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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作者的钢笔组画《银杏之幸》之四
第九章 火官庙与谭家山（二）
102、审判长的巴掌
犯人在令人窒息的监牢里蹲久了，要说要写的都已说了写了，只求快些判决，快些调到劳改单位去，至少能见天日，能呼吸新鲜的空气。我也知道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要想无罪释放是异想天开的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同样指望着快判决，铁定是要去劳改的。
终于，这一天到来了，记得应是1958年5月底到6月初的一段时间里，一日，我和焦七海、沈皆遂三人被押到浏阳县人民法院，对“读书会”一案开庭审判。记得当时的法院设在圭斋路石板巷内，即现在的中医院后面，院长是杜克强。审判庭的气氛十分森严，按常规的组庭有审判长陈文鹏，有公诉人，书记员和陪审员。出了五块钱请了个律师叫易炳坤为我们辩护，充分体现了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这是无可非议的。
检察宣读公诉状之后，审判长对我们三人分别进行了问话。我知道这是无法争辩的。在反省时，已经对组织读书会的整个经过和目的都做了详尽的交代，根本找不出半点反革命言论和事实。现在硬要强加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的罪冠，也无可奈何。何况起诉内容也是一串大帽子，都是空洞无物的。所以我没有回话。已是俎上鱼肉，笼中之鸟，只有任其宰割了。只有焦七海和沈皆遂争辩了几句，结果惹发了审判长陈闻文鹏的火，拍桌厉声说：法律掌握在我们手里，想怎么判就怎么判！
律师易炳坤的辩护也是徒劳无益的。他表明了对此案判处反革命组织是不妥的态度后，就退庭走了。审判长即宣布休庭合议，最后还是宣布“读书会”是反革命组织，判处我五年徒刑，焦七海和沈皆遂各判了三年徒刑，强迫劳动改造。王继启判处训诫处分。
1999年3月，沈皆遂突然脑淤血去世，我从他的遗物中发现他写自传中未完稿中有这样的描述：
“在反省监蹲了一百一十八天，我流了一百一十八天日夜的眼泪。到底晕倒过几次我自己也记不清了。在审判庭上，我和焦七海据理争辩，审判长陈文鹏，手枪一拍，手一指，你们有什么多讲。法律掌握在我手里，我想判，可以多判你几年！律师易炳坤表示：“我认为读书会一案，作为反革命罪判处，在法律上不符。”并宣布退庭。但是，还是以反革命目的罪判处了沈博爱五年，我和焦七海各三年徒刑，强迫劳动改造。”
图：同案犯沈皆遂先生遗墨
不久，我被提讯出监，来到那个像戏台一样的亭子里。法院派来一个叫刘冬青的人，叫我坐在桌子的对面，问我是沈博爱吗？我说是！其实我和他是湘潭师范的老熟同学。他是平江人，毕业分配到浏阳教书，改行进了法院。可是这时的刘冬青对我而言，已不是同学关系，成了敌我关系。只能如此，这是法律的严肃性。他严肃宣读了“（58）法刑字第568号浏阳县人民法院判决书”。之后，说了一句，好好改造吧！把判决书交了我。从此，我就以1958年3月13日为起刑首日，对一千八百二十五日进行倒计时。
焦七海、沈皆遂接着我后面同样接到了判决书，也同样在进行着“倒计时”（日）。这一冤案已成了铁案。读书会铁定为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的现行反革命组织，我三人就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冠。
这一巴掌就把我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打到八十年代，整整经受了二十四个春秋另一个月。即从1958年3月13日被捕到1982年4月14日浏阳县人民法院（82）法刑复字第6号判决书止，这是一个多么难熬的漫长岁月。我已经从二十一岁的青年时代进入到四十六岁的中老年时代了。
有人曾经问我为什么不上诉！我说在当时的疯狂极左路线席卷全国的形势下，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网一个。作为定罪反革命组织的读书会，不杀头能幸存下来，也是大难不死。我很感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恩光普照，感谢胡耀邦为彻底改变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极“左”路线，为平反冤假错案作出旋转乾坤的搏战。
附：
浏阳县人民法院。（82）法刑复字第6号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现经再审查明：一九五七年沈博爱、沈皆遂、焦七海等人组织《读书会》，出刊“求知通讯”是为了学习文化知识，无反革命目的。原判定为反革命组织是错误的。该案虽于一九六二年六月经本院平反纠正，但仍留有“非法组织是违法行为”的不适之词。据此，特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一九五八年六月四日（58）法刑字第568号刑事判决及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三日（62）法刑字第100号刑事判决。
二、对沈博爱、沈皆遂、焦七海、王继启等四人宣告无罪。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四日”
103、死囚龙培荣
前文提到监内带铐犯人影响到床位拥挤的事。这个比我后来的戴铐犯人，就是龙培荣。这种犯人既不能打梆，又要占去很宽床位，造成睡觉挤得要死。还要替他洗漱喂饭，拉裤头排便，带来诸多麻烦。倒马桶的事也不能轮他。虽然不受“欢迎”，但同犯们还要细心照顾他，也同情他身被桎梏的痛苦。只得如此，说明监牢里也存在着人道主义，至少知道都是人类。
他被推进监里这一刻，监内犯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中等身材，胖而结实的青年，戴着手铐进监，肯定是犯了重罪，不是杀人放火，谋财害命，就是上山为匪……他突然来到这个暗淡而窒息的空间，神情表露出万分惊恐，呆立着如若木鸡。
于是组长黄友国就要他坐在床沿上。然后询问他的基本情况，知道他是浏阳县城关镇城西完小的教师，被人检举揭发犯了强奸幼女罪。他的脸部似乎是麻木的，眼皮下垂，只是流着眼泪。黄友国又重复以前对新犯人进监时所说的话：你既进来了，就只有认罪伏法这条路了。政府的法律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自己犯的罪自己最清楚，不要乱说，要实事求是，能犯能当。
黄友国对每个新犯人都是按这个模式说。我发现他既有官方的代言，也有自己的话。即“自己的事自己最清楚，认罪伏法要实事求是”。这是他从他的案情中悟出来的真话。既要协助同犯坦白交代，认罪伏法，又要提醒同犯要实事求是地交代和认罪。因为他每天要向上面汇报监内情况的。并且由我写出发言记录。
龙培荣经常用铐在胸前的双手写上诉书，写好后，由组长从监门的小窗口里递交给查监的警察。警察每天要来查人数，有时来收填的表册，有时来收学习讨论、学习心得或反省材料等。据龙说强奸幼女的事，完全是诬栽陷害。这种事只有自己最明白，这种强奸幼女罪是要从重从严从快处决的。不久，他被押上法庭审判了，很快判决书送到他的手上。我们从判决书上知道强奸幼女的人数达十几二十个，情节恶劣，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黄友国睡在外侧，我睡在内侧，他睡在中间。我只是每天看着他悲哀和痛苦的诉说，看着他留着断续的泪珠。我们只是说：你的事你自己明白，只有你最清楚。如果是事实，就罪有应得。我们没有什么肯定性的发言。我也有些害怕，想起现在这样与他紧贴着身子同坐同睡。如果哪天真的立即执行了，他就变成鬼了。当他变成鬼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与他贴身同坐同睡的事。惶恐那一天的到来，暗地希望他是冤案，希望没有可怕的一天。
这时，他成了要立即执行枪毙的死囚，手铐就从前面换到后面，叫做反铐。铐了反铐的犯人，生活更加艰难，更加痛苦。可是他对他的案情更加坚决否认，反着手写了血书上诉。他这样坚持上诉，中级法院批复浏阳法院重新审理。重新审理的结果是维持原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从送交他的重审判决书上看到：一是有医院对幼女检查处女膜破裂的证明材料；二是被强奸幼女的人数比原来被控人数还增加了几个。这种所谓铁证如山的罪证，使龙培荣必死无疑了。但他面对审讯庭上的情景和判决书的诉词，并没有放弃继续上诉的决心。
他说，他在法庭上要求面见控告被强奸的几十个幼女，但法庭拒绝了她的要求。他说他的性高潮要经过很多时间才能发生，他的妻子是知道的。他不能有强奸幼女的事实发生，于是他还是痛苦地挣扎着，坚持上诉。
1960年11月，我调往外地劳改去了，以后无从知道他的最后结局是凶是吉。死囚龙培荣的形象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到1978年10月，我平反回到教师队伍以后，不知从谁口里获知他平反获释的信息，但很不确定，可说是个模糊的半路消息。
到本世纪初，我定居到浏阳教师村时，从九十二岁的王祥老师（女）和八十五岁的邱正金老师那里得知龙培荣后来还是平反了。平反后，他不愿到那可怕的地方教书了，要离开这个队伍，就转到他妻子毛氏的单位－－农业银行工作，但不知生死如何？也不知道他的家属情况。
到2009年1月9日，诗友邱正金来找我帮助修改诗词。我提起龙培荣下落的事，他说，他妻子刘氏很熟悉他家人的情况和住址，但龙培荣夫妇都早已去世了。次日，我特地去找了丘妻刘氏，她领我到北正中路157号内生资公司宿舍会见了龙培荣之弟龙绳武老先生。问其尊号大名，乃龙绳武。我说，尊号真有来历，出自诗经大雅的灵台章，不愧为象贤崇德之辈。他说不当夸奖，已是老朽，痴长七十六岁。便叫老妇人递来一张名片，印有“中共浏阳市委老干部工作局，县团级离休干部，政工师 龙绳武”。
我很恭敬地把名片收好说：老先生参加抗美援朝，解放两广和西南剿匪等战争，立下汗马功劳，当是有功之臣。现在离休了，该是颐养天年了。今天特来拜访，实在打扰，想了解你尊兄龙荣培老师受怨蒙屈后的情况。因为我写的回忆录中有一节“死囚龙培荣”的文字。我与他分别时，他还戴着手铐蹲监，并且原判和重审都是死刑。不知道他的后续情况，以便把它写完成。我并把已写的文字念给他夫妇听了。
他俩听了表示感谢我的关心，接着沉痛地回忆说：他读书时一直成绩冒尖，总是站头名。后来参加教育工作也很认真负责，坚持原则。在城西完小当校长时，有些人不奈何他，就搞些女学生签名、家长盖章，联合诬陷他强奸幼女。整整戴铐关了三年之后，才宣告无罪释放。身体十分虚弱，公安局道了歉，发了三千多块补助金。
他不肯回原单位教书，就安置到农业银行工作。出狱不久，他的妻子毛淑文又因子宫外孕去世。接着文化革命的狂飙又把他从农行揪出来，送到农村受监督管制。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重新回到农行。先是放在农村营业所，后来才调到县银行。到一九七几年才退休，一个继女抵了职。真是多灾多难，到1987年患了肝癌，去世时年仅五十九岁。
他长叹一声，又说在那个年代，无风也生浪，不少有才华的人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和折磨，甚至丢掉了宝贵的人命。一人被害，株连九族。他夫人补充说：我老倌子也因他的关押坐牢，受到一些影响。一直不能晋升提级。一件冤案要害好多人。不过龙培荣的二个儿子还很好，一个当木工，一个在合作银行！
斜视壁钟已是快十二点了，我即告辞。他向我要了电话号码。说要龙的儿子来找我补充情况，拄着拐棍把我送出门，挥手致谢告别。
104、雕虫小技小自由
一日上午，监门的小窗门突然打开。露出半个警察的脸孔，问监里有谁能画画？坐在我对面的周声振老头即抢着回答：有！沈博爱这里画了一列火车。于是那列在草纸上飞驰的火车就从小窗口飞驰而出。那警察把火车带走了，啪啦关上了小窗门。
监内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有的说，可能是为了破案核对笔迹。有的说是看守所要找个画画搞宣传栏目的人。有的说，不会有麻烦，可能是件好事，不会是凶多吉少。
周声振说，你能在这样粗糙的手纸上，把我的像画得蛮像蛮真，可见你的画画本事蛮高。若是要你出监画画，就比坐在小监里要自由多了。不过，我们现在的屁股是坐在牢房里，牢房就时时袋在屁股上，就一定要千万小心！写字画画最容易惹祸的。划了右派的人，都是写写画画出了政治问题。还是要提高警惕。疮疤上的肉，不能再受伤了。黄友国最后说，不要过于敏感，也不要过于恐惧。可能明天会来找你的。
我的思绪也在波动，只能静静回忆我画的那列火车。火车从左侧绕着曲线，向正前方飞奔，产生一种即将逼近的感觉。火车头上吐出的青烟向左上角飘去，显然我选择了从右向左的风向，表示了强大的东风在压倒西风。这一点我是可放心的。火车头上画了一个五角星，也应是符合政治标志的。
只是一点，用钢笔作画，只能一色青，不能体现“闪闪红星放光芒”的热色政治效应。如果找麻烦，只怕问题就出在这里。另外，在这种纸上画钢笔画，还是第一次，不能拖笔画出线条，更不能急速快衬，只能点画成线，又一次重温了点的轨迹。大家的议论使我增添了一些阴影。不管预兆着什么，反正今晚是做画火车的梦，是梦见因画火车而惹出了麻烦！
第二天上午监门打开了，警察叫我出监。口气不凶，凭感觉不会是惹出祸来。又是来到那个亭子里，一个叫什么某班长的，把桌上的一张大纸摊开后对我说：现在要画一个评比竞赛栏。左边竖格写评比项目，上边横隔画进度图样，进度特快的是画上火箭，最快的是飞机，快的是火车，较快的是汽车，慢的是马车，最慢的是板车，极慢的是乌龟。中间的空格是个人和小组插红旗的地方。
我很快理解了他的指示，脑子里也立即呈现了一个红旗飘飘的评比栏。对于这种表格式的栏目我是很熟悉制作的，但那些表示进度快慢的图像，从超音速的火箭到半寸爬行的乌龟，还是第一次听说过。这时，我并不知道伟大的祖国正以超凡的大跃进速度，通过人民公社这座桥梁，通向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天堂。真是“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我要求的6B和BH铅笔、毛笔、墨汁和水彩、直尺等工具都很快送来。上午制作好了表格和写好项目文字。栏头“评比竞赛栏”几个大字是做了黑体字，特别显目。我的中餐也在亭子里吃的，由生活组送来的饭菜很温热，数量也比监里多。这是几个月第一次吃上这样饱的饭菜。
饭后，送碗筷时，打上大碗开水。又能自由上厕所，这是几个月来获得的小自由，精神上有点温热的感觉。但我的一举一动都在岗楼的眼皮下。我的小自由，都要预先喊声报告，说明做什么，得到“去吧！”的允许后才能得到这何等珍贵的小自由。
剩下的几幅彩色图像是下午画的额定工夫。抓紧时间可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但我舍不得这小自由很快结束，只想拖到开晚餐时完成任务。这种比比划划的工夫，是没规矩定额的。到这几幅图全部画好时，即评比栏全面做好了。开我出来的某班长也来验收了，表示很满意，还要我剪些小三角红旗，留作评比时写上姓名贴上去。我如数剪了小红旗之后，他叫生活组的邱亮成送来了晚餐。我吃了一顿饱夜饭之后，他才把我送回了一号监房。
我没有坐定下来，大家就问是否为了画火车的事写反省了。我说火车运来了两餐温热的饱饭菜，运来一些小自由。于是我把白天的事情详细向他们叙述了，连喊报告上厕所的事都讲了。
是夜，仍梆声寂戾，但我比往夜睡得好。
过了不久，一个姓钟的指导员（犯人把带领劳动的干警称指导员，把平时的警察称班长），把我带到法院。来到一个小厅里，光线很明亮，摆着很多方桌椅子。有好几个人围在一张大桌上作画。我发现他们的眼神异样。可能他们已经知道一个犯人来这里画画。所以他们边画边谈笑着，有时也轻声议论着什么似乎这个陌生人不存在一样。我就选择远离他们远而靠近窗户的桌子前面坐下，只等钟指导员的发落。
不久，一个干部来了，手里拿着一本写满文字的材料本对我说：这里面写了很多反应阶级斗争的现实情况，现在要办个展览会，你根据这些材料把它画出来。他们是从一中，浏师和剧院调来画展览图片的，你可向他们参考学习。
这个干部走后，我即去观看他们的几张图片。从仅有的几张图片看来，画幅大小不一，画法多样，有水彩画，有水粉画，也有国画。他们当然不会理睬我。我也不敢开言说什么！就回到桌子开始筛选内容，写出几十条图片提纲，每个提纲即是我作画要表现的内容。上午就写完了提纲，等待干部来审查批示。
中午时分，那个钟指导员来了，特地为我做中餐而来的。炒了两个菜，一大碗米饭上放两个蒸熟的红薯。这顿饭吃得很饱很可口。与画评比栏时吃的囚饭不大一样，感到一种家常饭特有的温馨。因为这是在法院食堂里做的饭菜，调料的香醇是看守所所没有的。
下午，调来的人员继续作画。我要来了铅笔水彩直尺之后，也就按提纲顺序开始画起来。我采用黑白对比鲜明，近似素描的方法，表现出每个提纲的突出情景。然后用极淡的水彩着色，产生一种明快的效果。并且尽量用环境衬托人物，达到突出显眼的目的。
当天下午我就画出几张，画幅纸幅都做了统一的规划，下面的文字也很简要确切。收场时，我出了四张成品。有个调来作画的人员过来一看，很吃惊，认为我画的又快又好。不是他们五颜六色的画法。其余几个也过来看了，表示默认。我在这里吃了晚饭，钟指导员才把我送回看守所。
第二天来到这个地方，就剩我一个人作画了。以前调来的几个人都已辞退。就这样，我在这里画了一段时期，虽早出晚归，生活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并且，这里的干部都认识了我，对我产生了一些好感。
在这里结束展览图片的绘画以后，公检法的有关布置场面都要我去做事。很长时间里，我常往来于看守所与公安局之间。当时的公安局长万晓阳、法院院长杜克强和检察长孙涌泉都认识我。有时也来看我做事，有时叫我一个人去他房里拿这拿那，似乎很不介意。但我非常谨慎。我想到这是考验我的，不能乱动东西，更不能偷看公文。要一针对着一线地行动。
有一次，杜院长对我说：你的案情我们正在研究审定，你安心等待吧！我听了心里虽然很明白杜院长的意思。但我更明白在这个极左路线几乎处于绝对神经过敏的时候，政治犯是不会轻易放过的。现在把我提监出来搞些文字绘画劳动，其性质是劳动犯人做事，对我的真正意义，是得到短暂的小自由，是生活上得到善待。我不怀着任何侥幸的希望。每天早去晚归，还是伴着梆声度过漫漫长夜。
忽一日，检察院的周检察长提监，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首先问了一些认罪伏法和劳动改造的情况，我很担心又出了什么问题，暗地反省着以前在公安局那边的整个写画经过。很难猜测他葫芦里倒出什么药来。
他突然话锋一转说：现在有个很重要的任务，看你能不能完成？就是，因为浏阳的政法工作评了全国的先进单位，要到北京去参加全国政法工作先进工作单位表彰大会。你要根据我们提供的材料画出来，而且要画得逼真美观，这是一件细致认真的工作。画好后还要用照相机拍下来，带到北京去的画面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还有，第一幅不用纸画，要画在丝绸上。画的内容是一个政法干警骑在一匹高大的骏马上，手举飘扬的红旗，紧勒缰绳，骏马要向前奔腾飞跃……我们给你充分的时间、最好的颜料纸张和作画工具。看你能否完成这个任务，这也是积极改造的表现。我说发挥自己的绘画水平，尽我的最大努力，争取做好这件事。
他说，明天再来找我，暂写个购物清单交他。其实，我接受这个任务，并无争取减刑宽大的幻想，我只打着我的小算盘。一是获些小自由，二是吃饱肚子，保住这条命回家去孝顺孤苦伶仃的祖母，三是莫生疏了手艺，或许将来有点用处。俗话说，艺多不压身，我说有艺可养身，甚至在危难之时，有着救命生存的作用。
近年读了美学家高尔泰写的《寻找家园》。他是因划了右派，被充军到玉门关外的夹边沟劳动教养。在那风沙弥漫，寒气逼人的戈壁滩挖沥水深沟，盐碱水把脚板都浸开了拆。那年他才二十一岁。（P95）有这样一段文字：“那时我正在戈壁滩上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因为疲劳饥饿，周围的人都在纷纷死去。我也极度衰弱，到了临界线上。突然被两个警察带到了兰州画画，得以死里逃生。”
这时我也是二十一岁，是最认真的一次作画。
我安排在王家祠堂进门的一个房子里。这里是我的一个窄狭的小天地，也是获得小自由的空间。一日三餐饭由生活组安排。喝茶用水上厕所也方便自由，只是晚上回到监里睡觉。这次画图，我不是拖时间，而是要认真细致，色彩线条都要规范，特别要慎重处理那些敏感的细节。大约花了二十多天就完成任务。他们展览了这些图片，并拍照带进了京城。
我不图有功，只怕加罪。这次画画，总算是“清吉平安”，监里人说：笔杆子既惹祸，有时也救命。我说：如水之覆舟载舟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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