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忆旧纪年 》(一),(二),(三)

 

忆旧纪年


--作者:黄达

 

(一)

 

对小孩最有吸引力的是各式各样挑挑、推车贩卖小吃的小贩。

 

煎饼果子,秫米(高粱米)粥,馄饨等等,我买的较少。有时生病了,想吃点平时不怎么吃的,换换花样,会求妈妈买来吃。其中,馄饨挑子往往在冬夜叫卖,那是期望打麻将、斗纸牌的人吃夜宵,会作点生意。

……

 

35.jpg


还有一种另类的小贩,是卖“芭兰花”的。天津叫的芭兰花,学名不知是否是玉簪花。鲜芭兰花,白色,细于小手指,一寸多长,晚间特别香。用铜丝把两个、三个串起来,可挂在妇女的衣襟上。大多同时卖鲜茉莉花球,也是用铜丝串成环形,可以佩戴。这类小贩都是小伙子,出现在傍晚,穿戴极有特色:非常合身的青色短裤褂,如果贴身还穿白小褂,一定是袖口半卷,露出洁白的内衣袖;布鞋是青面白千层底。有的留大背头,抹头油。叫卖的声音--“哦卖芭兰花儿戴哦”,音阶很高,悠长,极富挑逗性。我周围的人们对他们的概括是“流里流气”。但妇女还是肯于掏出体己钱光顾他们的。

……

 

36.jpg


八十多年前的天津城里,就是与当时处于天津的英国、法国、日本实施治外法权的租借地比,已经相当落后。好的住宅依然是没有现代卫生设备的四合院平房;有一座鼓楼,历经沧桑,已经多年失修。街道狭窄,土路坑洼不平,居民衣食住行以及文化娱乐等等方面的生活质量,与现今比,说是有天壤之别毫不为过。然而回忆起来却总会思念、留恋,难以忘怀。当然,这与老人普遍有的怀旧情结分不开,不过也确有许许多多今天好像丢失了的美好东西,如宁静的庭院和舒缓的生活节奏,如在方方面面可以得到的虽然迟缓但却细腻、温馨的生活服务,如处处有使人怀念起本乡本土历史遗存的街巷,等等,都被快节奏的以新代旧冲击得无影无踪。无疑,这是社会进步的代价。但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好像都有所反思。以至在我们出国访问时,总会不经意地发现,他们对于过去好像比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更为在意。

 

思旧,存续应该存续的过去,未尝没有积极的意义。

 

(二)

 

“自己童年看到的虽然只是城市里亲戚的小圈子,但它已经展示了人世间的多样性。多样性好像是天经地义地存在。在接触中,曾与之同悲欢,同时也带来对世界的认知。后来懂得了改造世界的道理,不过,好像是不可能以整齐划一的方案和措施来荡平多样性。原有的多样性即使受到致命的冲击,但应运而生的又是另一种多样性。”

 

37.jpg

 

我家的亲戚关系

 

我所属的黄氏家族,是从明代的显赫官宦家族逐步下行到清末民初的普通市民,是天津几百年的老住户。我家这一支也有多方面的亲戚联系。我们的习惯用语 “社会关系”中,亲戚关系是主要部分。

 

我的祖母,她的家族虽也出过进士,但她成长的家庭,则是当时人们称呼的“小户人家”。小的时候,我去过她妹妹--我们叫姨姥姥--的家,住在天津铁路工人的聚居区。她妹妹的儿子,我们叫叔叔,是铁路工人,经常来看他的姨母--我的祖母。那时铁路工人的待遇是比较高的,但这位叔叔对自己的工人身份总是避讳不讲。

 

叔祖母的家庭,我不怎么了解。听我叔祖母的儿子,即我的堂叔,与他的姨兄弟议论到他们称之为舅舅的,总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气氛。他们说的这位舅舅,是叔祖母的哥哥,他们也没有见过。记得他们好像这样

 

说过,这位舅舅是八国联军侵华时的爱国志士,并因痛恨清廷溃败而疯癫。后来在天津城楼上被射杀。

 

叔祖母有两个妹妹。一位妹妹,我们叫二姨奶奶,嫁给了一位小盐商,家境比我家富裕。这位妹妹的大儿子,我们叫姨舅,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大学生--七七事变时就要毕业的大学生。他较早地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与我的在北京大学学医的堂叔说得来,是我堂叔政治上的引路人。他经常来我家,并常常招来一些大学生,高谈阔论。交往中的大学生中有地下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当然还有中间派。最初,我并不懂得分辨他们各自的立场,只有到十二三岁之后才能略有所区别。这位姨舅是我政治上的第一位启蒙者。抗战后的第三年,他与我大姐结婚并进入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期间牺牲,是一位烈士。

 

这位姨舅有位妹妹,我们称她为二姑,我刚刚上小学的时候,她已经到了及笄之年。我只见过她一面,在孩童的眼里是一位非常漂亮又极为可亲的姑姑。后来常听家里的人议论,说她疯了,并很快抑郁去世。疯了的起因是她想继续上学--她的哥哥上了大学,她的父亲也有经济能力供她上学,可是就是不答应她上学并且给她定了一门她很不情愿的婚事--就像“五四”时代反封建小说里描述的那些令人叹惋的故事一样。大多人指责她的父亲而对她充满同情,在我那时的孩童的心灵中也埋下了一段久久抹不去的哀伤。

 

叔祖母的另一位妹妹,我们叫她三姨奶奶,嫁给一位旧式商人作“填房”,也就是继室,家境也较为富裕。她丈夫原来的妻子生有三个女儿,在我小的时候都已是妙龄少女。这类的家庭,就是男孩子,大多读几年书就去“学徒”,她们虽然只读了几年书,也算很幸运了。只记得她们到我叔祖母家做客的时候,我们家的那个小院里立即增添了许多欢乐的气氛。其中最小的一位,在1936年(也许是之前一年)的暑假,曾与一位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有过一段炙热的恋情。但暑假后,这位大学生回到北京之后不久,就令这段恋情戛然而止。她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抑郁成疾,得了肺结核--当时的不治之症。即使她自己不反对,也无法再谈婚论嫁。而除了出嫁,在那时的家庭和社会环境里,她没有任何与命运抗争的出路和本钱。我的印象,她后来成了一位病弱、恬静、伤感的大姑娘。过了五六年,她静静离开了人世。那时,我总不由自主地想:在弥留之际,她是又沉浸在那段幸福的初恋时光,还是无法排解被无尽头的失恋苦涩所折磨的岁月给她带来的伤痛?

 

我有两位姑姑。一位亲姑姑,婆家是住在北京的民族资本家。这位民族资本家的最大投资之一就是我父亲供职的峰峰煤矿,可以说是我家最有钱的一门亲戚。但在抗战爆发之初,已经显现这家必将很快由盛而衰。我的姑夫,是这家老太爷的长公子,但柔弱无能,挑不起子承父业的大梁,且已早逝;二儿子有心计,是家族的实际掌权者,但体弱多病,终年缠绵烟榻,不可能有多大作为;其他的儿女,均陷声色犬马,无一成才。我懂事后,关于他家,所听到的都是些明争暗斗、腐败淫秽之事。到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完全败落。我的一位表妹,自小懂事能干,但身处败落的大户人家,十四五岁就嫁给了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症并且脾气偏颇的富有商人作填房。她命运坎坷,中年辞世,许多人为之叹惋。在新中国成立前,连载的“言情小说”充斥报刊,有很大的市场。这一家的林林总总,其本身就是一部言情小说。

 

另一位是堂姑姑,在我们这个并不富有的家庭中,幸运地读到初等师范毕业。毕业后嫁到也在天津城里的一个大户人家。一座有多进院落和跨院的大宅院,分别住着许多户分爨而居的本家,有贫有富。我的姑夫是这个家族的主支,好像尚有一些祖上传下来的产业,生活富裕。姑母和姑夫结婚的头几年,感情很好。但姑夫有点风流名士的派头,喜欢吹拉弹唱,经常出入舞厅妓馆,后来还在外面养了一房姨太太。由是,夫妻感情破裂,但当时还很难走离婚这条路。我的姑母性情娴静,不会大吵大闹,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但她要当一名助产士,自食其力,则全然出乎意料之外。助产士,当时被认作是高级接生婆,所以姑母的选择被群起反对。可是,这位性情娴静的姑母却坚定异常,凭借初等师范的底子,接受了助产士的培训,并力排众议,在大宅院的门口挂出了助产士的牌子。她是成功的,在日本占领天津的中期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成为附近街区小有名气的医务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后,姑母和姑夫正式办了离婚手续。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姑夫,在家业破败之后,也找到他安身立命之处--成了自食其力的曲艺艺人。可是,能够冲破世俗压力的姑母,却总认为这位姑夫走的不是正道。

 

38.jpg

 

我母亲的娘家,不像是世代相传的“有根底”的人家。我的外祖父好像出身警察,当我母亲带我“住姥姥家”的时候,他已是警察界里当官的人物,家境比我们家富裕。那时,他娶了一房姨太太,我们叫姨姥姥,很会待人接物。上世纪 30年代初,他到山东济南警察局当督察长。日本占领后,他没有出来做官,家境日益窘困,不几年逝世。听说,逝世前的几年,故旧经常接待他到家中吃饭,他自己还能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大舅父早逝,另外两位舅父没有挣钱养家的本领。1945年冬,我在济南的姥姥家住了三四个月。姥姥、姨姥姥都还在,靠变卖老家底勉强度日。大舅母家,由于有些老家底,以及大表姐开始在警察局当差,生活可以维持;另两位舅父家则朝不保夕。

 

我婶母幼年丧失父母,由她的大姐--我们称呼她大姨妈,照顾长大,为她找婆家,直至打点她出嫁。大姨妈的家从商,家境小康。她有个男孩,上世纪30年代初,我记事的时候,他已经十来岁。记得逢年过节,他都由一位女佣人陪着,代表他的母亲到我家拜年。印象,白皙微胖,文静腼腆,衣履光鲜,很懂礼节。抗战前两三年大姨妈去世,更是由他作为代表履行亲戚之间的问候。抗日战争爆发之际,他已经在一个旧式银钱业做事,进入钱庄,意味着有了生活安定、富裕的保证,是很令人羡慕的。可能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一天,不年不节,他突然来访,面色灰暗,看得出曾是光鲜的衣履,已相当不整洁。与不到一年前的人完全变了个样子。他说突然有件事情需要拆兑一些钱。我婶母可能借给了他一些钱,但不会太多。后来就没有再见到他。没过多长的时日,听说他因吸毒、穷困,路死街头。一个人,因为吸毒,突然间从天堂跌入地狱,反差之大,变化之快,曾使我们一家人感叹许久。过去只是在言情小说中看到的故事,没想到竟然活生生地发生在自己的身边。

 

还有一个算不上亲戚的关系。我小的时候有一位女佣人,姓魏,她的经历很有点戏剧性。她是河南人,据说她的祖父辈,是清朝的“阁老”,她是三小姐,读书识字。不知是什么变故,民国后,她只身带着小儿子跑到天津,当佣人谋生。我出生前后,她在我家呆过几年。她脾气很倔,是因为与我祖母吵嘴,还是与我母亲吵嘴,离开了我家。但她与我家的关系较好,不在我家做工了,却还不时来我家,找我祖母、母亲聊天。她很喜欢我,我也觉得她非常可亲。在我小学毕业前,也就是抗日战争前,又在我家呆过两三年。抗日战争时,我家雇不起女佣人了,但她一直与我家有交往。

 

她的儿子在抗日战争前,已经独立谋生。从事什么职业,当时我也不怎么清楚。总之,属下层市民,收入低微,且不稳定。不过,应该有一段收入较为稳定的阶段,否则他就不可能娶妻生子。当他生活窘迫时,他或他的妻子,就会到他母亲的雇主家找他母亲要钱。这必然会发生持续的争吵;因为是在雇主家,只能是低声的争吵。结果总是母亲掏出点钱打发儿子或儿媳妇了事。母亲只是女佣人,但每月有三块钱的稳定收入,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三块钱可以买60斤面粉。这位姓魏的女佣人特别节俭,她总说,存点钱,是为了攒个“棺材本”。

 

大约是19411942年,她的大孙子来到我家,说他已经是“治安军”(日本侵华时的汉奸军事力量)的下级军官,吹嘘有多少收入,有多大权势,并说要把他的祖母和母亲接到他的驻地去享福。他真的把包括他祖母在内的一家接走了。从此声讯全无。这位姓魏的女佣人,那时已经是耄耋之年,真的能在她孙子的身边安享晚年吗?那时,我们实实在在地担心,在一个伪军身边,恐怕更会是凶多吉少吧!

 

自己童年看到的虽然只是城市里亲戚的小圈子,但它已经展示了人世间的多样性。多样性好像是天经地义地存在。在接触中,曾与之同悲欢,同时也带来对世界的认知。后来懂得了改造世界的道理,不过,好像是不可能以整齐划一的方案和措施来荡平多样性。原有的多样性即使受到致命的冲击,但应运而生的又是另一种多样性。在经过世事沧桑的过来人看,也许后来的多样性较之以前的多样性合理了许多,但刚刚看世界的新人,面对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又会与之同欢快、同叹惋,又会领悟新的改造世界的神圣使命……

 

(三)

 

“已经过去80年左右,对于小时候住过的天津市的“城里”,依然有磨灭不掉的印象。”

 

39.jpg

 

童年时的天津“城里”(上)

 

“城里”,在天津,确指一个固定区域。天津,人们习惯称呼它“天津卫”。“卫”表示驻军之地。明初,开始驻军的时候,天津只是农村。为了驻军,修筑了一个“城”。以驻军为目的所筑的城通常较小,天津的城也很小:东西两面各长2华里,南北两面各长3华里,周长10华里。清廷败于八国联军之后,列强要求拆除天津的防御工事,包括城墙。我出生之前,城墙早已拆除。在城墙地基之上,铺了东马路、西马路、南马路、北马路四条马路,每条马路上都开通了环城的有轨电车。原来城墙之内的范围,则叫“城里”。

 

原来的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各在四面城墙的正中。连着东西门和连着南北门各有一条笔直的路,两条路十字交叉。交叉点正中建有一座鼓楼。原来的城门所在地,分别叫“东门脸儿”、“西门脸儿”等等;从四个“门脸儿”到鼓楼的四条街,分别叫“东门里”、“西门里”等等;靠近鼓楼的路段,分别叫“鼓楼东”、“鼓楼西”等等。这四条街的宽度,如果用现在的小汽车来形容,大概是相向的两辆车可以贴着街旁住户的墙根错车,而街两边的行人必须从错车的路段避让开。

 

鼓楼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建筑。底座是一座砖砌的高台,略呈梯形。高台底边的宽度大概有三四丈的样子,台高也约有三四丈。高台四面的正中有门洞,南北、东西贯通。门洞顶端起券。那时的印象,门洞比较窄,一般的车子都是绕着楼边走。高台之上有木材建造的方形楼阁。我看见的时候已经相当老旧。房顶怎样起脊,用的是什么瓦,也记不起来了。由于早就不对市民开放,离家很近的鼓楼,我竟然没有上去过。小学时,有一本《乡土教材》,讲到鼓楼,其中特别提及楼上有一副对联,是天津名士韩晓窗写的:“看七十二沽来往帆影,听百零八杵早晚钟声。”至今,提起故乡,就会想起童年,就会想起鼓楼和这副对联;偶然提起这副对联,也会立即回忆起童年和童年时的故乡。

 

不清楚是上世纪的50年代还是60年代,以阻碍交通为由,把鼓楼给拆了。1996年,到天津出差,借一个上午到“城里”转了一圈。街道大体依旧,但本来以青砖为基调的街边房舍之间,有不少用红砖盖起的与原有建筑风格极不协调的杂乱建筑,显得很乱。行人好像多了许多,十分嘈杂。特别是鼓楼,变成了一片并不大的空地,光秃秃的让人觉得很不是滋味。前几年,听说鼓楼重建,又去看了看。新的楼比旧的楼不知要大多少倍,华丽多少倍。我走了东门里,老的住宅都拆去了,街道彻底改造,沿街大多是新建的古董文玩店铺,已经找不到旧时的印象。改造的意向,难以理解。

 

我小时候的家就住在东门里靠近鼓楼的地方。是租房住。租的是一宋姓大宅院中的一个“跨院”。

 

在我小时的印象中,城里主要是住户,不是商业辐辏之地。至于有没有坐庄的商号,即只招待本行(如粮行、布行、洋广杂货行、五金行等等)固定的批发商人住宿和进行批发交易的商号,已经没有清楚的记忆。那时的商业繁华区,最主要的是在法国租借地以及日本租借地。中国地的集中商业繁华区是在东马路和东门外,北马路的东段和北门外,以及东马路与北马路交会点向东北延伸的“大胡同”。

 

城里的住户,贫富差别明显。临街有许多大户的住宅。记得在鼓楼东,有聚丰恒杨家,有高台阶王家,有姚家,等等。我家租住的宋家,算富户,但不算是最富有的。富户都有一个气派的大门,有几磴条石铺的台阶,有用雕刻的砖装饰的门楼。门楼里一边有“门房”,是看门的男仆居住、活动的地方;另一边常常摆放着“春凳”--一种又长又宽的板凳。有些大户也住在胡同里。如有一条华家胡同,民国初年有名的大书法家华世奎的老宅就坐落在里面;有一条费家胡同,胡同口立着一个“费宫人故里”的木牌坊。据说李自成进京后发生的“费贞娥刺虎”故事中的费宫人,她的老家就在这条胡同中。富户住的胡同都比较宽,比如可以进出人力车。而贫户大多住在窄窄的、曲曲折折的胡同里,有些房屋破旧矮小,不过大体还称得上是房屋,周边环境好像也有人打扫。在我的记忆中,城里好像没有贫民窟。

 

城里虽然没有繁华的商业,但散落在街道两旁为当地居民服务的小店铺相当齐全。那时,我们家的消费主要就是靠这些小店铺。

 

我家对面,路西有一家两间门面的“杂货铺”,卖青菜、油盐酱醋和一些锅碗瓢勺,也卖小五金以及土特杂品之类,如钉子、螺丝、菜刀、案板、扫把、掸子,等等。那时的杂货铺类如自新中国成立之后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各城市中的“副食品商店”,但规模较小。

 

杂货铺卖的都不是太贵的东西,但却是生活不可须臾缺少的。我家是这个杂货铺的基本顾客,每天女佣人都要去这家采购。她们也不时带回信息:来了什么新货物,正是家里必需的;祖母就会让她们再跑一趟去买。现在,不仅这样的杂货铺没有了,而且副食品商店也没有了,替代它们的是遍布各个街区的大小超市。

 

有一家裁缝铺,在我家的斜对面,有一位裁缝师傅和一张裁衣服、熨衣服的大案子。我家大人要做比较体面的衣服,买了衣料后就请这位师傅到家来量尺寸,取衣料,去加工。家里人也常常向他咨询,什么料子比较时兴,价格贵贱,等等。

 

那时城里的人好像大多穿旧式的鞋,穿皮鞋的较少。旧式鞋的鞋面有布的、礼服呢的、缎子的,妇女的鞋面大多要绣花。做鞋,先要“打袼褙”,然后把鞋面贴在袼褙上并剪裁成鞋帮。鞋帮还要沿上鞋口--窄窄的一条致密的针织品。这专门有卖的。鞋底有时自己纳,也有现成的鞋底卖。把鞋帮沿上鞋口,然后再与鞋底连接在一起,叫绱鞋。绱鞋要手艺。街对面就有一家绱鞋铺。也是师傅到家里来取鞋帮、鞋口、鞋底(有时他给配鞋口或鞋底),量脚的大小。绱鞋铺是一间黑幽幽的小门面,记得绱鞋的师傅总是佝偻着坐在小板凳上绱鞋。绱好的鞋要“楦”,就是用木制的鞋楦子定型。楦好的鞋子却是非常光鲜好看的。

 

附近有一家切面铺。切面铺里和好的面要用一根很粗很光洁的木杠子反复地压,如此做出来的面条特别筋道。人们吃面条大多到切面铺去买,很少家里自己擀。切面铺好像还卖吊炉烧饼,两个铜板一个,很好吃。

 

40.jpg

 

有一家水铺,卖烧开的水。那时,一般的人家,冬天有取暖炉子的,用炉子烧水做饭;夏天,做饭用柴灶,喝开水就到水铺去买。通常,是用钱到水铺换“水牌子”。水牌子是规整的小竹条,上面有水铺用铁通条烫的可以证明是自己“发行”的印记。记得是,一块钱换一百个水牌子,一个水牌子可以打两大铁壶开水。

 

附近有一家大饼、果子、豆浆铺,可是记不起具体位置了。天津这样的早餐铺,大体是一个模式。一张烙大饼的铛,有的只是早晨烙饼,有的是早、晚烙,住户不仅买来当早餐吃,午饭、晚饭吃的饼也大多从这里买。一口锅炸果子。果子,在北京和好多地方叫油条。不过形状有些不同:油条是两批儿贴在一起,成棒状;天津的果子是四批儿,每两批儿贴在一起,两个两批儿的头尾连而在中间分开,形成两个半弧结成的橄榄状的环。果子四批儿、油条两批儿,但分量相当。另有两口连在一起的大锅,一口煮豆浆,一口煮天津特有的“豆腐”--比豆浆白许多的水煮嫩豆腐。铺子里摆几张桌子,供来往匆匆的人吃早点。但主要是外卖。这种店铺,往往还卖“嘎巴菜”,是把煎饼切成菱形小片用酱油汤煮开的食品,颇咸。我一直不爱吃它。不过,如果手头拮据,自带一个窝头,配上一碗热腾腾的嘎巴菜,完全可以果腹。记得星期天,祖母会买果子,买烧饼,打豆浆、豆腐,很少买嘎巴菜;改善时,还会买包子。记不起包子铺在哪里了,但也应在附近。

 

离家不远有肉铺--不加限定词就是猪肉铺。肉铺有一张肉案子,割肉用,有一个肉墩子,切肉片、剁肉馅用。也卖熟肉制品,可能还有一个切熟肉的小肉墩子。不论生肉、熟肉,都用荷叶包。有一家羊肉铺,在离我家较远的东面。天津老住户也吃羊肉,但消费的数量较小。记得这家羊肉铺还订做蜡烛--用羊油做的红色的、白色的大蜡烛。大蜡烛可以点一两天,蜡烛上还可以题上字。我家过春节时,祖母就要订做红蜡烛。

 

对面有一家饭铺,不作零散客人的生意,只“包办筵席”。住户办喜事、办丧事、做寿、给小孩做满月、做百日等等,会在饭铺订筵席。一两桌筵席,他们做好了按指定时间送;数量大,他们到订户家支锅灶。我们家只有祖母过生日才在他们那里定一桌寿筵。寿筵就摆在一张八仙桌上。有多少道冷热菜记不起来了,但八仙桌面积有限,摆不下多少菜。八仙桌顶多坐八个人,可以上坐的是祖母与贺寿的客人。如果坐不满,我这个男孩子可以有幸陪坐。

 

我家的东边有一家水果铺,一间门面,小时候觉得它的水果品种多得诱人。水果铺也卖花生、瓜子之类的干果。我那时候只有一两个铜板去买包干果并饱饱看水果的眼福。附近人家,如果需要给亲戚家送礼,就会到这家铺子买水果。那时,送礼的水果,是用蒲草编的蒲包包装。一个蒲包顶多装两三斤、三四斤水果,蒲包包严实了还要用印有店铺名号的红纸盖上,再用麻绳包扎好。糕点店,天津人叫点心铺,似乎不远的地方有一家。送礼,标准的是一提溜水果,一提溜点心。点心,那时主要是大八件、小八件、槽子糕、绿豆糕、江米条、薄脆饼,用一种很厚的草纸包,每包一斤,五包包扎在一起,也要系上印有店铺名号的红纸。为了省钱,送礼的常常要求把四斤点心包成五包。

 

附近最大的一家店铺是百货店,坐落在古楼东与古楼南两条街的拐角处,与鼓楼的东南角相对。门面有两三间,售卖的货物,用当时的话说,是洋广杂货。包括化妆品、针织品、茶壶茶碗、搪瓷制品、梳子发卡、针头线脑,等等等等。在城里住的妇女之间,常常会传递这家百货店又来了什么新的化妆品、什么新的绣花鞋面之类的消息。妇女们到店里去逛逛,也属一件值得说说的事儿。这家百货店也有些布匹,但品种数量不多。比如,我的祖母,每年都要给自己,给儿媳妇,给孙女孙子,买一年补充服装所需的衣料,有时也要给女佣人送件衣料。这就要到北门外绸缎庄老字号去选购。

 

这样的百货店,其格局,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比如北京,每个街区都有一家中型的百货店,经营的商品从针头线脑直至自行车、缝纫机,比我小时候常去的这家百货店大好多倍,但格局一脉相承。后来,大大小小的超市蜂拥而起,老式的百货店迅速退出历史舞台。年青的人一懂事面对的就是超市,就像我们那时一懂事见到的就是百货店,自然之极。可是老年人,现在想买点小商品而在超市长长的货架中蹀躞苦寻又很难寻到之际,总会想起老式的百货店而往往眷念不已。

 

粮店,据我家较远,在鼓楼西。这家粮店在老天津卫很有名,它卖的粮食品种齐全;卖的棒子面--天津人对玉米面的叫法--掺入适量的豆面,最好吃。小杂粮,消费的数量少,棒子面,保存期限短,都是吃多少,到店里买多少。买大米则往往论包,麻袋包,一百市斤上下;买面粉,论袋、一袋40市斤出头。论包、论袋,价格稍稍合算一点。买主在店里看好了品种,谈妥了价钱,粮店负责送到家。记得法币改革之际,一袋面粉的价格是两元多一点。面粉袋可以退钱;那时的面粉袋,用的是粗棉纱本色布,不少是留下自己派用场。

 

文具店,是我和姐姐经常光顾的地方。位于鼓楼南,坐西,有几磴台阶,窄窄的一间小门面。店主人是两位青年,不过在我的眼里,他们已经是“大人”。据说,是兄弟俩,开文具店是为了补充上大学的费用。经常在店里的是弟弟,对我们小学生的态度很和蔼。在我的印象里,我所需要的东西,他那里都有。不仅有一般的文房四宝,和各式各样的小学生作业本,有些特殊的东西,比如手工课所需要的“织纸”、所需要的用来编花篮的细长的纸捻子等等,也有。图画老师要求的图画纸尺寸经常变,什么8开的、16开的等等,店主人都会耐心地用整张的图画纸给裁好。当然,更特殊的如上武术课的蜡杆子(一种木棍),是要到很远的店铺去买的。店里经常有非常好看的自来水笔。如果我口袋里有过春节时攒下的压岁钱,也会下决心买一支。但高兴不久往往带来失望。这类价钱贱、小孩买得起的自来水笔都是来自日本,那时叫东洋货,好看不耐用,很快就成了废物。

 

文具店的旁边有一间镶牙馆。很少看见有人出入。曾在我家多次服务的一位年老女佣人,她就在这家镶牙馆镶了一副全口的假牙。那是在七七事变前夕吧,大约花了二十几元钱。

 

当铺,这是平常人不情愿去的地方,在鼓楼东有一家。高高的台阶,黑幽幽的门洞。门旁边的墙壁,用磨得很平的青色方砖贴面。记不清是左面还是右面,有一个大大的红色“当”字。有几年,我祖母不时要女佣人当当、赎当,去的就是这家当铺。

 

鼓楼北,路东,有一家中药铺,门面很宽敞,好像城里就这一家。我家有病人,请我的七伯父开了药方,伯父就嘱咐去这家抓药。贵重的药品,他这里没有,要到北门外的达仁堂去买。不同的大夫指定的药铺往往不同。听大人说,药铺给大夫回扣,逢年过节还会送礼。药铺也有小孩可以买的东西,如“猴料”。猴料是几位中药,包括蝉蜕(知了壳),可作猴头和四肢;莘荑,一种小小的毛绒绒的核,可作小猴的身子;白芨,印象是黏合剂。几个铜板可以买一大包,黏小毛猴玩。

 

药铺隔壁是一家首饰店。我从来没有进去过。记得它的橱窗摆放过用金属彩色小人组成的水漫金山的故事。我常常专门跑到橱窗前流连。

 

有三个服务行业地位很低贱,但在当时,却在生活中极为重要。

 

一是送水的。天津城里通自来水,大约是上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之前,家家户户用水靠“送水的”。不清楚送水的是从哪里用大水车把水拉到城里。那时城里的路是坎坷不平的土路,下雨则满街泥泞;水车是铁皮木轱辘,动力是人。拉到指定地点,就用木水桶把水挑到附近用户的水缸里。用户则告知次日要几挑水。价格是论挑计。那时,除去烧水做饭,用水都是极其节俭的。

 

二是送柴火的。用柴灶做饭,在天津城里也持续到七七事变前夕。那时烧的柴火,主要是苇子和麻秆。由固定供给柴火的送,用户与他们商定什么时候送,送多少捆。也有沿街挑挑零卖的,价格比较便宜,但不能保证经常供给。他们对价格可能有个平抑的作用。

 

三是“磕灰”的。城里没有自来水,难以有现代的卫生间。只是听说租借地的高级住宅区有现代的卫生间,城里的一般人家只有一间仅容一个人的茅房,富户人家会有分男女的两个茅房。茅房里放一个木马桶。旁边堆放着灶膛掏出来的柴火灰。马桶底先铺上灰,大小便后要盖上一层灰。每两三天有固定的人把马桶里的粪便收走。可能是马桶里有许多灰,遂把收粪便的称作“磕灰”的。收粪便用的是人力拉的粪车,他们每进一家会高吼一声“磕灰”,就直奔茅房,把马桶里的脏东西倒在他背着的桶中,然后再倒进停在大街上的粪车里。好像住户并不需要支付费用,因为人的粪便是重要的肥料。

 

对于这三类服务的人,逢年过节都要有所表示。记得像我们这样的人家,过春节的时候总要分别给一块钱。


转自《互联杂谈》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