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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作者:秦晖


沉重的浪漫(四)


——血与火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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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初次看到“解放区”内那种“江湖经济”的“混乱”情况时很是愕然,当即与另一伙伴一起以“四.二二战士”的名义投书“造反楼”广播站,建议整顿那里的秩序,以免给“联指”抓到把柄,结果无人理睬。后来我渐渐明白了:即使在最狂热的意识形态口号下,人们的行为也往往具有现实利益动机。“四.二二”如果仅以一副冷冰冰的意识形态面孔对着市民,怎能具有动员能力指望他们的支持?

 

正是这种非意识形态的成分使今天一些论者认为它有“持不同政见”的性质。然而我却感到它有点像“阿Q革命”。如果说处于意识形态(“极左思潮”)狂热中的造反是可悲的,那么那种“非意识形态的”阿Q式造反至少是同样可悲。

 

当时在“解放区”内有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即“广西四.二二保卫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它贴出的布告。这个机构在“四.二二”活动的后期权势日益增大,从巡逻、“抓赌”、“收税”、“清洗内部”、参与总部决策直到上阵参战,无所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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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插画

 

在“四.二二”内部,尤其是在较为具有“理想主义”的学生们中,对这个机构的人员素质、品行、行为方式及其可能的发展当时就有不少议论。如今人们已经无权更多地指责他们,因为据说它的成员在1968年那个血腥的夏天已全部死于不公正的镇压。但若是“革命”成功了又会如何呢?

 

在广西两大派中,“联指”做的错事和坏事要远较“四.二二”为多,而后者曾长期成为不公正的牺牲品。曾是“四.二二”成员的笔者如今这样说应该不会被指责为有“派性”之嫌,因为这是19831985年“处遗”结束后政府正式公布的材料(参见《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证明了的。但今天我还想说,这样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四.二二”没有掌权。

 

倘若“四.二二”大权在握又当如何?历史没有给“四.二二”以展示其“革命”前景的机会,但我们从其他省“造反派”掌权时的情景可以推之,也可以从广西境内“四.二二”局部地或暂时地掌过权的地方印证,如果这一派完全掌权,情况会是怎样。

 

1967年冬我因事到桂林,住在一位“老多”成员的家里,当时桂林是“四.二二”一派的“老多”掌权,并得到驻军的支持。然而与南宁相反,这里的“草根阶层”却普遍同情“联指”,而且“联指”也在“草根阶层”聚居区开辟基地,如同南宁的“四.二二”一般。我问为何如此?这位“老多”成员叹口气说,“得势不饶人哪,我们把他们(联指)欺侮得狠了,老百姓是同情弱者的。”

 

看来,无论哪一派都有这个“得势不饶人”的弊病,而无论在桂林还是在南宁,老百姓都把同情给了弱者。但“弱者”一旦掌了权,他们会善待老百姓么?想想未庄的阿Q,想想中国历史上一次次重演的“农民起义”导致王朝更迭的活剧,想想理想主义的蜕变,委实难以让人乐观。

 

1967年《广西日报》社“5.25”事件时我就随队伍在报社院内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这是我第一次卷入武斗。此后类似的场合只要“组织召唤”,我都随队前往。当然像我这样十三四岁的孩子不能充当“战斗”的主力,只能助威壮势或作些“战地”服务工作。每次去,心里都挺矛盾,一方面有一种为“革命”而战的悲壮与自豪感,另一方面又着实害怕。如果某次人家忘了或来不及招呼我,我会在懊恼之余又有些庆幸。

 

家里对我如此“好事”极为担心,多次劝阻无效。到这年8月武斗由冷兵器发展为热兵器,流散到民间的武器使武斗级别陡然上升。家里慌了,提出由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去贵州看外婆,我明知父母的用意,但自己对愈演愈烈的武斗的确越发怵头了,于是便借台阶下楼,离开枪声四起的南宁而当了“逃兵”。直到10月间才回来,又重新参加了四中“革联”的活动。

 

当时第一次武斗高潮已过。“四.二二”在“五次接见”后一度在政治上处于上风,虽未能成为掌权派,但毕竟扬眉吐气了一阵子。战友们相见,大家都很高兴,然而我内心却很为自己当了“逃兵”而感到惭愧,毕竟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成了“缺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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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插画

 

这种局面很快就告结束。进入1968年后,“四.二二”面临的形势又严峻起来。到4月间“新四.二二”成立后,一场新的更为残酷的内战又在酝酿之中,小规模的冲突已日益频繁。我们当时已预感到会有大变,却以为未必会超过上一年8月内战的水平。

 

就在这时,家里决定妈妈带我再去外婆家探望,并把妹妹接回来(上次返回时妹妹留在了外婆家)。于是我又于5月间离开南宁到了浙江宁波(外婆已于此前迁居于此)。这次离邕心里倒没什么“逃跑”的感觉,然而到宁波后不久广西即局势大乱,铁路中断,甚至连通信也不正常了。

 

那些天,我们全家常为等不到留在南宁的父亲的来信而焦急万分,度日如年。到七八月间,我才从报纸上关于《七.三布告》①的报道和宁波街头的“文革”小报上隐约地感到:“四.二二”完了。8月间我们收到父亲的来信,催我们速返。后来才知道这是大镇压结束后、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前各单位要进行清点,尤其是“四.二二”成员,清点不到恐怕要被当成“逃亡分子”,所以父亲这么着急。

 

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们乘坐的列车在晚点很长时间后到达南宁站。下车后的景象令我终生难忘:当时经历一个月来激烈巷战后的南宁又遭邕江特大洪水袭击,全城大部分被淹,断垣残壁间成为鱼虾遨游之所,尤其是原“四.二二”控制的所谓“解放区”位于滨江一带,被淹尤惨。

 

不少退入地道中坚持抵抗的“四.二二”残余人员惨遭灭顶,些群众包括原自治区副主席、民革负责人李任仁先生在内也被淹死,当时称为“水火之灾”②。

 

我们摸出漆黑的火车站,一下台阶即陷入及腰的水中。当时全城停电,交通断绝,已成河状的朝阳路两旁的大楼寥无人迹,茫茫夜空中只听得几处高音喇叭在宣布“……歼灭伍匪(那场内战中双方均称对方为“匪”:四二二称联指为“联匪”,而四二二由于支持伍晋南(文革前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韦国清的政敌),便被称为“伍匪”。很久以后,广西官方还一直把这场内战称为“剿匪”,表彰了许多“剿匪英雄”,各地都搞了“剿匪烈士墓”。

 

不久我母亲去融水县出差,看到广西得势的组织下狠手整治四.二二,到处都是被杀的尸体、被砍的人头,惨不忍睹。还曾经写了一首诗:“山头白骨犹纵横,多少人家泪欲吞,谁信刀砧鱼肉事,竟由站队种祸根。”直到80年代“处遗”,“烈士”被取消,墓被平毁,四.二二死亡者也不再是“反革命”、“匪”了——双方都被定性为“非正常死亡”)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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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水见闻》

 

第二天赶到学校,只见满校园除了“打倒”、“枪毙”“革联”坏头头的标语之外,就是原“革联”战士写的“退出革联,反戈一击”的声明。一个伙伴告诉我,人人都得写,你也写一份吧……

 

但我终于没写。倒不是我特别“勇敢”特别效忠于革联,而是我看到对方当时沉浸在全胜之后的亢奋之中,忙着收拾本校从“解放区”押回来的俘虏、开斗争会、成立官方红卫兵团、筹备革委会成立事宜,以及在“新生的红色政权”中分配交椅,根本顾不上对我们这号“老初一”学生进行清点--我们这些直到“毕业”当了三年“新生”的人,由于并未正式“同窗”,除了小学时代的同学与本派的“战友”,对方一派的人往往根本不认识,素无交往,也就不像高年级学生在政治斗争中往往因昔日恩怨而纠缠而蓄意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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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斗中的俘虏

 

倘若我不是个初一的无名小卒而是高年级学生或骨干分子,那是溜不过去的。同时“革联”既没有留下什么档案,“反戈一击”的声明又实在太多,彼此覆盖,谁也闹不请“革联”到底有多少人,是否都写了这种声明。当然,“革联”已经不存在了,我写与不写,还有什么意义呢?

 

之后很快成立了各级革委会,学校建立了“红卫兵团”--这个“红卫兵团”已不是原来那种群众组织,而是官办性质的“优秀学生”组织,其地位类似当时尚未恢复的共青团。“团部”相当于校团委,年级班级设连、排,则团总支、团支部之类也。我们的对立派四中“三.七”的成员都自动转为红卫兵团员,其他人则须像过去申请入团那样,“争取加入组织”。……

 

一年后我们“初中毕业”了。这一年没有实行“一片红”(即全部下乡),而是进厂、升学、下乡皆有。进厂当工人要看成份及“政治表现”——后者在当时实际上就是指你是否属于掌权一派的战友,我显然不会有份。但升学的名单上有我,因为我属“班”上年龄最小之列,当时规定满16岁可去插队,不满者可继续读高中,我符合这一条。

 

但是我不愿升学,要求去插队。“班主任”杨老师颇感意外,几次要我慎重考虑,还到过我家去征求家长意见--为此我敬重她。因为他不属于那种千方百计地“哄”人下乡以显示自己工作有方的人,而这种人当时是太多了。当证实了我确已下了决心并且家长也同意之后,杨老师又劝我写一份“决心书”以便校方对此宣扬一番,同时还劝我写申请加入红卫兵团--相当于入共青团。当时学校的确有几位积极要求下乡而“火线入团”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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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杨老师  金雁/插画

 

我还是两者都谢绝了。因为我虽然仍有理想与信仰,但已不愿再做“红卫兵”了。我虽然也相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大道理,但我要求下乡部分地也是出于一个“小九九”:我不相信再读两年(当时高中为二年制)后我的分配前景会比现在好,而且当时我父母已被列入名单等待“下放”农村,如果我再读书,到时也会随家转学而离开南宁。与其到那时下乡,还不如现在可以与我的伙伴们--他们都在下乡之列--继续在一起。

 

19699月,我终于以“非红卫兵”的身份离开了“母校”--那个我并未留下学习记忆,却以血与火的洗礼铭刻了我一生的南宁四中,到“广阔天地”去寻找新的生活,沉重的浪漫结束了,浪漫的沉重又摆在我这个15岁少年的面前。

 

注:

19687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广西发布措辞严厉的《布告》,指控某些群众组织(实即“四.二二”)抢劫“援越物资”、中断铁路等,并授权区革筹与军区进行镇压。这是文革中第一次公开发布这种大规模军事镇压告示。以后“七三”成为联指一派掌权十余年间广西特有的政治图腾,各个城市都出现了“七三区”、“七三路”、“七三广场”、“七三百货大楼”、“七三剧院”等等命名。直到“处遗”后才取消。

 

②当时与如今一直有传说,这次罕见大洪水是镇压者打开上游水库人为造成的,目的是摧毁四二二的地道战。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因为除了最近刚刚动工的百色水电枢纽外,南宁上游的整个邕江水系并无可供如此肇祸的大型水库。不过,这场洪水对于摧毁四二二的最后抵抗的确起了作用。

 

 

转自《秦川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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