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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博爱
第五章 土改与镇反（二）
47、镇反
自从那次芦仙寺关老爷祈雨大行香引来的风波，陈邦杰被枪毙在泮春晏家滩，黄如长在牢房挖墙拖出枪毙，山雨欲来风满楼，社会上已预感到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
自土改工作队入驻，贫农协会成立，包括支前委员们在内的所有浮头鱼，一夜间全部入网打尽。云公祠的谷仓里塞满了人犯。关在泮春周氏宗祠的喻名生也押回原籍，关在云公祠谷仓里。一时民兵背着梭镖监守着谷仓周围，活跃在村头村委。表面上很宁静，人们不公开议论，晚上不太出门。内心世界都是很恐惧很紧张。有些二号出面人物，或管祀会的，或做生意的，或当房长的，或游手好闲的，或偷鸡摸狗的，或装神弄鬼的，或嫖赌逍遥的……。都在琢磨着自己的未来，似有前途未卜之感。
自对门屋立了土改临时法庭，打屁股的可怕消息暗地里传开。加之陈鸣凤喻名生同时自缢，拖出补枪的消息外露。气氛日益紧张，接着，或听到陈岐凤和雪谈子押到新安铺枪毙了；或听到畅胡子押到冷家巷枪毙了。或听到某人脑壳冲个稀烂，或听到某人不敢去收他父亲的尸，或听到魁梧的尸冇人收，他的儿子潘汉昆不知到哪里去了。还有的人说，继烂皮是杀害陈盟熙的主谋，为什么还冇枪毙掉？
这些消息都是大人们在传说，在议论，但都是低着声音，都不张扬。只有潘魁吾被押到石江波河滩上，我站在九龙山亲眼看到他应声倒在血泊里，也跑到现场看到飞溅在沙石的脑髓。这夜，我不敢闭眼睡觉，因为他是教过我七天增广贤文的启蒙先生，生前死后的形象都很清晰地在脑海中闪闪出现。很久以后，这可怕的印象才慢慢淡化，直至消失。
几十年后，我才知道潘先生的儿子汉昆在解放初期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在湘潭当了干部。他比我大几岁，是南普寺的先后同学。自解放到现在，我一直没有看见过他。据说他也到过几次祥老开（潘祥开，房族长辈）那里。他说不想去老家潘家盆了，他不想理睬那些亲房族人等。因为他的亲房族人不愿去收他父亲的尸体。所以他回乡时，就只去看望这个族上的祥开伯父。
祥老开活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才去世，他就是那个根据农谚，作天气预报的老头。有一次他谈及汉昆来看他的事，说汉昆很重情义，不嫌弃他这个做过长工的人。他说魁梧是个裁缝出身，也不是横行霸道的人，不打（枪毙）也可以。但是，他参加了张生部队，当了驼子兵，还是个小头目。在杨源这个山区，没有比他还大的浮头鱼。不打他打谁呢？一块咯宽的地方，不打一个人，就不能镇风。加之他与别人也不免有点冤仇，有仇就有民愤，有民愤就有危险。
杨源地方偏远，与小长沙搭界，出进的人很复杂。要土改就先镇反，镇反就是枪爆子（子弹）冲脑壳。要杀鸡把猴子看，只好魁梧当灾。铳打出头鸟，他是杨源的出头人物，是浮头鱼。
我明白了，镇反就是镇压，就是打出头鸟，就是捉浮头鱼，就是杀鸡儆猴，就是铲除拦路虎。
我又明白了，陈继纯是最大的浮头鱼，有杀害烈士的血债，要留着唱压台戏，到召开庆祝土改胜利大会那天，把他从斗争台上押到化字炉的河滩上，在一片口号声中，他倒在沙滩上，栽在血泊中。
48、划成分分果实
墙上的标语、游行的横幅和高呼的口号，都是“耕者有其田”的革命呼声。大抓捕和大镇风以后，一切处于暂时的平静。接踵而来的是贫农组成员在土改工作队领导下对每户划定家庭成分，对每人划定个人成分。
我们儿童团不关心这种事，但我却听祖父说，有人想划我们的地主，这样邻居只要在墙上挖个门框就可直接住进来。但是同癞子不同意，挺身出来说，苍麻老是染匠出身，手工业也是劳动者，况且上几代也是做长工的。按田亩算，四个人口（原童养媳人口在内）也只有四亩二分田。
他说同癞子（陈同乐）讲硬话，实事求是，最后我家划了个中农。我们组共划了四个中农，都是做手艺的。一个是连老开，染匠；一个是多老闻，木匠；一个是四麻老，篾匠（本屋南横厅）。
南横的王婆婆，有十多亩田，只三个人口，还请了刘安全当了几十年长工，当然划了地主。国时子（沈国俊）本是贫苦人家出身，小时候讨过米，因为嘴巴喜欢讲，管是非，理祀会，慢慢成了缎套子了，也有担多田（十亩为担），也吃过壮丁，也请志宝当过长工，只有三个人口，儿子成寿是入继了三麻老的大崽，理所当然要划地主。
祖父的堂弟明老星说，国时子的老弟沈玉泉，有九个人口，本不要划地主的，但怕他疏散老兄的财产，索性一起划成地主。搬出去改了一栋独字屋，田土没有改出去，可能还进了亩。这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总之，我们两个屋场，除划三户地主、四户中农外，其余都是下中农或佃中农，没有富农和富裕中农。
至于个人成分，只有对门房里的印旺阿公据说当时划了“二流子”。他从平江编炮竹失业回来，体质不强，也不想吃苦去当“改锹子”（把阉割后的母猪饲养而成的肉猪叫改锹子，以为因外力而改变人生方向后的吃力适应过程），反正一个单身汉，天天抱着一根“倒把金钩树”做的旱烟杆，清闲无事。有时和祖父下下棋，这个“二流子”的成分也像没有传开，可能复查取消了。
他后来吃饭时突然中风死了，沈皆遂后来在读书会办的《求知画讯》中写过一篇《印旺公公》的文章，就是写他。后来，这篇文章也成了定我们反革命罪的证据。
我们太和村（现江美村）只有1100亩稻田左右，人口不上一千。这次划成分，除了地主外，只有一家富农和三四家富裕中农，其余都是中农和佃农。但最大的地主陈继纯也不过三石田左右。此外有蛇屋场的畅胡子和益和兴（抬牌号）的三兄弟划工商业兼地主，邦老大（陈邦傑）和树老大（陈树宝）是祖传地主，国时子是后发的土地主，玉黑屎（沈玉泉）是特划地主，体老仁（潘体仁）也是做生意后发的地主。
还有一个地主就是租佃住在云公祠的添皮匠，做手艺积蓄一点钱怕走水（贬值），说置了土地就是硬东西，于是买了几亩田，运气不好赶在土改时妻子儿子都死了，一个单身的田土就超过村人平均田土的几倍，于是也就划上地主。如果妻子儿子不死，就只会划个中农成分。这个倒霉的没有名气的皮匠地主，好像在四类分子集训时，我没看见过，有可能在复查时改正了。
划个人成分就与划家庭成分无关，有时也一身两任。例如被枪毙的雪谈子是贫农，个人成分是恶霸；陈完武、陈纪松、沈印望都是贫农，个人成分划了二流子；陈汉清是贫农，划了兵痞。
汪痞子（陈汪清）也是一个特例，家庭成分是贫农，土改开始时个人成分也就划了个贫农，自己当上了村秘书。说话有点狂妄，村民看不惯，都奈他不何，于是复查时把他本人从贫农改划成破产地主。
土改后，他教了几年书，整风反右时又被划为右派分子，受了十几年监管。他去世时追悼会那晚，我去悼念了，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一首未公开的挽联。后来别人看了，都知道这是写汪老师－－平反后都这样称呼他。
还有家庭成分和个人成分完全重合，叫做“戴夹帽子”，这个成分就是“恶霸地主”。这种人是有财产有民愤有血债的人，被枪毙的继烂皮和畅胡子是也。
还有潘培根，打卦放财神，有时称老革命，唱红军歌，都叫他“培天经”，于是划了“坏分子”。他把“坏”字写成“坯”字，都叫“坯分子”。他本篾匠出身，工农两行都不想干，自称“卡农”，上不得下不得。这样，“坯分子”和“卡农”就脍炙人口，成了培根的代称。
此外还有一叫允汉的，家庭成分是贫农，个人成分划了“懒汉”，所以沈晓兵每看到允汉来了，就说“两兄弟来了（‘允汉’和‘懒汉’）”。
划成分要张榜公布，在工作队领导下，由贫农组评定，略有变动，最后一榜才落槌定终身。
接着是没收地主财产，分配胜利果实了。从地主家里提出的田、土、山、水塘、家具、农具、房屋等，由贫农组协商分配给贫农、雇农。大部分地主移住在原屋的偏屋里面，只有国时子搬出住在九龙山下的九宫庙（瑞庆宫），体老任搬出住在仁寿庵关爷庙里，益和兴徐霍霞搬出住在曹家塝的破旧庄屋里。玉老泉搬出住进贫农沈尔文的一栋独字屋，环境相对还好些。
太和村的曹家塝到薛家塝的几十亩高岸田是法源寺大地主的庄田，全部没收纳入本村的胜利果实分配。改进田土山林的户头，除贫雇农外，佃农也分得果实，富农不改出，中农自保。这样就基本达到了平均地权的目的，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没收的大农具和豪华家具也是胜利果实，作价按需分配，比较容易。贫农分到的龙骨水车、扮禾桶之类以及床铺桌凳等最为实用。那些豪华型的摆设之类，分进来之后也有卖出的。例如那些有挂檐招檐的大型绷绳床，结构复杂而精致的梳洗台和中堂大师椅等就不中用。
例如明老星分到一张精致的摆柜就卖给了祖父，明老星认为不能放棉絮，不实用。现在我把它运到浏阳县城的新居所，上层成为摆工艺品的地方，下层藏了一些线装古籍。
从继烂皮和畅胡子两家没收的大师椅及配套的茶几，只好分散搭配到了各贫农户。这些成套的椅子有大师椅，也有官帽椅，也有围椅。分散后就改头换面，有的锯矮椅脚给小孩子吃饭，有的锯掉靠背扶手改成小方桌吃饭。
几十年后，这些成套的摆设称为古董商收购的珍品，可是早已经或化整为零或改头换面，直至打烂进了灶门，真是可惜。我想，当时作价售出再分钱也可作胜利果实。想来也不可能行得通，因为明老星出卖摆柜也不敢公开，只是暗箱操作。
其他如银器、铜器中酒壶、茶壶、夜壶、热脚壶、锅、罐等也不很多。没有听说没收了好多银元的事，也没有听说没收了元宝金条的事，可见本村没有贵族型的大地主。特别是没有听说没收字画和古籍的事，因为我村只有一个旧文人陈闲僧（陈牟），和一个到陈雁峰那里读了二年经馆的沈湖村。藏书也不过是几本四书五经和一部康熙字典，及《幼学琼林》等启蒙之类的书籍。
最使我惦记着的一套礼器，就是宝乔宗祠的一套八仙屏风和一套香炉花瓶，只在婚礼和祭礼时才用它。土改时没有列为胜利果实化整为零分配，而是不翼而飞了。
我打听过本地的几个土改相关人员，都是“不知道”。其中一个民兵骨干说，一箱族谱是他转移到岭背某贫农家。我怀疑这套礼器也同时走了私，因它与族谱同放在铺房的木楼上。
不过，从没有人提起过这件事，更没有人去追究这件事。唯我一人而已，喜欢一些古董家伙罢了。
49、摇金山
摇金山脚下是刘氏宗祠，我们都叫它刘家祠堂，是石江乡政府驻地，也是土改开斗争会的地方。斗争的台子用木大门搭在下厅（前厅），正面朝着上厅。因为上下两进一过厅，加上两边的厢房，有很大的空间，能容纳很多群众。
每次开斗争会，都是人群塞满了祠堂的所有空间，梭镖林立，口号震天，气氛紧张得有点可怕。我们儿童团首先站在群众中间，为了能看到台上的斗争场面，就各自分散开了。也只能看到台上被斗者的半个身子。
我印象较深的一次，是斗争雪谈子（陈振湘），他被反捆着跪在台前的中间，两边还有几个陪斗的。有个较高大的叫什么老板的人，每斗一条事实就大声问一句：“确不确？”回了“确”之后就诉第二件。如果分辩，就扇一下嘴巴子。直到说“确”为止。
有的事实他拒不认账，就把系在他背上的棕绳扯起来，吊在半空中，叫吊边猪。当他死声大叫“哎哟”时，又问“确不确？”几次吊边猪，几次吊断棕绳，倒在台上，再几次扇嘴巴之后，他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才连说确确确。等一切事实承认后，民兵把他押回云公祠谷仓里。此后冇看见他上台挨斗，大人说他这个支前主任已经押到新安铺冲（枪毙）了。
最后一次斗争会，是斗争杀害陈盟熙烈士的恶霸地主继烂皮（陈继纯）。所有被押的人犯都从云公祠谷仓里叫出来，一个连一个串捆着押到刘氏宗祠斗争台前站着，低着头，没有上台，只是陪斗，也是陪斩。
继烂皮捆在台上，瘦矮个子，回话的声音很小，我没有听清一句他的回话。通过几个斗争人发言后，件件落实盖上手印。一阵口号声之后，工作队宣布罪状，判处死刑立即枪决。一块判斩牌插在他的颈后的棕绳间，在一阵口号声中，他被民兵推下台，押到祠堂外的化字炉墈下的河滩上。一声枪响，他倒在血泊中。
这是我继枪毙潘俊良后，第二次看到的枪毙现场。这时我才明白，继烂皮留在最后一个枪决的原因，是表示土改取得全面胜利，是庆祝土改胜利大会中的一个重要节目。
庆祝土改胜利大会的场址设在刘氏宗祠后面的摇金山上，是一块比较开阔的坪，坪中有很多淘过山金（狗毛金）的坑氹，还有一些洗过金的沙砾小丘。记得是个晴朗的天气，群众欢欣鼓舞，石江乡的村民到得很齐，敲锣打鼓，手执红旗，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儿童团秧歌舞和金钱棍也作了表演。
主持大会的是那个憨厚的陈阳生乡长，不过这次他的胆子也大一些了，作报告也流畅一些了。土改工作队做了总结，宣布土改取得伟大胜利。打倒了阶级敌人，平均了地权，做到了耕者有其田，人民群众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生活水平会不断提高，地主分子也在人民群众监督下，好好劳动改造，重新做人。
自此以后，我很长时间没来过摇金山。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摇金山属龙伏公社上源大队所辖，石江学校就迁建在摇金山上。石江学校有初中和小学两部。学校由上源和福源两大队聚资聚工所建，学校受双重领导，在业务编制上受公社教革办领导，在管理上受两个大队贫管会领导。
1979年上期我被派到该校任初中物理化学课，1980年下期我调往龙伏中学。以后拆除砖木结构的土砖房子，改建两层楼房的新校舍。到本世纪初并村撤校后，教舍为石江村的办公大楼，校旁新建洞庭水库移民村，自此摇金山别是一番气象，土改时的摇金山已是昔日的记忆。
50、地主的后代
土改结束后，农村一派新气象。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都很高。地主虽然分得的土地都是一些偏僻而贫瘠的地方，但通过认真的精耕细作，也获得较好收成。特别有的地主本来就是搞农业生产的老道场，本着“作田喂猪千万不输”的传统，家庭生活基本过得去，且逐年上升。
例如继烂皮为了充实家庭劳力，就从小长沙入继陈绍钦为儿子，又赘入陈端喜为上门女婿。这两个人成了掌作的劳力，实际有点像长工师傅。而他孙子陈醒狮是个少爷，土改后参加劳动，是个名副其实的“改锹子”（把阉割后的母猪饲养而成的肉猪叫改锹子），通过长期改造，也成了犁耙功夫蛮好的甩牛师傅。
畅胡子的儿子沈玉堂和雅长子的儿子沈海龙都是入继的，原来都是农民出身，出继后干着农业的活，戴着地主的帽。土改后仍是农业生产里手，不是“改锹子”。像这样的地主，很能适应生产劳动。生活过得不会很差劲。
1952年春耕前，土改复查工作全面结束，漏划的皆补，错划的皆纠，都吃下了定心丸。都有自己一盘棋，都在划暗水船；都知道唯一的出路是自食其力，才能丰衣足食。
土改分胜利果实时，也从杨源的大家塝、沈家坡、横担山移来了三户贫农入住我村，这三户中的沈干成住恶霸地主陈继纯的房子，沈华汉住恶霸地主沈畅晴的房子，焦可让住地主潘体仁的房子。另从社港清泰乡的米家洞移来二户贫农寻民选、朱之茂，也入住陈继纯的房子。
以上五户都按村水平分得田土山林等。前三户落户生根，成为永久性居民；后两户几年后搬回老家，说打生不如傍熟，作山容易种田难。不知他们的胜利果实又如何处理了。
土改后的政策鲜明，叫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本村的地主子弟沈皆遂、沈福厚都考上了师范，参加了教育工作。外村的地主子弟黎书图、沈访霞、潘汉昆等都考入高校，参加了工作。这时期虽然讲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社会还算和谐稳定。如果在1958年以后的20年中，他们的命运注定是终身制的“改锹子。”
到80年代搞起了责任制以后，农村生产积极性出现了划时代高潮。地主子弟陈秋桃从木工起家，发展到创建龙伏家具厂，成了小有名气的陈老板；地主子弟徐桂林从打沼气池起家，发展到开设龙伏益和兴百货店，并当上一届村长。
到后来，不少子弟从经济领域跃上政治领域，入团入党的大有人在，有的当上了镇长，有的当上村长且入党校深造。有的参军后当上军官，至于升入高校进入新闻、企业、财经等部门的不乏其人。
有一次，一位老支部书记叹着气说，这是什么时代啊，一个恶霸（陈振湘）的后代当上了镇长、人大主席。一个地主子弟当起了村长，真不可思议。我只沉默着，没有回话，视作没有听到。我心里在暗自驳其悖论，你知道这是什么时代吗？社会在变革，时代在进步，时代正以万钧雷霆之势前进着。左脑壳还不醒，就站在50年前的老地方莫动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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