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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博爱
第十二章 社教与文革（二）
184、社教概述
据中共地方史载（第121－124页）：“浏阳县委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胡耀邦在浏阳开展的四查四帮是在和风细雨中进行，解决了问题，教育了干部。但在极左思想指导下，此举因为没有上纲上线来整干部，搞斗争，被上级否定”。
“1964年1月，县委根据双十条，决定开展系统的社教运动。1月中旬至4月底，县委组织307人的工作队在罗江公社和城关镇三个大队试点。5月组织1501名队员在九个公社一个林场开展运动。认为面上未突出“阶级斗争”这个纲，一样被否定，9月中止”。
“系统社教运动载（第127－129页）：1965年2月7日至19日，召开县四级干部会议，重新部署的目的主要是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资本主义的当权派。7月起全面铺开，地委成立浏阳社教总分团，一共12600名工作队员，分十个分团在浏阳开展社教。从积极入手，赔退兑现，放包袱得解放，解决四不清干部问题”。
“清理专政对象，补划地主、富农、新资产阶级分子437户。……321名摘帽，74名逮捕，拘留40名”。
“社教期间，发展新党员12955人”。
我从以上官方文献中才知道社教运动就是四清运动，才知道醴陵工作队来我地开展的社教运动才是系统的社教运动。当时我这个右派分子还没有正式宣布加入四类分子改造，称为五类分子，实际上是专政对象了。也去听过醴陵工作队队长易东富的报告，工作队的老潘和老邱也来找我做事。我对他们开展的社教运动的印象记忆犹新，特别是易东富队长和老潘老邱三个人。
醴陵工作队进驻后，连续开会听报告，发动群众清查当权派，清理专政对象，突出阶级斗争为纲，一时政治空气紧张袭人。
易东富是个中等身材的偏瘦个子，一口地道的醴陵口音。做起报告来语言犀利，咄咄逼人，从高倍近视眼镜下透射出可怕可畏的眼光。他从来没有找我谈过话，因我与他没有真正正面的接触。但我心里老是害怕他来找我。深知运动中找我谈话，是来者不善，一定出了什么麻烦，因为我是惊弓之鸟。
老邱是个高挑的年轻人，面带笑容，不露半点煞气，有些平易近人的好感。从交谈中知道他是财会人员。运动中的画主席像啊，搞忠字牌啊，刷语录啊，缝制语录袋等工作都是他安排我去做的，其实是绝对服从他的指示。有关这些容易扣政治帽子的特种工作，另文叙述。
前文提到的书桌上竹制笔筒座右铭和我在三哥湘溪日记本写的几句闲话，都已有人向老邱密告了。而老邱也没向我了解过这两件事，易队长也未在报告上提出过这些事。因为老邱几次来我房里要我帮他整理汇报材料，早就看到过笔筒上的文字。
至于住在我队的老潘，据说是供销社的干部，曾有风流韵事的小过错。难怪他喜欢与农妇讲些风趣的话，主要的事是与社员一起劳动，指导打了两块三合土晒谷坪。
社教运动我作为四类分子是不能介入的，只从侧面知道“四清和四不清”是有问题和没问题的界定。首先解释几个专有名词：“放包袱”是坦白交代的意思；“解放”是解除审查获得自由的意思；“多吃多占”是四不清干部的一个退赔原因；“兑现”是经济问题清查后退赔的强制执行。
社教中，我所在的大队，大队书记和大队长都受了揭发和处理，退赔兑现的是些家具等实物。到1977年社教复查时，地方评论大队书记沈叨玉是公道人，于是他恢复了党籍，仍然连任大队书记。而大队长就铁案如山，不能解除党纪政纪处分，因为被他奸污的几十名妇女都联名揭发了他的恶劣腐败行为，另有一些事情也被徐理国等揭发。
社员都说，好人还是好人，孬人到底是孬人。金子不怕火，沙子就是沙子。社教复查，整错了就平反，该整的就整到底，省得他这种人好事不干，阴刀阴斧，吃饱了只偷婆娘。社员眼睛是雪亮的，打屁瞒不得裤裆。
185、古枫与孤枫
从大地坪老屋后院的围墙门出去，通过那段又潮湿又肮脏的巷道后，再右拐出了外围墙门便到了枫树岭上。这是我家从后门出去的必经之路，经常担心茅屋上的酱油水滴到衣服上，留下几个污渍圆圈。其他邻居是从大地坪向南走五十步到达枫树岭上的。
这个长大枫树的地方，其实并不是山岭，只是地势比大地坪要高几尺。童年的夏天在树荫下乘凉，下六子棋；也喜欢解剖枫蚕取出丝腺腌制钓鱼丝。童年的秋天来这里拾枫香球给祖母做熏蒸衣物用。
大枫树下部的枝条有碍行人过路，经常被砍掉；随着树干的长粗不断修复刀伤，形成了很多粗糙凹凸的疤瘤。这些苍老古怪的疤瘤，成了攀爬枫树的落脚点。大枫树的胸围很粗，要四个人才能合抱。通直的树干直插云霄，梢顶常年有鸦鹊用枯枝搭造的窝巢。只有一个叫尾砖匠的人才敢高攀光顾，大家都说他是“死胆子”。
大屋长辈六老倌说这棵大树像是桅杆，大地坪老屋是只船，这个屋场的风水应是船形。大枫树保障了这只船能乘风破浪，永远安全。
大枫树是附近风景林中的老寿星，我们称它为古枫应是当之无愧的。
一九六二年我从谭家山回到大地坪老屋时，发现后山的风景古林都荡然无存，说是大跃进时大炼钢铁大办食堂时全部砍伐了，屋前屋后都剃了光头，成了“亮点”。唯有这古枫幸存下来，由于它独树一帜，孤立凌空，我称它为孤枫。
左图：钢笔画后院外景一角，画面左上角即古枫树
我没有照相机，为了给孤枫留个纪念，只好通过绘画手段描写下来。一幅是钢笔淡彩刻画了它疤瘤古怪的下半部，一幅是用水彩写生的葱蔚浓郁的上半部。同时，我在书画诗词作品中的署名都自号“孤枫居士”，以此表示我对古枫的留恋之情。
我很害怕幸存者会招来不幸，害怕有朝一日“桅杆”被狂风吹倒，甚至整船倾覆。担心和噩梦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或许我对古枫情有独钟，而往后的现实证明如此。
社教工作队的到来，除开展四清工作和坚持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以外，还倡导一些生产建设工作。如老潘指导打三合土晒谷坪，建水力碾米厂等。建碾米厂解决了人力礱石舂米的劳动负担，米质糠质远远优于人工舂米。何况利用渠道的水力带动水轮机，完全解决了能源问题，是件皆大欢喜的新鲜事。
但也出现了不尽人意的事，一是为了解决砖石材料，挖掘了不少坟墓；二是为了解决水轮机的固定横梁和机厂的支承大垛梁问题，就打了古枫的主意，并对它执行了斩杀。于是我地最高最大的古枫，在一个萧飒的秋天，朝南倒在尹家湾的天地里，与地面接触的一霎那，发出“噼里啪啦砰”的痛苦呻吟。
右图：水彩画《后院》之古枫树一角
桅杆的倒下，邻居们发觉得很安全了。有的说如果被大风吹倒了，不知谁家遭殃。有的说，如果被大炼钢铁烧了木炭，铁屎渣也得不到一块。有的说，建肥料厂，建碾米厂和保管室，大枫树做了几根大杠梁，物尽其用，才是有利的好事。但没有人提起六老倌的话：大树像根桅杆，保佑了大地坪老屋这只船的顺风远航。
古枫其所以劫后余生复而被劫，是因为它没有佩挂林业部门的护身符，那时确也没有给古树木挂牌保护的措施，这叫生不逢时；同时它生长的地段环境不是岳麓山的爱晚亭，谁能为它讨饶求情呢？又凭什么理由能亮出尚方宝剑吆喝“刀下留树”呢？！这是生不逢地。六老倌说它是保驾护航的桅杆，有什么作用呢？！它的倒下是迟早的必然！
古枫倒下后，剩下的树蔸也被采薪者掏成一个大坑，有心人在坑里植下一丛杉林，保住了这古枫原址，这是可靠的标记。
2009年11月15日下午，因修建浏醴高速公路，大地坪老屋被挖土机夷为平地时，我对着一片断瓦残砖的场景拍照留了一个最后的印象。幸而路基红线沟外的那丛杉树未被铲除，这当然也是要拍照留念的。
我曾多次去岳麓山游玩，但不选深秋这个季节；因为我最怕在深秋看到那“红于二月花”的枫叶。我只去过一次爱晚亭，也是这个原因。杜牧这首诗像电感应一样，刺激我的心泛起不平静的波澜。
186、塘堧屋和万猪场
大地坪老屋的地坪墈下有栋上下两进一天井三开的老屋，俗称塘堧屋。因为清雍正年间建大地坪老屋时做土砖取泥于大地坪墈下，墈北侧就挖成了东西向的长椭圆鱼塘，鱼塘南岸的老屋就称之为塘堧屋。这老屋的住户都是乾三公的后裔。我记得最清楚的长者叫增老辉，就是常与大地坪老屋六老倌谈禅的那个慈祥老头儿（前文“火炉边的故事”有所描述）。
塘堧屋是我和童年们常去玩耍的地方。喜欢喊话惹得“寻婆婆”和“喜鸦鹊”大骂我们是毛弹神（前文“土改之对门屋场”写到）。也喜欢用棍子敲打大水牛的角，惹得“交古老”把我们赶跑……。然而，这样一个熟悉的地方，这样一个熟悉的屋场名字，我竟只知道喊出塘堧屋的地名，却写不出那个“堧”字。
地方人都认为堧(ruan)是边的意思，方言发音为xian。查《辞源》：堧，河边地也。又，宫补短墙曰垣，内垣之外与外垣之内的空隙地曰堧。《说文解字》没有录入此字。《康熙字典》：广韵而缘切，集韵、正韵、韵会而宣切，同壖，亦作曘。韦昭曰河边地，张晏曰城傍地，一曰城下田，亦作沙土地，亦作水滨地。佩之斋诗韵刘为下平声先韵，注为水边地，如河堧淮堧。因此，塘堧屋当是建在水塘边的屋，准确地标明了它的地理位置。俗称塘边（堧）屋也是正确的。写到这里时查阅资料，受益匪浅。
我自1958年吃了最后的早餐（前文所述）离开大地坪老屋之后，到1962年7月回到老家时，发现大地坪墈下鱼塘南侧的塘堧屋成了一块空隙地。留下一二小间平房是残砖旧瓦重盖的，住户是队上会计沈美华。真是时过境迁，人去物非了。两进三开的塘堧屋哪里去了？“喜鸦鹊”飞到哪里去了？交古老的水牛还在吗？有“好的、好的”口头禅的增老辉还能做篾匠吗？……所有的疑问把我带到了美好的童年。我只好去问明老星和孝老经两位阿公，因为他俩经历了大跃进，是饥饿线上的幸存者。
明老星一边吧嗒着长杆旱烟筒说，“还有什么塘堧屋，人都保不住了！说什么要建万猪场，喊搞就搞，木材砖瓦都过了网江岭，过了教军坪，过了复陂塅。扛的扛，抬的抬，担的担瓦，推的推砖。路上就像过“粮子”一样，像蚂蚁牵了线。砖瓦树木都送到新安铺的朱家排。不只是塘堧屋，凡是老屋烂屋独屋都要拆掉去建万猪场。就是发了癫一样，想都想不到这样……”。
孝老经说话是不露声色的。老是半眯着眼睛，微偏着脑壳叙述着：“还冇拆塘堧屋，增老辉（增辉）和交古老（交善）就去了老屋里（去世）。大水牛的骨头也熬了骨子油做了肥料。喜鸦鹊（喜庆）到对门屋黄婆婆那里填了房（亲属内部男到女家）。增老辉的后人都住进了宝乔祠。冬麻老（冬庆）和兆篾匠（兆庆）两兄弟搬到楼底屋。叔庆积庆都没有后人，改给（土改）了河海（地主），也住在宝乔祠。只有先萝卜（徐氏）带着美华（徐氏儿子）冇走，捡了旧材料盖几间也安个身。还讲什么塘堧屋，人都五湖四海了……”。
我因塘堧屋场的消失才知道在新安铺的朱家排建了个万猪场。于是我于2008年托二哥阳希带给当时建场的知情人一份调查表。知情人是龙伏镇太白村沈嵩山老人，虽年高八秩，却不健忘，很快反馈了调查资料，再现了当时的基本情况：
一、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0年元月建朱家排万猪场，正是大跃进、办食堂、饿肚子、得浮肿病的时候。朱家排万猪场建在新安铺之下，南山桥之上的山脚下。场长是黎集吾，会计是邹梅生，技术员是邓玉龙。
二、建场的砖木材料分摊到十个大队负责。每个大队要负责建一栋，每栋要养一千头猪，每栋有二十间猪舍。总共占地二十亩。
三、建场时是冬天，就把雪扒开动工。各大队送来的材料都是无偿的，送材料的劳力也没有工钱发。第十栋是分给我们石江大队建的，只好拆屋取材料，反正劳力不要工钱，任务必须完成。
四、当时的苏联猪种产的猪崽。开头有五到六千头，到后来只有两千头了，到结局还有多少就不知道了。因为最后把他调回太白当会计。他当时在水产部，水产部的财产转交周远游、邹梅生接管，他走后就搞不清了。
五、猪饲料都由各大队负责送到万猪场来。人都饿肚子，哪有猪吃。万猪场难以维持下去。到1961年4月，就慢慢开始拆猪场，说是体制改革。1962年就停止养猪了。到后来在这里办了敬老院，我们太白的能木匠是烈属，也是孤老，也送到朱家排敬老院了。
六、当时只有五个饲养员，十个兽医。猪发的病是传染病，他也搞不清是什么病。到底万猪场是赚了还是赔了本？总之，猪冇了屋拆了……
从塘堧屋的消失到万猪场的兴建，从万猪场的停办到敬老院的建立，敬老院停办后，这里恢复了一片田野。短短几年，缩影了一个时代的变革是何等的盲目和荒唐，甚至疯狂。本世纪前后，塘堧屋和朱家排原址都是高楼林立，景象全新。但殊知，半个世纪之前，这里曾发生过“疯疯癫癫”（或者这里轰轰烈烈）的往事。是为记之，为鉴也。
187、新资产阶级分子
在社教运动中，清理的专政对象中，除补划了地主富农外，还划了一个新的阶级成分，叫做“新资产阶级分子”。关于前者，我一直觉得土改时地主富农的生活水平，实际上还比不上本世纪本地农村普通老百姓。
关于后者，在社教时就是一个新成分，故称新资产阶级分子。我们龙伏公社就在一次批斗大会上，宣布了上源大队的陈国光和复新大队的傅乐安划为新资产阶级分子。不过，他两人没有参加过我们五类分子的集训，因为他们是第六类分子。也可能他们列入二十一种人黑名单之内，或者列为内专对象，总之有个“分子”的头衔。
陈国光原是我在南普寺读高小的同学，解放初期参军在部队当过卫生员。复员后在石江诊所（今江美和瑞队陈桂清住址）从医。后撤石江诊所，建龙伏诊所（原龙伏老街，今付淮窗住址），陈任该诊所所长时，以付贤乐、刘赢洲两人（皆地主）坐诊中医，付育仁（地主）主中药调剂，江述吾主诊骨伤科。
在这个天地里，中农成分、军人出身、年青有为，他应是红旗下的红人，青云直上的，这也是他人生中的极盛时代。然而在社教运动中，他被划为新资产阶级分子，于是被打回了老家麻坊坳，一直务农为业。后来虽取消了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但再未能回到医疗卫生部门去。当过村上护林员、村长，入了党。
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应属于工薪阶层。要划个新资产阶级分子，必须是捞了一把，爱财者的发财，是取之有道？或是非法敛财？从1964年8月6日中共湖南省委发布的《关于处理常宁县委主要成员腐化变质问题的决定》文件中可管窥一斑。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常宁大多数被整者相继被解放出来，收到党纪政纪处分的234人，判刑或劳教的5人，划成新资产阶级分子和补划地主成分的4人……。
从中共浏阳地方史所列数字（见前述文字），大致与常宁相类似。既不是龙伏公社的创举，也不是醴陵工作队的新发明，而是系统社教运动的产物。
划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傅乐安，是另一类情况。
傅诨名为“乐结巴”，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是一介农夫，也是传承了祖上衣钵的鸭司令，住在捞刀河畔的凫渚台（俗称乌猪袋，雅称乌飞台）。因为这里的地理环境是“沙汀凫渚，岸芷兰香”，有着得天独厚的养鸭条件。同时，他掌握秘传的孵化仔鸭技术，发的鸭财也是赚几个辛苦钱。因此地方评论说发财也该他发，不偷不抢，盖几间土砖屋，发点财也喷做鸭屎臭……
但这样的人，在社教中就成了新资产阶级。这样的新资产阶级能比上资本家家中的佣人么？！只有没收房屋，停止孵鸭子，强迫劳动，戴上一个“帽子”，挂着一块牌子，成了一个“分子”。纵你乐结巴有天大的本事，你也发不了财，和大家常年在泥巴里滚工分才开心，才达到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目的。
胡耀邦上台后曾说：“什么是农业？单打一抓粮食，不顾农民家计是不对的。应当坚持的做法是，绝不放弃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哪一项都不能忽略，那么多的劳力，闲置起来是难以估量的损失。”
拨乱反正后，傅乐安激发了被强制压抑的养殖积极性，重整旗鼓，再操旧业，开起他祖传的鸭棚。春秋两季孵化的鸭苗，赊给地方的零星养鸭户，也赊给贩卖鸭苗的剩余劳力。他不但自己富了，也带动了他人富余。因此，他成了万元户。从此“乐员外”成了他的外号，取代了原来的“乐结巴”。
乐员外的事迹评了科技示范户，电视上播出了“养鸭大王”的节目，他被评了“神农一等奖”、“优秀致富能手”，并入了党，出了名，选上了浏阳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浏阳县委还将给他一面养殖专业户的锦旗，上面由民政部长崔乃夫题词“为富施仁，精神可嘉”。浏阳民政局长宋赛云赠了一手七律：
沧海曾经骇浪横，浊清泾渭自分明。
蒙冤忍受当年屈，创业甘回此日荣。
户号万元勤俭致，名扬千里技能精。
照人恰似无私月，一片丹忱倍有情。
我和他一起到浏阳开过几次“科技示范户”会议，会后逛街时，他用轻缓沙哑的声音对我说，沈老师要斩把劲搞，发了财也要出点名，我好推荐你去当个政协委员……。我说我是吃粉笔灰的教员，搞点庭院副业就评个示范户都很惭愧，还想当什么委员啊！我这个教员怎能比你这个委员啊！你原来只有一个“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可现在的帽子就多了去了，委员啦，大王啦，党员啦，模范啦，员外啦……。
这是这个社教时的“新资产阶级分子”生涯中最风光的鼎盛时期。几十年来，他的外号固定成了乐员外，乐结巴再没有人这样喊了，也不再是“新资产阶级分子”了。
2009年，我在龙伏镇看见他在赶集，还是老样子，高瘦个子的背有点隆起，走路向左侧着身子。躲在鸭舌帽下的眼睛不停地眨着，一身旧中山装，还是当年乐结巴的老样子，看上去没有员外、委员、大王的风度，一个勤劳致富科技发家的地道农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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