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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旧纪年


--作者:黄达


(七)


 

我的小学生活(下)

 

下课后,多是跟姐姐玩,比如“跳房子”。好像那时候女孩子还不跳皮筋。有时,姐姐把她们的同学带回家,练习儿童歌舞剧。这给我的印象极深。

 

印象最深的是黎锦晖的《月明之夜》。还记得一些歌词,当然,不会是准确无误的:

 

云儿飘,星儿耀耀,海早息了风潮;

声儿静,夜儿悄悄,

爱奏乐的虫,爱唱歌的鸟,爱说话的人,都一起睡着了;

待我细细地观瞧,

趁此夜深人静时,散下些快乐的材料!

 

还有一段印象更深的歌词,是否也是《月明之夜》之中的?

 

海中碧水无波,天上宿星零落,

世界已经睡着,多无奈何,

剩下凄凉寂寞,长夜怎能挨过,

失了我的快乐,请你给我。

 

这一段,悠扬、哀怨,我直到现在还会唱。那时,我姐姐和她们的同学们体会到了吗?但她们用彩色纸条系在头上,唱着、表演着,非常投入!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还有姐姐们总唱的一首歌,非常好听。歌的名字叫什么,好像当时就不知道;歌词也有相当多的地方只记得音,不知道字,但核心的部分,还是既记得音也知道是什么字。长大了,总遗憾没有把全首歌弄清楚。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高中同学提起这首歌,也说是小时候听人家唱,久久不能忘怀。他记得的比我多,我们两个人凑一凑,虽然个别字还把不准,但总算凑出来了。不过,事隔多年,凑出来的底稿又不知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努力回忆如下:

 

春深如海(?),春水如黛,绿柳碧如苔;

白云,快飞开,让那红球升起来,照着我们光明的、美丽的世界;

风,小心一点吹,莫要把花吹坏;

现在,桃花正开,李花也正开,园里园外,万紫千红一起开;

桃花红,红艳艳,多光彩;

李花白,白皑皑,谁也不能采;

让蜂飞来,让蝶飞来,把花儿采;

那么,多开怀!

 

有的字是这样的音,但不知是不是这个字,在字后加注一个(?),下同。

 

在小学,我自己学唱的歌,有两首记忆特深。一首是演绎《桃花源记》的:

 

一舟(?)渔舟忽逢桃花林,别有天地不辨路浅深;

山人依依着我酒满斟,自称秦时哪知古与今;

归途莫误仙源许再寻,桃花依旧何处问渔寻。

 

另一首是演绎唐诗的:

 

艳阳天,清明时节,雨纷纷;

沾衣襟,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牛背忙欠身——

遥指草桥道,一片白云深,

春山翠茵茵(?),春水碧沉沉(?),

酒旗飘帘外,茅屋靠山根,

那就是,杏花村!

 

小学带有政治意义的活动,首推每周一的“周会”--是不是这个名字记不准了。早八点上课前,全校学生集中在西院的操场上,先是由校长领读孙中山先生的《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是所至嘱!”当时,《总理遗嘱》的大体意思也还多少有些懂得,有的话则一点不知其含义。不过,总是跟读了上百遍,后来许多许多年都能记得大体轮廓和其中的警句。

 

《遗嘱》里,像《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也常听人说起,至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则全然不知其何所指。在抗战胜利前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本由汪精卫伪政权印的这份文件。也想不起是怎样力量的推动,竟然从头至尾翻了一遍。进入解放区以后,学习了国共两党历史,细读了《新民主主义》等文献,才知道这份《宣言》对两党的意义。也只有读了这份《宣言》,才能较快地理解像《新民主主义》等文献所阐述的我们党的政策主张的脉络。

 

领读了《总理遗嘱》之后,校长要“训话”。周会加起来不过十几分钟。不过,冬天,室外很冷,小学生们还是盼望校长的训话短点、再短点。

 

除去周会之外,记得没有专讲政治的课程。但回想起来,“政治”的氛围还是非常浓重的。那时,正是“九一八”国难刚刚发生后的抗日战争前夕,全社会都在呼唤“救亡图存”。在小学的几年里,不只校长训话讲,所有的老师,不论教什么课的老师都讲五千年的古国文明,讲鸦片战争,讲八国联军,讲甲午战争,讲辛亥革命,讲五族共和,讲中华民族,讲形同桑叶的国土怎样被帝国主义列强蚕食、瓜分。在我的观念里,民族、中华民族的分量是最重的。这不仅是因为我的童年正处在那个民族危亡之秋,更重要的是整个小学教育都深深渗透着情感凝重的民族教育,都是小学老师出自肺腑地要把刚刚形成的“中华民族”(在我的上一代,这还是一个新名词)观念根植于我们这些小学生心灵之中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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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阶段,有一项印象深刻的活动,是涉及“传统”的。即在高小二年级参加的1937 年春季的“祭孔”大典。那时,天津是特别市,后来的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任市长。决定举行“祭孔”大典,应是在1936 年夏。那年,已经放暑假了,学校的训导主任刘老师通过一些学生,找我们这一年级的一些学生回校。我没有被通知到。开学后才知道是要举行祭孔,祭孔需要乐队,暑假回校的同学主要是训练吹笙、吹笛子,是乐队的主力。实际上,祭孔需要全班同学出动,不仅需要吹奏古乐的队伍,而且需要司仪赞礼,需要古代舞的舞蹈班子,等等。老师说,过去祭孔,礼生、乐生、舞生都是由私立第一小学的学生承担的。

 

乐队很大,有编钟、编磬,有笙、笛,有埙、篪、排箫。在那次祭孔中,主力是笙、笛,和编钟、编磬。笙和笛有好多人吹。埙、篪,各一人;排箫两人,只是摆着吹奏的样子,不发声。我没有经过暑假培训,分配拿篪。篪,像笛子,笛子是两手交叉拿着,篪是两手一顺拿着。我似乎只偶然吹响过。

 

还有几种特殊的乐器,如一个上宽下窄的长方形敞口木箱,箱子的内壁镶有几个木头疙瘩,用木槌击打木头疙瘩作响;如一个卧地的小木老虎,老虎头顶镶有四五片竹片,用竹刷子刷这些竹片发声,等等。它们都各有一个,在奏乐前后击打。

 

记得还有合唱队,是不是由我们班的同学组成,记不清了。

 

舞蹈队伍,是我们班的同学。有两个舞:一是羽龠舞,舞动一根竹管和一根雉鸡翎;二是干戚舞,舞动一把小斧头和一面小盾牌。

 

祭孔的当天,我们就是从学校东院坐南大厅的南墙小门进入文庙,在大成殿的台基上,完成列队任务的。

 

祭孔开始,我们班的一位嗓门特大、负责持麾的同学,举起麾,高喊“举迎神乐,奏德和之章”,于是奏乐、合唱。记得这章的歌词是:“大哉孔子,至圣先师,与天地参,万世之师。”乐声、歌声极为平缓,但庄严、肃穆,好像天地一片寂静,使人顿然进入追思先圣的境界。同时,开始舞蹈。记得,遥遥望见,穿着长袍马褂的主祭队伍开始祭奠。先祭主殿,后祭配殿。配合祭奠过程,有好几个乐章,但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最后是“送神乐”。记起的这些,事隔多年,恐怕会有记混了的地方。

 

我们学校参加祭孔的演练都是由训导主任刘老师负责的。他对全过程,不论是礼仪,还是演奏都非常熟悉,并且总是指挥若定。他生就络腮胡子,不苟言笑,我们平时非常怕他。只是摔倒了,流血了,才去找他,他那里有碘酒、红汞药水。后来听人说,他在天津颇有名气,有学识,会演奏许多乐器,像祭孔这样的大典都要找他。

 

祭祀后,回到学校,我们参加的同学每人领到两斤肉。按礼仪说,是分得用于祭祀的“福胙”。

 

上小学高年级后,当自己能拿母亲的钥匙打开母亲箱子的时候,发现其中的一个箱子,装得满满的都是父亲的文具、纸张、书籍,还有一卷工程画,等等。开始,母亲不让翻,怕我弄坏了。后来看我翻看地很仔细,慢慢也就不禁止了,但每次都要反复嘱咐我收拾好。

 

文具里有一盒十几件装的圆规,好几种规,好几件鸭嘴笔。比我那时用的圆规,专供小学生的圆规,好上不知多少倍。母亲不让从盒里拿出来,只让看--静静地看,也是享受。有些大张的图画纸,比我在小文具店里买的也是好上不知多少倍。这些,直到我上高中和高中毕业后,那时父亲已经去世好几年,才拿出来使用。

 

书不多,只记得有一本厚厚的进口原版书,名字好像是《B i k e n ' s Readers》(英文字母的拼法记不准了)。装订精美,有好多插图。有的插图使我联想可能是外国的某一篇童话。如其中有一个青年看几个小矮人玩七柱戏的插图,就联想到这一定是外国版的《烂柯记》。但我的英文那时只能读懂“Long long ago”、“Many years u p o n”,所以每每翻这本书都下决心要好好学英文。可惜的是决心一直没有兑现。

 

一卷工程画,我每次都要一张一张地看。其中有一张使我学会了用圆规和直尺画五边形;有的使我初步懂得如何画投影。工整的工程字字体,对我后来书写拉丁字母和数字颇有影响。更重要的是,这卷工程画使我对将来要当工程师的梦想有了具体的形象寄托。

 

这等于发掘出来一个“宝库”,也许可以说是父亲的学前教育在小学阶段--在父亲不是坐在当面时--的延续。

 

后来,屡屡听到“手泽”这个词,并逐渐知道了“父没而不能读父之书,手泽存焉尔”的说法。总觉得很奇怪。就我自己来说,在“手泽存焉”之处又受到了先人的教育,并加深了对先人的崇敬。明显应该做的事却说不应做,是不是“孝子”为自己不肯学习找托辞?历代有许多子承父业的大儒,恐怕不会因为“手泽存焉”而不研究父亲读过的书吧。没有研究,不知对手泽有什么精辟的解读。

 

(八)

 

我的初中生活

 

1937年,我小学毕业。升哪所中学,家里曾经讨论过。我的父亲和堂叔父是在天津历史最久的一所中学--天津人喜欢叫她的早期名字“铃铛阁(阁,天津人读gǎo)中学”--毕业的。我是不是还上这所中学?那时候,南开中学在天津风头正劲,公认其办学思想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头。我的大姐已经在这所中学读了两年,她力主我也上南开。可能还有人帮着说。为了考南开中学,我还上了这所学校办的暑期补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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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七七事变”爆发,街面立即笼罩着人心惶惶的气氛。由于那年夏天,我的姑母正带着她的三个女儿回娘家,我祖母怕治安不稳出事,遂仓促地到英租借地“逃反”,由于连年战乱,在我的老一辈人的心目中,“逃反”--临时逃到一个可以暂时躲避战乱的地方,是一种并非罕见的行为。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我的大姐还带我从租借地赶到南开中学参加了升学考试。但不久,日本轰炸并占领了天津,南开大学、中学南迁大后方。上南开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那时很多人从中国地“逃反”到租借地,租借地的房屋紧俏起来。开始,是在英租借地的一所私立树仁中学租到两间教室--正值暑假,教室空闲。由于我在一个颇具规模的正规的天津私立第一小学上了五年学,又看到过像南开中学那样的学校,面对这所中学,颇觉新奇。说是中学,但只有初中一二年级。一座两层的小楼,连校长办公室在内,也不过五六间屋子。租给“逃反”的人之后,只剩下一间校长办公室。整个暑假,只有校长一个人在,好像学校就是校长,校长就是学校。校长是一位中年妇女,文质彬彬,衣着整洁端庄,梳短发,戴眼镜,稳重和蔼。不久,发现她却是处于非常窘困的境地之中。原来这座小楼是校长租来的,不怎么清楚,她有了暑假出租的临时收入,依然拖欠房租。经常有一个十分霸气的恶婆来讨租,一骂就是半天。校长间或回应几句话,大部分时间则是任凭你骂,我自充耳不闻,照样平静地处理事务。由于事先约定只是暑假期间租用,很快我们就托人找房子,搬了出来。后来听说,这所学校还有所发展。那位校长的能力着实令人佩服。

 

1937729日,日本侵略军进攻天津;30日,天津沦陷,成为日本占领区。至于英国、法国的租借地还是由英、法管辖。

 

那一年天津的中学,不论是在日本占领的“中国地”的,还是租借地的,都迟迟不能开学。租借地的学校开学较早,但也比通常迟了一两个月。不记得是怎样的缘由,我进入英租借地里的私立志达中学。学校坐落在英租借马场道,比邻是工商商业专科(后来的工商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印象中,上工商中学的,家境大多富裕;上志达中学的,家境大多较差。

 

志达中学是一所颇不知名的学校,只有初级中学。学校董事会的头头是一位下野的军阀。校舍是一个包括两座小楼的庭院,一座楼是教室和少数寄宿生的寝室,另一座楼是学校的办公室。庭院倒是绿树成荫,但难以作为操场。上体育课要去校外的空地--那时马厂道附近的空地还是比较多的。有一次学校开运动会,是租用英租借地唯一的公共运动场——明园运动场。

 

学校虽然颇不知名,但在抗日战争初期,却有个不错的教师班子。当时,北平、天津的一些大学生,包括应届毕业生,躲在租借地准备去当时青年学子聚集的抗日中心--武汉。在过渡期间,教一教中学也是一种生活安排。选择教书的大多是文化素养较高的大学生。其中有一位教地理的老师,结合历史、人文,结合抗日形势,把地理讲得极其生动。租借地的这类学校,课堂秩序普遍不好,但这位老师的课堂,学生都是静静地专注听课。还有一位教数学的老师,女老师,是南开的大学生。开始,她的课堂秩序极乱。经过两三次课,她镇静而又极为犀利地从学习、从品德、从抗日形势,狠狠地把我们学生批了一堂课。再加上她讲数学讲得明白、生动,有启发性,她的课堂秩序后来一直很好。只可惜他们大多只讲了一学期、一学年就到抗日后方去了。

 

在志达中学我读了初中一二年级。学习收获是什么,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背起书包上学,背起书包下学,是否有作业,是否做作业,已经没有清楚的记忆了。考试成绩也不好。有一次考试,可能是二年级的第一学期,在考前有两三天假期,可用来复习功课,可是有一位同学借给我一部《清宫十三朝》演义,我看得入迷,不能释手,而要考的功课竟然一点也没有复习。除去数学有点底子,其他课程自己也知道考得很差。也可能是还有不少同学不如我,竟然没有跌入留级的处境。至于《清宫十三朝》,虽属稗官野史,收罗了大量传闻、臆测,“演义”性极强,但与近年来的“戏说”随意编排历史不一样,其骨架还是与正史无大出入的。应该说,它使我大体把握了有清一代发展的编年脉络,那是课堂上的历史课从没有给过我的收获。

 

在志达,也许可以提及一笔的是,我在这期间有了写作的兴趣。在高小时,两堂的作文课只能憋出二三十个字的窘境,在志达的这两年,不知是什么原因自我解脱出来了。当时,学生自己办了一个小壁报。同学的写作,自己用稿纸誊写清楚了,或同学的小幅画作,交给主办壁报的同学,他们就会分期编排,在壁报上发表。记不清是从哪种书刊看到一篇文字,写的是傍晚一个陌生人求宿的故事,自己就照猫画虎编了一篇大约有一两千字的文章《过客》。一写出来就向我大姐的男朋友求教,想请他帮助修改。那天好像他的心情不好,匆匆扫了几眼,就劈头一瓢冷水:写文章,要有目的,你写的是想说明什么问题?本来兴冲冲希望得到几句表扬,却没料到是这样的结果。现在回想起来,有幸的是,我倒没有灰心丧气,而是不服气。后来还是投了壁报,也刊登出来了。只是同学并没有什么“积极”的反应。

 

在这两年,我的英语学得很糟糕。单词记不住,也不肯下苦工夫背。二年级的暑假,父亲让我上新学书院的暑假补习班,意思是想让我转学。新学书院,在天津是一所很独特的中学。它的背景是海关。普通中学的学制是六年,它的学制是八年。特别重视英语,毕业后可到海关谋职——英语水平可满足海关工作的要求。

 

一进新学书院,好像就陷入一片深灰色色调的包围之中--到处都是古旧的西洋城堡式的深灰色建筑。厚厚的墙,小小的窗子,教室里非常昏暗。在昏暗的光线里,课桌课凳令人非常惊奇。课桌的桌面是近乎黑色的黑褐色木板,木板极厚,比我看到的其他中小学课桌桌面厚一两倍。其他学校的课桌,教师都是不让在桌面上刻画的。而新学书院课桌的桌面则布满用小刀刻画的痕迹,并且是一层刻痕压着一层,应该是几十个年级,年复一年刻画的杰作。据说,英国中小学的课桌就是这样。不知怎的,立即引起对狄更斯小说里关于古老英国描述的联想。

 

我上的这个年级的补习班,其中也有些是本校的学生。他们好像不是成绩不好,需要补习,而是家长的安排,不让他们在假期荒于嬉戏。补习几门课想不起来了,但以英语为主。在英语方面,我与他们本校学生比,不是有差距,而是差距极大。他们与老师常常用英语交谈,我几乎完全听不懂;老师用英语向我提问,我也是听不懂,答不出。有一次英语作文,我也努力写了一篇。不知怎么鬼使神差地在交作文的时候竟摆在最上头。老师进教室,说他今天有事,请一位代课的老师来。说着要走,却看到我的那篇作文,竟然拿起来,读了一遍。边读边批,最后说,也只能给个二三十分。这时,代课的老师进来了,听到了他的评论。待他走后,也把我的作文读了一遍,说二三十分太少了,是努力写的,可以给个及格吧,很显然,带有鼓励的意思。

 

不过,在这样的窘境中补习英语,也有收获。记不清用的是什么英语读本,其中有一课是讲18世纪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的故事,讲他在与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交战之前在日记里写道:胜利,或者West MinsterWest Minster指伦敦威士敏斯特大教堂,是英国显赫人士埋葬遗体的最高礼遇。没有想到,他在打败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之后,却在已经死寂的战场上中弹死亡:原来的胜利与死亡的选择,迎来的却是两者合并发生。只不过他的遗体并没有葬在West Minster。因为议会(也许是旁的什么决策机构)认为,进不进West Minster,是由皇家决定;自己“决定”,不合体统,不能进!也许当时我就没有把整个课文弄准确,但几十年来,头脑深深印下的就是这样的故事脉络。最初,只是替纳尔逊遗憾。但慢慢感到,给自己带来的思考实际是多方面的:对于国与国的争霸和兴衰更迭,中外都脱不开同样的历史规律,不胜感慨;一位残疾人成为历史名将,有天分,有勤奋,有胆略,有机缘,不可强求;英国人的坚持传统值得借鉴,但只根据日记里的一句话做决断,是否过分刻舟求剑……

 

由于父亲的去世,不仅转学新学书院的事无从提起,就是志达中学的学业也中止了。

 

在日本与英法宣战之后,新学书院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特色。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我们的办教育的思路推测,是不会恢复这样的特色学校的。然而,从真正能够更好地服务实际生活来看,在一个成熟的教育体系中,有一些特色学校存在,是否也属必要?

 

在暑假尾,父亲去世了,祖母也随之去世了。失去了经济的支撑,全家决定从生活费高的英国租借地搬回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地”。在这样的变故中,1939年的下半年,我处于失学状态。

 

在这期间,一个街区的小图书馆是我在那年寒冬时度过阴冷下午的好去处。它是偶然发现的,在天津鼓楼东路北的一所大宅院里,就在我借住的亲戚家附近。叫个什么名称,当时也未在意。只占有几间上房,好像没有单设的书库,不多的几本书就放在阅览室旁边的书架上;也许还有几张报纸。屋中间有个火炉,在冬天给人带来丝丝暖意。最初,我是冒着被“请”出来的危险,试探着进去的。后来发觉,光顾的人极少,我还算是一个捧场者。在这里,印象最深的是看了一部《孤儿历险记》——就我当时看,也是极为古老的译本。所描述的是曾经辉煌的名歌手沦落为贫困的街头卖艺老人和“孤儿”,贫贱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纯真、他们的善良、他们的同情心,感人至深。在那家庭迅速陷于困境,国难望不到尽头之际,“孤儿”的温馨结局好像更加重了对于自己生活前景无助的压力。

 

虽然家境窘困,我的叔父还是让我尽快恢复了学业。1940年初,到汇文中学,插班重读初中二年级下学期。汇文中学,是基督教会办的学校,教学水平中流,对学生的管理较为宽松。汇文中学是男生中学,毗邻有所为同一教会办的女子中学,叫中西女中。中西女中的教学水平也属中流,但作风时尚,颇有名气。

 

一方面是学校的教学管理松弛,一方面是自己处于心境的低潮,这个学期中的学习乏善可陈。印象是背着书包上学,背着书包回家,在家很少打开书包。记得有一门“修身”课,是学校的训导主任教。有一次他布置要在家预习一堂课的内容。很少打开书包,当然把他的布置忘得死死的。下一堂课,老师检查预习情况,检查到我这里,翻翻修身课本,说你没有预习。我说预习了,他让我说说这段课文的内容,我当然答不上来。于是罚我站了半堂课。课后问同学,他怎么知道我没有预习。同学说,你只要在课文上用红笔画几个句号,就表示你预习了。新来的插班生,可惜没有“掌握”这个窍门。

 

在日本占领的“中国地”,英语教学的标准极大地降低。我的英语弱项,也就没有多大的压力了。其他课程,随堂听课,都可应付。只是有一次作文,给我深深的,一直抹不掉的记忆。作文题是“游宁园记”。宁园,是当时天津唯一可游的公园,去过多次,写一篇游记也不难。凑了一篇短文,自己觉得写的一般般。发作文时,我的作文排在后面。老师宣读到进园门的描述,有一句:通路两旁“有荷花”!当时还在冬春之交,同学听了,全堂轰然大笑。好像老师也跟着揶揄了几句,就把作文本发还给我。宣读之际,自己觉得,虽然写得一般般,但也不会这样糊涂。取回作文本,确实不是“有荷花”,而是“有荷塘”。而且评语颇好,大意是,文字不多,但把宁园的景色描绘了大半。结合着评语,结合着发作文时把我的作文排在后面,老师的原意显然是要作为范文评讲的。但一字读错,竟然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开初,只是愤愤不平,后来使我挥之不去、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字读错,很容易纠正过来,为什么老师却将错就错呢?年齿日增,慢慢懂得的事多了。常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稍改几字——人非圣贤,孰能知错必改,那也是不难理解的。

 

汇文中学是在城南较远的地方,那时我家是住在城西北角之外的“西头”--偏下层居民的聚居区。除了中间有一段有轨电车外,没有其他公共交通设施。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骑自行车。也就是从这时起,直到1946年春进入解放区,我上学、工作、办事、交往,都离不开自行车。

 

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王国。直到上个世纪末,像首都北京,在上下班时间,占满大街的自行车洪流绵延不断,速度不快,但给人以不可阻挡的气势;令人感触到这个勤奋民族不可遏止的奋发图强的意念。

 

我刚刚骑车上学的时候,自行车已经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大街上自行车不断,但还构不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形成洪流的印象。而且更大的区别是,车流的新旧构成。我从1939年秋到1946年春,换过好几辆车,但无一例外都是由旧部件“攒”起来了的;最理想的是配一付新的自行车内胎。家境好的同学,也罕见骑新车的,至多,是“旧”的程度不那么严重。那时,满大街上也几乎看不到新的自行车,好像只有在自行车专卖店的橱窗里可以饱饱看新自行车的眼福。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五六十年代,大家的收入还是很低的,但买新自行车的人们逐渐多了起来.不仅在城里,在农村买自行车的农户也在增多;不仅用以代步,一辆加重型的自行车可以驮二百来斤物品,也是小型的运输工具。改革开放之后,过了没有几年,在北京,突然发现构成自行车洪流的都是新的车,要想发现像我上学时骑的那样旧的自行车,已极其困难。偶然看到一辆,多是在路边低速行驶的,骑车人不是老大爷,就是老大妈。

 

一进入新世纪,也不过十几年,私人小汽车和适应汽车行驶的高速路成了城市交通的主要景观。小城市是小汽车和电动自行车并行的局面。老式的自行车是越来越少见了。至于“旧”到像我上中学那时的自行车——没有车闸,没有挡泥板,轮胎破了用一节旧轮胎打卡子之类的旧自行车,是根本看不到了。

 

1940年暑假,志达中学的一位老同学找到我,说他要考“铃铛阁”,即当时的天津市立第一中学的高中,并约我一起去考。这是天津很有名的中学,我父亲就是在这所中学毕业的。我上的志达、汇文,都是功课不怎么样的中学,而且初中三年级还没有上,能否考得上,一点没有把握。试一试,不报多大希望,没想竟然考取了。于是开始了在新的学校里的高中三年生活。


转自《互联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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