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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考19771978

 

 

(十四)周同科的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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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同科,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19913月至19928月于日本名古屋大学进修,19928月至19939月赴瑞典隆德大学进行合作研究。现为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在文革中经历基础教育

 

周同科的老家在连云港,家庭成分是贫农,他从农村进入到城市,但市里面的条件并不好,“我算是在市里面,但还是比较落后。整个城市只有市中心有一条街,别的地方都是大一点的马路。当地没有什么特别的社会氛围,也没有比较向学的风气。”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周同科刚刚上小学,“那个时候的教学基本还是完整的,教学体系简单、实用,都是按照大纲来,不是乱来的。小学的老师也都是正式的、师范学校的老师。我认为当时小学的教育水平还是正常的。”中学的学习就显得很有时代特色,初中少了化学课和物理课,取而代之的是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高中时期课程就有了化学,物理课也比较系统。文科没有历史、地理,但有政治。政治课就是讲形势:林彪、九一三、林彪事件、传达中央文件、批林批孔、批水浒。”这些政治活动客观上锻炼了学生的文字能力,“我们的写作能力基本上是大批判时写批判稿练成的。”

 

而当时,“考试都是开卷考,可以翻书、可以交头接耳,跟大家商量,基本上几个人一起,大家的卷子都是一样的。这个也跟时代有关系,毛泽东有个著名的论点叫:不会,抄一遍也好。所以大家就把这个当圣旨。学生就对老师说,我抄一遍也好,毛主席说的。老师也不好反对,所以大家就抄。”但是认真学习的人总是不会吃亏的,“实际上,任何时候都有认真学习的学生,那个时候也是有自觉的学生的。大家抄肯定是抄那个最好的学生。”

 

恢复高考,在同事帮助下备考

 

周同科在1976年高中毕业,因为身体原因,他不能进行高强度的劳动,因此他没有上山下乡,而是留在中学当初中老师。他从学校的教务处那里获得了高考恢复的消息,同事们热心地帮助他复习,“我的复习材料都是从教务处直接得来的,因为那也是我工作的地方,非常方便。当时中学就帮我复习、补习。因为我没有学过地理和历史,但是考试的时候有这个科目,我就从头再学。所以我那些老师,其实也是我的同事,他们就给我补习。他们上课的时候我就跟着去听。”

 

但因为他没有参加“上山下乡”,被别人抓住了把柄,周同科不得不“提供了医院的证明以后才参加的考试。本来是77级,那个时间就错过了,变成了78级”。周同科考试的教室正是他讲课的教室,“我每次上课都走上讲台,这次上课我就走到教室后面坐下来,所以我一点都不紧张。”

 

而对于他来说,高考并不是一个明确的目标,“高考对我来说,就是可以有一个事情做。因为代课老师毕竟是一个临时的工作,我需要通过高考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且如果上大学的话我就有一个正当的理由离开家。当然也有一点对知识、对大城市的向往。但是没有现在看待高考的那种态度。最主要就是觉得知识不够,有这样一个机会肯定想学点更深的东西。”

 

融入大学生活,积极学习

 

周同科乘火车到了南京,他回忆初到学校的生活,“刚来的时候特别麻烦,农村的和城市的融合不到一起,大城市的和小城市的也有矛盾。大家的生活习惯差比较大,比如农村来的同学普通话讲不好,会被大家歧视。但是同学关系跟现在也差不多。甚至比现在要好一点。我们不是独生子女,会互相忍让一点,互相帮忙。”

 

学习方面,“学生的学习态度不一样,那个时候学习是为了兴趣而不是考试,尤其是专业课,有些问题讨论的很深,并不一定是考试的问题。”尽管当时的生活条件较差,但是同学们十分热爱学习,“大家特别热爱图书馆,去图书馆还得抢座位。比如,先吃完饭的同学就得背十个书包跑到图书馆去占位子,迟了就没有了。”甚至还有人像匡亚明校长提建议,“学校就特许考试的时候在西南楼开一个不熄灯的教室,让同学复习”。

 

业余生活则比较丰富,学校不仅举办舞会,文学杂志、黑板报也深受同学们欢迎。当时还有书画展,周同科回忆了当时的场景:“书画展比较有影响,南园的橱窗水平很高,作品都来自各种院系的学生,物理系和天文系的油画、书法、国画非常好,因为毕竟有着十年的积聚,现在的学生再也达不到这种发表水平了。”

 

本文依据对周同科老师的口述访谈整理而成

撰文:张益偲

 

 

转自《南大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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