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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考19771978

 

 

(十七)吕效平的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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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效平,1977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1998年获戏剧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戏剧影视艺术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研究方向为戏剧理论。

 

 

报考趣事,从“中教”到大学

 

以前,我家在南京市的江浦县,我是19721月份高中毕业,毕业以后去晓庄师范学习。那个时候我的所有同学都不肯去,他们觉得那是臭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中谁要当臭知识分子。我刚好赶上“新三届”,那时候所有“新三届”都有机会进工厂,虽然有的是街道工厂、县里面办的小工厂,但是所有人都觉得当工人阶级多好。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为什么要当臭知识分子去挨批斗?我当时也是拒绝去的,但是我有一个姐姐,是一个很小的街道工厂的车工,她总是要上夜班,很辛苦的。我姐姐就劝我去,我最后还是去了。

 

1973年我从晓庄师范毕业(中学教师培训就一年)以后,就获得一个公办老师的身份,在江浦县中学教了五年语文到1977年。我记得我那天正在上课,是学校里的同事跑过来告诉我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当时就决定要考。从1977101日开始,我抓紧把手上的事情完掉,开始复习。我那时候做中学老师比较伤脑筋的是,一学期要学生做8篇作文,一个班50多个学生,改起来蛮烦的。我就跟学生宣布:“我要考试了,我要考大学,从101号开始,我作文就停掉了,一篇都不做,然后等我考完试以后,我们一个星期做5篇,把它都做掉。”

 

当时刚一宣布考试的时候,我家住在一个中学里,我父亲是县中的校长。中学里各种老师纷纷办班,那时候办班不赚钱的,完全义务的。铺天盖地的知青、工人,从1966年上高三的一直到1966年小学没毕业的,从1947年出生到最小的1960年出生,全部十三年的人一起考,大家都是感觉到要补课。我就坚决不上大课,我不习惯。我知道自己数学差,我就自己在家里看书。刚好我在学校里,数学自己做了题请老师改,不懂的去问数学老师。但是数学仍然不太可能考得好。不过有的时候看运气,我那时早上要去考试了,在操场上见到一个非常好的数学老师,我说昨天晚上看一个题没有看懂、他当时就在操场上给我讲,进考场就有这一题,而且是非常大的一个题,结果我数学考了66分。我们班上有同学,像扬州中学的老高三学生,数学几乎是考满分,99分,我语文多少分不记得了,也不差。

 

第二轮考试我遇到两个很大的障碍:一个是南京市教育局规定,所有公办老师只准考中5个人,因为那时候在南京的中学做老师的知青很多。如果允许他们考试的话,他们1/3甚至1/2的人都会考走的,这样中学就会严重缺乏老师。那时候是个人的利益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的事业。所以南京市教育局发了这个文件,后来我考了第四名,这样我就有机会上了。还有一个障碍,政治考试满分100分,我考了93分,因为之前《毛泽东选集》学得太好了。分数登记的时候,他们不相信,政治怎么能考到93,就给我填了63。南京大学的录取老师是外文系的几个老师,一看我说南京大学没有拿到我材料,我说不可能,我考得非常好的,然后他们说你政治不行,我说政治尤其不可能不行。然后我姐姐在外文系上过学,我姐姐的同学他们已经在学校做老师了,他们说我给你查分,结果卷子一看拿出来93分,登记63分,差30分。

 

大学生活,求同存异专注读书

 

我们那年招生,刚进校的时候42个人,后来扩招。决策机关也是觉得那么多人考得那么好,招得越多越解决个人问题,也是给国家培养人才。这样我们是19783月份入学,上了三个月的课,等到了6月份又扩招。扩招就是在原来考试的基础上,不重新考试,把那些人里面有一些成绩好的,但是当时因为年龄太大拖儿带女、志愿不对就没有录取的,再扩招进来。这样我们班就加了9个人。

 

我记得王兆衡老师给我们讲作文课,我们班有个同学写的真是动人。他是49年出生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高一高二。他是个回乡知青,那时候回家十八九岁,回家就结婚了,二十岁老爹就要抱孙子了。他来上学的时候,已经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小孩,他作文题目就是《枯树坟村》,就是讲他们家门口有两棵树,这两棵树都已经枯死掉了,多少年也活不过来,想办法救也救不过来。有一年春天突然就发芽了,然后高考了,然后他也考上了。他拿到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女儿拿到小学的录取通知书,他上大学的时候他女儿上小学,写得非常动人。

 

我们当时南园的二食堂,星期一到星期六是用来吃饭的,全班四十几个人分作四组,每组一张饭卡,自己备碗,把饭打过来自己盛,每天有一个人值班,有几盆菜,大家就分菜。打饭的时候卡拿到那里去,然后把大脸盆装的菜端过来,完全半军事化,餐桌都没有坐,大家都站着吃饭。后来就有小灶了,也可以拿着钱到小灶去买。到我们快毕业的时候这种制度就取消了,那时候就可以拿着饭票去买,我记得当时最好的菜是大排,两毛钱一块大排。

 

那时候我们最困难的同学,国家给215毛钱的助学金,这是不看学习成绩,完全根据家庭的困难情况。当时城市里平均生活成本大概15块钱,这样他们年纪大的还可以攒一点钱回家给小孩子和爹妈买一点东西。助学金有三等,215毛钱的,1516块钱的,还有最少是9块钱的。当时有个规定,工龄满五年带工资,我工龄满了五年所以带工资上学,我当时一个月工资385毛,所以当时我是班上“大阔佬”,每个月钱都用不完,用不完就去喝酒,我就跟现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一起,用不完钱就拉他去喝酒。我们两人曾经喝醉倒在玄武湖边的草坪上,他枕酒瓶,我枕着他肚皮,一拨人围在那里看。

 

总结高考,人生感悟

 

当中学教师的时候,有一次我和我们江浦县中学的革命委员会主任(现在的校长),骑车经过南大的八舍,我当时无限感叹地跟他说,“主任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进南京大学上学。”那时候讲起来真是非常羡慕。主任给我当头棒喝,“不要做梦了,绝无可能,好好工作。”因为谁都不会想到还会有高考。所以这个我记得非常清楚,不要做梦,好好工作。谁知道不可能的事情后来也变成可能了。

 

其实高考对我的命运改变不是很大的,如果没有高考,我做中学教师,自由选择余地大,也可以影响到一帮小孩子,做一辈子我也心满意足。但是高考对我的很多同学的命运改变是很大的。

 

整个文化大革命使得社会停顿,有一拨人就被甩出去了,他们从农村回到上海回到北京,连个住房都没有,也没有技术,等到30多岁再来学,这拨人就废掉了。在社会大踏步进步的时候,我们赶上了这样的进步,跟上了这样的潮流,这样就不至于和时代拉开距离。我和我的中学同学比较,我是唯一一个能够做成这样的,那年高考竞争太激烈了。他们也不再有机会了,就在一个小县城里,都没有出来。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国家命运改变了,我在国家命运里面享受社会进步。

 

本文依据对吕效平老师的口述访谈整理而成

撰文:单雨婷

 

 

转自《南大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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