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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作者:秦晖


沉重的浪漫(三)


——“草根”造反和俞崇东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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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时一般的老百姓的确不像今天有些说法那样充满意识形态狂热,只有学生是比较狂热的,而学生中恐怕又以中学生更狂热些,--尽管其实就真正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理解而言,大学生应当更懂。

 

然而用当时“四.二二”中人们私下议论的话说:大学生“滑得很”,哪有我们中学生这么卖命?那时的宣传品上的确充斥着某某人“鼓吹”什么谬论,或是“闭口不谈”什么真理的指责,然而对南宁市民的情绪真正有影响的是另外的事情: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一份关于1959年“环江事件”的长达上百张的大字报,系统地讲述了当时因“反瞒产”造成的惨绝人寰的灾难。

 

今天人们都知道那几年大量饿死人的事,相比较而言广西死人并不是最多的。然而它的一个特点是进行了残酷的“反瞒产运动”,当“放卫星”招致的高征购无法实现时就说下面“瞒产私分”,并用层层拷问、肉刑相逼的办法逼基层干部与农民交出子虚乌有的“私分”之粮,以至许多人不是被饿死、而是被活活打死、逼死。记得当时观看的人群中一片哽咽之声。而街头出现的流行标语有“XXX是屠杀XX万贫下中农的刽子手”之类,它所起的煽动效果和传播能力都是极强的。

 

无疑,正如80年代的“处遗”结论所说,当时的两大派都是“极左”思潮下的“造反派”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区别可以忽略。这仅从双方控制区的分布就可以看出:草根阶层聚居的旧市区是“四.二二”的根据地,而机关大院密布的新市区则是“联指”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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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一中的红卫兵参加1968年红代会

 

设在新市区内的一些教科文单位如文化大院、水电设计院、二中与医学院等地方,“四.二二”成员也居多数,但他们后来都陆续被挤走而“流亡”到所谓的“解放区”的旧市区去了。

 

市民没有学生那样的意识形态狂热,但决不意味着他们的“造反”劲头不大。恰恰相反,如果说狂热的偶像崇拜引起的“造反”可以由来自偶像的禁令来平息的话,那么不太具有这种狂热的“造反”动机也就较难以这种禁令来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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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斗前夕 金雁/插画

 

1968年初开始,“四.二二”的处境日益困难,区革筹与军区支持“联指”的态度日益明显,同情“四.二二”的或中立的驻军,如南宁6984部队、桂林6955部队与柳州55军或被调走,或换了负责人,或改变了态度。各地、县对“四.二二”的镇压愈演愈烈,更重要的是中央对广西问题的态度明显改变,从“五次接见”时对“四.二二”较为有利的姿态一变而为完全支持区革筹(实际上也就等于间接地支持了“联指”)。这最后一点尤为严峻。

 

以某种崇拜作为“造反”动力的红卫兵在危难时总是吟唱着“革命方知北京近”、“抬头望见北斗星”。如今“北京”越来越远,“北斗星”在对方头上闪烁,而自己本身又似乎并没有什么实际利益需要以“革命”名义来维护,他们能从“奉旨造反”转向“抗旨造反”吗?

 

因此,这个时期“四.二二”的内部危机十分严重。许多为“主义”而造反的红卫兵一来觉得被自己“誓死捍卫”的对象所抛弃实在没意思,二来又对不很在乎“主义”的造反者在自己组织中的作用日益增加深感不安。当时尤其在“解放区”里,草根型的造反者如“四.二二野战军”、“广西四.二二保卫处”、“草上飞”、“飞将军”、“邕江风雷”、“雄鹰”、“新工群”、“青年近卫军”等日趋活跃。

 

之所以说他们是“草根型”,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成员都是下层市民(相反,其中很多是学生,如“野战军”的首领黄达升就是医学院学生,我们四中也有很多人参加了这个组织),而是因为这些组织反映的主要是当时“解放区”内的市民情绪,并受到市民的强烈支持。

 

这些组织是在1967年的战斗中因“作战”需要打乱原来的单位归属而在保卫者中建立的临时队伍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们完全突破了“四.二二”原来按系统按单位形成的基层组织体系(如四中“革联”、二中“红革会”、一中“指点江山”、西大“革联”、医学院“闯”等),由在“解放区”活动的各单位勇敢分子组成。他们以“解放区”为根,受那里的气氛感染,已经与原来的基层组织关系疏远。

 

面对“上面”的压力,他们采取了激进的反抗立场,而这种激进一出自某种“正义冲动”,二出自“解放区”市民身家性命实际利益的驱动,与“主义”并无太多关系,更不完全受“北京”和“北斗星”的制约。这是与我们这些为“主义”而造反,奉“北京”为偶像的红卫兵所不同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这些人虽是“奉旨造反”,毕竟有个“主义”为基础,与那些纯为个人目的而投机、见风使舵、毫无信仰、今天“奉旨造反”明天就可以“奉旨保皇”的人全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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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插画

 

“主义”使我们在“特权阶层”与草根阶层之间倾向于后者(但老实说至少就我本人而言,也并不真正理解他们),而“主义”的象征却传来了当时在我们看来对属于前者的力量有利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既不愿(当然从内心来说也还有些“不敢”)由“奉旨造反”转为“抗旨造反”,又不愿转向“奉旨保皇”,就成了必然的倾向。

 

我们一方面不愿与“北京”支持的区革筹、军区公然对抗,另一方面又存有“奸臣当道,蒙蔽圣聪”之忿,希图以有节制的抗争唤醒“圣聪”,使“北京”改变态度。这样的心情在“四.二二”红卫兵中是普遍的。当时总部组织了好几次到区革筹、军区抗议请愿--用对方的说法是“冲击”的活动,四中革联都参加了,但很多人心里十分勉强。

 

记得那次“请愿”到深夜,队伍在军区大院内一棵大榕树下休息时,“革联”的负责人俞崇东一声接一声地叹气,末了对我们说:“总部完全听他们那伙人(指“草根型”造反者)的,这样搞下去我看危险。”众皆默然,我和几个初一学生说:“你到总部去说嘛。”他只摇头不言。

 

俞崇东今天若活着,他大概不会记得我这个小卒,然而我却永远记得他这个头头。他是个面孔白净、温文尔雅的典型书生,完全不像今天一些文革小说中的“革命小将”那种气宇轩昂目空一切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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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崇东大概长这样吧  金雁/插画

 

他父亲是“文革”前玉林专区负责人,就是说他也属于“革干子弟”,而且据说当时他父亲是亲“联指”的。俞本人在“文革”前是品学兼优的高中生,“文革”之初官办的“校文革”与后来的军训团都曾重视他、争取他,但他为某种信念所推动,断然走上了“造反”的路。

 

他虽然文质彬彬,却并不优柔寡断,虽然书卷气浓,却并非不谙世事。当时北京的蒯大富、韩爱晶等造反学生诸领袖已经垮台,他曾忧心忡忡地谈到过这件事,显然不会没有想到过这种鸟尽弓藏的结局,何况“四.二二”还根本没有得到过蒯、韩等曾一度得到过的那些荣耀,一直就处在烹狗藏弓的恶境中呢!

 

显然,这时的俞崇东决不是“四.二二”中的激进派,他是倾向于妥协的,而且对“四.二二”中的草根激进势力很有看法。然而后来到“内战”结束,我从外地避难归来时却惊愕地听说他已在“解放区”陷落时战死,并且是死在草根激进派的核心之一“四.二二保卫处”大楼的保卫战中,也就是与“他们那伙人”在一个战壕里死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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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中燃烧的城市

 

当时面对满校园“打倒现行反革命喻崇钦”(俞的原名,“文革”时他为了表示忠于领袖而改名崇东,但在敌对派看来他是不配享有这个名字的)的标语,我真是感慨万千!关于他的死,原革联成员后来有种种说法,有的说他是高呼“毛主席万岁”而昂首遇难,有的说他是在负重伤后被拖着去枪毙的。但总是被俘后遭处决则无疑。80年代“处遗”后,他们这些死难者被摘掉“反革命”帽子而作为一般性死亡处理了。但他的亡灵能因此得到多少告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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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陵园中俞崇东的墓碑

 

19683月末,“四.二二”最后分裂为“新四.二二”与“老四.二二”时,四中“革联”与“四.二二”的几乎全部基层组织都站到了以草根势力为中坚的激进派“新四.二二”一边,而主张顺从“区革筹”和军区、向“联指”靠拢的“老四.二二”只有原总部的部分头头等极少数人。以至于后来人们很少提起“新”“老”之分,不管是“四.二二”一边还是“联指”一边的人都径呼“新”派为“广西四.二二”,而“老”派则已被人们遗忘了。

 

为什么这些为“主义”而造反的红卫兵会站到原来自己颇看不惯的草根激进派一边并与他们一起走上了“抗旨造反”之路。而俞崇东这样的人还与“他们那伙人”血洒一处?现在看来,直接的原因是当时“区革筹”与军区实在逼人太甚,使“四.二二”中那些本来愿意妥协的人无路可退,只得与激进派一起作困兽之斗。只有那些甘冒“卖身投靠”之恶名的很少几个人愿意不惜“名誉”地在对方控制下谋个一官半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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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堂武斗

 

从根本上说,这样的结果是不是也可以反映“主义”之争在那场浩劫中实际上并没有那样重要,而实际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更具有实质性呢?

 

 

转自《秦川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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