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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博爱
第十二章 社教与文革（五）
197、烈士陈明兮
为了搞这个“社会主义教育成果展览”，一要数据二要事实，才能通过文字和图表体现出来。我和滋老只能信官唱喏，照字刊经。大队发动社员搜索了关于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人和事，如劳力自由支配，不服从安排，偷工躲懒，有劳不劳，多吃多占，阶级报复，弄虚作假，不服管教……等，罗列了一大本材料纸。
滋老从别人交来的这个本子里慢慢总结出条文，我根据条文内容用图画出来。单线平涂，彩墨相衬，还算明快清晰。图下由滋老填写解说文字。每张都由那个主管老师审查落实。由于都是人物画，我要非常慎重处理人物的形象和个性。主管人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有精深造诣的，所以惊弓之鸟复惊弓！滋老在文字的措词也很考虑分寸，比我更老到。
为了突出阶级斗争和传统革命教育，大队召开了一个“关于陈明兮烈士生平事迹”的座谈会，凡是当时知情的男女长者都到烈士家属陈同乐（烈士儿子）家里座谈三天，写出座谈纪要。我祖母是当时的妇联委员，也去座谈了，讲起来绘声绘色，如做事一样清楚。我们根据纪要提出要点，按时空顺序写出脚本，再根据脚本画出图片。
摆在当头最大难题，是如何恢复烈士的形象，要画一个类似照片的素描半身像排在首页。但是没有他的任何照片，于是，只好放大烈士儿子的照片，再让座谈的长者们提出修改意见，才落实了烈士形象。至于杀害烈士的主谋继烂皮（陈继纯）及其凶手们我都见过，且印象犹深，特别是土矮子（陈启发）常和我一起开改造分子会。
我首先把几个人物头像特征画出作为模特，再画各个情节场面就不困难了。因为纸张质量很差，还是单线平涂，浓墨淡彩。全部画完后，干部们再三审查通过了。图片下的脚本文字由滋老再三斟酌写上，图中的对话文字也根据座谈纪要中的情节和人物个性填上。所以，这个社教成果展是包括了以上两部分内容的。
展览在江美小学的大礼堂展出后，引起了各校学生来观看展览，以及祭扫陈烈士墓的传统革命教育活动。学生们对有关主要人物印象很深，特别是凶手争功请赏的口气和姿势。四十年后，有个学生打电话提起对这些图片的印象很深，是否还保留了？可惜这些图片早已离散了。我交给大队的座谈纪要也离失了。前几年有个市政协委员来要烈士资料，我写的介绍烈士生平的报告是为了在参观和扫墓时讲的，早交给大队书记（已去世），现在也已无法找到。
烈士的儿子、孙子都已去世，他的第四代都住在株洲市，很少回乡祭扫。烈士墓年久失修，杂木丛生，清明也少有学生去祭扫。能够做解说报告的人多早已作古，我们制作的图画文字也随之湮灭无存。
关于陈明兮烈士，谨提供以下资料，以资补遗。
我在座谈会上听长者说，明兮是个牛高马大的人，拳头有饭钵大；样子与同乐（他儿子）有点相像，只是鼻梁边有点不明显的疤痕。力气蛮大，推石头可推五六百斤；从大江村推到三联坝，单手打吊索（一只手扶车杠手），还可以一边打山歌。他本是继烂皮家做长工，大革命时红军占领了白区，他组织农民成立农协会，成立地下党组织。打土豪分田地，杀了继烂皮的猪，还把继烂皮戴高帽游了乡。
闹革命之外，他的最大功劳是领农民修了从塘尾冲到软桥潘家的排洪沙圳，保护了太和塅的水田不受山洪冲洗。农民协会就设在石江陂的云公祠，他也住在祠堂西边那间房子里。
革命冇搞好久，许克祥反了水，发生了马日事变。大革命失败了，到处清乡屠杀革命同志。绥和乡派了团勇，继烂皮组织了心腹杀手。一个夏天的中午，明兮打个赤膊正睡午觉，云公祠已被团团围住。一梭镖把他杀醒了，他才摸条扁担与十几条梭镖对打，一边打一边退到祠堂的地坪里。扁担断成两截，寡不敌众，被凶手的梭镖从腰部杀进去，他被杀伤倒下。凶手举着大拇指说：“平起刀口进侧起刀口出，这一梭镖才杀劲。”
明兮的儿子朱氏带着几岁的儿子（陈同乐）是夜摸黑逃到杨源的石子坑躲开了，这才没斩草除根。土改时，陈同乐为烈属……。凭此补述，或许对陈明兮其人其事有所裨益，是为记之。
公社认为江美大队的社教成果展搞得蛮好，是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典型。于是公社宣委就把我传去了，说要完成一件政治任务，就是公社要办社教成果展览，现已找到几个有绘画写作特长的人给我协助。但要我为主，先作出方案，批准展览材料后就动手。不要怕，这也是改造，也是立功的表现。
宣委提供的三个帮手是：恶霸地主（已镇压）的儿子游家春（民办教师），会写不会画；地主右派焦显志，华中美专毕业，原为教师；地主右派徐家举，华中美专毕业，教师。这三个人都是成分不好且受管制的人，加上我这个右派分子，就成了四位一体，烂菩萨倒在一堆。虽似惊弓之鸟，噤若寒蝉，只能诚惶诚恐地去做这种冒风险的文墨差事，时时怕打入袋在屁股上的文字狱班房。
根据几个烂菩萨的实际特长，老游的文字倒是可以承担所有的文字功夫；而焦徐二位，虽是美专毕业，却读的少爷书，只学了山水花草的写意画，对现代人物建筑的绘画很难开弓。所以我承担了画图设计，他俩只愿搞些帮杂工夫。就这样四人把个展览图片完成了，每天赚了餐午饭，得了个小本子。惶恐地度过了这段日子，冇惹麻烦，冇过蕉溪岭，算是上上大吉，人天共佑也！
198、瓜棚李下话诗文
农历八月初十日，是岳父大人戴敏树圃先生的寿旦，正是秋高气爽丹桂飘香的时候。我们加早打点行李，安排了祖母的柴水菜食之后，就带着孩子匆匆向山田走去。妻子怀里抱一个孩子。我挑一担皮箩，一头是人，一头是行李什物，虽然已练就了三皮，而担这头中头轻的长途担子也是吃力疲劳的。中午才磨蹭到了保寿山。
保寿山还是老样子，并没有丹桂飘香，靠左侧的地坪，不足方丈之地。周边有菜地，菜地里的丝瓜藤沿着李棍攀爬而上，交织在坪顶的草绳布片上，形成一个凉棚，这便是瓜棚。瓜棚下的小方桌是吃饭喝茶的临时地方，岳父喜欢在这里吧嗒水烟筒，也在这里和乡亲邻居们闲谈家常。
太阳也从瓜棚的空隙里送来鹅卵鸭蛋。旁边的古樟树上时有小鸟鸣叫，凉风吹动树叶，奏起无名小曲。岳父一家在这环境里，倒还惬意清幽。保寿山的仙人老爷，虽不能显灵保国寿世，似乎也在保民寿身（庙联是保民保国，寿世寿身）。
我们的到来，岳家都很欢喜。岳母忙个不停，既要办伙食，又要抱外孙。岳父更高兴，因他喜欢谈论诗文，发挥抑郁的雅兴。以前我步韵和的七律，也是首次班门弄了斧。虽然他刷了我的浆水，但我总觉得自己冒昧露了锋。岳父的诗文功底很扎实，四平八稳韵味深沉。我觉得隔他有百步之遥，但又想再献朴弄斧，便做了一首七律呈示，以表祝寿之情，随时就景写了这首不恭且劣的七律：
桂花开在腊梅先，只为吴刚庆寿筵。
半纪春秋成泡影，万般心事化风烟。
瓜棚草舍迎乡客，陋室寒庐诵古篇。
既卧东山无悔恨，聊将衣食寄南阡。
岳父看了只打个咪笑，当时没作任何评点。后来听妻子说岳父很生气，认为我挂了首联祝寿的题，其颔联颈联有奚落挖苦之意，尾联有教训的口吻，乃不恭犯上之作。从此我不敢班门弄斧了，自己也举得委屈，立意并非挖苦，而是想岳父面对现实，躬耕南亩，敞开抑郁之心扉，苦中寻乐吟雅韵，乐聚天伦，平平安安度过晚年。
无情的时光送走了五十个春秋，戊子岁的夏天才找到离失的岳父的《唱酧录》。我的那首不恭之作也被岳父收藏了。我悲喜交加，难以言表。我很痛心疾首岳父的潦倒处境，又很懊悔自己的不恭弄斧，但更增添了对岳父的崇敬之心。同时感谢他堂侄戴田农先生的珍藏保护。我把岳父的遗墨带回了浏阳本宅，准备整理打印问世。妻子用熨斗盪平原稿，过塑保存。原稿包括三个本子，都是用毛笔写在备课笔记上。分别为“唱酧录”，包括吟友彭梅开、戴亚儒俩先生的诗作和他的唱和，互有点评；其次有“随意录”和“拾遗录”，还有对联祭文等另纸单页。
特别令我悲伤怀念的是在“唱酧录”最后一页留下一首未完成的七律：
潦倒穷途病若痴，风尘仆仆觅生机。
清霜玉露迎行早，明月疏星护我归。
素位自矜贫贱乐，…………………。
…………………，…………………。
在诗的右侧，另直书“半、年、乐、岁、总、号、啼”七字。
从格律来分析，这可能是放在尾句落啼韵。放在第六句是不能与“素位自矜贫贱乐”相对的。但如用上这句，就重了一个“乐”字，当是岳父在考虑如何续完此诗而推敲着。仔细察看墨迹和笔力也不是岳父所写，况且语气也不相符。而且格律是平起入韵，与首句仄起入韵的通则不符；故这另外直书的七个字与岳父诗无关，不再论及了。
从此五句来看，岳父当时的处境是贫病交加，精神状态木讷呆滞，但还是要冒着风尘去谋生计，要踏着清（青）霜玉露早早出门，要借着明月疏星的微光照护他回家。我历来是谨持贫穷自在苦中有乐的理念，但苦难生活的现实又是如此沉重……
由此可见岳父的心理状态是痛苦的，家庭肩负是沉重的。到他病危时，未能续完这诗页，相信他也是更加痛苦的，怎能“聊将衣食寄南阡”？！真是“遥寄黄泉留此恨，唯存墨迹寄悲声”！
199、文革是什么
文革是指文化革命，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我一直不知文化革命这个不见经传的新鲜词语的真正含义，更不知道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内室操戈是为了个人，还是为了人民和国家。
我既不能隔岸观火，也不知谁是纵火人？所看到的不过是一些举着红旗，套这红袖章，背着红宝书的人群在村子里串来串去。所听到的是陈赞黄是“红色造反者”头子，黄觅仙李掌珠是“湘江风雷”头子，又说刘全斌是“工联”、沈喜生是“农联”，还听说寻扬名是响当当的烂洋瓶……。有时还听到一些关于“工人赤卫队”与“高校红卫兵”发生武斗的马路消息。
总之，我是麻木的，真正担惊受怕的是怕“道县事件”。也考虑过一旦道县事件重演，如何逃命求生……。后来又听说红卫兵搞拉练，全国大串联，坐车吃饭不要钱到北京去看热闹，到全国各地去闯世界，一个难得的观光机会。到后来又听说成立了革委会，搞大联合，搞斗批改……。
以上我听到的这些词语，不但辞源辞海里找不到，连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新词语小词典也找不到。新词典里只有“追星族”、“弱势群体”、“首付”、“纳米”、“老外”、“彩民”、“回归”、“双开”等新鲜流行词条。尽管如此，新老辞目都是社会变革的历史产物。
四十年后，文革所创造的特殊词语，并没有消失，而是铭刻在活人身上。我的表弟叫张拉练、黄红卫，我的学生叫张文革、黄卫兵，我的邻居叫沈农联、沈文化，可他们是否知道自己的大名台甫是一场历史浩劫的产物呢？
仅仅十年，只一声令下，就把一个文明古国戳得百孔千疮，遍体鳞伤，付出了多少文物古迹湮灭的代价，付出了多少生命消逝的代价。
正当疯狂的文革在神州大地乌烟瘴气时，我们几个五类分子中的知识青年在洞庭水库筑堤坝。休息时也曾议论过文革是什么，不过是闲谈而已。有的说燕雀焉知鸿鹄之志，有的说帝王之心、谋在王霸之业，有的说万丈深渊有底、五寸人心难摸，有的说管他阴谋阳谋、不关我们担土人的事，吃饭做工夫，休问天下事。不过，最后都认为是一场政治演习。
己丑岁之夏，在浏阳市图书馆坐了三天冷板凳，从《中共浏阳地方史》第131－136页中看到：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下达，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批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还要求“必须同时批判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各个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的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开展批判三家村人物，把社教已处理过的人事搬出来，上串下联，定性小邓拓。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革十六条，公布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实际上已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份灾难性的浩劫临头了。
我夹在这场革命的缝隙里能有幸劫后余生。见到的是芝麻小事，听到的是道听途说，接触的是黑五类。只能写点小事小消息小人物。或许能管窥一斑，或许是能遐想联翩。后人否有裨益，孰是记之。
200、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一个阴沉的下午，远天师（章天师之子沈远谋）带着两个偏矮而壮实的中年人来到大地坪老屋。在小客厅坐定后，远天师就指着他们介绍说，这是你的老同学，黄桥的黎书图。这是南岭（达峰村）的焦复楚，可能是新相会……。我握住书图的手说，真久违了。自在浏阳文庙读书一别，快二十年了。有幸重逢，一言难尽呵！又握住复楚说，久闻大名。先生的祖辈焦达峰都督和父辈焦传统老先生，都是名人呵！名人之后一定宏图大展。
我没有把喇叭筒拿出来招待他们。家里没有什么点心水果。妻子送上茶水之后，就煮了光头土面以表剪韭之意。互相简单叙说了一番过去和目前的一些情况后，没有久坐就走了。此后，再未见到过黎书图，而焦复楚倒是见过几次。这次不速之客的到来，没有人密报有“特务”来了，没有惹出麻烦。可能是远天师这个熟人带来的生人，不会是特务，疑心的好事者也没去反应的缘故。
以前我在浏师师十一班读书时，黎在中十一班读书。两个教室相邻，都设在文庙两边的走廊上。因为都是本地老乡。又与焦七海同为黄桥人，所以很熟。但相处只有半年，1952年下期他就毕业分配到外地参加了工作，直到这次才重逢相见。
他当时的处境也很艰难，凭亲友资助和学校助学金才读完了初中三年书。因为父亲黎尚元（县兵役局长）和祖父黎易达（豪绅地主）都在镇反时镇压了。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宣召下，有志青年都走上了革命和建设的各条战线。而社教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他被清洗遣返原籍，接受贫下中农监督，进行劳动改造。而老家已打壁无土扫地无灰，只好寄居篱下过着凄苦的独身生活。与远在徐州大黄山的妻子孩子也断了联系。
他搞劳动是改锹子，赚不到全劳力工分，同时每次批斗游乡，也要被推上草台表演和带高帽游行。想起当初“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宣召政策，自己并没走错路，选择参加革命工作的光明大道。而今天的现实是一个被清洗出来遣回农村的异类。很多场合使他不堪、无地自容。
我的难友焦七海这样介绍过他的情况，同时叹着气说，我们当五类分子受打击，但毕竟还有个家，有个栖身之地，有一点家庭温暖。而他是东一餐西一餐，没有固定的住所。这种处境不知要挨到什么时候，才有个重见天日，才能回到徐州与家人团聚呵！
文革接近尾声，听说书图走了，回徐州了。但不知他是凶是吉，是祸是福，音信杳无。不久我突然收到他的信，说是回到了原单位，恢复了工作，是在徐州市大黄山矿山工程专科学校任教。我复文要他回来看看关心过他的乡亲和列祖坟墓。并说我儿子在徐州的中国矿业大学工作，有空去那走走，对我儿子指导关心为盼。他果然去了矿大，说他很想浏阳豆豉。后来儿子送豆豉去大黄山看望了他，说他老是唠叨着过去在家乡的老同学老熟人，但不愿再回家乡了，说不愿再看到哪里的一切，特别是那些狰狞的面孔。
1998年我在矿大儿子那里住了一段时期，提起去大黄山看他的事。可儿子说听到过他被人杀害的消息，即电问该校，证实了黎书图兄在一次偶然事件中被谋财杀害的不幸结局。不觉唏嘘叹息！是祸躲不脱！
关于焦复楚，虽是地方家庭，但其祖父焦达峰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其父是黄埔军校学生。他一样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可在文革时期，他是湖大的在校学生。他的个子不高，也和书图一样敦实。只是个性刚强，说话大嗓门，好辩不畏场合，于是成为首当其“铳”的出头鸟，被清洗出校遣回农村接受监督。在一次的游乡队伍，一样戴着高帽示众。后来落实政策安排在浏阳八中教数学课，与曾受过打击的戴渔舟结了婚。后调长沙市某高中任教至退休，听说他为索赔祖父在长沙的遗产打了很久官司，得了小额补偿。
二十多年未见他了，可他还记得我这个比他年长很多的老头儿。去年打来电话说，在网上看了“蹉跎坡旧梦”连载很是赞赏，希望能有机会到达峰村老家去聊天叙旧。
写到这里再重提“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但面对文革的疯狂现实，这些高知地方子弟是身不由已，逼得无路可走，何选择之言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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