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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考19771978

 

 

(二十二)胡友祥:懵懵懂懂的高考经历

 

1974年,我高中毕业了,毕业就失业,究竟何去何从,心中没有任何着落,国家也没个说法。拖到1975年,企盼皇恩浩荡,能赐给一个什么充满光明前途的政策吧,结果仍是痴心妄想,国家政策依然如故: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如果说,60年代末不少城市青年是怀着一颗颗火热的心走向广阔天地的话,那么过了这么若干年之后,城市青年终于明白,广阔天地带给人的命运,却毫不广阔!我家七个兄妹,我排行最小,上面已有哥哥姐姐成为活生生的例证:他们下放农村多年,失去了城里人资格。没人能够帮帮他们,让他们脱离在农村年复一年的“修地球”命运。没想到,这样的命运,又轮到了我。我并不怕吃苦受累,但去到农村,未来的出路何在?怀着这样的茫然,我开始了苦不堪言的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生活。这一干,便是漫漫的三年!

 

1977910月间,恢复高考的春雷震响,让我喜不自禁。我内心早已对前途绝望,对上大学想都不敢想,怎么会有这样好的机遇从天而降呢?哥哥当年想通过推荐上个中专,上蹿下跳,托这人找那人,到公社那一关就是通不过。他后来终于明白了,像我们这样的平头百姓家的孩子,虽然有大队的一再推荐,但自家没有后台,想靠推荐上个中专都成了泡影,更别说上大学了。哥哥明白了,我也就更明白了,因此,天天陪伴我的只有锄头、扁担,连钢笔都没有--也实在是平时用不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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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友祥

 

可这时居然有参加高考的机会了,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我知道,这是我唯一能抓的一根稻草,不容多想,必须奋力挤上那座“独木桥”。于是,立即找借口,向生产队长请了假,回家复习。我是和一个中学好友一起复习的。这位同学来自苏州城,“文革”期间苏州流行一个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搞了个让许多家庭下放苏北农村的运动,他们全家也就被赶出了苏州城,下放到了苏北。他们过来时,同学还在读初中,也不得不转学到我们中学,与我在同一个班。类似他这样的同学,我们班有男女七八个人。这位同学的成绩在这批同学中算好的,人也很好,他成为我的好朋友。到恢复高考时,我们俩人便一起为高考这一目标而奋斗了,就在他家空空如也的四间草屋里复习起来。那时条件相当艰苦,他的父母及其他亲人已陆续返回苏州,身边没有长辈,我们只有靠自己做饭吃,连着青菜和水煮饭,吃了几天了,便无米下锅了,菜也没有了。好在还有同学惦记着我们,及时背了一个大的口袋,里面有米等等,还有一大块肉,那可真是雪中炭、及时雨,令我们感动。那时,我与同学天天晚上在一盏小油灯苦读,四周很安静,附近有一个理发的老头,晚上偶尔会过来与我们吹吹牛。日子就这样过得飞快,转眼间就到了上考场的日子了。当时对于什么文科理科毫无概念,就那么稀里糊涂地报考了理工科。当时心里没有一点把握,完全带着一种碰运气的想法上考场。可能是考生太多吧,先要进行预考,就在我们读书的公社中学,考完后我感觉不太好,以为没戏了呢,竟然把书一扔,不看了!可命运偏偏眷顾我,预考通过的通知还是到来了,让我到县城去参加二考。这二考其实才是真正的全省统一考试。考得晕晕乎乎,也不知究竟考得怎样,紧接着便接到了体检通知,然后还得以填报志愿。但是填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一窍不通,听说报纸上登了招考学校名单,但地处偏僻,又看不到这张报纸,也没有高人指导一下,现在还能回想起那乱哄哄的场面。还好在现场蛤 巧碰到一个数学老师,她说江苏师院好,我就写上了;这时边上有人说有个南京邮电学院,我就又把这个写上;第三个格子填哪个学校?我哪知道有什么学校啊,就留空了。记得表上最后有个是否服从分配还是服从调济的选择,我依然是懵懵懂懂,鬼使神差地写了个“不服从”!这不糊涂蛋吗?你不就是为上学吗,只要有学就必上,怎么又不服从分配了呢?于此可见当时我之懵懂。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天天盼望邮局有我的入学通知书。公社里参加体检、填写了报考志愿的许多考生,先后拿到了各式各样的入学通知书,最差的也拿到了师范学校(中专)的通知书,唯独我,“空空道人”,一无所获。与我一起复习的苏州同学接到了镇江农机学院的入学通知书,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科技大学。他其实填的志愿前两项与我差不多,就是不知从哪知道有个镇江农机学院,便比我多填写了这个学校,结果人家就成了。还有一个我下放的大队的考生,拿到的是我听也没听说过的武汉测绘学院。我奇怪他是如何填写了这个志愿的。这时候我才知道全国有那么多的大学可上,有那么多的选择呢。至于没有录取,究竟是什么原因,真的是不知道的。但是那时大家都比较盲目,我志愿填江苏师院就肯定是个大错,据说那年相当多的人都报它,认为这个学校一般,容易考中,但却是大撞车。后来听说当时如果胆大一点,填南京大学,可能也会上的,据说南大77级最后又扩招了一批,分数线已经相当低了。也有人对我说,“可能是有什么人写了个人民来信告了你一下,那肯定没有哪个学校要你了”。像我这等小萝卜头也会有人告么?反正是名落孙山了,这印象太深刻了。但也长了见识,知道什么是文科、理科和工科,也知道如何填高考志愿了。最重要的是知道了自己几斤几两,居然胆子也大起来,野心也有了。后来的一段时间,我其实心里期待的是,不要再来什么通知书,来了也真的没什么好学校的。我心里已经决定来年考文科,冲刺名牌大学了。如意算盘是我考文科主要是历史、地理两门功课好好准备;数学基本不要再学了,有时间做做练习题就行;语文、政治也经历过考试了,政治再加点工夫,语文大多数人在短时间都不会有太大的提高的。我于是就向母亲说出大话:今年没收到通知书可能是好事,我再考能上更好的大学。我母亲没有吱一声。她自己没上过一天学,但她相信她的孩子。这里还要说一个奇怪的事情,高考后,我那个苏州同学整天心神不安,听了别人的主意,找瞎子算命。瞎子说你家房子最近要拆一半,拆了你就远走高飞了。我们当时认为真是瞎说,他家房子是下放时,当地帮忙建起来的,他父母已经回苏州去了,没有要拆一半房子的任何理由。奇怪的是,没有几天,他家房子边上一个小水利项目要上马,需要开挖一条河,这样他家屋子要拆掉两间,正好是一半。没有多久,他的入学通知书也来了,真的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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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游

 

没有多长时间,我的高考的“二次革命”就又开始了。这次复习还是闷头大干,方式方法还是两人组合,是与另一位中学同班同学一起复习。那也是一位关系特好的同学。我俩中学刚毕业时,还被当时的公社文化站长找去一起编了个故事,代表我们公社参加了全县的故事演讲会,反响还不错的。那可是我们第一次住县招待所,吃大鱼大肉,此后在外住的宾馆条件再好,也没有像那时那样给我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1977年,同学没有参加高考,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不摸底。他的弱点是数学不行,历史、地理相对好。1978年已经有高考的学习大纲了,我们就白天各自学习,每天相聚一次,相互提问,相互指教。效果也还是不错。

 

不知不觉,夏天到了,高考如期而至。我们的考场设在县二小的教室。当进学校大门时,碰到中学的政治老师,他劈头就问:“你们跑这儿来玩呀?”人家是来应考的,怎么被老师当作不务正业的游民了呢?原来我们没有参加过学校的辅导班,平常也没有到学校去,因而他想不到我们是来上考场“战斗”的。

 

这次高考的结果是我拿到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入学通知书,我的同学拿到了南京师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我的分数是395分。结果是理想的,而过程却仍不乏昏昏噩噩。回想起来,不应有的失误历历在目。在数学考卷上,有个对数的题目,难度不大,只要换一下底数即好做了,我当时也知道不难,但就是自以为数学水平基本过关了,平常习题做得少,以致在考场上遇到这道题时脑子却一下子“短路”了,做不下去,于是做了一半先扔下,想等最后再回过头来解决它,而到了后面,根本就没有时间再考虑它了。记得那道题可是10分以上啊。好在最后面有20分的大题,倒是被我拿下了。再如历史考试,那是夏日的下午,考的过程中,天突然下起了暴雨。一时那个小学教室变得很暗,又没有灯光照明,看纸上文字不太清晰,加上我又懵懂依旧,最后的一个大题,题目是“鸦片战争前后的……”我只看到了“前”字,忽略了题目上的“后”字。这样答案就不完整,相当于只做了一半,失了大分。那道题本来真的是会做的呀!考完回去的路上,听众人一说,是鸦片战争前后,我才懊悔不迭,恨自己糊涂,我本来自信历史基本上是不失分的。这样一自责,问题又来了,晚上想来想去就是睡不着。到了深夜,我哥哥好心拿来了安眠药,当时因为有个政策,一家下放三个的,可以有一个招工名额,这个机会就给了我这个哥哥,我们高考期间就住在哥哥工厂的宿舍里。还以为吃了药能睡个好觉,可这药好像一点也不管用,翻来覆去的,一夜无眠。而不幸的是,第二天还要考语文啊,气人的是,等真进行考试了,这安眠药的药效却开始发挥作用了。我拿了考卷才写几行,晕乎乎的就想睡觉,头很重,脑子一点都不听使唤。最有意思的是那个作文,一篇文章缩写成800字,写好了,横过来数,竖过来数,就是算不清到底写了多少字,本来自己数学还不差,此时却连这样的小学一二年级的数数水平都达不到。没办法,只好这么交卷了。还有,有个词语填空,应写“伫立”一词,我明明想起来了,最后却忘了写上去。后来想想真是很滑稽,这安眠药不能怪它不管用,只不过管用的时间太滞后了。不幸的是,这事还殃及池鱼,与我一起复习一起赶考的那位同学,本来不失眠,也一片好心地把安眠药当补脑丸一般,也让人家吃了一颗,同样中了招。后来这成了我们多年的笑谈。

 

1978年江苏省是告知考生高考成绩后,才填报考志愿的。根据自己的成绩,我感到填南京大学比较稳妥,当时填了历史和经济两个系,只是把经济系填到了下面,这才把我分到了历史系。最初我并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喜欢读历史还是喜欢读经济。入学后再上中国通史课,一点新鲜感都没有,觉得很乏味。那时高考复习时,读了一些历史方面的书,比如关于党史,读的是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已经学得够深入了。当时在学校还一度怪自己,志愿还是填得有毛病呀!

 

我从小上学之路就不平坦。由于哥哥姐姐学校毕业后就下放到了农村,这让我产生了误解,以为上了学读了书的人就要下放农村。因而我小学毕业后,一度不去学校上学了,上学有什么用?上与不上都是一样嘛。尽管有高玉宝自学成才的榜样,但那个对我而言太遥远了,并且我也不知道这类榜样的故事。玩了将近一个学期,乏味了,又想上学了,这样,哥哥找到中学老师,老师跟校长一说,校长说让他来吧,就这样我又到中学念书了。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有人想上学,学校还是欢迎的。初中毕业时,一度又不想上高中了,下放的阴影太大了。后来还是硬着头皮,把高中念了下来。

 

当我拿到入学通知书时,最高兴的是我母亲。她到那时才说了一件事,说我上高中时,有个同事当众说,某人家孩子还上什么高中,当真的想上大学呀?!当年我的那些初中同学毕业后,没继续念高中的,个个都进了工厂,我们念高中的一批同学最后结局都是下放农村。因而相比之下,似乎上高中反而是更不好的选择。好在世道变迁,我迎来了恢复高考,最后还真的考上了大学,母亲别提有多高兴了。我三岁时父亲就在贫困交加中病逝,一直守寡的母亲,用她的毅力,含辛茹苦地把七个未成年的孩子拉扯大。那时母亲整天为生计而劳累,她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规划子女的未来,但她付出了她的全部,她认定孩子上学总是好事,让所有子女都上了学。多么伟大的母亲呀!在那个生活极度贫困的年代,母亲所付出的一切,未经历的人是无法体会的。每当想起这些,我就想流泪,内心对母亲充满了无限的敬爱。

 

我基本上是在自然状态中成长起来的,不像如今的孩子们,时时刻刻都在父母包办一切的状态中成长。成长过程充满着茫然,以致参加高考仍是充满着茫然,懵懵懂懂。但毕竟是考上了,并且考上的还是著名的南京大学,现在想想,恍如做梦。

 

如今大学毕业也过去几十年了,回想参加高考的经历,真是有趣:1977年参加体检了,填报志愿了,看似应当录取,却又名落孙山了。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1977年即使考上,也必定是个一般的大学。未考上,却增添了我的信心,也让我了解了有关高考应注意的事项。此后尽管仍有糊涂之处,1978年,终挡不住我迈入南京大学的步伐。因此,可以说,我从77级下落(或叫上升)到了78级,从考理科转向考文科,这个折腾,这个变化,实际上是我人生的一次大转折。它很值得我回味,也是值得我珍惜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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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儒林题赠胡友祥

 

本文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系1978级校友

 

 

转自《南大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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