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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老师陈巨来


——许培鑫

 

吃乳腐

 

现在监房中俨然是有了一对父子了。早餐时老师问我:“乳腐要吃吗?”老师身体矮小,体重不过七、八十斤。吃官司被判刑的原因还没搞清搞懂。但因为年龄比我大,又成了我的老师,所以就象关心孩子那样关心起我来。

 

“不要!”我根本没有想到过要吃老师的乳腐,“不要吃!”我回答老师。

 

“粥是否要吃?你老师早上只报二两,嘱他明天多报一两,与你换一只格子就行了(我报二、四、四两)年纪轻轻不要饿坏了身子!”张佩隧开口也关心起我的身体来了。

 

“不,不!”我确实不想多吃,“我早上二两也就够了,不觉得饿。”

 

王继生平时最少说话也开了口:“你要吃就吃好了,身体最要紧,我们不会汇报队长的。”

 

老师说:“今天我晚饭后多报一两,不过你一定要吃掉的,你吃不掉我也吃不下去,那就糟了!”

 

监狱中粮食是唯一的食品,对饭量大的人来说是最贵重的东西了。监房中很少有吃不完定粮的犯人,除非是生病了。看着老师放弃人人都会觉得可惜。监中连我四个人,三个人都劝我吃,就我自己要吃不要吃了。

 

当时的我考虑了二个问题:一、吃,被队长知道了要批斗、要扣还。二、不吃,人情是小,好象我许培鑫一点监规都不敢违背,连老师给你吃一两粥都不敢!吃!于是决定吃。

 

当天报用粮时,老师对过来的劳役犯报了三、二、二两时,劳役犯说:“怎么!陈巨来你胃口大起来了。”

 

老师回答:“我吃吃觉得早上的粥很好吃,想多吃一两试试看。”

 

第二天早餐时老师一格放着乳腐的粥最多。劳役犯一走,张佩隧一看铁门外没人了,就嘱快调!

 

于是我拿起三两的,把乳腐还给老师。然而老师又把乳腐一夹二,趁没人分了些给我。天啊!我们二人象做贼一样,担心被外人察觉。

 

吃了二天,我说:“不行了,我每天早上吃三两太多,要吃不下了,我明天不要吃了。”张佩隧和王继生都不要吃。于是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晚饭后老师用粮又改成了二、二、二两了。

 

不过从那以后,老师常常会夹一些乳腐给我吃。经我再三“请求”,老师总算放弃了对“孩子”的关怀。

 

在这二天中,老师讲述了他虚报年龄的事:“那是我初到这里的时候。一次登记年龄,我就说七十岁了。其实我今年才七十岁呢!”老师继续说,“队长看我年龄大了,又牙齿全脱落了,所以对我特别照顾。”

 

“还有一次,我与同监一人讲了清朝读书人等级一事,即什么是秀才;什么是举人等等。结果被人汇报给了队长,说我放毒。那时管我们的陆队长找我去谈话,我便对队长说,谈的是:什么是秀才;什么是举人;怎样才算进士、翰林……等等。没想到陆队长是个小青年,他也想知道这些,叫我再讲一边给他听听。我便又讲了一边。陆队长听了很满意。他对我说:以后不要去与他们多讲,这事我知道了,今后有什么问题或要求可向我提出……

 

后来,陆队长到小组里说:‘关于陈巨来放毒之事我已了解过了。没什么,不要批判了,到此结束。’陆队长真好,待我特别好,能提前一小时睡觉也是他同意的……”

 

我想革命与反革命是糊涂的划分,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但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好人与坏人之分,倒是很容易看出来的。

 

老师谈老师、师兄弟及其它

 

认了老师,当然也就要问起老师的老师来。

 

“老师,你的老师是谁,他有名吗?”我问老师。

 

“我的老师叫赵叔儒,当然有名喽!”老师接着说,“许培鑫,篆刻非常奇怪,它不象绘画。绘画分南派北派,北傅南张即是,始终是二个头,一南一北,各领风骚。这篆刻是只一人称霸印坛的。吴昌硕在印坛做霸主就只是吴昌硕,没有这派是吴昌硕,那派是李昌硕的。吴昌硕死后就只有赵叔儒,我老师赵叔儒死后就是我陈巨来。”

 

“那么你师兄弟又有几个呢?”我当了徒弟,老师的什么都想问个明白。

 

“我师兄弟共四人:我是老大;老二叶露圆,在上海中国画院;老三方介堪,在浙江;老四陶寿伯。”

 

老师介绍叶露圆和方介堪都介绍了在什么地方,而老四陶寿伯就什么也没有了。我自然要问了:“老师这陶寿伯现在什么地方?”

 

“陶寿伯嘛!”老师抬起头,眼睛往上看了看,象是想起了什么似的,“陶寿伯因为姓陶,所以他逃走了,不知逃到哪里去了。”

 

那时我年纪小,未听说过把解放前夕跟蒋介石一起去台湾的人,称作逃走了。后来才知道陶寿伯去了台湾,听说还当上了台北博物馆馆长。当时只是怀疑,心想有名的人是不会下落不明的,莫非陶寿伯没什么名气,无论如何想不到老师是在告诉我他去了台湾。

 

后来--九十年代初在东台路古玩市场碰上秦伯远,他听人说我是陈巨来的学生,便要我叫他师叔。他告诉我:赵叔儒不是收四个弟子,他恐怕收了四十个还不止。他是靠收学生生活的,一般的讲,他收的弟子都是富家子弟。老师说四个可能只是指熟悉或比较有名的吧!

 

当我问起老师收了多少学生时,老师想了想说:“有一个姓罗的,是崇明农场里的,他刻得不错。有人问他什么时,他还会象擦鼻子的酸秀才那样,称小弟嘛,怎么怎么……”老师一面用手在自己面前比划着。出狱后我知道老师得意的学生有好几个。他说的小罗是否存在直到今天还不知究竟,老师之所以不讲,大约怕连累他们。真象不讲陶寿伯去了台湾可能会连累自己一样。

 

不过有一个学生到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老师在当时就讲了--他是安徽白茅岭农场一个狱吏的儿子。

 

“我五十年代被领导送去白茅岭农场劳教时收过一个学生。”老师说。

 

“什么!老师还劳教过?”我初听说时问。

 

“是的。”老师一点也不违避,“那是因为我与领导吵,看不惯他们结帮行私,被他们送去劳教了二年!”

 

“唉!”我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好人,实性子人,为什么总是不幸!心想自己难道碰得还少吗。

 

“那时那个队长知道我是篆刻家,就叫他儿子跟我学。我在里面总算没有吃什么苦,重活可不做。身边还可以长带一把篆刻用的小刀。”老师把脸转向我,无不得意地说:“那是任何犯人都做不到的事喽!”

 

“后来,沈钧儒把我救了出来。嗳!沈钧儒到底名气大,共产党不敢碰他,还要用他。他救我回画院,还加了一级工资。”

 

老师又与我谈起了沈钧儒。说:“他是‘七君子’之一,名气大极了,初解放时共产党专门派了二个解放军保护他。其实既是保护他又是看住他,怕他有什么对共产党不利的言行。日日夜夜都盯着他,有朋友来,有亲戚来连话都不敢讲,沈钧儒被盯得怨煞。后来好了,共产党还是用了他。”

 

说起加一极工资,我不由得问:“你在白茅岭劳教时,家中生活怎么办?”

 

“呦!那是一个朋友,他在香港一听说我被劳教了,每月为我寄钱来,从不脱日子。”老师带着感激而赞美的口气说。

 

“哦!”我不以为然地点点头。

 

“这个人我只为他刻了一只图章,而且是由朋友转过来的,面也未见过,待我特好!”老师补充着。

 

“有这样的人!”我先是不以为然,现在有些奇怪了。

 

老师接着说:“他在香港大有钞票,只要帐房间叮嘱一下每月汇钱好了,就每月不会脱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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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谈陈璧君

 

几天生活下来,因为老师是有名的人,所以我问老师这楼面上还有什么名人关着。

 

老师首先说的是我们楼面的背面--也就是朝北的那面,还关着个国民党时期的天津市市长。当时老师知他姓名,今天我记不起来了。

 

老师可能比较熟悉陈璧君。所以话一转就谈起了她。老师说:“陈璧君一个人住三个这样的监房。”说着用手指指我们的监房。又继续说,“一个是给她放东西的;一个是给她写东西的;另一个就是她起居用的--这就是外面传说的陈璧君在提篮桥一个人住三个房间的由来。”

 

这时我想,我们这些反革命太小,太没有名了。老师的有名也太小了。你看人家陈璧君一人要三间。而我们却一间关四人。正是神有大小,鬼也有高低。我不求一人关三间,我只想二、三人关一间,不要挤得睡觉须套裁就好了。

 

老师说:“外面人传她还有人服侍,其实就是牢狱犯,大家都有人服侍。我们吃饭也都有人送来,吃完不用洗格子……”

 

“这陈璧君要一间专门给她写东西的,她有这么多的东西写吗?”我不解地问老师。

 

“她写的东西多啦!不过也不是天天要写,这汪伪时期的一段历史,她知道得最多,最清楚。共产党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都要来问她,请她写。常常有外调人员来找她问事的……”老师回答着。

 

老师又象是想起了什么似的继续说:“有一次队长要陈璧君参加学习,陈璧君很坦率,参加就参加。由于陈璧君是众所周知的汪精卫夫人,又是第一次参加学习。所以队长也参加在里面压阵。大家的发言也必然围绕起汪精卫来了,说汪精卫是日本人的大汉奸……几个人发言下来,都是这样。于是陈璧君发言了,她一开口说:‘你们大家说我汪先生是汉奸,我不反对,他是日本人的汉奸。可是蒋介石也是汉奸,他是美国人的汉奸。中国也是……他是苏联的……’”

 

老师学陈璧君的发言漏掉了几个字,这非常要紧,在当时这已经是擦边球了,倘不漏字只要这几句就足以构成七年反革命的罪行。你在监狱里那是罪上加罪了,不是玩的。但是,漏了几个字就不同了,因为没有说出来,你听的人当然也听懂了,但若出事(若有人汇报了队长)也问题不大。讲的人说我没讲出来;听的人说我没听懂。谁要说是诬蔑攻击,那是淫者思之为淫。什么语法、句法,都不懂的!

 

“在旁边压阵的队长慌了,一听陈璧君的发言立即宣布学习到此结束。以后再也不要陈璧君参加学习了。”

 

老师接着说:“又不能枪毙她,又不能加她的刑,她到底是陈璧君嘛!”

 

讲到加刑,老师又说:“宋庆龄曾请她出去她也不出去,加刑有什么用!”

 

“听说宋庆龄曾专程到上海监狱看望过陈璧君,要她一起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可她终因丈夫已经死了而不愿再出来工作了。陈璧君真了不起。”老师说话的神情可以看出,他非常佩服陈璧君的从一而终。我忽然想到了龚品梅,便问老师:“龚品梅关在哪里知道吗?”

 

老师答:“龚品梅本来关在这里,文化大革命前他吃的、用的都是从国外教会寄来的,连喝的水也是寄来的。现在文化大革命了,不能寄了,他人关在哪里也不知道。”

 

十一 刻了一方肥皂印

 

一日我看肥皂干得差不多了,其实肥皂早就干得象腊肉一样了。正确些说是写了几天篆文,手有些痒了想刻一个印试试。

 

我用线硬是把一连体肥皂分为二块,分开后不平,于是放在地上又是揿,又是磨地硬把它弄平了。又拿一把新的牙刷替换下用着的牙刷,把装毛的一端断掉,在地上磨了起来。我问老师:“老师,这刻刀是二面开口的,还是一面开口--只磨一面的?”

 

老师本来就在指导我弄平肥皂说:“是二面开口的,二面都要磨!”

 

“噢!是二面开口的,我知道了。”我一面嫌地上太光,寻找着毛一点的地方,以便磨得快些。

 

不一会儿磨好了递给老师看。“这塑料刀可以了吗?”

 

老师接过塑料刀,还挺仔细地看了又看说:“你这刀磨得还不错!”

 

“是吗!”我口中虽如此答应着,可心中想一个做了多年木匠的人,这样一把刀会磨不好吗?

 

老师又说:“我在外面用的刀自己不磨,只有一个朋友会磨,磨得好。他住在杭州。所以每次磨刀都要送到杭州,他磨好后再为我送上来。”

 

我被老师吓了一跳,这样一把小小的刻字刀,上海竟找不到磨的人,要送到杭州,真有点不可思议!

 

“磨一把小小的刻字刀要送到杭州!我出去后我来帮你磨!”

 

“你能磨?磨得好?”

 

“什么刀磨不来,磨不好啊?我磨刀可说是第一了,你想我木匠用的斧头、凿子、刨子哪一样不要磨,哪一样不是自己磨的。磨刀的要点:一是手关节要放松,保持一定的角度。二是刀砖一定要平。这样磨出来的刀一定煞平、锋利。在外面人家都说磨不来、没磨过的、剃头师傅用的轧刀,我也磨过!什么刀磨不来?”我边说边想,这磨刀可不是吹的,我可不要再拜师傅了,我可当个祖师爷了。

 

“好,那好!以后我磨刀方便了,用不着送到杭州去了。”老师完全信得过我地说。

 

肥皂弄平了,刀也磨好了。刻什么好呢?我想:在外面刻什么不存在问题,可在里面就有些两样:一、打下的印要保证保存到能带出去。二、有一天给队长发现了要不因为文字 而坐“文字狱”,又不能没收。

 

当时我身边有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我就决定刻这几个字。刻好后打在书的第一页空白处。想这第一个印,也是在狱中刻的,一定要带出去,这样也就能带出去了。

 

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只有一个“马”是姓,是学过的,其余七个字都不是姓,不知道老师是不是都能写,若要查字典就没处查了。

 

我问老师:“老师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除了这‘马’是姓,其余七个字都不是姓,你能为我把篆文的写法都写出来吗?”

 

“来,我来写给你看。”老师说着为我写了起来。写好后交给我时老师又说:“我不但什么字的篆文都会写,而且每一个字都可以至少写出十种不同的写法!”

 

我在老师写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八个篆文后便觉得老师真有一手,老师说他每个字还至少能写出十种不同的写法,这使初学篆文的我简直有些傻了!

 

“不信,你说要写哪个字,我就写哪个字给你看!”老师补充说。

 

“那好,你就把我的许字写十种篆体给我看看。”我考起老师来了。

 

老师一个一个几乎不加思索地写了起来。

 

我看着:“哦!差别不多大。”我又一想,差别能大吗?你可瞎造一气吗?毕竟是同一个字嘛。

 

老师十个许字写完了问:“还要写吗,还可以写!”

 

我这下算是服了老师了,想恐怕你的篆文比楷书还要熟吧!我一面回答:“不用写了,不用写了!”

 

我沿肥皂的四周在纸上绘了一圈,然后把它分成八格,竖二格,横四格。再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用篆文填写进去,描粗、描浓。再把纸翻过来贴在肥皂上,随后轻轻地揿压后,把纸掀开。肥皂上出现了篆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痕迹,再把掀下的纸背朝上放在旁边参考,刻了起来。

 

不一会,刻好了。便急急递给老师看。

 

老师又象第一次看我的篆文一样认真,随后又是一句:“五十年后又要出个小木匠了。”

 

这句比看篆文时说的少了“不要”二字,没有了“不要”二字,好象是肯定了的。这大概是人在困难时往往会希望奇迹出现在自己或同好亲人、学生身上吧!

 

我受称赞总是高兴的,一面又觉得这篆刻也太方便了--换块石头换把刀,不就成了吗!

 

老师又说:“你将来一定成名,不过成名不一定好了就能成名,还要有一定的方法。”

 

好了还不一定成名,成名还要有方法。这在我的思想中通不过,我也完全忘记了我是一个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想好了怎么还不一定成名?

 

“一个人要成名不但要刻得好,而且还要有人捧你,你的名字才能被人记住。”老师说。这倒也是!我心想。

 

老师说:“我说给你听邓粪翁求成名的方法。”

 

这又是听故事了。“怎么样?快说说。”我催老师快说不在于求方法,正确地说是听故事。

 

“邓粪翁没名时求出名的方法很有趣。”老师说了起来,“他为了要让大家记住自己的名字,故自己取名为粪翁。你说,你听说某人名叫粪翁,你还会忘记他吗?不但如此,而且他还在报上刊登邓粪翁死了的讣告。而过二天又登邓粪翁死后复活的启事。你想这死后复活的人,人们还会忘记吗?特别是叫粪翁易记,少不得要打探这邓粪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是怎么死的,又是怎么活的。于是他的名字就不胫而走了。”

 

我听了老师的叙述觉得可笑,但又觉得作为一种方法亦有可取的一面。不过我不会要成名而给自己取粪翁之类的名字的。也不会登报说自己死了……又说自己死后复活。

 

 

转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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