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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博爱
第九章 火官庙与谭家山（六）
119、谭家山煤矿
谭家山煤矿是国营企业，省委李端山任矿长，自投入劳教人员和劳动人员来矿参加劳动，就更名为谭家山新生煤矿。“新生”两字就标志着是教改劳改场所。从砖桥到谭家山路途不远，谭家山离湘潭市下摄司也很近。
谭家山煤矿开采烟煤，是炼焦的工业用煤，含碳比例比较高，着火点很低，地下水位高，而且水量大。从井下抽出的积水流到小溪里，沉下一层厚厚的泥煤。附近村民趁着井下修理水泵时全家出动挖泥煤，做成煤饼晒干做煤火。冬天，犯人也下班喜欢带些煤块放在宿舍里，划根火柴即可点燃，就坐在床头烤火。
谭家山地段是光秃秃的小丘陵，因为是个老矿区，地下坑道纵横密布，挖得很空，所以这个地带的民房都建的很平矮，担心有倒塌的可能。矿区分为三个工区，也叫工段。一工区是竖井，二三工区是斜井。竖井用吊车出煤，斜井用绞车出煤。煤场成了煤山，常有来捡煤的老者和儿童。如发现有乘机偷煤者，就有专人吆喝赶跑或捉拿，但都以批评和退煤处理了事。
我分在三工区。所长杨坚调来这里改成做指导员，负责管教工作。潘保林是三工区的书记，负责全面管教工作。犯人都住在简陋的木架工棚里，管教干部住在简陋的砖房里。民警另有营房，但人数不多，主要是站岗放哨。只有立在较远的矿部才是水泥红砖结构的现代建筑，属湖南省公安厅的劳教单位办公地点。我从来没有去里面看过，只在释放回家时到过一次管教科。
矿部外面有一块几十米长的黑板报长廊，我和老犯人付有完每月去那里出一次板报。谭家山矿部正门牌楼上的“谭家山新生煤矿”七个两米多高的大字，是我和付有完写的，并用油漆做在上面，所以这七个大字在我的印象中一点也不模糊，印象特别深刻。
120、虱婆成灾
小时候，常听祖父母背地评论某人说：某某他自己一身虱婆都抖不净，还有什么能力帮别人呀！有说：他这一身虱婆一世也抖不净……我说时时抖天天抖，总要把虱婆抖净的。祖父说：只能把虱婆抖下来，藏在衣缝里的虱婆仔是抖不干净的。三天就有了虱子虱孙，虱婆虱婆三夜做外婆。我说：捉不尽抖不尽就用或烧死吧！祖母说：用火烧虱婆是蠢办法，连衣服都烧掉了。虱婆不怕捉，只怕开水泡。我问虱婆是从哪里来的？她说是雨天淋了生水，不洗澡不换衣，从肉里面长出来的……
这都是童年的回忆。我当时确实是个虱盲，身上既没有生过虱婆也没有看到过虱婆是个什么样子。直到成年后才知道祖父母指那种满身虱婆一世也抖不清的人是指欠了一身债一世也赔还不清的人，才领悟到欠了一身债就比作惹了一身虱婆，抖落了多少虱婆就比喻还清了多少债。
又后来从生物学上才了解到虱婆就是昆虫纲无翅目的一种寄生虫，长期吸吮人和动物的血液。视力和双翅退化，故称无翅目，有头虱、衣虱和毛虱等几种，于臭虫为伍，是侵害人体健康和传播疾病的寄生虫。
又后来从语文课里知道寄生虫引申为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历史上把那蠹国害民的官吏称之为虱官，现在的话叫贪官，叫蠹虫。但没有听到叫贪官为寄生虫的，也没有听到叫吸血鬼的，更没有听到榨取民脂民膏的，却从媒体上看到很文雅的批评－－乱花纳税人的钱！虱婆不但有惊人的繁殖速度，更有惊人的隐蔽方式。“逃于深缝，匿于坏絮，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这种行为现代人叫暗箱操作。
祖母说虱婆不怕捉只怕开水泡，是个传统的灭虱经验。但在汉代淮南子说林篇中有“汤沐具而虮虱相吊……”的记载。可见虱婆为患历史悠久，扑虱之法自古有之。可在暗箱中操作的虱官们是否也怕开水烫呢？反腐倡廉，年复一年。捉不尽的虱婆，反不尽的虱官。
我真正对虱婆的了解和亲身体验应该是在我从砖桥工地调到谭家山新生煤矿的开头一段时日里，真正尝受到寄生虫吸血鬼的厉害和狡猾。来到三工区的第一夜是睡在工区的大棚里，没有床铺，都睡在地面的稻草上。秩序混乱，空气污浊，灯光暗淡。为了守住我的装着书籍的箱子，只好把箱子当枕头。
睡在这地方的不全是从砖桥来的犯人，是从各地看守所调来编在一个大队的。发自各地方言的嘈杂声、呕吐、腹泻的恶味使我通宵不能入睡，还有人来不及如厕就把稀屎拉在离我一米多的地方，直到第二天才有人清除。在这种环境下没住多久，后来撤除了地铺，搬来了上下双层木架床，我住在大棚门口的右边下铺。
几天来听了几次有关改造新生之类的报告和安全报告，讨论学习也是老调重谈，早已成了习惯。填表造册也是免不了的项目。想洗澡洗衣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每天发块水牌子是为了控制用水，特别是热水很难供应。工区突然增加这么多犯人，只好砌些露天烧水灶，来解决开水热水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每天只洗脸不洗脚，免除洗澡洗衣。很快发现夜里有东西吸皮肤，又痛又痒，白天把衣服翻过来抖来抖去也没有发现什么虫蚁之类。有人教我从衣缝里找到了虱婆，并用指甲掐死发出轻微的响声。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虱婆。
不几天，虱婆不但做外婆，连它的曾外甥也做了外婆，寝室已是虱婆为患，很快形成了捉虱高潮。有认真把衣裤翻来覆去的，有传教捉虱经验的，也有不捉虱婆的懒鬼，而我是不会捉虱婆的蠢货。不过，我想了一个办法，也是一个懒主意。因为虱婆在晚上才出来发起进攻，只有身子一动它就躲在衣缝里去了。所以我每晚把衣服脱光，把衣服卷成一团藏在床底下，这样就能睡的好，清早再躲在被子里把衣裤穿好。
不久，管教干部发现了虱灾为患，就开展了蒸衣煮被的灭虱大行动。床缝的榫眼和板缝不藏虱婆，只藏臭虫，床架就不用开水烫了。很快 ，灭虱之战取得伟大胜利。被蒸煮的衣被变成了迷彩服，要仔细辨认才能找到自己的衣被。穿盖在身上的衣服发出一种异味，应该是虱婆的屎尿味和人的血味的混合气味。这也无人埋怨，总之保住了血，睡好了觉。我也不再脱光衣服象泥鳅一样躲在被子里睡觉了，这是我人生独有的狼狈滑稽的一幕，但无照片留念。
灭虱全胜，真是大快人心。管教干部把劳改犯人编成第三大队，下设几个组。各组的犯人来自各个县市，一切开始走上正规，即将投入劳动场所。有的种菜，有的运输，有的下井。我被编入井下工，即是下井挖煤。
121、傅有完
我虽然属于井下工的编制,但没有安排我下井劳动，管教干部指定我当大组长。我实在不能胜任这个牢头的“官职”，因为我没有霸气和凶煞的派头，始终是一副书生青年相。我确实无力以牢头的气势去管教那些来自各县市的、三教九流的、凶善莫测的各种形形色色的犯人。
我只能每天干着一些琐碎的事情，比如在一块小黑板上填写各组的考勤情况，统计各组犯人的基本情况，如姓名、年龄、刑期等。有时安排老犯人打扫环境卫生，有时汇报近日情况，反映犯人提出的意见。实在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觉得非常无聊，只好从那木箱里拿出一本仅有的古文观止－－唐文。虽然味如嚼蜡地反复啃了几遍，仍不能消除我那空虚无聊的感觉，情绪很不安定，心情很不踏实，倒是很羡慕三班倒下井劳动的犯人。
临时住下的大棚改成了一个大礼堂，也就是犯人集合听报告的地方。要把这个地方布置起来，少不了要挂横幅，要贴标语，要办个评比栏、监视制度等，于是我的主要工作就是重操小技，干些写写画画的事情了。同时，一个由多人组成的宣传小组就产生了，我任组长，派一个叫付有完的老头来协助画画，一个姓刘的（原是中学教师）负责刻写蜡纸印资料。我从老刘那里也学到一些刻钢板的诀窍和经验。从付有完老头那里学到了不少绘画技巧，所以我尊他为老师，而不视他为帮手。
付有完是个高瘦身材的老人，国军出身，应是因历史反革命罪而判刑劳改的。这样瘦弱的老犯人是不能下井劳动的，安排他到宣传组干脑力劳动是很适宜他的。我和他相处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听他讲过他的出身传，很是沉默寡言的。
只有一次，讲他在国民政府军队服役时，他到团长那儿请示有关事情，叫声报告，团长应声进来，他推开房门刚跨进一只脚，看到团长伏案办公，不但光着身子，并且怀里楼着一个也光溜溜的女人。他立即缩脚推退出之时，团长若无其事地说：不要怕，男女之事，人之正道。有事说吧！
他说自己不敢正视这样的场景，报告完毕就匆匆退出。可是团长与女人仍在演着这种丑戏，真是受了一场莫大的侮辱啊！纵然是人间正道，也不能无羞耻地处之泰然啊！他讲完没有明显表情，这个在华中美专学过绘画的国军军官，依然恢复着沉默谨慎的老犯人形象。
矿部办公地离三工区有一华里远。我和付有完都有长期提票手续，每半个月要去矿部一次，要在那里呆上大半天。吃了早餐去，中餐是到矿部食堂吃，下午回来。大半天时间是换版出黑板报。那块立在矿部外面公路边的黑板报足有二十多米长，是我看到的最长的一块黑板报。板报内容由矿部提供资料，排版设计装饰由我们组织书写绘画。完成了这个任务后，也没人检查。我俩要认真设计编写绘画，仔细校对，生怕在文字上重新犯罪，所以处于“如惊弓之鸟，如履薄临深”的紧张状态。
付有完至少要比我大三十多岁，擦洗黑板的事我要争着做，边花、角花和刊头我尊着他画题头也让他写。我进行大体排版后，负责大面积的正文书写。他感觉很累，总是腰酸腿胀，所以带个“鸭婆凳”（小板凳）坐着写画。不时用带来的烂毛巾擦擦汗，有时端起斑驳的搪瓷碗喝喝水，或卷起喇叭筒若有所思地吞云吐雾。
我和付有完最后一次做事是书写矿部门口、跨在公路上面牌楼上的大字－－谭家山新生煤矿。原来只有“谭家山煤矿”五个字，现在增加了劳改犯人和劳教人员，这里就成了劳动改造重新做人的劳改单位了，因此要增加“新生”两个字，使其全称为“谭家山新生煤矿”。
牌楼相当高大，大汽车都能从下面驶过。要在那高悬的大铁板上用红油漆写上七个高2.5米宽1.5米的特大行楷字，是不能直接书写的，况且站在手脚架上操作，付是有危险的。再三商讨，得出一个方案，就是用沙子在大纸上撒字，修正后用墨笔圈出笔画线条，然后扫掉沙子，就显出一个白描字体了。最后把七个字横摆地上，再三修改，直至达到协调平衡，合乎统一变化的原则才定稿。
第二步是由付老头在下面远观指点，我把大字复印在铁板上。第三步是涂上红漆字体，然后用黑漆勾出立体。付老头只能坐在脚手架上涂下部，我涂中上部。他在架上涂漆时，冒着汗珠，生怕老命难保。
花了一周时间才安全成了任务。我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任务，这个主意是城府很深的付老头出的，我很感激他传授了经验。此后我住进了新宿舍，再也没机会看到过他。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沉稳、认真、寡言的、如惊弓之鸟的、衣着褴褛的老头儿。
122、钟伯薰
一天，我和付有完在画宣传图片时，有个头戴蘑菇形状斗笠的矮壮青年男子来到现场，平头下一双大眼炯炯有神，目光犀利，从略呈鸡屁眼的嘴唇吐出几句长沙话，并拿起待用的毛笔在废纸上写了几个行楷字。
我看到他戴的那个斗笠是上下翻的油纸斗笠，就联想到蹉跎坡树林中的黄板菌（即植物学上的美味牛肝菌），就很感兴趣地和他说起这种斗笠的优点来：大小适中，很轻便，既能挡雨又能遮太阳。我们浏阳只有麦杆织的草帽，只能遮阳不能挡雨，不过它也有可垫坐和扇风的辅助用途。
他立即指着斗笠说：上面不是写着“晴雨咸宜”吗？要看它的主要用途，不要看次要用途，要主次分明，不要本末倒置。这是有名的宁乡斗笠，具有地方特色。从那以后，我只要看到一朵黄板菌在路上缓缓晃动着，就判定是那个戴着宁乡斗笠的人来了，这个人就是我要说的钟伯薰。
工区书记潘保林对我说，有关宣传组的事有钟伯薰来帮助你们，有事可问问他，他也是个能写会画的人。可是钟伯薰没有和犯人住在一起，住在另外一间极为简陋的房子里。行踪不定，有时来了也是只写横幅，很是懒散，究竟是工区劳改犯中哪类人群呢？我很是摸不着头脑。
通过一段接触交谈，了解到他是读过美专的，不过只能画山水花卉，不能画人物草虫翎毛等。能题诗作画是画国画的必修项目，钟常引用腾王阁序和岳阳楼记中的一些名句，可见他有古典文学的基础。后来他把仅有两本古文－－唐文和晋文散本送给了我，增添了我在狱中的精神食粮。
他在我印象中是个文人，但我不知他是个什么阶层的文人。后来又了解到他家中只有母子两人，他好像曾经是个少爷式的官宦子弟。最后才知道他是个受劳教处分的右派，在矿区人群中属于劳教人员一类，解除劳教后就是劳教就业人员，但免不掉劳教二字。虽然就了业，也看不出干什么行业，当他摇唇鼓舌的时候，总是口若悬河，手舞足蹈。在高谈阔论之后，就卷起喇叭筒，带着一缕云雾而去。
一天， 他记下我老家的地址之后，说声我走了。没有什么行李，穿着一双车轮皮做的草鞋，顶着一朵黄板菌，就这么慢慢离开了工区。我只是死死记住了那个写着“晴雨咸宜”的宁乡斗笠。
1963年葵卯，农历8月16日（公历10月4日），钟伯薰应邀来到大地坪老屋。因为次日是我和戴陵鱼的婚宴喜庆，邀他来是为了挥毫泼墨书写喜联，撑个文人面子，这也是我的小小虚荣心。对联是我岳父代做的（从岳父诗文遗墨中未能找到，也是一个遗憾）。上下房族邻里，都对我结交了一个长沙文人，有点羡慕的感觉。
由此他认识了我的堂兄沈皆遂和堂弟沈鸣皋，同样是满口珠玑，谈古论今，说的天花乱坠。廿八日临行之际，他竟提出要帮我还债。我办这桩婚宴确实是架了没底船，都是大哥怀希代办的，当然是惹了一身虱婆，因此我对他也寄了点希望。
1964年秋天，我到乌山坪塘的一户农舍里找到了他。这是一户姓肖的人家，有几间平房土砖屋。一路问去，都熟知钟老师，说在肖大叔家里教私塾。未进厅堂，就听得一片咿唔咕比之声。钟伯薰确实在设馆授徒，振铎糊口为生计。我刚跨入门槛，看见钟先生手执课本，正在领读，程氏幼学卷二老幼寿诞篇：“……姜螈生稷，履大人之迹而有孕，简狄蕴藉生契，吞玄鸟之卵而协孕。……”
厅屋里摆的大方桌称之为课桌，每桌可坐四个学生，俗云十载寒窗坐十年长板凳就是这个场面。大概只有学生三十名左右，男的女的大的小的混杂在其中。大概分为三个级别，大年龄的读四书，中等的读幼学，小的读三字经，可算是一个复式班。没有统一的课本，有32开本的，有16开本的；有铜版，有石印，也有木刻，铅版的。五花八门的版本都是学生自备，可见留在民间的启蒙读本还是不少。
钟老师抢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之前开办私塾也是一个机会，也许是农村孩子就学的一个窗口。当此时，对于钟老师这个四体不勤的书生来说，凭着书画诗文和爬方格是不可能填饱肚子的，也是一个权宜栖身之计。
我在肖老大家住了一夜，喝了芝麻豆子茶，这是对稀客的特殊招待。次日我谢情告别钟老师时，他说学费是收稻谷，待把谷子售出后，支援你还债。我已心领神会，涸辙之鲋，怎待得西江之水？
在宁乡县双江口区双江口大队老家,我看到钟老师确系母子相依为命。从他邻居好友水利干部程映葵口里得知他是个落魄文人，划右派后无谋生职业。难怪他写的诗中有“潦倒频年失所居”的哀叹之句。真是生存有道，相交若然。
1978年，知识分子等来了第二个春天。我相信钟伯薰的右派也该平反纠错了。便去信给他的好友程映葵，了解他是否劫后余生……。不久，钟伯薰带着一个叫袁春梅的俩母子来到蹉跎坡新居住了一晚上。妻子热情款待，并打发衣布一块。对于他有了家室，当然很是快慰。又知其在宁乡县泉塘中学教图画课，是个发挥专长的机会了。与他虽是萍水相逢的他乡之客，但属于“人民”以外的另类难友，当有同病相怜之感，看到他的近况，也是发自内心的欣慰。
他对我新建的蹉跎坡新居很是感慨，一是我夫妻二人凭着刻苦的劳动，不但承载了这八口之家的生存重担，且建起这个新居。二是看到我能挑起初三的理化生三门理科教学任务，并未放弃诗画所专，觉得不可思议。
临别时他说与袁春梅组合的家庭，一定会把儿子培养好。我只是在默默地祝福他晚景无虞，“燕筑新巢忘旧怨，莫悔当年失所居”。
1989年，钟伯薰介绍一个叫彭伟清的女生到我任教的龙伏中学复读初三，那是他最后一次来我家。自此以后，音信全无，不知所终。他留给我的印象还是那顶在路上缓缓移动的黄板菌样宁乡斗笠，上面写着晴雨咸宜四个楷书字。
123、浏阳梦
我自正式下井挖煤，就随着带班的老工人实行三班倒。上零点班的是白天睡觉休息，整睡八小时的很少，大多下午填出书剑做些杂事，或闲荡，或看书，或洗补衣服等。但上午都睡在床上，宿舍里很是肃静，除了一些鼾声外。
宿舍还是大宿舍，结构是陈旧的木架子，墙壁是木板钉的隔板，也有用竹片织好糊上你把的。屋顶虽然没有四十八只鼓眼天井（传统民居为采光安排的设置），天晴时还是能影射出不少鸡蛋鸭蛋那样大的光斑。墙有缝壁有耳，风声耳语都能穿透，保证气象信息灵通。冬不暖，夏却很凉。
冬寒倒不要紧，下班时会有人带几块烟煤堆在宿舍中间，划跟火柴就点燃了。二氧化硫的气味虽然很浓，但百孔千疮的墙壁保证了空气绝对流通，绝不会因此而中毒。睡在床上烤火，比野外烤篝火更舒适。也有在煤火上烤未吃完的馒头包子的，也有乘机在边上烤干衣服的，嘴里还要叼着一根喇叭筒吞云吐雾。三班轮回，篝火长燃。这是宿舍的冬天，别有一番正常人类才能有的景象。
但没人能想到，祸殃也在这个看似安详的环境里悄悄伏下。
1961年夏秋之间的一天，我和傅有完真在矿部写黑板报，管教干部突然派人叫我赶快回去，我只好立即赶回工区犯人宿舍，留下傅一人继续出黑板报。
呈现在眼前的景象是一篇碎瓦和倒塌的木架子，很多人都在从瓦堆里和压塌的床架下寻找伤员，我赶快参与到抢救中来。这次事故幸好没造成死亡事故，因为不是砖砌的墙体，屋架被倒下的床架缓冲，瓦片也不是整体坠下，再加上倒塌发生在白天，而白天休息的犯人只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所以伤势也不是很重。
我也喜欢午睡，幸而到矿部干活去了，幸免这场灾难。究其倒塌原因，是因为这种简便的房子都是建在废料矿渣上。地下的矿道稍有变故，屋基就易失去平衡。于是这次清除现场后，都住进了另外的简便宿舍。
此后我常在房屋倒塌的噩梦中惊醒，睡眠不足，神经愈加衰弱。某晚，犯人都在酣睡中，我突然从噩梦中惊起，夹着被子从上铺跳下来，一直冲到宿舍外面。被惊醒的其他犯人把我拖回来，我才清醒。他们说我当时脸色铁青，满头大汗。这种恐惧使得我常常不敢入睡。
次日，我要求犯医胡石冰给我安眠药。他说这时神经高度衰弱，不是吃一点要就能好的。问我是有过病史。我想起来在南普寺读高小时，住在关帝庙戏台后面的房间里，别人说我有几次我爬起来闭着眼睛跑到戏台边屙尿，然后像没醒一样回到床上继续睡觉。
在老家时，祖母也说过我晚上起来走过几间房都不醒，眼神呆呆的，嘴里胡说着。胡医生说这时夜游症，治本是安定情绪，少想事。治标是服些镇静剂。此后，他对我的胃病和神经衰弱症付出了不少心血。
本世纪初，湖南出版了一本《长沙风物大观》，其有关于“浏阳梦”的记载，讲述一个浏阳人夜游逃到江西，三年之后才清醒过来的故事。我在想，我的五年冤狱，和近二十年磨难，现在回想起来，也恰似一个浏阳梦。
大约在1962年春天，我们搬到了事故后新建的砖木结构标准宿舍，一切配套设施都很完善。我在那里开始了我的业务学习和文艺宣传活动，那里也是我的古文知识奠定基础的重要场所。
124、潘宝林
劳改单位由几种群体组成，狱警是专政机关必备的武装力量，但在谭家山除岗哨以外，很难看见警察在活动。其次是管教干部，也是不很多，除工区书记潘宝林出现的较高频率以外，其他指导员也很少与犯人接触。从浏阳看守所调来的杨坚所长也是指导员，与他接触的机会是多一点。一个姓陈的指导员也是管我们宣传活动的。
主要群体是犯人，犯人上下班是由工人领队并知道挖煤，犯人称领班的工人叫某班长。其他群体是管教人员和就业人员，除钟伯熏外，我很不了解他们，好像他们是介于人民与犯人之间的群体。虽不规划为五类，至少是属于二十一种人的内专对象。在以上这多种人群中，留我印象较深的应该是潘宝林。
潘书记也和浏阳火官庙的陶宗迪、杨坚两位所长一样，穿着简朴，处事很公正廉洁。个子偏高，脸部瘦削，嘴里老是叼着一根矿木筒（犯人对香烟的叫法），每次作大会报告时总是喜欢吃接火。
他说政府给你们的生活标准是不低的，而是按高温高空井下高标准的。每人每周51斤半粮食指标，每人每月一斤饼干一斤砂糖，都按时发下来了。厨房里有北方犯人掌白案，每天三餐米饭一次丐食。掌白案的就要把丐食做成多样化，不是走完一条馒头运又是一条包子运，每个星期七个花样，包子馒头花卷烧卖饺子油饼，轮流变化。一种原料作出各种花样产生不同的美感。
但是搞白案的一定要把关，不能抠减分量，特别不能走漏。任何人不能从白案组拿走一个馒头等。不管是谁，不能讨好。还有搞红案的，要特别注意，不准任何人来揩油。有一次，一个到红案组煎鸡蛋的人被潘碰上了，他立即制止并给于严厉的批评。
他说劳动改造是改造思想是学会技能。你们吃了这样好的伙食，并没有完全利用，还有寄生虫在危害你们。上次进行了一次扑虱，下次要来一次驱虫，就是杀死肚子里的蛔虫。
关于电影队、图书馆、花鼓剧团、京剧团的犯人虽是脱产，也是劳动。要发挥文化艺术的政治思想教育作用，马上就排演一个反映改恶从善重新做人的歌剧和话剧相结合的戏剧出场。他说的这些，我都介入和参与了。留在印象中的李从善、黄锋、朽木发芽、苦楝皮、打虫等，依稀在目。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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