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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旧纪年


--作者:黄达

 

 

(四)

 

“思旧,存续应该存续的过去,未尝没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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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童年时的“城里”,各式各样的小贩给生活增添许许多多的色彩,给人们以生活享受,使人们引发种种联想,也有时会挑起难以挥走的悲凉思绪。

 

卖青菜、卖鱼虾的小贩,一天总有多起。也许要说明一点,由于附近广布河汊,鱼虾在天津算不得贵重的食品。秋季来临,就有小贩挑着河蟹卖。那时的天津,螃蟹,普通人家也都吃的起。卖青菜,有挑挑的,有推小车的,大都带着一小桶水,不时给青菜潲潲水,为的是保持青菜鲜亮。卖活鱼,挑子的一头是一个木盆,用水养着活鱼。

 

小贩是普通住户的供应者。大户人家雇有厨子,厨子是要到菜市上从熟悉的店铺、摊贩那里采购的,那里有行业惯例的回扣。我们家经常买小贩的青菜、鱼蟹。记得祖母总是叮嘱女佣人听着哪一种吆喝的小贩来了。买主听到一声吆喝,会跑出来看。如没有中意的东西,会等待后来的。有了想买的,随后就是砍价、挑选,买主卖主都很认真,也往往有达不成交易的时候。如果想省一些钱,那就迟一些,比如临近中午买。因为这时卖不出去,在天热的时候,会烂在自己手里,分文无收,于是小贩就会把价格降低。

 

韭黄与银鱼是两种既有季节性又很贵重,而且在当年是天津特有的食材。韭黄,即黄色的韭菜,是天津的菜农最先在冬季的暖炕上培育出来的。那时可以与之比美的只有北京菜农在暖窖里培育出来的长短也就三四寸的嫩绿黄瓜。韭黄又细又短,但在寒冬腊月,首先就给人以生机盎然的视觉享受。天津卖韭黄的多是小贩,在春节前,背着一个用蒲草编的厚厚的小篓,沿街叫卖。买的人大多是买小小的一把,恐怕还不到16两一斤的1两。切碎了,洒在饺子馅上,散着一股清香,特别诱人。银鱼,在抗战爆发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现在即使年龄五六十岁的天津人,也不知道它的样子了。不少人误把白色的面条鱼认作是银鱼。这种鱼通体银白色,大拇手指粗细,也就三四寸长。记得天津的《乡土教材》里记载,它只生长在天津水系的某段区间。我看到的只是小贩贩卖的冻银鱼;记得那时人们说,银鱼只是冬季有,一出水就要冻起来;也是背着一个用蒲草编的厚厚的小篓,沿街叫卖;论条卖,很贵。我祖母,极为偶然地下决心买一次,家里的人每人只能分到一条。卖韭黄,卖银鱼的小贩并非天天有;菜市场里在冬季有供应,那只是大户人家才能光顾得起的。

 

与韭黄、银鱼相对应的天津特有吃食,是炸蚂蚱。蚂蚱,是天津人对蝗虫的叫法。小的时候,春夏之交,在天津城里也能看到迁徙的蝗虫飞过。那时不懂得蝗灾,但遮天蔽日,使响晴的天突然昏暗无光,很是恐怖。炸蚂蚱也是季节性的吃食,但却是最为廉价的食品。炸好的蚂蚱,包成小包,沿街叫卖,一包一两个铜板,用半斤大饼卷起来,足够成年人一顿饭吃的。有的年份,在街上就支起油锅,现炸现卖。听说,现在在高级餐厅,炸蚂蚱成了一道时令菜肴。

 

对小孩最有吸引力的是各式各样挑挑、推车贩卖小吃的小贩。

 

煎饼果子,秫米(高粱米)粥,馄饨等等,我买的较少。有时生病了,想吃点平时不怎么吃的,换换花样,会求妈妈买来吃。其中,馄饨挑子往往在冬夜叫卖,那是期望打麻将、斗纸牌的人吃夜宵,会做点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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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糕、茶汤,大多是在下午叫卖。在我1946年去解放区之前,总认为晚饭要到七八点钟才吃。从中午到七八点钟,两顿饭之间,如果有条件,垫补一点吃食,也是那时的习惯。切糕都是回民推着小车叫卖。小平板车上铺着潲湿了的深蓝布,中间是一块大年糕,用潲湿了的白纱布盖着,总给人以整洁清爽的感觉。除去年糕,大多还卖类似北京艾窝窝的麻团、凉果,以及江米藕。卖茶汤的,也是推着小平板车,车上一个锃光瓦亮的大铜壶,烧着滚热的开水是独特的标志。冲茶汤用的有淡黄、淡红、淡灰等多种颜色的杂粮面,分别装在小玻璃匣里。特别是大铜壶的开水从高处准确砸到小碗里的茶汤面,不用搅拌,瞬息之间,粉状的面立即变成热腾腾的茶汤,实在诱人。切糕、茶汤,每次的消费要两三个铜板,我只能偶然地享用一次。

 

水果也有挑挑卖的,一个铜板可以买到一个小小的苹果,或两个沙果,或几个荸荠。天津的青萝卜,不辣,可以算作准水果。这是小孩吃得起的。

 

炒花生、煮花生、炒瓜子、煮蚕豆、天津叫作蹦豆的铁蚕豆,以及“七十二样”的酥蹦豆--所谓“七十二样”,实际只有三四种味道,等等。这一类的小吃天天有,同一种小吃会先后有几个小贩叫卖。售卖的起点都是一个铜板。天津叫作“糖堆儿”的糖葫芦,是秋凉以后的小食品,天津人很喜欢吃,叫卖的小贩较多,不过需要好几个铜板一串。虽然很喜欢吃但也不是天天买得起的。有一种小食品--铃铛果,大多是在冬夜叫卖。农民在出售花生时必须簸出去的没有长成熟的花生,虽然不成熟,但总还有一些不成熟的果实,炒熟了之后,摇一摇,有不成熟的果实,就会发出响声。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叫作铃铛果。偶然来了卖铃铛果的,我和两个姐姐会各出一个铜板,磨祖母出两个铜板,五个铜板会买回来大半笸箩,全家围在一起会享用好半天。不过,卖铃铛果的叫卖声,伴随着冬夜的寒风,给我留下的凄楚印象至今难以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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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另类的小贩,是卖芭兰花的。天津叫的芭兰花,学名不知是否是玉簪花。鲜芭兰花,白色,细于小手指,一寸多长,晚间特别香。用铜丝把两个、三个串起来,可挂在妇女的衣襟上。大多同时卖鲜茉莉花球,也是用铜丝串成环形,可以佩戴。这类小贩都是小伙子,出现在傍晚,穿戴极有特色:非常合身的青色短裤褂,如果贴身还穿白小褂,一定是袖口半卷,露出洁白的内衣袖;布鞋是青面白千层底。有的留大背头,抹头油。叫卖的声音--“哦卖芭兰花儿戴哦”,音阶很高,悠长,极富挑逗性。我周围的人们对他们的概括是“流里流气”。但妇女还是肯于掏出体己钱光顾他们的。

 

天气不太冷的傍晚,往往有说唱大鼓书的盲女走街穿巷。想听书的可以招呼她们到自家的院子里说书。收费多少,没有记忆。但总不会太贵,否则我的祖母也不会招呼她们。她们说的大多是《王二姐思夫》、《王宝钏寒窑十八年》这类的段子。好像人们总听也听不厌。我印象最深的是《后娘打孩子》。唱到痛处,空气突然凝固起来,只有听书一家人断续的啜泣声。

 

鼓楼北有一个戏园子,想不起叫什么名字了。抗日战争爆发前,有许多名评剧班子,如刘翠霞、白玉霜等,都在这里演出过,上座率颇高。抗日战争爆发后急速衰落。听说,韩世昌的昆曲班子曾演出过一段,上座率极惨,昆曲班子的生活也极为窘困。

 

天津的电影院很多,但城里没有。要正式照一张相,那要到日本租界地旭街的鼎章照相馆。这家照相馆今天依然是天津的著名照相馆。我还保存有几张在这家照相馆照的照片。过了八十年左右,质量还相当好。

 

八十多年前的天津城里,就是与当时处于天津的英国、法国、日本实施治外法权的租界地比,已经相当落后。好的住宅依然是没有现代卫生设备的四合院平房;有一座鼓楼,历经沧桑,已经多年失修。街道狭窄,土路坑洼不平,居民衣食住行以及文化娱乐等方面的生活质量,与现今比,说是有天壤之别毫不为过。然而回忆起来却总会思念、留恋,难以忘怀。当然,这与老人普遍有的怀旧情结分不开,不过也确有许许多多今天好像丢失了的美好东西,如宁静的庭院和舒缓的生活节奏,如在方方面面可以得到的虽然迟缓但却细腻、温馨的生活服务,如处处有使人怀念起本乡本土历史遗存的街巷,等等,都被快节奏的以新代旧冲击得无影无踪。无疑,这是社会进步的代价。但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好像都有所反思。以至在我们出国访问时,总会不经意地发现,他们对于过去好像比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更为在意。

 

思旧,存续应该存续的过去,未尝没有积极的意义。

 

(五)

 

“家庭是每个人生命中的第一所学校,而家人则是孩子的启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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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前教育

 

不清楚我小时候的天津城里有没有幼儿园之类的学前教育,至少在我的记忆中这方面是一片空白。

 

五周岁之前我是在天津度过的。只记得叔祖父--他排行第六,我叫他六爷爷--教我读过几句《孟子》。他是用墨笔写在小纸条上教我的。当时我是不是认得了那几个字,还是只背下来那些字的声音,但“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我国乎……”确是我一辈子都记得清清楚楚的。记得第一次我拿到叔祖父写给我的《孟子见梁惠王》的小字条并背下了一两句,就从叔祖父住的南房跑向祖母、母亲住的北房,边跑边喊:“六爷爷教我认字了!”高兴、兴奋,到今天在记忆中依然恍如昨日。

 

那时也记得了几句诗,如“床前明月光”,如“孔雀东南飞”等等。如何学到的,有的依稀记得,如“孔雀东南飞” 是魏姓的女佣人经常低声吟咏给我留下的象;至于像“床前明月光”之类的诗句,好像就不是什么人刻意教的。至于诗的含义,像“床前明月光”,能把四句背下,也朦朦胧胧有些理解;至于“孔雀东南飞”,只知道前两句,整诗篇说的是什么,就全然摸不清头脑了。

 

游戏,主要是跟两位姐姐学的,如跳绳,如跳房子。至于“大公鸡,尾巴长”,“摇,摇,一摇摇到外婆桥”之类的儿歌,好像每一位年长的女人都是老师。

 

1929 年,和母亲到河北省南部父亲供职的煤矿(今天的峰峰煤矿),与父亲日夕相处地生活了两年多。

 

矿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独立一片。一部分是煤矿的办事机构,也住着一些单身职工;一部分是家属聚居区,有外地来的带家属的职工,更多的是本地的职工。我们一家就住在家属聚居区:一个小小的院落,有两间正房,一间是卧室,连着的一小间是堂屋。堂屋大约只能放下一张八仙桌和两把椅子。朝向记不起来了。假设是坐北朝南,那么院里的另外两间小屋子:一间是东房,是厨房,吃饭也在这里;另一间是南房,一位姓王的矿工住,他是请来帮忙打水、采买和清理院落的,我们都叫他“大王”。在我的印象中,家属聚居区有好多好多住户,它与煤矿办事机构距离并不甚远,我父亲中午有时也回家吃饭。

 

这两年多,也许可以视之为我的学前教育阶段。在我眼里严厉的父亲就是唯一的老师。他教两门课——语文和算术,用的是当时流行的课本。那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等都出小学课本。选的是哪家的不记得,父亲只说选的是最好的。早晨起床,父亲与我面对面地坐在八仙桌的两边,开始教课。父亲认为我学懂了,留下一天的作业,并说好晚上要查作业。然后他吃过早饭就上班去了。

 

父亲严厉,但我精神也能专注,不记得在授课时受过严厉的斥责。算术好像学的并不费力,不记得碰到过什么困难。主要的授课时间是语文:认生字,讲解词义,朗诵课文,讲解课文的大意。用的时间虽然较多,但也能在个把小时之内学懂当天讲授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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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语文课文的内容生动,对我颇有吸引力。记得,有一篇课文是讲一条蛇侵占一个小动物的巢穴的故事。故事极大地引起我对那个小动物的同情,禁不住哭了。母亲不明缘由,在里屋劝父亲:他今天学不会,明天再教。父亲考问我今天学的单词,我边哭边回答,都答上来了。父亲向母亲说:他学会了,我没有呲他,是他自己哭个不停。问我为什么哭,我一直答不出来,只是哭。父亲莫名其妙,没有等我哭完就上班去了。至于为什么哭的原因,始终被我自己埋在内心的深处,没有跟任何人说。还有一篇课文,是以一个女孩第一人称的口气讲述她的布娃娃:先是赞美,什么“红红的脸蛋,黑头发”,可是“我丢掉了她”;后来有一天“我又找回了布娃娃”,但已是到处“伤疤”;最后两句是“她是我的布娃娃,我依然爱她”!二三十年前我还能背上好多句,可惜现在基本忘光了,只是这后两句“她是我的布娃娃,我依然爱她”,使我毕生不能忘怀。

 

在这段学习中,始终伴随我的“梦魇”,不是学不会,而是每天的语文作业。作业不过是抄几遍生字,抄一两遍课文。用我母亲的话,一会儿就写完了。但我就是不写。母亲催我,我推托“就写”;母亲发怒了,不准我离开那张学习的八仙桌,我对着桌子发呆,还是不写。瞅准机会,就跑到院外去玩。当然知道父亲要查作业,事实上每天都查。晚上是一定要查的,有时中午、晚上查两次。应对查的方法,是一面说作业写了,一面在抽屉里寻找并不存在的作业并嘟嘟囔囔--怎么丢了。当然这个方法骗不了大人,可是记忆中还是一再使用。再一个方法就是趁父亲下班晚,早早睡觉。碰上父亲心情好,不揭穿我的“伎俩”,就算逃过一关。有一次父亲在中午检查时真正动怒了,要我背着饭桌罚站,不准吃午饭。不让吃饭,我真正伤心地哭了。但好像也没有因此扭转不做作业的顽习。父亲母亲一直没有解开我的这个心理障碍:为什么并非不会,而就是“不为”?我自己也弄不清楚为什么这样。

 

在这两年多,我的游戏、体育,主要是爬树。院外,是家属聚居区的一个小广场。中间有几棵树,只记得其中有一两棵毛桃树,结的毛桃根本不能吃。由于几棵树都是歪歪扭扭地长不高,颇适于小孩攀爬。在天津,院里没有可爬的树,街上、公园里有树不许爬。这里有树爬,开始有些不敢,能够爬上一两个树杈后就成了爱好,把衣服挂破了,蹭破了皮,挨母亲说,都没有改变爬树的喜好。也许,这两年多,爬树的时间会多于读书写作业的时间。

 

在小广场可以望到城里望不到的广阔天空。蓝天、白云,小孩也能安静地望个好长的时间。不时还可望到在天上盘旋的老鹰,小伙伴说,是想扑食小鸡。也曾看到过它们俯冲扑食的过程。看到这种情况,小孩们就会呼喊着跑过去轰赶。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感到无比的兴奋。

 

在小广场上,记得经常看到旋风,小的旋风,瞬息即过,也起不到破坏作用。城市里是没有这样的旋风的,但后来在农村也很少见到,不知是为什么。

 

虽然矿区是处于山地平原之间的农村,但两年多只是被圈在矿区之中,对农村并没有感性认识。只有一次,大王带我到二十多里远他的山区家乡,但匆匆而过,没有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

 

1932 年夏初,矿区的附近闹土匪,家属聚居区人心惶惶。煤矿请来了官府的保安队,人们议论,这些保安队根本不是土匪的敌手,土匪来了,他们一定先跑。由于安全没有保证,也怕耽误我上正规的小学,于是父亲就送我和母亲回到天津。那时我是七岁半。 

 

归途是乘火车。其间,父亲心情很好,让母亲照看着行李,他带我去餐车吃饭。我记得很清楚,餐车,与客车车厢比,极为整洁,桌椅摆的也很宽敞。父亲带我进去时,只有一桌围着几个客人用餐。其中,几位女士,穿着极为考究,我那时觉得,竟然亲眼看到了只有在年画里才看到的“摩登女郎”。她们行为阔绰,吸铁听的香烟,摆满了桌面的酒菜,都是我见所未见的。她们高谈阔论、谈笑生风,好像我和父亲进入餐车一点也不值得她们注意。父亲点了一两个菜和汤,相比起来十分寒酸。但对我来说,真是享受了好像从未享受过的美食。回到母亲身边,父亲说起餐车的饭菜价格,母亲听了,咋舌许久。在进入解放区的1946 年之前我也曾多次坐火车,但由于从未再次进过餐车,因此这次餐车经历留下了唯一的历历在目的记忆。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抗战前的餐车是否都这么豪华?

 

回到天津熟悉的家,看到祖母、婶母,看到很想念的姐姐,重新回到熟悉的生活习惯之中,自然很兴奋。但静下来,想起煤矿家属区住了两年多的小院,想起大王,特别是想起院外的那片小广场,几棵爬过无数次的树和天上盘旋的老鹰,久久难以忘却。

 

父亲作为我学前教育的唯一老师,还教了我三桩基本功,使我终身受益。

 

一是中国方块字的笔顺。认生字,他都要讲这个字的笔顺;写生字,他都严格监督我是否是按笔顺书写。慢慢,我也就掌握了规律。这使自己写出来的字比较规范,旁人容易识别。自己体会,掌握笔顺,对于写连笔字,写行书,都有极大的帮助。

 

二是注音符号和拼音。拼音识字,自古以来叫“反切”,是文人的基本功。但反切里,声母是一个中文字,用者要从这个字分辨出它所代表的声母;韵母也是一个中文字,用者要从这个字分辨出它所代表的韵母;然后声母、韵母相拼,以确定目标字的读音。除非家学底子厚,资质特别聪慧,小孩极难掌握。注音符号,则是一个符号代表一个读音,明确无误。用注音符号拼音识字,小孩极易掌握。父亲非常重视这一基本技能,极其严格地督促我学它。记得韵母中有一个“ㄠ(读a o)”,在连读中,我会读会写,单独提出来,总也记不准它应该读什么。反复多次,父亲发怒了,让我独自在一间屋里,把这个“ㄠ”大声读一百遍。记得当时自己觉得很委屈,读着读着,就边哭边读了。后来,姐姐总用这件事打趣,说我是在学猫叫。不过,注音符号,我学的的确比较扎实。新中国成立后推广汉语拼音时,由于有注音符号的底子,自然而然地就掌握了。

 

三是查字典。那时小学生用的字典已经都采用了注音符号。读音没有问题了,难处在熟悉部首。那时的部首还是采用从《说文解字》到《康熙字典》延续下来的部首分类。如果说今天字典的部首主要是根据“形”,而我们古典的部首设计,不仅根据形,还要根据字的原来含义。比如“珏” 字是说合在一起的两块玉。它的“王”字偏旁,在文字的构成中实际是省略了一个“、”的“玉”字,这个部首,那时称为“窄玉”、“斜玉”;查这个部首要在五画中而不是在四画中寻找。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学时虽然费力,却也属于理解中国这种方块字的基本功。我在这方面的基本功,好像到中学乃至以后的岁月中也还在继续充实,但底子,应该说是在我的特殊学前教育阶段,在父亲的诱导下,较早打下的。

 

(六)

 

我的小学生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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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岁时的黄达

 

我是在1932 年暑假插班,进入当时的天津私立第一小学的。

 

天津私立第一小学,坐落在天津城里,临近东马路,处于文庙的北侧,与之比邻而居。当时,这个小学在天津颇有名气。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数学学得好,老师问我上的哪所小学,我告诉了她,她说,这是一所好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不时回忆起小学时光,却一直没有顾及打听母校的状况。1993 年夏的一个上午,我和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从东马路,凭着印象,穿越小巷,找到了小时候熟悉的校门,但校名已经改了,改成仓廒街小学。

 

小学原有东西两个院落。现在依然是东院、西院。记得东院有一座坐南的大厅,下雨天可以上体育,校庆时是大会堂。大厅的南墙有个小门,通向文庙的后院。六十年后再看,这个大厅好像小了许多--是真的小了,还是感觉上小了,说不清楚。大厅南墙的小门没有了,说明与文庙的通路卡断了。西院是我上小学时的教室所在地,格局没有大的变化,但房屋有的翻建了,又熟悉又生疏,不胜怅惘。那天是星期天,只有两位年轻的女老师值班,说到六十年前的事,她们知道的很少。几年前,天津旧城“大刀阔斧”地改建,这个学校是否还有幸存在,就不得而知了。

 

进入这所学校,我是七岁半。那时,父亲已经教我小学三年级的语文和算术课本。如果插班进三年级并没有什么困难。可是父亲考虑还是把底子打充实些,决定让我进二年级。

 

应该是在学校暑期招插班生的日子里,父亲带我到学校,找到了他小学的同学,在该校任教的穆老师。穆老师立即对我考察。算术是怎么问的,不记得了。考单词,记得穆老师铺开一张白纸,用铅笔写一个字,问认得不,我依次都答对了。有个字,他写了两笔,铅笔断了,他用断笔写完这个字,字形不很清晰,我觉得应该是“黑”,但无十足把握,没有回答。很奇怪,对于没有十足把握的事,本来有能力判断,却犹犹豫豫没有勇气判断,这一直是我性格中的弱点。自己也一直没有弄清楚是怎样形成的。

 

辞别穆老师后,父亲告诉我,学校收我这个插班生了。我紧张的心情一扫而光。

 

我要上学了,这在我家是个大事。家里包了一辆人力车,早晨送上学,中午接回家,吃过午饭再送上学,下学接回家。人力车夫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老爷子,他的车也是相当旧的车。年龄大了,跑不起来了,平时已经不怎么出车。接送小孩上学,路程不远,从我家到学校的距离也不过两华里,可以挣点补充收入。记得当时说妥是每月七元大洋。老爷子非常准时,总嘟嘟囔囔,上学不能迟到。我从家出来,他总是已经等在家门口;我下课,他总是等在学校门口。有时,他没有等在家门口,着急间,他的儿子拉着一辆比较新的车跑来了,说老人家身体不舒服,叫他来顶班。也就是一两年后,老车夫的身体不行了,我也认得路了,就自己走路上下学了。记得那时上下学,绝大多数学生是自己走,而且也没有家长堵在学校门口接送的场面。

 

这所小学,初小四个年级,每个年级两个班,高小两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总共有十个班。我插入二年级的这个班,是一位胖胖的李老师教。也许记得不怎么准确了,好像什么课,包括体育、音乐、手工,都是他一个人教,而且一直教到四年级。他态度和蔼,但要求严格。教课内容和方式学生感兴趣,易于接受,大家都很喜欢他。只是他的体育课主要是跑一跑,做一做游戏,不及同年级另一个班的张老师,教一些跑、跳、投掷的专项。二年级不显,到了四年级,我们这个班的运动水平比同年级另一个班的水平就明显落后了。小学生也会比较,我们觉得自己班的李老师,有学问,教得好,张老师不及李老师,但张老师重视体育,是优点。

 

初小的课程主要是语文、算术,大概还有常识课。我都能专注学习。原来父亲教我时不愿做作业的毛病不知不觉地改过来了。除了刚插班的第一个学期外,从二年级第二学期到四年级的第二学期,学期考试的成绩我都是全班第一名。

 

初小四年级毕业后,有一半的同学没有继续上高小。的确学习成绩太差,继续升学有困难的,人数不多。不继续升高小的原因,有的是家庭经济有困难,认几个字后就去当学徒,学一门手艺以养家糊口;有的家庭,如商人,经济不困难,但他们大多想让自己的子弟从商,而在旧式商业里,要从商,八九岁就要学徒,初小毕业已是学徒的最后年限。

 

初小毕业后,原来的两个班合成了一个班。教课的老师是一门课一位,如算术,或两三门课一位,如历史、地理。在高小两年间我考试的名次降至第三四名。在初小时,我们这个班的同学认为自己班的李老师教得好,可是合在一起后,学习成绩怎么不如那个班了呢?有的说,他们那个班的年龄比较大,这倒也是事实。当然,只不过是议论议论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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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时的黄达

 

在高小的两年,我自己觉得对算术的学习一直比较重视。虽然,算术老师教得不好,但没有影响我的学习。比如,算术中的文字四则题,要是不借助代数方法,需要逻辑推理才能列出算式。大多同学是靠死记硬背几种解题模式来应对考试。而我,记不清是通过怎样的具体过程,突破了四则题的逻辑推理难关。后来体会,这对于我一生的学习都是基础。

 

高小语文学习的具体情况记不起来了。在识字和阅读方面应该没有困难。从这时起已经开始大量阅读课外读物。但在作文方面却好像处于一个瓶颈时段。那时,作文课每周两小时。一周老师出题,学生作文。作文要用毛边纸印制的“作文本”--每页六行,每行二十个格;要用小楷毛笔写;要自带墨盒。两小时结束,把作文本交给老师。下一周,老师发还经过评点的作文本,边发边讲解,有褒奖,也有批评。有时老师看不完,一次作文的周期可能延长到三周、四周。有一次作文,题目是“雪”,记得很清楚,我怎么也想不出可以写些什么。憋了两小时仅仅憋出了一行多--二十几个字。自己也感觉十分羞愧。这个瓶颈,在小学毕业后突破了。全然是不知不觉突破的,说不清缘由。

 

我在高小,学的不好的是历史、地理。历史背不下来朝代的顺序,地理背不下来四大名镇、三大米市……这也可能是我考试名次失去竞争第一名的原因。

 

课外阅读始于何时,是初小四年级,还是高小一年级,记不准确了。那时很少有现在五光十色印刷精美的儿童读物。即使书店里有几种,也买不起。家里没有藏书,《儿女英雄传》是家里仅有的一两部石印书。石印的纸极薄,墨笔写的字小于现在的号字,竖写,但几乎没有行距。再有的是婶母和大姐买的几本“一折”书,如《红楼梦》。一折书是用报纸印的,小号铅字,排的也是密密麻麻。定价1元钱,实际售价只是角钱。《人猿泰山》,有十册,是唯一一部我用自己攒的零用钱在商务印书馆买的。那时,读书主要靠借。 通过借,在那个阶段,读过“五四”之后的新文学作品,读过苏联著名儿童文学经典作品《表》和《五年计划的故事》等科普作品;也读过西方的,如《孤星血泪(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等世界名著。更主要的是读了中国的小说。这包括两部分:一是古典名著,如《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也包括《儿女_英雄传》、《二度梅》等;二是武侠小说,如《七侠五义》、《三侠剑》、《雍正剑侠图》之类;也有外国的“武侠小说”,如《人猿泰山》、《福尔摩斯侦探案》等等。应该说,有懂有不懂,有的似懂非懂,主要是看故事。

 

那时,大人们也指指点点。有人说小孩不应看《红楼梦》;有人说, 不应看低级庸俗的作品,要看中外名著,等等。由于家里没有硬性约束,只要引起兴趣,依然什么都看。大量阅读,长了不少的知识,更开拓了认知世界的视野和思路。读杂书,到底是让我学好了还是学坏了?应该说,益处肯定比害处大得多。特别是从较小的年岁开始阅读,不知不觉地认识华夏文明,认识世界,这样的益处是无法度量的。

 

再有是看连环画——那时叫“小人书”。不太清楚富家子弟是否能够大量购买。像一般人家,极少有自己买小人书的。那时街上有小人书摊,一间小门面,满墙架子上摆满新旧的小人书。屋里屋外摆几条矮凳。一个铜板可以看两部。内容主要是各种演义,武侠故事,言情小说。当时,好像也有政府部门管理,过分淫秽的不准借阅。光顾的主要是小孩,有时也有大人。我们这类人家,一般是不赞成孩子去看小人书的,好像比较低级,而且不卫生。但实际也管不住--我经常是星期天带几个铜板到离家不远的鼓楼西一间小人书摊消磨半天。卫生不卫生好像没有考虑过,但直接感受,从小人书里也学到不少东西。

 

英语,在我刚刚入学的1932 年,初小四年级就要开始学习。可是,到1934 年我升到四年级的时候,南京的教育主管部门规定:英语学习改为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家里,也可能还有_亲戚的建议,认为学校不开课,自己也应开始学。于是让我上了基督教青年会的晚间英语班。每周大概两次。开始学英语字母,学This is a penThat is a pencil 等最初的几课,接受得不慢。但逐渐地就跟不上了:主要是听力反应慢。以后学日语、学俄语,都犯同样的毛病。后来由于工作上的需要,不得不自学英语、俄语。虽然也不断有所提高,但最终学成的结果都是“哑巴外语”。自己总结,学了多年外语,靠的是眼睛,而不是耳朵。至于为什么如此,自己也搞不清楚。

 

顺便说说,我上小学的时候,除去上过英语补习班(最多上过一学期),再有就是高小一年级升二年级的暑假,跟两三位同学,到一位杨老师家补习过要到初中一年级才学的代数。这就是我在小学阶段全部的补习经历。其他同学在课余上过什么“班”,没有印象;即使有,也绝不普遍。与现在小学生补习得什么课余时间都不存在的状况比,我们那时自在多了。

 

下学后的课余时间,有的同学会在学校玩个把小时。高年级有运动项目专长的同学,会由体育老师辅导。

 

下课后我基本不在学校玩;没有运动专长,体育老师也不会要求留下来训练。下学,都是立即回家,极少跟同学在外面玩。有一次与同学在外面,玩弹球,赌输赢,我输了好几个球。看见的同学,第二天,“禀”了老师。老师告诫过,不许玩赌输赢的游戏。虽然,我收回了赌输的球,但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也受了处罚。赌输了又受到处罚,十分难堪。

 

那时,好多课都是留作业的。不过,回忆作业的压力不大,能完成,而且还有的是玩的时间。现在常听说作业多得让小学生喘不过气来,为什么这样,总觉得不好理解。


转自《互联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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