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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考19771978

 

 

(七)童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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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星,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77年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工作,曾担任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现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知青下乡,扎根农村

 

1966年,在童星高二时,因为成绩优异被准予提前参加高考,但在即将入学之际,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高等学校招生全面中断。尽管童星考上了北大的数学力学系,但这一次长期的停招使得他无法继续学业。他不得不作为知青下乡,来到夏集的农村劳动。谈及这段经历,他回忆到,“所以我们原来对未来的期盼的破灭,就是从到乡下去开始。到乡下之后,就面对现实的生活了,以前的高调都没有了,我做好了在农村待一辈子的打算的,我还和当地人结了婚,在读书以前就生了三个小孩。”

 

尽管之前的梦想已然不能实现,童星在当地并没有放弃希望。在下乡的九年中,他当农民度过了三年,在供销社做工三年,遇到正式招工成为了一名工人。此后,他又被县委、县政府借调,“以工代干”,成为一名干部,这样又过了三年。回忆起下乡的地方,童星记忆犹新,“下乡去的地方叫夏集,在宝应县。是宝应、新化、高邮三个地方交界的,叫‘里下河地区’,是江苏省最低洼的一个地方。有四条河,一条叫苏北灌溉总渠,一条叫大运河,一条叫串场运河,从盐城到南通的,还有一条通扬运河,从南通到扬州的,这四条河围在当中的一块,叫里下河地区。它的地面比海平面还低,都是沼泽地,现在叫湿地,‘城市之肾’,就像长征时候过草地的那个样子。”

 

镇定入考场,喜获好成绩

 

尽管恢复高考的决定受到了绝大多数群众的拥护,但由于社会上“左”的风气仍然存在,这一决策还遭到不少人的反对和批评。童星在县委报道组工作,虽然他能力出众,但因为自身编制的问题,他担心会因考不好而丢掉工作。他的四个同事都是大学生,纷纷劝他去考,还表示即使没有考好他们也会说情。童星的家人也支持他参加高考。因此,“虽然当时复习时间非常短,但我也没有很忐忑,就是考得上就考上,考不上就拉倒,心态是比较轻松的”。

 

因为自身基础较好,而且在宣传组的工作为童星了解时事创造了条件,一些题目对于他来说不算什么。他说:“在县委宣传组工作期间被省委宣传组抽调去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大批判’写作组,批判‘四人帮’,另外讨论些国际形势的问题。因此考政治时,后面有道题目关于索马里军事政变,很多人都答不出来。但只要是批判‘美帝苏修’,都有分数。我写过很多国际评论,对于这块儿算是比较了解。许多考生说没有复习到这个方面,当时补习班也还没有出现,谁都不知道会怎么考。”

 

童星在高考中获得了优异的成绩,他的数学考了满分,历史地理也考了满分,政治得了99分,这是出类拔萃的成绩。关于志愿的选择,童星说:“那个时候选择专业有一条,经过文革中以及结束文革后的思想转变,大家都发现,思想、理论是最重要的,解放思想、观念更新,这都是哲学问题。第一,人们很信仰哲学,观念更新、解放思想;第二个非常羡慕文学家、作家。在八十年代,文学青年写文学作品,往往一篇文章也能改变人们的观念。当时我考入哲学系时,考分高的都报了哲学系。因为当时南大一共只有四个系,哲学系分最高,中文系第二,历史系第三,还有外文系。”

 

进入大学校园,朴素生活、努力学习

 

谈及大学生活,童星印象最深刻的是胡福明和孙伯鍨两位老师,他说:“我记得我见到的第一个老师就是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胡福明老师,他现在还在世,去年八十岁。他给我们印象最大的就是‘紧密联系实际’,学习理论是为了推动社会的改造,也就是务实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孙伯鍨先生,现在已经去世了,他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坐冷板凳,搞真学问’,因为他是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张异宾还跟着他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他的影响下我们都读原著,马恩的全集也好,列宁的全集也好,都认真的读,不人云亦云。”

 

尽管童星带着工资上学,但他必须考虑家庭,他说:“有了家庭再过来读大学,生活会当然会有些困难。我有三个小孩,一个我父母带,一个我爱人父母带,最小的我爱人自己带。”在看电影的问题上,童星和他的同学们也很节俭,他们都常去白桦剧场,因为观看过气老电影只花五分钱,而当红的则需要几毛钱。对于课外生活,童星说:“当时我从来不逛街,主要爱看书,电影也是一个月就看那么一回,基本上也不出学校。”

 

回忆到当时的学习生活,童星仍然记忆犹新,他说,“师生之间也常交流,当时我们学生也围绕着老师,也没什么社团活动,没有什么实习、找工作,就是成天读书、泡图书馆。”同学们孜孜不倦的学习,老师“上完课以后也没地方去,就在系里的办公室,几个学生就围上去,你谈谈他谈谈,到快吃饭了,老师要回家了,学生们就去食堂吃饭了,所以经常接触”。

 

而同学们在图书馆里看书更加刻苦,“像星期天,常常都是吃过早饭就进去,带两个馒头,中午也不出来,就在里面喝开水、吃馒头,然后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回去”。经过坚持不懈的学习,大家也有了相当的积累,童星回忆到:“当时也没有电子设备,就做卡片,把书上的一些内容摘抄下来,页码、书名、作者名字、出版社和出版年份都详细记录,就和以前图书馆查找书目的册子一样。有些人卡片数目上万,一般的人也会做到五千多张。”

 

本文依据对童星老师的口述访谈整理而成

撰文:张益偲

 

 

转自《南大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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