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蹉跎坡旧梦 》第七章 扫盲与教书(三)
分类:

1.gif

 

 

 

                                --作者:沈博爱

23.jpg

 

图:作者的钢笔画西山漫游之香炉峰,香炉峰乃进入橙橘峰之必经路

 

 

 

第七章  扫盲与教书(三)

84、橙桔峰

1957年,沈皆遂在画眉村的杉树坡初小代李南郅老师的课。因为这里隔橙桔尖(峰)不远,于是我们就计划暑假搞个西山之游--考察橙桔尖的古银杏。

橙桔尖,本地人叫朝脚尖。它位于大地坪老屋西边约二十华里的山区,在龙伏与赤马两镇辖地的交界处,离小长沙很近。阳坡的溪水经石船,桃花洞注入赤马湖(大跃进时叫红旗水库)。南坡有很多梯田,有沈、宋、俞三姓人家居住,这块坡地叫烟竹坦,亦是本地民间传奇人物沈载德最后居住和墓葬地。

从老家出发有三条山路可到橙桔尖。一是从干坑源上蛇嘴岭,翻越上崀后到达;二是从白荆源上香炉山经大湾空可到达;三是从螺丝坡(后改称画眉村)上山关越崀到达。我们选择了白荆源这条路线,计划返程由干坑源回家。

16.jpg

图:作者钢笔组画《银杏之幸》

小时候,常听大人说橙桔峰有株恨果树,“恨树大仙”很神很烈。恨果落满了一地,都不敢去捡,弯着腰去捡就直不起身子了。用手去指树根,手指就指着不能弯了。树上的角(气生根)向下垂着,越垂越长,一直长到地面,谁也不敢动它,有本事的处士才能锯下做量天尺。又说恨果树只结果不开花。传说一个绣花姑娘能绣出百花,很想看看恨果树开花,就半夜三更起来偷看恨果开花,识破了恨果大仙的天机,姑娘于是就被害死了。

由于这些传说,当地人就称这株树为恨果树,采取敬而远之、敬而畏之的神秘态度。我后来学了生物课,才知道这恨果树叫银杏树,又叫公孙树和白果树,是种子植物门,裸子植物亚门,单子叶植物纲银杏科幸存的古生植物,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有活化石的美称。15.jpg

图:作者的钢笔组画《银杏之幸》

古银杏生长在橙桔峰南坡的一块小坡上。坡下就是烟竹坦,银杏旁边有一座两进三开的寺庙,庙门上写着“古橙桔寺”四个正楷大字。庙内住着一户人家,我们就在庙内落脚和午餐。

银杏树下有一个不到三平米的牺牲祠,紧傍树建的,是用来杀牲的祭坛,都说这里是个最烈的地方。我首先关注的就是那大枝上下垂的“角”,有20cm的直径,长70cm。角尖很圆润,角皮上没有枝叶和疙瘩。我从祭牲坛上爬到了那个长“角”的地方,用带来的锯子把它锯断。为了不损伤它的皮,皆遂在下面接住。

这种角是由于气候温湿,土壤肥沃,造成生长过盛而产生的气根。好像榕树的气生根一样。这个“角”我一直保存到1976年,因迁家而丢失了。后来我参观过很多古银杏,都没发现过这种“角”,所以,我一直为此而遗憾。

接着就是对银杏的生态考察。皆遂做了记录:胸径3.7米,树高约21.5米(投影法),覆盖面积约500平方米,树形是自然张开型。叶簇生,单叶扇形,雌株(银杏为雌雄异株),环境为向阳南坡,土质是变质岩和松散砾土。而果实一项只写成簇生浆核果。因为银杏的果实应是种子,外种皮肉质多浆,是假皮。内种皮呈白色核状,种仁是单子叶。由于生物等知识的局限性,只能做这样粗略的考察。除那“角”的收获外,还采了一些银杏叶片和果实作为标本。

下午四时许,没有走老路返程,而是绕过北山腰翻到蛇嘴岭,下到梅树坪,由干坑源出太和塅,回到大地坪老屋。虽然很疲倦,但觉得有收获。1958年,“读书会”打成反革命组织后,有些人传言这次西山之旅和东山漫游一样,也是我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踩点行动。可了解我们这是为了考察活化石的人,恐怕是“知心能几人”!

此次在“古橙桔寺”上进的一个房间里,还发现了一块斜靠在墙角的石碑,碑石已经破裂,但没有离位,上刻文字清晰可见。全文如下:

“蓋問橙桔峰有異樹高十丈馀圍五人合無花結果似杏非杏似橘非橘其核白是約白果夙有绣姑子夜窺花而恨死之傳說故曰恨果由是神其樹眾姓集資於大明永樂年間建剎而奉之曰古橙桔寺  大清乾隆(烂字)”。

18.jpg

图:作者钢笔组画《银杏之幸》

从碑文可知,该寺建于明永和年间,是个五百多岁的老寿星。到大跃进时,橙桔古寺终被夷为平地,开掘成一块种红茹的旱土,该石碑也做了某处桥基石。

到文革时,赤马人也终于把这株古银杏树砍倒了。据说砍树时大家都不敢吭声,互叫假名假姓,突然袭击把树偷偷砍倒就完成了任务,甚至没有把砍下的木材运走,看来砍树者还是怕这个“恨树大仙”。此后,附近的几个地方子弟进山把无人敢动的银杏古树残骸运回来做箱制柜,倒是无人过问,因为这是神树。

1962年我回到老家时,首先发现家乡都“亮化”了。九龙山下垂的马鞍形古树不见了;我捡苦楮子的几株疤脑树不见了;那株常有啄木鸟打梆筒的古樟不见了;还有我和童时玩伴凶牯里挖松油做蜡烛的老松树也不见了……总之,所有的古树,所有的风景林不见了。

乡人都叹气说,肚子都管不着,还有谁去管树木。首先是办食堂砍柴火,后来是烧木炭炼钢铁。人遭了劫,连树也遭了劫!而橙桔峰的恨果树,只因为成了神树,有古橙桔寺神灵的庇护,它本是躲过了那一劫的,但它终于没能逃过到了文革这一劫。因为红卫兵要砸破一个旧世界,要毁灭千古文明。连一个白马寺都要破坏,何况于一棵古树。这时不是为了柴火,不是为了烧炭炼钢,而是纯粹在执行一个“伟大”的命令--疯狂地举起大斧--破!

1989年,社港区组织举办了一次书画展览,我所任教的龙伏中学派我参赛,其中一幅组画就是为这株古树而画的,题为《银杏之幸》,获得了二等奖。这幅组画还保留至今,也是我写此文的唯一根据。

虽然时过境迁三十多年了,我一直怀念着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恨果树。于是我组织了十几个生物兴趣小组的学生和两个青年老师,搞了一次野外活动,目的地就是橙桔峰。我们带了十斤猪肉和大米蔬菜等,向螺丝坡进发,翻山越岭,上午十时就到了目的地。

此行主要目的是采集竹节虫、枯叶蝶标本和考察古银杏遗址。中餐在烟竹坦一家远房亲戚宋绍钦家里解决,宋很热情,为我们做了饭菜,香甜的焖锅红茹饭打抢风,南瓜萝卜豆腐大家都爱吃,可十斤猪肉炒了几大碗都不感兴趣。临别时,我们和东家合了影。同学们很积极,活跃得忘了疲劳,采集了很多植物标本和少量竹节虫之类的动物标本。

饭后,借了锄头砍刀去古橙桔寺遗址。尊重当地人对恨果树的迷信观念,我们不声不响地到了那里。古寺的痕迹荡然无存,从栽着红茹的土壤里发现了一些瓦片。而那古银杏的宿根没有死,发了很多丛生的银杏苗,都被荆棘的藤夹缠住包围了。我清除这些杂草杂木之后,发现古银杏树蔸周边的树皮枯木依然是一个很大的圆圈,中间是朽木和泥土的混合物。我想到彼时的生灵涂炭,真是国家的不幸,国人之灾难。

我们不可能经常来这深山老林进行维护它们的工作,为了保护和抢救这古银杏的劫后余生的后代,我宣布各挖一株小银杏回去栽在自己家里去,责任到人,这也是一个纪念古银杏的实际行动。

我也考虑到龙伏中学的变迁很有可能,今后的维护管理很难坚持落实,于是只挖了一株小银杏栽在学校里。三年后,龙伏中学迁建在三里坪新址,这株老校园里的银杏果然被盗挖,不翼而飞。但我退休后遇到参加这次活动的同学,都反映银杏长到碗口粗大了。我听了很高兴,内心感到无比安慰。

近几年,政府发放了林补金,烟竹坦的几户人家都迁到外地去了,坡地的旱土都已退耕还林,橙桔尖的山林已茂密得进不得人,野猪兔麂频繁出没,成了一片葱茏郁茂的深山老林。那棵古银杏蔸根上萌发出来的一丛丛的新银杏,都已经长大成荫,形成了一片小银杏林,真是“银杏之幸”,劫后余生是也!

85、读书会

1956年暑假,分派到高田小学的湘潭师范同学沈福厚特来找我,说以前在潭师读书时的文学小组成员已多散四方,不能再进行文学活动。他想把本地的文学爱好者,重新组织一个文学自学小组。我本来在自学生物和美术,没有时间去搞文学,但又喜欢版面艺术,于是就允诺了这件事。

沈福厚说他负责写出组织章程和约稿通知等。不久,他写好了这些,我们一起到县教育科去请示批准。教育科一个姓李的干部(都称李科长)接待了我们,他说爱好文学是好的,可通过自学方式进行,不必搞自学组织。意思就是不支持不同意我们的自学小组。

于是我俩就到检察院找了罗瑞华同学,帮忙油印了这个章程和约稿通知。回家后,我们向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邮发了自学小组章程和约稿通知,只收到了在北盛田山完小工作的焦七海的稿件。后来沈皆遂从潭师病休回家,也找了一份代课工作,在杉树坡初小教书,他也参加了这个读书会。另外那个在三中休学回来的青年王继启,因常来花桥完小玩,和我关系密切,也参与进来。

我们一起办了一个油印刊物,叫《求知通讯》,组稿和刻印都由我负责。我在组稿时,都认真考虑了刊出的内容是没有政治问题的。记得第一期第一篇,转载了一篇批判流沙河《草木篇》的文章,发刊词是我写的。以后几期的内容以转载报刊文章为主,沈皆遂写了一篇《印旺阿公》,反映孤老沈印旺晚年的生活情况;焦七海收集整理了一些民间山歌;王继启写过几首新诗。《求知通讯》到1957年,共刊印了三期,嗣后因为精力、时间和稿源都有限,也就停止了。

没想到,这件事情已被人举报到公安部门,我们的言行早已在暗中监视之中,“莫须有”的文字狱即将降临。

但读书会的始作俑者沈福厚,其实并没真正加入进来,《求知通讯》里也没有他的文章。因为此时他写的《小白兔》已在《少年文艺》上刊出,他认为已打开了进入文学殿堂的大门,就向教育科写了离职报告,并办了自动离职手续,准备自己去闯文学艺术之路。加之我们几个人与他的个性有些难以融洽,于是大家与他分道扬镳。

因此,在1958年3月13日读书会案发时,沈福厚与本案无关,只有我、沈皆遂、焦七海等三个人被捕入狱,王继启拘留监控。是年6月4日,浏(58)法刑字第568号刑事判决我五年有期徒刑,焦七海、沈皆遂各三年有期徒刑,王继启训诫处分。

1962年6月13日,浏(62)法刑字第100号刑事判决改判非法组织教育释放。本案改判非法组织,以教育释放了结。1982年4月14日,浏(82)法刑复字第6号判决书,宣告无罪。因此,读书会一案,经历二十四年的漫长岁月,才得以彻底平反,没有留下尾巴。

1978年,我和焦七海按浏阳县革委会文教局10月19日通知,于27日赴县参加安置对象学习班,被安置回教育部门工作,复职从教。4年后的1982年,沈皆遂也以在籍学生的身份平反复职,参加教育工作。王继启没有安排工作,因案发时他是永和中学辍学学生,没有判刑劳改。

而沈福厚也几次到教育局和法院要求平反复职。教育局邓乾坤副主任说,从公安局、法院和教育局的档案里,没有找到他与读书会有牵连的材料,只有一份申请自动离职的报告,所以没有平反的依据。

有关因此冤案所受的磨难在以后详细叙述,以重现当年极左路线带来的重重灾难。

86、前妻刘氏

1956年元月我参加了教育工作后,祖父母认为对我的教读任务已经完成,接着应该是完成婚配任务,因为传统观念里,教读婚配是长辈了“子平之愿”的义务和责任。于是祖父母对来做媒当介绍的人就热情接待,祖父的眼睛笑眯眯的只现一条缝,祖母扭着三寸金莲端来一碗碗茴香茶,有时还留着吃中饭。只等我周六下午回家,进门就介绍情况,要我去看亲,急于抱曾孙,实现四代同堂的夙愿。

这年我还未满二十岁,对婚姻问题没有确切的要求和思想准备,处于一边工作一边准备未来的打算。对未来的基本倾向在生物和美术两个方面去选择,未作最后决定。按规定,改行或深造也必须从教两年以后才有可能。

但为了顺应祖父母的心愿,我还是随着介绍人去看了几个农村姑娘。前几个都是吃碗茶就告辞了,男女双方没有说什么。介绍人似乎像个相牛相马的经纪人,三句不离勤快老实,粗细会做。有的说这是个招崽女的姑娘;有的则说,年龄稍大一点的姑娘,知事懂事些,是治家的好内助。为了面子,我都没有做明确表态,都一样随时间的过去而拖过去了。

对门屋场的汪牛皮,是来我们串门闲坐的常客。他以前是手工裁缝师傅,后来学了些应酬,常出现在一些红白喜事场合。我在读初小时,他教会了我喊礼,我就成了小礼赞生。我第一次跟他学会“汉字的平仄”辨定方法,他还教我学会在祭奠时的酒词、香词中套用浪淘沙、混江龙等曲调的歌诗唱腔。解放后,他当了队上的记工员和会计,也算上地方的头面人物。这样我对他有一点感恩和崇敬。

1957年春,他来当介绍,说他的一个老亲戚有两个女儿,大的已经十七岁,完小毕业,在沙市卫生院学医。很近,就是上个村的毛家嘴。一周后,他领我去毛家嘴刘家相了亲,这个姑娘中等身段,白皙面孔,说话声调和外貌很像她父亲。

她父亲是个地道的憨厚农民。其兄也是南普寺高校上两届毕业同学,当时在浏阳县政府五人小组工作,下有一弟一妹。其母潘氏是个端庄的妇女。原来她的叔父刘璧环先生是我的同事,说起来彼此都是比较熟知双方情况的。当时并没有敲定这桩婚事,汪牛皮说双方都再考虑一下,上下塅人容易了解。

回来把情况向祖父母汇了报。祖父说,快二十岁的人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姻大事自己考虑。祖母说,前世修来同船渡,本世修来共枕眠。婚姻是有个一定的。有个相当就要架势(动手),莫篮里选花,越选越差。

我听了也很进退为难,如果结了婚,有了拖累,前途必然到此止步。如果不结婚就不能满足祖父母的夙愿,甚至还要埋怨我不孝顺。我也想到,要找一个学问上有助于我的对象也很难,何况目前的教师队伍大多是解放初期接收下来的中老年。就这样我确定了这桩婚事。

端午节前后,祖父确定了办几桌婚宴酒席,花桥完小的老师都参加了。在大地坪老屋的上进厅堂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新式结婚仪式。当时的猪肉供应紧张,祖父预先从几块地方零购收集来的。前前后后毫不新鲜,还有一股走味的臭气,故酒席吃得很不舒服。我也不能埋怨祖父,他费尽了心血,都是为了我,我只能感恩戴德。并且我没有钱交给祖父,我的工资除交学校伙食费9.5元外,剩下的15.75元都用在订购书刊和其它零星花费上。对于这个新婚的妻子我如何应对呢?我当时感到一片空白。

下期开学了,她提出不去沙市学医了,说是身怀有孕,就跟着我在学校住下了。我安排她到六年级去复读,莫篓里抽出鱼,把老底子都丢了。这时我才发现她并不是一个好学的青年,好像在糊里糊涂过日子。我的开支越来越大,根本没有一分钱给祖父母。

这时我开始悔恨自己不该结婚,不该讨一个不文不武的先生娘子。既不能有助于我的事业,又不能去孝顺祖父母。我感到力不从心,很沮丧。而祖父母看在眼里,心知肚明,从未对我发过怨言。乌龟吃萤火虫,我也肚里明白的,只是感到内疚自惭,无法来报恩于祖父母。这样在敷衍着,想到祖父母已年逾花甲,还是靠自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苦度晚年时,我真无地自容。

1958年1月11日,她叔父刘先生到我家一起吃了早饭,登程往浏阳县参加整风反右运动。祖父为我办了丰盛的早餐,一只家兔也宰了。殊不知,这是与祖父共进的最后一餐饭。这次诀别的早餐,使我永远难忘。

是年3月13日,我被捕关在浏阳县磨石街的火官庙--看守所所在地。我从祖父托人代写的来信中,获知她生下一女婴,按原先交代的取名“一红”。她没有来信告诉我女孩的生长及死亡情况,也可能是看守所没有把信交给我。有的信看守所把某段文字用墨笔遮盖了,我只能猜疑着这墨汁下隐藏着什么神秘的避讳和不祥之兆,但我无可奈何。

有一次她和她妹妹来送衣服,我在看守所门口见到了她,没说什么,我接着衣服回到了一号监房。之后,我没有得到家里的任何音信,只在一张小纸上作着1825天(5年日子)的倒计时,干待着这个零日的到来。我真正悬念的是我的祖父母。

1959年10月1日是建国十周年大庆,刘少奇主席颁发了“特赦令”。浏阳司法部门在看守所内地坪里举办一个庆祝国庆十周年暨颁发特赦令的宣传大会活动,大会宣布了在押服刑罪犯符合被特赦的条件。我的同案犯沈皆遂在醴陵新生瓷厂服刑,这次就符合条件被特赦,安置在瓷厂就业。

在关押看守所的犯人坐在内地坪里外,俯首倾听,气氛很沉静。主席台上的麦克风送出的声音很严肃威风。另外,还有特邀来宾,记得一中的教导主任徐健德老师也发了言,还有少数犯人家属也被邀来了。我从管教干部口里知道,刘氏也在被邀家属之列,但会上我们没有见面。

晚上,安排一场电影,犯人都坐在内地坪看电影。司法干部安排我和她坐在前左边一起看电影。我当时没有把视力集中在屏幕上,所以对电影内容毫无印象,大概应是“开国大典”、“辉煌的十年”之类。我知道特赦是“皇恩浩荡”、“国运升平”的一种政治手段。大赦天下,历朝有了,何况特赦乎。

我和她谈话的时间很短,谈话内容也很简单。我只问了她近来的生活境况,没有提起一九五八年老幼死亡的事,因为太刺痛心肝了。她提起她被大队长沈某奸污一事,表示很难呆下去的困惑环境。我毫不犹豫地主动提出解除婚姻关系,以免影响她的前程。我说我的案情是否铁案定死,后事难以料定,还是马上离婚,你自谋生路,度过难关,我的事自己负责。但有一点很不放心,就是留在家里的祖母无人照顾。她表示不会离婚,一定等我刑满回来,祖母她会关心的。我接受了她的表态,当时是个最大的安慰。

我俩周围坐着的都是干警,所谈之事均限这些。电影结束了,她由干部安排离开看守所,我即回到生活组,一夜未能入睡。一幕幕的往事又在脑屏上出现……我预计到,最终守在大地坪老屋的,一定是扭着三寸金莲的老祖母,恶劣的生活环境和紧张的政治空气,刘为了生存等原因还是会走的……

1962年春,我在潭家山煤矿改造。忽一日,赵书记把我叫去,要我在一份离婚起诉书上签字。起诉人是刘氏,提出离婚理由是政治影响。我很能理解,不好的政治关系是生存的致命伤,何况她老兄现任永安公社副书记!我立即签上:“同意离婚,但要求推迟办理,代我关照祖母,数月后回来马上办理。”
六月三十日,我收到了离婚判决书。我当时感到很痛苦,不是婚姻上的痛苦,而是想起写着“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的《陈情表》。我非李密,不是陈情,也似陈情。我只好拜托几个释放回乡的难友,一定去看看祖母,并托付带去一点白砂糖和肥皂,以表孝心。

1962年7月14日,潭家山煤矿矿部劳改科一位女干部把我传去,宣布了浏阳法院6月13日改判教育释放的判决书。我于7月17日就赶到了家里,抱着祖母痛哭了一场,又到祖父坟前痛哭了一场,但不敢去找我那未曾见过面的女儿的夭坟。祖母不准我去,也不告诉我女儿埋在哪里。住在我原来洞房里的邻居也即搬走,我床铺前面的书桌上又堆满了文具书刊等,开始了祖孙相依为命,形影相吊的生活。这时,离我收到离婚判决书的6月30日,只有四十七天。

回家不久,法院派李广政同志送来一点生活补助费。接着,法院又派向迈生和公社沈凤桃来处理婚姻问题。法院认为“因政治影响”判处离婚是错误的判决,愿意撤销原判,把女方找回,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悲欢离合是人间常有的事,既然离了婚,就离了,不再复婚。我影响了她的终身,只要她现在好,也是好事。我再重新建立我的家庭,这是我的事。于是我在文书上签下:不再复婚,同意原判,并无异议,了妥了这件离婚案。

到这年十月间,刘打听到我已释放回家的消息,来找我,表示想从湖北回来。我没有把法院来落实签字的事情告诉她,只作了一些安慰,要她定下心来,好好奔向新的男家,培养好孩子。又说我的后景不知如何,只有朝一头奔才是打算。我并不责怪和埋怨你,是我影响了你的前程。现在有了新家,大家就都放心了。

1976年,她来蹉跎坡新居看祖母,我的续妻戴氏热情接待了她。午餐时挟菜请吃,下午戴氏又送她到了大路上,言以姊妹相称,说了一些安慰祝福的话。用餐时,刘氏向我碗里挟了菜,戴氏看在眼里忍在心里。以后戴氏向我发过火,认为离了婚,就是一刀两断的藕,不能再有丝连了。此事可能传出去了,刘氏再没来过。

刘氏离婚后,去了湖北武昌市山坡区的一个生产队,找了一个姓刘的汽车修理工,后迁往武昌市,有了孩子。听说近年丈夫去世了,年龄也快七十岁了,应是落叶归根的时候。她老家的父母多年前去世,她应该很难回来看她出嫁时的押轿高亲--弟弟妹妹了。

据浏阳百年大事记:1961年,辛丑,浏阳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下降46.2%,粮食产量下降50.1%,劳动力外流15107人,水肿病患者25万多人,总人口减少四万多人,货币流通量与物资可供量由1957年的1:4.8下降为1:1.4。可见,从1958年大跃进建立人民公社到1961年的解散公共食堂,社会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刘氏去湖北应是在1960年至1961年之间。

2008年,我特地去走访了老童年徐理国(理拐子),他也七十岁了,走访的目的是了解刘氏去湖北的事。我肯定地说明这不是单纯的婚姻问题,而应是一个社会现象。我们回顾了一些童年的事后,就进入了主题。

他说:刘去湖北大约在1960年与1961年,是他与沈汉喜一同送去的。因为汉喜的老姐海花在解放时就嫁了逃兵刘益方,是武昌山坡区某生产队,那里都姓刘,海花家就成了湖南女子到湖北的落脚点。他说他妹妹徐精喜最先去这个地方,相继去的有软桥组的潘龙英、和瑞组的陈连花、杜公塘的陈奖花两姐妹,还有桃源的徐竹兰,还有干坑源陈生才的老妹,均家坊的焦革兰等。其他地方也一样去了很多女子。反正不要任何离婚手续,找到男方就做婆娘,一样生儿育女。

我说去那边的女子的生活境遇如何?他说人少田土多,饭是有吃的,只是人身不自由,挨打骂受歧视。他的妹妹找了一个半痴呆的丈夫,生了儿子,儿子长大后要她每天去放水牛,如不去放牛就不准吃早饭。后来丈夫死了,她再嫁给镇上的粮油管理员,才生活过得平稳了,可是她六十岁就病死了。

去的女子都已老了,已经死去很多,其中情况比较好的还算刘氏。因为她嫁的是个汽车修理工人,户口在武昌市,她的户口也迁进了城区。但是她的儿媳妇对她不好。今年她丈夫去世了,可能晚景不算蛮好。自从她娘家亲生父母死去后,她再也没回来了。

徐又说,他与汉喜把刘氏送到海花家里落脚,他就先回来了,一周以后,汉喜把刘氏嫁了骑车修理工刘某才回来。我当时空手回来,没得一点东西,是有意见的。他说打发的东西是米、鱼、肉、粮票和钱。至于打发多少,他不知道,都瞒着。

我说社教时,汉喜被划为“四不清”干部,挨了批斗,开除了党籍,你那次也去发言批斗了他,一起同去送女子到湖北,为什么要批斗他呢?

他说他是上了当,他同汉喜去送刘氏,一是多个帮手,二是他妹妹也嫁在那里。“我去送刘氏,当然也想捞点打发,当时钱米好紧张。可是刚把人送到海花家,他就打发我回家,自己把油水全部私吞了,还说是我把刘氏送到湖北的。当时他是大队长,我只能服从,无可奈何!所以后来四清时我批斗了他。”

理拐子心里渗透出一种不是滋味的表情。我很理解,我又申明不是为婚姻问题来回顾这件事,而是当时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再把话题转到了其它问题。

这是2008年11月23日下午走访的始末,下雨转多云,气温10-12℃,应该算是一个阴沉的日子。

我想这不仅是劳力外流的问题,而应是人口外流的问题。虽然不能算“君不仁臣逃国外,父不仁子奔他乡”而论,但毕竟是生活的逼迫。八仙漂海只好各显神通,只好各谋生路,本地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妇女远奔他乡找丈夫,是为了填饱肚子,一般丈夫不会阻止妻子去谋生路的。当时浏阳人口减少四万多人,除饿死原因外,妇女停止生育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举家迁逃到江西铜古万载落户的也不少。如岭背的沈赏求等举家迁逃,至今未归原籍。据说逃到江西算是回老家,江西人愿意接收浏阳人。

三是孤儿孤女们逃到平江山区去做崽做女(后为媳妇),如沈开远、沈勤兵、沈康寿兄妹等。到1962年以后,本地生产不断恢复,生活有所好转,一般男孩又偷逃回来,成家立业,而女孩就嫁在外地了。

自改革开放以来,本地的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当年,也超过了湖北山坡农村的生活水平。那些留在山坡的妇女大多成为七十上下的老妇,有子有孙,血肉牵挂沉重,人情压力也难负担,所以很少回来探亲访友。更奇怪的是在湖北生的孩子们从未来浏阳看外公外婆,丈夫也不知岳家的大门朝东朝西,其心情是多么凄苦。我想刘氏可能也是如此。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 简要说明 序言
第一章 家乡与童年(一)
第一章 家乡与童年(二)
第一章 家乡与童年(三)
第一章 家乡与童年(四)
第一章 家乡与童年(五)
第一章 家乡与童年(六)
第一章 家乡与童年(七)
第一章 家乡与童年(八)
第二章 顽童与童玩(一)
第二章 顽童与童玩(二)
第二章 顽童与童玩(三)
第三章 出体与祈禳(一)
第三章 出体与祈禳(二)
第四章 挽歌与夜歌(一)
第四章 挽歌与夜歌(二)
第五章 土改与镇反(一)
第五章 土改与镇反(二)
第五章 土改与镇反(三)
第六章 浏阳与湘潭(一)
第六章 浏阳与湘潭(二)
第六章 浏阳与湘潭(三)
第六章 浏阳与湘潭(四)
第七章 扫盲与教书(一)
第七章 扫盲与教书(二)
第七章 扫盲与教书(三)
第七章 扫盲与教书(四)
第八章 整风与反右(一)
第八章 整风与反右(二)
第九章 火官庙与谭家山(一)
第九章 火官庙与谭家山(二)
第九章 火官庙与谭家山(三)
第九章 火官庙与谭家山(四)
第九章 火官庙与谭家山(五)
第九章 火官庙与谭家山(六)
第九章 火官庙与谭家山(七)
第九章 火官庙与谭家山(八)
第十章 我与祖母(一)
第十章 我与祖母(二)
第十章 我与祖母(三)
第十章 我与祖母(四)
第十一章 我与妻子(一)
第十一章 我与妻子(二)
第十一章 我与妻子(三)
第十一章 我与妻子(四)
第十一章 我与妻子(五)
第十一章 我与妻子(六)
第十一章 我与妻子(七)
第十二章 社教与文革(一)
第十二章 社教与文革(二)
第十二章 社教与文革(三)
第十二章 社教与文革(四)
第十二章 社教与文革(五)
第十二章 社教与文革(六)
第十二章 社教与文革(七)
第十二章 社教与文革(八)
第十二章 社教与文革(九)
第十二章 社教与文革(十)
---- È«ÊéÍê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