大拆纱头,以求提前释放与减刑。我却从来未做过这样的美梦。除了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文章外,就欣赏广播中的音乐。远想亲人,近想老师。想而不得,倒也可以饭来张口,水来伸手。

 

国庆才过,也就是三日上午,刚开好封,不叫学习,却点起名来。“点到名的出来!把东西整理好……”有人叫着。

 

我也被点到了,整理好自己的东西。大家的心中都知道要“发配沧州”了。是好是坏,是近是远谁也说不准。

 

我这时想到答应给人的垫被还没分,很过意不去,但这能怪我吗?我发现点名的人是张士祺,就与他说明要去与黄显忠说明一下垫被之事。张士祺同意后,我急急走到黄显忠的铁门前,蹲下对他讲我要走了,垫被没法分了,你只能在以后的生活中再想办法吧。黄显忠显得无所谓:“没关系,没关系!你走好了。”

 

排队走时,我发现张士祺自己也在里面,趁机会我轻轻地问他:“陈巨来好了吗?出来了吗?”

 

张士祺说:“是不是就是那个老头子啊?”

 

“是!”我答。

 

“死也死掉了!”他回答得很干脆。

 

没有再讲上一句话就错过了。然而我却接受不了。心想,胃出血会死吗?会三、四天就死了吗?这里我想起过去听人说起过的市监医院设备好,医生水平高。不会死,我坚信老师没有死……他不会死。

 

我们这批人被解到了一队--劳动牌板头厂。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与张士祺在一个中队中--一中队乙班。才见面我就问他:“你是怎么知道陈巨来死掉了的?”

 

张士祺对我说:“他的东西都拿出去了,不死不会拿出去,他好了还要回来。”

 

我还是接受不了--市监医院难道不要刷牙洗脸,换衣服吗?东西可能送了市监医院!也可能老师上了八号楼(尚不够条件进市监医院而需治疗的病犯关押的地方)。

 

有时我想得更好--老师!你又有象沈钧儒那样的人来救你了,或许你保外就医了,或许……或许我想不到的原因……但你没有死,你没有死……

 

十七  被多关了五十天

 

七八年五月二十日,我刑满释放了。但没让我回家看看。原因是释放前的“三查”写得不及格,通不过。

 

“三查”是哪三查呢?大致是一查罪行,二查改造表现,三查对罪行的认识吧。

 

整个一队大约从未有过象我这样写“三查”的人了:我第一查--查不出罪行。不知道自己的罪行,当然也就查不出了。判决书说我抗拒交代,还据此依法从严惩处。我觉得不是抗拒交代,我实在是没有罪行。要求你们告诉我,你们又说防扩散。我说防扩散是防向外扩散,怎么连我本人也防起来了呢?你们就说我装,不老实。服刑后也不告诉我,要我自己去想,我七年下来还是想不出,所以查不出。

 

第二查,查改造表现:我认为我的改造表现是最好的了,因为我没有罪还能服从你们对我实行的强迫改造。做到不破坏、不捣乱。平时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马列著作。比起有罪行的人不破坏、不捣乱来说,当然要好了。原因就是我本来就是个能自觉改造的人,不需要强迫改造,是你们抓错了,硬要我进行强迫改造嘛。

  

第三查,查认识嘛!我从来就热爱党,热爱毛主席。从小受党的教育--解放后读的小学。也愿意听党话跟党走。过去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对我个人错判了,那是小事,不影响我听党话跟党走,并且相信党知道判错了,一定会为我平反--有错必纠嘛。

 

我“三查”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代表政府的队长看了我的“三查”说我根本不是“三查”,是翻案。他大概以为说我翻案我会害怕,哪里知道我根本不怕,我承认是要翻案,七年来从未停止过要翻案,现在还在写上诉。再说我从判刑的第一天就决定了--要堂堂正正地活,不能低着头活,不平反也不能受辱。要不!我不把牢底坐穿把自己的屁股坐烂总可以吧!本来就是要翻案的,你不叫我写“三查”我还没有机会呢!

 

队长本想把我吓下去--他吓我是有本钱的,那就是到了时间不放你出去。我呢!我也早就准备了这一点。在看到比我早一些时间出去的人都要带一封信到派出所报到,以便派出所和群众进行监督。我就放过言--给我这样的信,一定撕掉不可!我七年关下来了,准备再关七年。“四人帮”已打倒,反革命案都要复查,恐怕再也关不了我七年了。

 

我与队长理论起来,他见吓不倒我,也就不与我正面辩什么了,只叫我到监房中去通。

 

有趣的是整个小组的犯人听我读了“三查”后,他们都吼了起来,有的简直想大打出手。我是仔细辨别他们是真的要打我、真的恨我呢,还是假的。他们终于没有打我。我想他们归根到底是一群可怜的人,在乞求提前释放或减刑。要不,他们这样地与“四人帮”一条心,要求改造,那“四人帮”没打倒时怎么也没有请他们出去呢?

 

我的“三查”肯定是通不过的,队长要我重写,我对队长说:“你要我瞎写吗?我瞎写你也不要,我也写不来。这是我查过以后写出来的真实认识,所以重写还不是再抄一边吗?”

 

我的“三查”就这样搁了下来。刑释的那天,本想大约他们不会放我的,思想上也做了这样的准备。可竟然叫到我了,我出了第三道门,可不让我出第二道门。只不过是少了一道门。那时我想若不平反,还不如不出去好,省得在外面受侮辱,形势对我有利,不用急,等一等再说。

 

我在二道门与三道门之间还写申诉,这里的队长不让我出去直接投递,一定要让他们转。我答我在狱中写的申诉都卡死在你们手中,你们能转吗?

 

我绝食了,躺着不起来,队长嘱余殿基为我买饭菜,每天汇报情况给队长。感谢他为我每顿购饭菜,又每天汇报队长我不吃。更要感谢樊成林怕我饿坏,买了半斤果糖塞到我床上,我三天未觉饿肚。

 

三天后大队中一个什么队长来要我把申诉给他看后,由他派人陪我去邮寄。我的申诉写了很多天,有一万多字,被他拿去岂不白辛苦了。樊成林在旁边帮我捧着队长,给他戴高帽子--说他最讲信用,说还你,一定回还你,说派人陪你去邮寄,就一定会派人陪你去邮寄,从不失信……

 

我早就算到他们是怕我涉及狱中的监管,怕连累他们。所以我申诉中对他们的一切只字不提。最后嬉闹了一会,樊成林自充保人,那样我终于把申诉交给他检查了。

 

三天后他终于一张不少地还给了我,还指定了一个改造好的“工人”陪我到五角场邮局邮寄了。

 

如此以后,我也就安心了。他们不放我回家我也不求他们,也不与他们争辩。象还在改造时期一样。

 

一次,我生病,厂医(刑满的医务犯)说他们看不好要到江湾医院去看,我便向队长说了,要求他派一个改造好的“工人”陪我去以便你们监督。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江湾医院在哪里,由改造好的工人陪我去不是很好的事吗!

 

队长倒也好,也变得聪明起来了。我叫他派“工人”陪我去以便监督,他倒反而不要监督了。让我自己一个人去,但嘱我看了病不要回家,马上回来,到他那里去报到。

 

于是我一个人问清了江湾医院的所在,去的路线,乘什么车子。我只是去江湾医院看病,什么地方都没去,不过二个小时许,就回到队长那里。他见我这么快回来了,大约觉得再关也没什么意思,略微问了问看病的情况后,嘱我星期天早晨在二道门处等他,由他送我出门让我回家看看……

 

就这样我被多关了整整五十天,清楚地记得那天正好是七月十日--我生日的日子。家中一无准备,只母亲一人,见我回家叫了一声“培鑫。”眼泪便滚滚落下了……

 

这样我就开始了一年不足些的厂员生活,直到复查到我便自己不去了。

 

象我这样刑满前“三查”不了了之的,是“一队”历史上也许仅有的一个。(刑期中被复查到后,平反的当然不写“三查”)

 

我之所以胜利了,不仅是我有理,因为我被判刑前也很有理。我的胜利,是因为形势对我有利。“四人帮”打倒二年了。华国锋当主席,文化大革命被打成的反革命都要复查,错的都要平反。另外在具体问题上我“三查”不了了之,没吃到大的苦头,是因为队长中毕竟好人多坏人少,他们未必个个对“四人帮”看得顺眼。

 

从刑释到平反,还有一段路,不一一细说。有一事实在气不过,还要提一句,被冤屈了八年,失去自由,消磨了青春。平反是什么损失都没赔偿,法院发了二百元,还说是补助我生活的--是补助!我劳动了多年是不应该有工资的!第二张判决书不叫平反书,一声错也不认帐还说判我刑只是证据不足,看来它有一天找到了证据还要抓我进去,“四人帮”的阴魂是不容易散去的。

 

 

转自《豆瓣》

目录
前言、一 相遇、二 沈园柳老“不飞絮”、三 学习
四 从师、五 五十年后不要又出个“小木匠”、六 老师的犯罪
七 吃乳腐、八 老师谈老师、师兄弟及其它、九 老师谈陈璧君、十一 刻了一方肥皂印
十二 送礼、十三 洗澡和看电影、十四 接济
十五 老师病了、十六 老师“死了”、十七 被多关了五十天
十八 老师没有死、十九 取了艺名“师来”老师说好、二十 陈巨来的学生就是有名的
二十一 “同窗学友”谭金、二十二 寻找孙义文、二十三 黄志毅变了黄超慎
二十五 老师去日本访问、二十六 书法杂志举办全国篆刻比赛、二十七 陆康与徐云叔
二十八 老师的治印和代笔、二十九 老师对我的培养、三十 杨晓珍要想请刘旦宅绘肖像
三十一 吴跃光儿媳来看老师、三十二 师母死了、三十三 “女大不中留”、三十四 老师与文艺界、三十五 老师口中的张大千和吴湖帆
三十六 老师说起丰子恺、三十七 老师与谢稚柳、三十八 老师真的死了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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