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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旧纪年


--作者:黄达 


(十五)

 

一个新生活的开端:进入解放区(上)

 

1946年春,进入解放区。这应是我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点。

 

1945秋冬之交,有一次打算即去即回的济南之行。没想到由于铁路交通问题,滞留济南数月。几个月不长,天津的政治形势变化很快:由于美军的傲慢,对于美军从欢迎变为厌恶;由于国民党大员以“接收”之名行“劫收”之实,从“盼中央”变为极度失望。朋友们劝我回津。1946年春节过后,在未通铁路的条件下,几经周折,我从济南回到天津。本来是沉浸在回家、回乡的快乐之中,但没有料到,刚一到家,母亲、二姐立即告诉我一个更大、更叫我振奋的消息:在1945年秋,那是我刚刚离开天津去济南的一天,大姐和大姐夫梁波,从“那边”派人到天津的家里叫我去根据地--共产党、八路军的根据地,平西根据地(记得在1946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依然还叫根据地,即延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叫法)。

 

过程颇有些像小说里的情节:一天,在我的一姑母家的大门外,有一个老农民蹲在那里许久许久。后来,门口的仆人觉得奇怪,问他找谁,他才说找我一姑母。当他确认见到的是我的一姑母,自我介绍他姓唐,叫他“唐老头”即可,并说明了来意:受我大姐和大姐夫的委托,接我去根据地。我不在天津,于是他留下了联系地址,说按地址找到他,就会带我到“那边”去。

 

真后悔去济南。从“8·15”之后,从天津到济南的火车,只通了一次,而我也正是挤上了那列火车。命运真是捉弄人。现在,回到了天津,但距“唐老头”来天津已经过了好几个月,去不去?没有经过过多的犹豫,决定去!其所以如此,回想起来,应是多方面的。

 

--从抗战前夜开始,接触了有关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介绍,并逐渐形成“那里”有一片美丽晴朗的天空和人间净土的想法,早已心向往之。大概这是决定去的“思想基础”。

 

--假如当时自己在北京大学工学院读书,很大可能是选择攻读学业而暂且不去解放区。读完大学,那时是排在首位的目标。

 

--那时,家境贫寒,主要靠我二姐的极其微薄的工薪收入度日。如果当时自己有一份多少稳定的工作,对于大姐和大姐夫的召唤也会有所犹豫。

 

--我不是那种敢于闯荡江湖的开拓型的人,但也不是一点也没有进入新天地探索机遇的欲望。在旧圈子中看不清前景的时候,也许就是这点点欲望给了我勇气……

 

我决定去。与二姐商量,她支持,并决定先不告诉母亲,也不告诉我的好朋友们。

 

带了一两件随身衣服,就起身了。“唐老头”留下的地址是北平阜成门外的一家煤厂。于是,我先到北平。在北平先去看了看我的七姑母,说是来北平找同学。下午,出了阜成门。阜成门外是一条一直向西的大路。土路,比较宽,在当时是应该称之为“马路”的路。没走多远,沿大路的两旁已经只有零零星星的人家。破旧的土房和路旁大片大片尚未长出庄稼的田地,以及很少行人,使人感到十分荒凉。好在不远处看到一家煤厂。坐落在路边,没有邻居,一圈用荆条围起来的几亩地,里面东一堆、西一堆,零零散散地堆着些煤块、煤末、煤球,靠近大路这边有两间矮小的土房。对着路边,荆条圈子有一个宽宽的缺口,可以进出畜力大车,就是大门。旁边戳着个木牌子,歪歪斜斜地写着煤厂的名字。再往前,路南路北,隔着百八十米就有一家这样规格的煤厂。向一家煤厂打听了一下,人家指点给我,再过几家煤厂,坐南的一家,就是我要找的。悬着的心落下了一半。好像还是走了好远,才找到那家煤厂。进到土房子里--那应该说是“办公室”吧,一眼看到的是几个壮年人、青年人,没有老头。壮着胆子,自报了姓名,说要找“唐老头”。其中的一个年轻人说:“唐老头不在,我是他的儿子,知道你这件事,今天天晚了,在这住一夜,明天带你‘进山’。”一切平淡的不能再平淡了。旁边几个人照常干他们的事,说他们的话,对我也没有什么惊异的眼光。天擦黑,其中一位汉子做了一锅菜汤,就着窝头,解决了晚饭。观察,这也是他们平常的饮食。很快,大家就在这间办公室兼厨房兼卧室的地铺上睡了。

 

第二天清早,唐老头的儿子,领着我出发。只叮嘱了一句话,有人问你进山干什么,就回答是办药材的。是否坐了西直门到门头沟的火车,想不起了。步行时,路上没有什么行人。走了一两个小时,在一个岔路口,有一个岗哨。路上的行人就我们两个,岗哨懒洋洋的,甚至没有打量我们一下。过了一小段路,唐老头的儿子说,前面没有岗哨了。就这么平淡地从国民党统治区走了出来,实在出乎意料。后来的两三年,天天接触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知识青年,每每讲起过封锁线,或多或少都有点惊险的经历,谈起来绘声绘色,显然都是终身难忘的。对比起来,总觉得自己进解放区的平淡经历有些遗憾。后来知道,我走的路线极少有人走,特别是通过我们党的“城工部(全称应是城市工作部)”关系从国统区出来的学生走的都不是这条路。

 

记得有好长一段路是沿着永定河走,走了好久,到了一个铁路车站。后来知道,那是日本人修了好几年也没有修通的丰沙线的一个车站,一个没有运营的车站。就近是个村子,叫三家店,车站也以三家店命名。那时,艳阳高升,应该是处于从早晨走向中午的中间时刻。远远望去,有个另一条铁路的小车站,有许多人正从一列车上下来。唐老头的儿子说,那是北平的大学生去西山看桃花。这是春的季节,至今的印象仍如昨日。“大学生”,这个词深深地刺痛了我,要不是一场大病打断了上大学的梦,我很可能也在他们那群之间,而不是为生活奔波了两年多之后,又在走向一条新生活的道路上远远地遥望他们……

 

接下来的路完全是沿着永定河向上游走,一直是上坡。可能是走到下午,过了河,到了一个山村--下苇店。这就是唐老头的家。唐老头,一位非常和蔼,但也看得出是久经历练深谙人情世故的老农。他跟我讲了头年去天津的过程,说在他家住着一位干部并把我介绍给他。他说明早会有人带我去“上面”--梁波和我大姐的驻地。

 

他有好几个儿子,送我来的是他的一个小儿子。儿子儿媳、孙子孙女,是一大户人家。有大大的炕,炕前是灶台,儿媳在灶台煮菜汤、贴饼子,小孩在灶台边爬来爬去,有时撒尿,有时流鼻涕,儿媳给孩子把尿、揩鼻涕,搓搓手继续做饭……

 

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农家,第一次形成什么是农家的概念。小的时候,大约四五岁,在父亲供职的矿区,一位在我家帮忙的矿工带我去过他们山村的家,但一点印象也没有留下。

 

第二天一早,记不起是位什么人,带我启程,说要途经上苇店,去涧沟--那是梁波的驻地。

 

这是我第一次“进山”。下苇店应该说是山脚,从这里开始往西,才叫真正的进山。在天津,极目四望,看不到一点山的影子。去北京,人们总要告诉你,快到北京的时候从火车上就会看到山。此前,四十年代初去过北京几次,总也忘不了望一望西山。这次,山,不只在面前,而且就要爬山了。出村,就是荒草凄凄蜿蜒而上的山间小路。攀登一段路程,山顶在望。翻过山顶,那一定是下坡路了。未成想到了山顶,才知道这个山顶不过是前面一座山的山脚。爬到前面一座山的山顶,眼前看到的是更高的又一座山……在我过去的观念里,是国画里的山:山的后面一定是一片像天津一样的一望无际的平原。在北京遥望西山,也是这样想的:翻过远远望见的西山,后面又会是所熟悉的平坦原野。但真正进了西山,才知道山是那么的“厚”。高高的山头,接着是更高的山头,爬了大半天,也不过只是在这座山的东坡上往上爬了一小段。往后,爬了许许多多的山,记不起在哪一次,也许是好多次,不由得想起《史记太史公字序》的一段:“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大意是太史公的胸怀和绝世的文化素养是与历游名山大川分不开的。但两者到底怎样地联系在一起,并无体会。能够在爬山时想起这段许多读书人熟知的论述,说明开始若有所悟,当然,只是“若有”,也算进了一大步。

 

(十六)

 

一个新生活的开端--进入解放区(下)

 

到了涧沟,见到了梁波。一时间颇感怅惘的是渴望见到的大姐不在,她到张家口生小孩去了。

 

我说了我的近况,并说明决定了要到“这边”来。我原想,梁波会很痛快地让我留下。但他好象有些犹豫。他说,去年年底他和我大姐所以请唐老头到天津领我过来,是怕在那刚刚胜利的乱哄哄局面下,我受到国民党方面的诱骗、裹胁。

 

看来这方面没什么问题,不过,我到这里来,家里知不知道?我告诉他,二姐知道,没有告诉母亲。他说,你还是回去,跟家里说清楚,安顿一下再来。回去,再回来,虽然这次一路上没有碰上危险,但总不愿意再经历一次惴惴不安的行程。我越讲不必回去的理由,他叫我回去再来的主意越坚定。最后,自然是我拗不过他。似乎是住了一夜,又回天津。

 

梁波坚持要我回天津,然后再来,理由是:我应该跟家里,也就是跟我母亲,说清楚。后来又加上一条,让我回去,跟他的家--我的姨姥姥家--说说他们的情况。国统区和共产党的根据地是不通信的,我可以作为报平安的使者,这当然也是理由,但并不是极硬的理由。他却坚持到底要我回天津一次,到底是什么想法?我当时的具体分析大体应该是,我的突然到来,在他来说毫无精神准备。当他派人去天津找我的时候,那时国民党在平津的布局还没有开始,可以作我尚无政治背景的估计。假如当时我随唐老头到平西根据地,他一定会欢迎我的到来。而过去了几个月,大量国民党人士到达平津,并大力发展国民党党员,培植国民党的势力。在当时我家住处附近,如“大伙巷”一带,许多小商贩都被网罗为国民党党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不易判断。他坚持让我回去一趟,有几天缓冲时间可以判断、调查,也属人之常情。我虽然不痛快,也并没有怪罪他。

 

是谁把我从涧沟送回下苇店,记不得了。到下苇店,唐老头的儿子还没有回北平。还是他原路把我带回阜成门外那家煤厂。这中间有一个小插曲:从下苇店走到三家店,唐老头的儿子让我在铁路上等等他,说要到村里找个亲戚。并一再嘱咐,不要乱走。可能是等的时间长了点,我突然想到村里看一看。十字街有块黑板报,我正好奇想看看是什么内容,村民突然揪住我,说我探头探脑,是特务。幸好唐老头的儿子过来了,说我是“上面”下来的人,可以作保。才得以脱身。

 

回到天津,跟母亲说了这趟行程,并说决定去找姐姐姐夫。那时,我的二姐在天津警察局做个小职员,她与母亲的生活尚可维持。我说服母亲的理由是,呆在天津找不到事情做,到“那边”,也是出路。而且可能有大学上。母亲不怎么情愿地同意了。对我当时的好朋友大众照相馆的康俊山,说要出远门,请他继续照顾我家。“出远门”,他听懂我是要到共产党那边去。他没有挑破,只是郑重地承诺,会照顾我的家,让我放心。

 

到梁波家,向他的母亲报个平安,讲述了梁波他们的情况。梁波的弟弟听到了,非要与我一起去涧沟。他的弟弟,是一个有名的游手好闲找不到就业门路的人,在家排行第八,亲戚间都轻蔑地称他为“八儿”。他要去涧沟,就是想要点钱。我极不愿意与他同行,但想尽办法也甩不掉他,最后只好答应带他一起去。还是先到阜成门外的那家煤厂。我们住了一夜,自己启程去下苇店。一路没有碰到什么麻烦。依然是在唐老头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去涧沟。也没有人领路。那时,山上都是凄凄荒草夹着一条一个人来去的小道。在岔路口,有大路,有进村的路,有放羊的路,模样没有多大区别。而且碰不上行人,无法问路。凭着模模糊糊的记忆,幸好在几个岔路口没有走错,到达涧沟。

 

梁波对于他弟弟的到来,很不满意。他们兄弟单独谈了好一会儿。估计是“八儿”找他哥哥要钱。那时,共产党的干部,是供给制,没有钱。他们具体谈了些什么,矛盾怎么解决的,我没有问。第二天,梁波就把他弟弟送走了。

 

我在涧沟住了下来。梁波说,等几天送我去张家口。

 

如果说前几天,在下苇店,那是第一次进入山村在农家过夜。这次则是有几天的时间零距离地观察我们中华大地上的一座山村。

 

涧沟,是西山里一个有名的大村。不知始于何年,世代种植玫瑰。现在已经是一个出名的旅游景点。几次想重访自己走上革命之路的第一个山村,都没有实现。可以想象,即使去了,恐怕也难以找到记忆中的景象。在印象中,这是一座居住比较集中的山村,有多少户人家,十几户,几十户,说不准了。梁波他们这个小单位,主要住在一个四合院里。这个四合院比我在平津看到过的四合院,要小许多许多。但在这里,无疑,是大户人家。房东,住在上房,其余的房子是梁波他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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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到村里转悠了转悠。村里的路,起起伏伏。不时碰到村里的男女老少,所有人的衣服都很破旧。衣服有补丁,城市里并不少见,但衣服上到处是补丁摞补丁,则是第一次看到,令人感到酸楚。触动最深的,是看到一位老汉,在三四月份之交春寒犹劲的天气里,穿着棉裤,却光着膀子,坐在自家的门槛上晒太阳。没有怎么想,脱口问了一句,这么早就光膀子?老汉说,凉是凉了点,可是天越来越热,越来越要光膀子了,早历练历练好,可以经得住“老爷儿”晒;再说了,衣服少穿几天就能省几天。在我的家境迅速中落之后的六七年,贫困,在我的心灵中一直是摆脱不掉的压力。而这句“衣服少穿几天就能省几天”,让“贫困”给心灵上的压抑,更是达到从未有过的沉重。

 

一天下午,梁波和他们单位的一位同志,带我去妙峰山。涧沟是妙峰山下最近的一个村子,但从涧沟出发,一直是极陡的上坡,爬到妙峰山还有不近的路。小的时候,就听人说,妙峰山的山顶有一座“娘娘宫”,香火灵验,特别是庙里有一位“王三奶奶”,要是能从她的座前“拴”一个娃娃,也有人说是“偷”一个娃娃,一定能生个胖小子。当远远望见全然建在山顶的这座庙时,已经看出,除去孤零零的一座庙外,周围没有一点人气。进到跟前,虽然房舍的框架依然存在,但荒废败落,断瓦颓垣,一股苍凉之感不禁油然而生。也不禁想起《桃花扇·楔子》那段对于明亡之后南京的描述。梁波说,连年战乱,早已没有香火了。他领我在一个角落,找到一间也就是几平方米的小殿,据说是供奉“王三奶奶”的。中间的塑像,只剩下木桩和躯体泥胚。也无其他信息来考证供奉的是何方神圣。

 

200510月,我的二儿子拉我上妙峰山。他说,开车上山的正路,现在不走涧沟。没有注意上山的停车处是个什么村落。从停车处到山顶,路也不短。虽然不是庙会期间,依然游人如织。而我六十年前上山的时候,从涧沟到山顶,全是荒山秃岭,路上只碰到一个人,梁波与他搭讪了几句,说是区干部。如今庙已经全部修葺一新,依稀是记忆里的格局。在角落里找到了“王三奶奶”那间小殿,香火极盛。

 

转自《金融博览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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