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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考1977-1978


 

 (五)左成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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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成慈:江苏南通人。1977年考入南京大学生物系,1982年毕业留校。现为南京大学校长助理、发展委员会海外部主任、驻香港办事处主任。

 

 

下乡三年,以农民之心体农民之苦

 

我是江苏南通人,家在南通市区。我于1975年从一个比较破旧的,名叫“第十四中学”,现在名为“跃龙中学”的“戴帽子”中学毕业,毕业后就下乡插队,去了当时位于城市郊区,叫做“东方红公社,城东大队第六生产队”,现在叫“崇山区中秀乡,城东街道六组”的蔬菜队。在当时的条件下,作为一个普通职员的孩子,基本上就只有招工、返城、参军这几条路。蔬菜队的工作虽然比较苦,但工资是最高的,当时我没有其它的想法,只是死心塌地想安安分分地做一个农民,并没有想高考这件事,甚至夸张一点说,那时候连笔是方的还是圆的都已经快要分不清了,连领取工资的时候我们都是按手印,不再签名了。现在回想起来,下乡三年的时光虽然让学业荒废了不少,却让我尝到了做农民的苦,锻炼了身心,也让我了解了农村的大概情况,知道了农民的不容易,这对我今后学习生活中能够勤奋刻苦、体察人情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人生转折,埋头苦拼高考

 

原本以为自己要做一辈子农民的我,起初听到高考恢复的传闻并不敢相信。当时有一个类似于中央新闻联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晚各有一个节目,早上叫“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晚上叫“各地人民广播联播”节目,这两个节目播出了开放高考的消息,说谁都可以参加考试了,才让我相信可以考。

 

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要把学业捡起来,却发现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下乡的三年时光已经让我把过去的知识忘得差不多了,再加上我的中学本来就是“戴帽子”的,原来使用的教材也非常不正规,经常受到老师的批评,可就连这样的教材也在毕业后被扔掉了,所以基本处于复习无从下手的状态。幸运的是,我的一个亲戚虽然不一定考试,却把整套高中的教材都原原本本保留了下来,这就成了我复习的基础,让我开始了最初始的复习。凭借从小就比较好的语文功底,以及虽然在“戴帽子”中学,但是中学时期门门都是优秀的数理化的底子,开始有条不紊地复习,通常是白天要去上工,晚上才能有时间复习,非常辛苦。当时在南通师范办了一个复习班,我在南通师范的中学班主任给我找了一张听课证,上课都是在晚上,所以我白天放了工以后,晚上骑着车过去听课。但上课的内容其实也就是走火车似的,现在都记不得了。

 

接下来就是考试了。那年是分两次考,初考是地区出卷子,统考是省里面出卷子。我先参加初考,考了两门,一门是语文政治,另一门是数理化合在一起考。从初考到统考相隔一个月左右,统考是在南通市市一中的考场。印象深刻的是,我还遇到了我中学的老师和我在同一个考场。那天天气很冷,但他穿得特别少,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冷的话可以让人兴奋。考试的时候大家确实都是紧张而兴奋的,但是好在最终还是顺利完成了考试。全市统考就考了四门,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物理化学并在一起考。如果每门能得到六七十分,已经是当时所有的江苏重点高校都可以上了。幸运的是那个时候没考外语,我外语非常不好,当时进大学以后考英语的摸底就考了5分。

 

现在回顾来看,那年高考,初考的时候全队大概有36个人,参加统考就只剩下6个了,但当时真正考上大学的,就我一个。就考试内容来说,我认为它主要考的是基本功,要看自己的能力。

 

填志愿的时候,因为生活饮食习惯比较喜欢南方,再加上一直有要上一个正经“大学”(不是工农兵大学)的决心,我第一志愿报了南京大学,第二志愿南京邮电大学,第三志愿南京师范大学。当时的人看了徐迟的那篇报告“哥德巴赫猜想”,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有50%第一专业都选了数学专业,我也不例外。但最终因为数学系爆满,服从调剂,来到了生物系。

 

大学生活,汲取知识不知疲倦

 

当时的宿舍和其它生活条件不是很好,但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上大学首先碰到的困难就是英文根本就不会,摸底考试就考了5分,所以在英文上狠下功夫。我每天生活基本上是这样的:食堂是六点半开饭,在花十来分钟把个人卫生做好以后,在6:15或者6:20的时候就到食堂去排队,等着食堂的窗口开门去吃饭。这个时候我手上都是有单词本在背单词的,一边在排队一边把碗夹在胳肢窝里背单词。那个时候上课是7:40,所以我从6:407:30之间一定是背英文。吃完早饭以后,我固定在中文系小楼门口,无论寒暑高声地读英文,一边读一边背,就这样坚持了2年时间。放寒暑假的时候,当时我们只有老师自己编的教材,我就把下学期要上的英文每天背一篇,基本上是早晨起来出门背一篇课文才回家吃早饭,让自己有了一个提高,等到二年级结束的时候,英语就比较好了。这个也是我后来工作以后这几十年来,我主要用上的知识。

 

图书馆当然是学校的一个主要资源。我刚进校时的图书馆是现在的校史博物馆,是原来金陵大学的图书馆,书库现在和那里还是连在一起的。当时听说我们学校的藏书,在全国已经算多的了,大概150万册。当时图书馆只有一个阅览室可以有大桌子让大家自修,就是现在校史博物馆二楼西面的大展厅。借书在校史博物馆二楼上去,有一个柜台。我们每个人有一张借书卡,先是在柜台前面一大堆的卡片箱,根据分类法查卡片,然后把你所要的书的分类号和书名查出来,写在一张小纸条上,一张纸条可以写三本或是四本。学生证后面有几页是连在一起,可以用来借书,因此学生证就是借书证,每次可以借五本,借期不超过一个月。当时借书往往填十张八张索书单,最后能拿出来的只有一、两本。借到以后,把每本书的登录号抄到学生证,再抄到每个人在那边的借书卡上盖章就可以了。那个时候我读得最多的是英文的简易读物,到假期就会弄一点大部头去读。我记得最荒唐的是假期借了一本英文版的《红楼梦》读,我现在还记得书名是“The Dream of Red Mentions”,应该是一个意译的本子,但我也没看完。

 

大学生活总体来说非常愉快。我们班上年纪最大的35,最小的14岁,一切都管的井井有条,无论是和工农兵学员还是和7576级,我们都相处得也挺好的。高考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人生转折,我认为应该感谢国家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特别是像我们这种没有任何背景的人,能够参加高考并且从里面脱颖而出,非常难得。

 

本文依据对左成慈老师的口述访谈整理而成

撰文:黄丽祺

 

 

转自《南大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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