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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旧纪年


--作者:黄达 


(十三)

 

初入社会的磨炼()

 

大众照相馆--建立了一生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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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徐州回到天津,距离北京大学招生考试的时间已经没有几天了。没有时间复习功课,没有时间做报考前的其他各项准备工作。更是看到家里已经完全陷入朝不保夕的困境,考大学应该是想也不能想的事情了。但不报考大学,就立即陷入失业状态。在徐州的半年,有点收入只够吃饭,没有给家里寄一分钱,但家里终归少了一个大小伙子的吃饭负担。现在又要在家里赋闲,情何以堪?这样的后果,在离开徐州之际也料想到了,其所以还是决然离开,是觉得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根本看不到前途的环境。

 

高中要好的同学,都来看我,但都爱莫能助。只有郑树仁叫我到康俊山的大众照相馆帮忙,以解决失业无处可去的困扰。

 

大众照相馆,是等级最低的照相馆。天津最大的照相馆是历史悠久的鼎章照相馆,坐落于日租界最大的一条街--旭街,有几间装修得很有气派的门面。我小时候有几张像就是在这家照的。要去这家照相馆照相,那是家里要长时间酝酿才能决策的大事。等级次的照相馆,也还有大有小,从临街的门面就可分出高低。至于康俊山的大众照相馆,连临街的门面也没有。它开在距我们中学不远的一个大杂院的内院里。一间坐北的堂屋是照相馆的大堂兼摄影室,暗室是在堂屋旁边的卧室里用三合板隔出来的。至于照相馆的牌子倒是挂在大杂院的大门口。照相馆的老板康俊山,只有小学学历,但对照相业的知识很熟悉。那时他的年龄比我们这帮同学大约要大十岁左右。我知道这家照相馆是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班长打听到这家照相馆价钱最便宜,而且质量也有保证,于是决定把毕业证书照片和编同学录用的照片都包给他了。由于价格便宜,我们同学,包括我在内,不时到他那里冲胶卷、洗照片。所以我与康俊山应该说早有交往。

 

在我到徐州的这半年里,郑树仁与康俊山交往越来越近。据他说,他在大众照相馆存有一些钱。存有多少我没有打听,用途估计是囤积照相器材,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下,囤积实物是极为普遍的经济行为。由此,他们很快近乎到称兄道弟:郑树仁按照康俊山在康家的排行,叫他“四哥”,而康俊山也从称呼他“郑先生”而直呼其名。郑树仁说,在我没有找到事情做的时候,在大众照相馆那里吃饭,帮帮康俊山做些暗室的事,没有问题。

 

这样,我开始在大众照相馆帮忙。先是学暗室里的操作如显影、定影、放大、修版等等。慢慢地,在康俊山不在时也偶然给顾客照照相。这样小的照相馆,主要是服务于周围的居民,而它所处的地区主要是中等偏下的阶层,生意不是很多。像揽上我们那个年级的高中毕业照,也算是一笔大的业务。记得有一次日本占领当局发“良民证”,老百姓都要照相,曾着着实实忙了一大阵子:白天照相的人不断,晚上冲洗照片会忙到凌晨。

 

由于康俊山的一些本家和亲戚是粮行里的人,所以常常听到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推而广之也增长了有关中国行商的知识。康俊山有一次经不住黄金市场的诱惑,通过他的商人本家找门路进入市场。我也陪他去了。那是一两黄金(161斤的小两)就可交易的市场,当天买卖,当天平仓。那天的投机,康俊山把好些天照相营业的收入都给赔进去了。好在他立即醒悟,立即收手。但我却开了眼界,过去在小说里读到的交易所、经纪人,现在看到了具体的形象。这些对于我后来学习金融市场的知识极有帮助。

 

在与康俊山的接触中,我的高中知识对他也有帮助,模糊记得有时帮他学英语、学理化。但具体的过程回想不起来了。倒是有一件使我有所收获而没有引起他感兴趣的事,印象特别深刻。他有一本潘序伦的立信会计教材,可能是他想学会计而没有学进去的一本书。他说,常想编一个会计报表,其利润项为“0”,并让我试一试。我,从未接触过会计,其中像收入、支出、成本、利润还好理解,而对于什么是资产、什么是负债,那是反复苦思冥想才悟出现代会计中这两个基本概念的道理。记得那本教材里最后有一张好几栏的表:有资产负债,有货币收支,有成本利润等等。我根据大众照相馆的状况编了一些数据,但诸多数据相互牵制,我最后编出的数栏大表,其利润没能调整为0,而是2元。他觉得不理想。其实,他这个照相馆并不记账。

 

康俊山和我,和我的同学频繁交往,恐怕主要是使他的视野在不知不觉中向当时高中生的视野水平趋近。他后来关心政治的内在动力,与视野开阔不无关系。

 

在大众照相馆吃饭,实际就是与康俊山一家人吃饭。他这一家,有他的母亲,一位非常朴实、和善、不善言谈却真诚关心旁人的老太太;有他的妻子,待人接物识大体,精明内敛的贤内助,我们同学都称呼她“四嫂子”。他们一生有许多孩子,但那时还只有两个小女儿。他有位寡嫂,单独住一间屋子,只是吃饭时过到照相馆这边来,不记得她说过几句话,大多是把饭打回去吃。平时的饭是粗粮的主食和素菜。照相收入显着多了的时候,才可见到一些荤腥。熟悉起来后,特别是在暗室要晚上工作的时候,我也常常在照相馆住。在照相馆,我和康俊山住在有暗室的里间,他的母亲、妻子和孩子则挤在更里面的套间。也就是说,我在照相馆住,康俊山与他的妻子就要“分居”。

 

由于我经常在大众照相馆,我的要好同学,也经常到这里来找我。

 

也就是几个月,我与康俊山之间竟然逐渐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关系。这样的关系,经过解放战争、经过新中国成立后风风雨雨的岁月,一直持续到新世纪之初。2001年底,我、郑树仁、李家琦和把他引进中共地下党的刘铁錞到医院看望他。他不久去世,这是最后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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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俊山的成长背景与我们这些中学生全然不同。他是在靠近天津的乡里长大的。康家是亦农亦商的大家族,他这一分支,无论是农还是商,都不兴旺。他小时候上过几年学,好像也在粮行当过学徒,由于是生长在大城市的近郊,对城里的生活并不陌生,思想也不封闭,能够与我们这些中学生交流。但是,应该说,我一直没有搞清,他并不算高的文化水平,怎么竟然掌握了照相业的基本技能,并能在天津照相馆的行业里挤出一片虽说极小极小但终归是能够谋生、立足的天地。我也一直没有搞清,在照相馆周边的街道上他是怎样建立了自己的“人脉”--在街上,很多人会跟“康掌柜”打招呼;对于三教九流的人物,他也大多都能搭上话。他的生活能力很强,比如,在我母亲决定与我叔父分家而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是他知道应该找什么人可以找到我想租的租金最为便宜的房屋,从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车子和搬家的用具,以及诸如此类。

 

虽然我解答不了他身上的种种谜团,但在日常的接触里,也包括与他的母亲、他的妻子的日常接触里,深深感到,他是正派人,他的一家是正派人家。“正派”应该怎样界定?我现在也说不太清楚。好像它涵盖不到大善大恶,涵盖不到从政治角度判断的大是大非,而只是世俗人群对世俗行为的标准。比如,不吃喝嫖赌,视为正派;不拍马逢迎,视为正派;待人接物讲信义、不赖账,涉及利害关系时不讲假话,也视为正派,等等。总之,与这样操守的人交往,纵使他帮不了你多大忙,但也不会担心他在你背后使坏。在我进入党的革命根据地后,开始不断接触对“正派”这个概念的批判,批判这个概念没有阶级观点。然而政治上的分野,却始终不能否定这个对人判断的标准:不同的政治分野总是存在的,同时在不同的政治阵营里都有正派的人士存在。而在正派的人士里,既有关心政治并投入政治斗争中去的,也有极力使自己处于政治斗争之外的。好像,不论如何,在一个社会里,这样的人群对社会的稳定都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康俊山往往还透露出“赤子”之心,天真可爱。比如,在前面介绍我的高中同学解崇熙时,提到解崇熙得了那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非常想让他的女朋友照看,可是父母反对,于是我与康俊山两人拜见他的父母,替他说情的那件事,就是个例子。真正处世油滑的人是不会办这种傻乎乎的并极可能落得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儿的。

 

在那时,小商人,对于政治也往往高谈阔论,对于政治弊端,也往往义愤填膺,但身心的精力,情感的喜怒哀乐,主要的还是环绕着他的买卖,他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不同于普通小商人,康俊山在抗战胜利之后,则日益把自己的情感倾注于政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天津依然在日本的统治之下。第一个冲击,是美军替国民党先行进驻天津。我和他,自发地加入了据说有五十万老百姓的欢迎队伍,他兴奋地把嗓子都喊哑了。我由于在美军登陆天津之前看到了同学骆镇东塞给我的秘密宣传品《为美军在津登陆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没有像他那样兴奋。随后,我去了济南,但没有过几个月,他给我写信,愤慨于美军的狂傲骄横,愤慨于国民党接收大员肆无忌惮地侵吞,把接收变成“劫收”,愤慨于国民党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把贩夫走卒乃至公认的一些社会渣滓都网罗为自己的党员等等,反映了他政治上的选择倾向发生了迅速变化。当我1946年春要离开天津进入根据地的时候,只说要离开天津许久许久,这实际也就说明了去向,并托付他照顾我的母亲和二姐。凭着对他为人的了解,凭着对他政治取向的判断,我的嘱托是可靠的。

 

天津解放不久,我回天津,找的第一个人就是他。他领我找到了已经搬了家的母亲,并告诉我,在我离开天津以后,他已经加入地下党组织,但由于工作需要,暂时还没有公开身份。我曾猜想,他成为地下党是谁引的路?上世纪50年代“肃反运动”之后,在难得的一次长谈之中才知道这个人竟然是我没有猜想到的刘铁錞--在我离开天津以前,刘铁錞与他的往来并不很多。

 

解放后,康俊山一直在天津公安系统工作。我在北京,相距很近,但相聚的机会极少。我与他,在政治运动里都受到不少冲击,一直相互关心。可能是在“文化大革命”里,在审查的过程里,他只发最低生活费,曾有几年生活极为困难。他的妻子就是在这极为困难的岁月里去世的。

 

记得在粉碎“四人帮”不久,我发过一封信。他简短地回了一封信--他的信通常都是简短的。但奇怪的是,他的回信竟然没有提到一笔四嫂子。我去信问他。不久,他给我回了一封长长的信。这是我收到他的一封长信,也很可能是他写过的唯一的一封长信。信的开头,就告诉我:“你的四嫂子”已经去世几年了!然后详细地回忆了他的妻子在他受审查期间与他共同度过的艰难岁月。他逐年逐月一件事一件事具体地写。我感到,与其说是给我写信,不如说是他在逐年逐月一件事一件事具体地回忆与他相濡以沫--是实实在在相濡以沫--的妻子。他说,你的四嫂子也曾经因为口袋里仅仅剩有几分钱而产生轻生的念头,但她想到孩子,想到她的丈夫,反而坚定了要活下来的决心。他说,她挺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却没有挺到拨云见日的今天--恐怕这正是使他最为心痛之处,是无法弥补的终生遗憾。这是我读过的最令人心痛的信。我总想,要是四嫂子活到“四人帮”被打倒,活到改革开放,面对新的形势,面对成长起来的儿女,康俊山虽然也不会忘记政治运动冲击给他、给他的妻子所带来的痛苦,但只不过是回忆,不会总有遗憾撕咬着他的心。这是一篇不逊于历代悼亡名篇的真情悼亡诗,遗憾的是我没有把它保存下来。

 

上世纪90年代初,康俊山给我寄了一份复印的资料,封面上写着“秉圭老弟存念”(秉圭是我进入华北联合大学以前的原名),有他的签名:“康俊山1992717日”。应该是从《党史资料和研究》里复印下来的,可惜他没有注明出处。同时还寄来一份剪报,是1991622日《天津日报》周末版的特稿《天津解放前地下党斗争故实--硝烟过后四十年五老共话〈城防图〉》,记述的是天津地下党组织把陈长捷最机密的城防图盗出来交给围城的四野部队的史实。“五老”是指这一史实里的五位功臣--刘铁錞、麦璇琨、康俊山、赵岩、王文源。特稿还附有一张非常生动的合影。刘铁錞、康俊山是我认识的,其中康俊山的音容笑貌,好像就是我在上世纪40年代中刚刚认识他时的音容笑貌。关于城防图,关于刘铁錞怎样把他引进党内,康俊山自己没有跟我仔细讲过。寄来的这份复印材料才使我晓得梗概。复印的资料里有大众照相馆的专节,根据的应是在我1946年离开之后与他建立了地下党联系的刘铁錞等同志的观察回忆写的。值得提出的,其中对“四嫂子”有一段记述,佩服、敬重,溢出于字里行间。是女中豪杰,总会给无论是先接近她的人还是后接近她的人,展现其人格里的令人无法忘却的高尚品德。

 

(十四)

 

初入社会的磨炼()

 

半年学校小职员的生涯

 

在大众照相馆呆了几个月,其间,也有亲戚朋友帮我找就业机会,但都没有成功。1945年春,当时我的中学母校天津市立第一中学--习惯简称“铃铛阁中学”--的校长何恩福先生听说我失业,叫人找我,说在学校给我安排一个职位。后来是安排当训育员。

 

我在高中一年级时,何恩福是教生物的老师。他留学日本,口吃,“大舌头”,不知有什么先天疾病,肩肘关节明显僵硬,写粉笔字时手有些颤抖。衣着讲究,始终穿着整洁的西装。同学都传说他是“日本派”,从他在日伪天津教育局当过秘书、督察和在我们高中毕业后当了一年多市立第一中学校长来看,这样的说法不是没有根据。但总的印象,他不怎么谈论“日中亲善”和“共存共荣”之类的日本占领军口号,看不出有多大的“汉奸”气质。同学对他的印象主要还是从教师的角度形成的。他教的是高一的生物课,第一堂课他却大讲“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这句古希腊的哲学名言。他讲的并不清楚,给我的印象讲的是“一个人不能在同一条河里游泳”,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么说。同学们也都是一头雾水。讲的内容听不懂,也不知跟生物课有什么关系。后来同学很少关注他的课。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倒觉得他讲课很认真,对他讲的遗传定律和血型等问题印象颇深,多年不忘。记得一次生物课考试,同学都不及格,而我却得了九十多分的高分,引起全班震惊。也许正是由此,使得他对我的印象很深,以致在听说我赋闲时,就主动招呼我到铃铛阁中学去。

 

那时,到学校去,其待遇之低,介于就业与失业之间。如果说有何值得考虑的,就是每月按官价配给一袋面粉。这袋面粉,也要拖欠五六个月之后才发。我到铃铛阁中学是1945年春,这个月的面粉是年中才领到的。

 

在何恩福为我安排职位之后没有多久,就传出他将调任天津市立日语专科学校的消息。这所专科学校只有几个学生,一两位教师,名存实亡。大家都说是“明升暗降”。何恩福倒是宠辱不惊。办完手续,就去了日语专科学校。我感激他知遇之恩,也随他去了这所学校。

 

日语专科学校并无自己的校舍,占用的是新学书院的几间房子。在铃铛阁中学当训育员,每天有固定的事情做,如考勤,在日语专科学校则无事可做。每周何恩福到学校去一两次,三四个领薪的职员也按时到达,聊上一会儿再散去。剩下我一个人倒是由此有了一个住处。有时回家看看母亲,有时到大众照相馆帮忙。虽然前途依然渺茫,倒是落得个清闲。

 

大约在暑假期间,当时物价飞涨,金价的上涨更为突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何恩福把他存有的一两黄金卖出去了。他知道我与大众照相馆的关系,也知道大众照相馆与粮行有关系,让我替他囤积点粮食。其实,我只会说囤积粮食的抽象道理,而对具体操作过程则一窍不通;康俊山找到他的关系,人家说一两金子达不到囤积粮食的规模。但在这个过程中,物价继续飞涨,何恩福用一两金子换来的支票迅速缩水。无论如何,必须换点实物。在何恩福的坚持之下,康俊山替他买了粮食。未成想,没过几天,也就是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不久,通货膨胀迅速转为通货紧缩,物价包括粮价在内,飞速下跌。如果囤积的粮食不赶快出手,将会损失更惨。那时,不仅没有现在的手机,通电话也很难——大多数家庭没有电话,我又不知何恩福居住的地址。只好做主卖出。结果,经过这个折腾,何恩福原有的一两黄金变成了只可买一二钱、两三钱黄金的货币。但随后的一两个月,一直没有见到何恩福。

 

本来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我还是康俊山,在道义上,都无需承担责任。但我总觉得何恩福信任我,我却让他赔惨了;康俊山也觉得这件事干得不漂亮,对不起何恩福这位老实人。情感上的负债感使我们总想找个机会做些补偿。194510月份前后,国民党政府宣布法币与华北流通的伪联银券的兑换比是15,当时接收山东的贺思源宣布的比例是110,而天津当时的实际市场兑换比例是1213。这就是说,在天津用伪联银券换法币,随即把法币带到济南换成伪联银券,必然有很大的赚头。问题是天津与济南之间的铁路,“8·15”以后不久,一直不通。

 

突然,传出铁路开始发售到济南的票。于是,康俊山为我买了火车票并换了一笔法币;我立即带着法币上了火车。火车走了一段,说前面不通了,后来又说通了,走走停停,到了德县,真是无法前进了--八路军切断了铁路线。不能前进,那就后退。后退的铁路线也被切断了。在德县火车站困了几天,出路只有徒步离开这个陆地上的孤岛。可以选择徒步回津,但我的目的地是济南,选择去济南的旅客也比较多,于是决定前行。如此决定也有寄希望过些天火车有可能重新开通的因素。实际上,直到1950年,津浦路才修复通行。而从1945年秋以后的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天津车站仅仅卖过一次去济南的票,我却正是“有幸”买到了票并登上了火车的。

 

在济南,困居数月,所携带的“资本”也大部分吃掉了。于是先搭汽车,后搭畜力大车,在沧县以南的一个小站再乘火车,回到天津。见到康俊山,对我们原来的计划,只能用“无可奈何”来自我安慰了。康俊山说,在我滞留济南的时候,何恩福曾到大众照相馆找过我。康俊山向他原原本本地讲了整个过程。何恩福的反应平和,没有责难,并表示,要是他早些知道情况,无论如何不会让我去济南冒险的。

 

回到天津没有几天,我即进入革命根据地。与何恩福一直没有再见面。直到1949年,他的侄子进华北大学学习,才得知一些他的信息:天津解放之后,他没有受到严重冲击。“文化大革命”之后,这已是他托我囤积点粮食那次见面之后的40年左右,他的侄子找到我,说他想见见我。我本来也很想见他一面,但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现在有了氛围宽松的改革开放形势,能在北京见到他一面,也正是我多年的心愿。对这次见面,他显得颇为期待,很高兴。记得我们没有更多地回忆过去,而是轻松地讲讲当前,讲讲天南地北。他很平静、很慈祥,衣着依然极为整洁的印象,看得出他有一个安定的晚年。

 

市立第一中学校友会

 

8·15”之后,一个已经宣布投降的日本占领军仍然管理着天津。国民党政府一时回不到天津接收。八路军有意进驻,也曾一度听到枪声,但还没有力量进驻。那是一种极为奇特的“等待”的状态。开始几天我还去过日语专科学校,很快就不去了。

 

一天,刘铁錞到大众照相馆找我,说筹备校友会,说我熟悉学校情况,说我有可以支配的空闲时间,邀我参加筹备。我确属“闲人”,而且听说筹备的主要负责人是高我两年级的邵天仁和米家同,知名的优秀生,是我和我的同学们都很敬佩的学长,于是欣然同意参加。

 

其实,筹备校友会,刘铁錞起决定作用,至少是起决定作用的一员。根据后来的了解,刘铁錞早就参加了我们党的地下活动,可以判断校友会是我们党所推动的。

 

邵天仁,性情内敛,言谈持重,沉稳大方,即之可亲。大家非常敬重他的这种气质,都觉得他对周围有其深思熟虑的看法。比如,校友会的设计和具体活动,他都处于决定者的地位。那段时间,邵天仁经常邀大家到他家聊天。米家同是常客;刘铁錞也去,但不经常。另外还总有两三个人。在聊天之中,必然会触及政治问题。但在大家的高谈阔论里,邵天仁从未流露过自己的政治倾向。有一次我和米家同争论苏联问题,我讲了从阅读苏联书籍知道的一些情况。米家同有些争论不过,说我像“斯大林的儿子”。邵天仁插进来,不是参加争论,而是平和地说,我争论的样子很像家玺,家玺也赞成苏联,常同米家同争论。家玺姓刘,是他堂妹的丈夫,也是市立一中的学生,与他和米家同同年级。日本占领时被秘密逮捕,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烈士。这是他唯一的一次跟我提到刘家玺。就是谈论到这样的问题时也不露政治上的城府。

 

米家同全然是另一种类型,性情外向,喜怒均形于色。在我与他接触的那一两个月里,他的政治观点很鲜明:国民党是正统,不赞成共产党;崇拜美国,反对苏联。我那时是力求表现为中间立场,或无政治立场的立场。也应该说,共产党和苏联虽然在我的头脑里占有了较深的地位,但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不党”依然下意识地受到尊崇。所以力求保持中间立场也并非全然为了自我掩护。但面对强烈的“正统思想”,我的“中间立场”也难以得到米家同的容忍。不过,在不断的接触里,觉得强烈的“正义感”更是米家同的思想核心。有一次,来了一个“校友”登记,米家同与他聊得很热络。送走这位校友后,他非常高兴地说,我通过与他交谈校史弄清楚了,他是假校友,水平极低,是特务。有人说,可能是共产党的特务。也有人说,共产党的特务不会这么低级。他好像赞同后一种观点。总的印象,本质上他是以个人的“正义”判断来支配自己行为的那种人,是旧社会称之为“正派人”的人,是有品格的人。那时,我常想,在自然科学、在工程技术上他一定会是优秀的尖子人才。

 

1945年秋,与邵天仁和米家同短暂相处后,随即没有再联系。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人们都会发生变化。他们是怎样变化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打听过他们的情况,好像没有特别令人高兴或特别令人担忧的信息深印在头脑之中,现在已经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除了上世纪50年代,在北京的街头见到过邵天人一面,匆匆交谈几句,他说在某一个工业部工作,此外的这几十年里再没听到过他们的信息。我总觉得他们两位是人才,总觉得他们的才华应该得到施展,也有时不禁想到,在政治运动不断的社会大潮里,机遇是否给他们提供了施展自己才华的空间?

 

校友会标榜是非政治性的、非党派性的。记得布置校友会活动室的时候,墙上要贴一些小长条标语,如“庆祝抗战胜利”、“中华民国万岁”之类。有人写了一条“蒋总裁万岁”。大家议论,说校友会不应有党派性,“国民党万岁”不贴,“总裁”是蒋介石的党内职务,也不要贴。开始的活动就是校友登记。我和另外一个同年级的同学,具体张罗登记事务。

 

我十月份去济南不久,张罗校友会的人,做事的上班了,求学的回校了,市立一中校友会也就实际上不存在了。校友会曾定了一项“任务”——欢迎“国军”。但在校友会存续的两三个月里,国军一直没到天津。

 

在沧桑世变之中,市立一中校友会只不过是没有留下印记的小小浪花。但在那经受八年日本占领后胜利突然到来之际,有了一个平时难于与心仪已久的学长请教、交流的机会,虽然十分短暂,但在我的人生中,确是总也忘怀不了的历程。

 

济南行

 

前面提到,济南一行,就原来的目标来说,是彻底失败了。但作为个人历程,它也不是一片空白。

 

到济南,首先找高中同班三年的同学张德馨。他为人实诚,同学时与我也比较要好。他在济南的一家银行当练习生,这是一份极其令人羡慕的就业机会,原来就打算找他帮助兑换货币。现在眼看就要淹留济南,他劝我,赶快把法币换成黄金,否则快速的货币贬值会使我一文不名。记得是他帮我换了一个三钱重的戒指。

 

在济南,我找到外婆家,解决了住宿的问题。外婆,我们习惯叫“姥姥”,那时已经年迈多病,管家的是“姨姥姥”,对我应该说还是很照顾的。但经过八年战争,家道也已败落,招待住宿尚可,但也不能支持一个小伙子白吃饭。正是这个戒指维持了我在济南的生活费用,并使我还留有回天津的路费。

 

直到春节过后,越来越清楚,回天津的火车短期是不可能通车的。如何回天津,种种说法都排除不了要经过国民党军队的控制区,要经过八路军的管辖区,要经过国共双方都不控制的真空地带。从国民党地区进入八路军管辖区,怀疑你是国民党的探子,怎么办?从八路军管辖区进入国民党地区,怀疑你是八路军的探子,怎么办?在真空地带,那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风险更大。但最后,还是下定决心,无论有何风险,也不能再在济南淹留了。一是再住下去连回天津的路费也要吃光了,二是李家琦从天津发来的一封信。

 

李家琦的信里说,我离开天津之后,大家的思想变化很大,康俊山也有很大变化,说我应尽快回津,至于我的生活问题大家可以帮忙想办法。原来我估计,李家琦的思想可能向“左”转。这封信虽然不能据以判断他已经接上了我们党的地下关系,但倾向已经十分明朗。这是当时所有同学和亲戚朋友里政治态度最鲜明的一位。

 

从济南回天津,如何走?济南有一家汽车行,说能用汽车把客人送到有火车的地方。汽车,是指卡车,随身的小包袱就是在车上的移动坐垫。至于国共两方,车行说,都已疏通好,通行无阻。这好像很理想。于是我就乘上了这家的汽车。但实际上车行是把我们一行客人,穿过八路军的控制地区,送到被八路军围困的孤岛德县,就不管了。第二天这车人只能改乘骡马大车从德县出发,再次进入八路军的控制地区,当晚是在泊镇以南的一个小村庄投宿。再次日,继续乘大车启程,并在下午进入国民党控制区,到达沧县以南的一个小火车站。从这里才坐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可能已经有不少人往返于这条路线,虽几经国共两方岗哨,都没有受到留难。更庆幸的是没有碰见土匪。

 

在济南的这几个月过的全然是“闲人”的生活。与外婆家里的人,开始总要说说彼此这些年的变化,但很快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偶然陪他们打打麻雀牌也占用不了多少时间。星期天则是找张德馨。有一次张德馨请我吃武城县的“楦饼”,真是人间美味,至今依然印象深刻。但大部分时间是空闲的,一是读读可以找到的闲书,二是游览济南这座名城。

 

《老残游记》,这是早就耳熟能详的一部书。但实际只是看过在各种文选中节选的有关大明湖的描述。能够自己循着“老残”的路线悠游一遍,无疑曾是梦寐以求的。外婆家当时住在老城内的县西巷,离大明湖不远。多次游览,老残记录下的那些名对,好像百读不厌,总能舒缓羁留异乡的愁思。但给我更深印象的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这八个字是那么传神地概括了这座历史名城的精髓。外婆家就有一口井,井水几乎与地面齐,清澈甘甜。特别是漫步于趵突泉附近的街巷,记得都是石板路。靠街巷边的石板,间或有掀开的,就可看到下面欢快流淌的清泉。现在不知这样的特色还能保持几多?

 

知识分子有时是很怪的。安闲时会临风嗟悼,对月感怀;就是在惴惴不安、心惊胆战之时也依然不时处于“陶然忘机”之中。从天津去济南,在德县困居数日之后,不得不随着人群徒步南下。当走到一片松林,并看到松林包围着的一段红墙时,不由得联想起武侠小说里经常出现的场景:绕过黑压压的一片松林,露出一段红墙。于是引出大禅院、凶僧、红粉英雄和落难公子的故事。未成想,刚刚踏上山东这片土地,原来读过的文人文字,竟然活生生地呈现在眼前。正在浮想这到底是哪家名刹时,一位路过的本地老乡提醒,附近的村子里有军队,要是他们出来,你们就没有好了。一下子惊醒了大家,匆匆地从这片佛门福地的墙外跑开。从济南回天津,对于四伏危机的了解比来时更具体了。但乡村的小店,凌晨登程赶路的浓浓睡意,满天铺地的晨霜,清冷冷的弯月,仍然激起种种遐想。有一幅名对“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过去只觉得对仗工整,选词凝练。但在半夜刚过,天地一片寂静,挤上大车,离开店房的时候,不由得联想起,过去千百年来,上京科考的举子,不就是这样为自己的前程而奔波的吗!他们恐怕就是在这样的实地感受里,才锤炼出这样的名句。而没有实地感受,又怎能对这诗句所蕴含的意境产生共鸣呢!没有火车坐,令人懊丧;但只有这个逼出来的机会,才能真正对两句诗所描述的景境有所领悟,又何尝不是不幸中的大幸呢!

 

类似的观感,在济南一行中还有颇多颇多。当时也曾有所记录。记录早就不存在了,记忆则似有还无,整理不出来了。

 

回天津没有几天,就开始了人生新的征程。


转自《互联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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