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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考19771978

 

 

(十)张捷的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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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捷,1978年考入南大地理系,现为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专业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旅游研究所所长,教育部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理学会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文革冲击下的学习生活

 

我的家庭从祖上说起可以算是个书香门第,我的父母都是中学老师,我在我父亲的影响下还比较喜欢书法,但是文革对我的家庭和我都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我家里有一些古代的收藏,当时我家里有一幅柳如是的画,还有一幅乾隆题的字,都在文革中怕惹麻烦而毁掉了,为此我的父亲一直心中不忍却也无可奈何。更大的冲击在于我父母的工作单位和住处都被迫改变了,我母亲原来在无锡市体委,《光明日报》上有个贺龙接见人员的照片,上面就有我母亲。她和我父亲后来都到了乡下,我和妹妹也就被送到乡下去了。我记得上小学时一个年级有几个班,只有一个人教,一个班上课,另一个班就做作业,讲完了这边的课就到另一个班上课。这段经历时间不是很长,但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上学的时候,我们会学农业基础知识,讲农药怎么用,怎么种植农作物,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农业八字方针等等。我们这些东西都学过,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时强调知识青年要学工学农,要批判资产阶级,所以我们所有人都会去农村实习,不是实习就是再教育。我们到农村去收割粮食,个子低一点的就捡一些麦穗,高一点就用镰刀割,我现在脚上还有一块疤是那时候留下的,当时却不敢说,一说就会被当成资产阶级。在读书方面,我们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像《岳飞传》就是禁书,因为岳飞保皇,杭州岳飞墓都被封了,并不宣扬他是一个英雄。我在被窝里拿着手电筒看《岳飞传》,老师问看的什么书,我就说是《三国》,才躲过去。除此之外,当时学校实行“半工半读”政策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学校想通过这个赚点小外快,要求我们这些学生一半读书一半工作。按理说应该是一学期安排一个月,结果我们学校直接到一个工厂里面,用半个学期,让我们作为正式工人,把人家一个车间包下来了,让我也缺失了很多学习的时间。

 

我在文革的时候上了小学、中学,最后开始高考时四人帮,77年高中毕业。毕业后做过油漆工,在工厂工作有了一个月30元的收入,当时自己还是比较满足现状的。

两年曲折中的高考经历

 

77年我从父母那里得知高考的消息,确认城里的工厂放人基本也没什么问题以后,我就赶紧报名参加了。那时候先要经过市里面的考试,接着是省里的考试,达到分数线以后就能参加体检,最后进行政审。当时我已经参加完了体检,但后面就没拿到通知了。我父亲托人帮我问情况,听说我的考试成绩是比较靠前的,但可能是因为书香门第的原因,政审出现了问题。于是我77年就没有去大学,而是在工厂里继续工作,等到了78年。78年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恢复高考的政策他都落实得很好,另一个是华国锋,那时候我们称华主席,在当时“两个凡是”等等的压力下,他能顶住压力提出恢复高考,本身就是有很大进步的,他在我心目中光辉形象也永远存在。

 

到了78年,经过了白天上班晚上复习的充实而辛苦的准备之后,终于胸有成竹地进行了第二次高考。当时理科就是数学物理化学,文科就考地理。考试的难度肯定比你们今天要容易得多,但对当时的人来说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大家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大家心里都会用一些为国家做贡献的,比较纯洁的理想主义来激励自己,最终我顺利考取了南京大学。

 

选择专业的时候,本来就在工厂工作的我对于工科方面已经不感兴趣,曾经想过考文科,但由于害怕政治冲击的阴影一直存在,我还是没有选择文科。当时对化学非常感兴趣,但是父亲觉得化学研究比较危险,事实上也是害怕化学系分数较高,我会落榜,所以我权衡再三,第一志愿报了地理,第二志愿填了化学,最终被南京大学地理系录取。

 

辛勤耕耘里的大学生活

 

当时南大极好的学习氛围,现在也难得一见了。当时大家英语普遍都比较差,学英语就几种途径,上课从ABCD开始教起,而且都还带着各方的口音。但是上课不足以让你英语的水平有很大的提升,所以大家很勤奋地寻找其它途径。我们先是听收音机里的英语广播,再后来电视里有个“follow me”(当然当时看电视是很难得的),这些都可以作为学习英语的资源。南大还会播放《英语九百句》、《美国之音》这类的节目。早上八点钟上课,它就从六点半到七点钟在校园广播播放。冬天六点半非常冷,我们也没有空调,穿得又单薄,一两百人站在电线杆下跟着念英语。现在不会有这样的景象了,一是大家英语水平都高了,二是技术也有了。再后来拼命跟着英语的广播节目学习,我研究生的时候就坚持跟着VOA学英语。那个时候大家会自己主动补充其他的知识,比如有个同学就很喜欢《基督山伯爵》,广播喇叭里播音,把小说念出来,他都听了。我会去图书馆看一些中国古诗词和古文学的书。南大图书馆在我们进校时就号称是图书馆藏书两百万,但是书不一定借的到,因为学生太多。但总体来说,这短时间大家都在疯狂地汲取知识,获益匪浅。

 

在学习过程中,也有太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他们上课都非常认真负责。其中有包浩生老师,他也是我研究生的导师。当时我去听了包老师研究澳大利亚的报告,水平很高,让我感受到了科研的魅力。还有就是杨怀仁教授,他是准院士,在文革前都不上课。文革结束以后,开了一个科技大会,郭沫若也写了《科学的春天》,号召全国科学界知识分子都要为国家做贡献。当时的杨怀仁先生积极应召,已经六十多岁了,还坚持来给我们本科生上课。我记得那个时候79年,杨老师还讲到了全球变化,那在当时是很超前的。

 

现在回想起来,大学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现在的专业跟当时有差别,但是那时候读地理为我打了很多基础,也培养了我的学术兴趣。来南大求学的学生都单纯而勤奋,我们在南大度过了很美好的学习时光。

 

本文依据对张捷老师的口述访谈整理而成

撰文:黄丽祺

 

 

转自《南大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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