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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彝乡来


 ——九十二岁高龄回顾一生


作者:李坤秀  

 

五、投入新中国建设 (澄江)

 

到澄江后,至今已生活了六十多年,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回想起来,真是弹指一挥间,下面我从:主要完成的工作任务、来澄江后碰着的几样事、离休三方面进行回顾。


(一)主要完成的工作任务


1)土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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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澄江以后,我任广龙点土改工作组的副组长,组长是侯成文,当时我们的工作任务是,:培训村干部,进行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划分阶级成分。每天,早上学习文件,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汇报工作,学习工作方法;白天下乡,与群众同劳动,访贫问苦,做大量工作发动群众,晚上下生产队开会,经常开到夜里十一、二点。我还负责主办广龙片土改辅导员训练班,共六十多人,不办伙食,学员们的学习积极性很高,为后续的土改工作培养了骨干和领导干部;


有一次,我到杨宗镇北斗村开会,夜晚11点左右散会后,在独自回工作组驻地北斗村的路上,遇富农钟某提出要送我,我知道此人对土改工作组挺仇视的,马上把随身带的手枪拉上膛,厉声说,你过来我就开枪了,吓得他不敢过来造次;


有一次广龙点工作组其他人到县上开会,我率领几个人守家(工作组的住处),个个别着枪,土匪敲门试探,见有人值班就没来进犯。当时有个通信员外出办事我挺担心他遭暗杀,结果土匪看我们有准备也就没有轻举妄动。那个场合我心里有点毛,但还是克服了恐惧心理,镇定坚守了下来。


又有一次自己下乡办事,为了不削弱上级部门的力量,就不带领其他人。路上 碰到一只大独狼,就冲着我奔来,路两边挖田的农民,一起呼喊追打,直到把它打死,我才转危为安,打死后独豺狗挂在县政府门口,从头到尾有两米多长。


土改工作的后期,形势进入合作化,对群众最难做的几个工作是:(1)组织供销合作社,动员农民出钱入股;出于小农经济思想,农民虽然分得胜利果实,但认出不认进,有少数人想不通的就单干,后来慢慢看到合作化的优越性才又加入合作社;(2)组织互助组,建立农业合作社;(3)动员农民子弟参军。关于参军,由于看透了黑暗的国民党抓丁,有去无来,死在哪点都认不得,当逃兵抓住了就枪毙,所以,群众参军的思想障碍很大,所以我们的动员工作,把任务分到干部头上,说服动员工作经历十天、半月、一个月、两个月是常有的事,我们的干部,通过培养积极分子,培养骨干,动员或带动群众踊跃参军,骑马带大红花,敲锣打鼓,建立了参军光荣的气氛,才完成了征兵的任务。


2)蚕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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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澄江响应省委省政府提出大力发展蚕桑的号召,经县委县政府提出发展万亩桑园的规划,领导是由县长赵继光挂帅,进行总体的计划和掌控,我是具体负责技术的组织和实施,我做的实施规划,经省委农业厅派来的专业领导曹建初的调查、论证,对我做的方案未提出任何异议,因此就顺利的得到了上级的批准。


在蚕训班上,县委秘书代表政府来做动员报告,我具体负责培训养蚕栽桑育苗的技术骨干工作,我的强项是科技含量很高的养蚕制种工作,有的具体工作如栽桑、育苗、修剪、嫁接我以前只是实习过,没有就具体干过,所以是边干边学,还亲自爬树,边干边指导修剪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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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的开展中,领导一方面确实是大刀阔斧,有魄力,是实施具体工作的坚强支柱,但在对待科学的某些方面,就难免粗燥,比如,在育苗的插条问题上,所需的桑苗只能从草坝调到一部份,市场上还买不着,自己培育还受很多环境条件和技术含量的限制,我提出有关的技术和环境条件问题后,领导就说我是保守,是前怕龙后怕虎,我只得按领导的指示安排操作,砍来了许多桑条,进行插条育苗,结果插条那部分的育苗都没有成活。


我负责教学的蚕桑培训班在县上开展了六个班次,培训的技术骨干大约有100人左右,(还记得几个学员的名字:李四录、宋国清、曹崇王、李发敏、耿从华、马荣中、刘竹林、黄素仙、王树英等,)使基层的蚕桑技术实力大为增强,我还具体负责全县范围内的养蚕、栽桑、育苗的技术指导工作和具体参于实施,由于工作任务的扩大,县上还抽调了普兆喜、彭正卫等五六个人来协助我工作,使全县蚕桑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成片的桑园先后种成了200多亩,零星的桑树栽了一万多株,还培育了60多亩苗圃。由于培养的骨干陆续成熟起来,加强了许多村点的力量,后来我的培训地点也从县上延申到蚕桑工作开展的较突出的乡镇和村寨。工作开展到最高潮的时候,遍布了全县十二个村点,我则巡回指导,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些村点包括:西龙潭、小西城、吉花、左所、杨宗、永和、双树、罗卜村、旧城、右所、中窑、龙街等。所养蚕的张次最多一年达到了200张,每张蚕种的蚕茧产量达到了56斤,为当年国家的蚕桑工作作出了贡献。澄江还被列为全省平均每张蚕茧产量最高的四个县之一。当时还去玉溪、陆良等县介绍先进经验,后来陆良因为自然条件好,土地宽广,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开发土地,他们的桑园面积的发展就超过了我们县。


澄江大力发展蚕桑事业的工作,从1956年到1966年,持续进行了十年之久。我在其间也经历了一些危险的事情:有一次在吉花乡做蚕种催青工作,(蚕种孵化工作室叫催青室,及用栗碳生火加温、加湿,人工监控,使蚕种正常孵化),蚕种孵化的过程中,要严格控制催青室的温度和湿度,通常在一个夜间,要起来操作十几回,当时吉花乡是县委、县妇联、和本乡三个工作组的重点的驻地,由于房间有限、明知催青室有煤气中毒的危险,我和一个年轻的同事一起不得不住在催青室,很不好,后半夜我就煤气中毒昏过去了,亏得同事年轻身体好,她中毒较轻,就张罗着把我送进县医院,抢救了两天两夜才醒过来,再次从鬼门关门口溜了一圈回过来了,有惊无险。


又有一次,由于我经常一个人下乡检查、指导、布置蚕桑工作,有一次走在从永和大队回县城的山路上叫马场的地方,那里很偏僻出过强奸杀人的事。当时有个男人,走在我的前面,现在想起来那人要在前面背静的地方对我下手,是永和乡的乡长刘家贵看出苗头,主动把我送到有路人可结伴回县城的地方才返回永和乡,我又逃过了一劫;


还有一次我带队去玉溪开蚕桑工作会,在马金铺下车后徒步回澄江的途中(那时,交通不发达车辆少),经过一个叫姑娘桥的地方,我们要徒步经过此地步行回澄江,这个地方出过事,一个挑罐罐去呈贡卖的身强力壮的老倌被豺狗咬死,死之前和豺狗搏斗把罐罐砸完把扁担打断还是未能幸免。我们经过姑娘桥时,碰到一个有神经病的妇女,背着一个娃娃要穿过此地去呈贡,我们劝他不能去但他不听,后我把他的娃娃抢过来抱到罗卜村交给该村姓尹的治保主任,叫他通知娃娃的父亲来领,使小生命脱离了险情。


3)林业局综合管理工作


1970年以后,当时澄江的蚕桑工作已经结束了,单位的工作重心进入了林业建设工作,大家的工作都是综合性的分摊,我主要承担局里的出纳、仓库保管的工作,有时还兼做会计,单位人手少,只有八九个人,工作任务重,内容多,在县城东门、北门、南门都有我们单位向私人租的种子仓库,我们居住在城中区,这几个仓库离我们居住的地方都比较远,仓库的种子每天都要翻凉,总共四、五万斤种子,面积又大,还要经常请临时工,我从不兴自己背着手指挥临时工干活,而是带他们一起翻凉,有时单位的同志回县城开会的时候,也一起过来帮忙翻凉,每次翻凉我都大汗淋漓。那时的机关单位没有星期天。到植树造林的时候,既要现学习造林技术,还要上山做技术直导,边指导边代着干,认认真真善始善终。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到下班时将没种完的松子丢在山上,给怀孕的人来收尾,被县长呵斥:“你们给是眼睛没见着人家怀着孕,自己收收不行啊”。这样的工作一直延续了十多年。


在生我三女儿时我还兼着出纳、会计、仓库保管的工作,此时只好找同事康某某暂时接手我的工作,在这期间她藏起了一沓现金,并丢了暂付款单据,等我假期满把工作又接过来时,发现少了几百元钱(当时我们的干部月工资只是3040元)我日夜自查了几个月的帐,身心疲惫,终于在卷宗内找到了那张暂付款收据,此情一在单位公开宣布,她惊慌失措,使其爱人对我又退赃款又检讨,真像大白于天下,我讨回了清白。


本单位有一位会计,时不时生病回部队家中,就叫我帮她代理几天工作,故经常我是又当出纳,又当会计,有当仓库保管,我自己没学过会计工作,本身就很累,引得本单位李某某在生建组会议上揭发批判我说,野心大,政权、财权、物权一把全拿,还说仓库里的松子少了200多斤,结果由战斗队中的三个人,用三把算盘、一杆称一起查我的账单和种子库存,最后查账结束的结论是果松是差20多斤不是200多斤,几万斤各种松子中,果松占1万多斤且是主要的损耗,1万多斤少20多斤是正常损耗,事实回击了此人一记响亮耳光。


4)独自管理600人会议的生活住宿


有一次县里面召开600多人的农民代表大会,我负责所有人的生活管理,包括全部人的住宿安排,部分伙食管理,现在我九十岁高龄长年卧床,想起当年还能负责管理那摩大场面的工作,很欣慰我年轻过,有实力过。


(二)来澄江后碰着的几件典型的事


1)家庭的波折


我调到澄江工作后,和丈夫张义和并肩战斗在土改工作第一线,他任龙街镇西部片区土改工作组大组长,我任广龙点土改工作组副组长,由于丈夫在旧军队里服过役,有军人素质和实力,故在清匪反霸、镇压土匪暴动的工作中,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为澄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上级领导为了提高他它的政治水平以便提拔重用,把他派到省委党校学习。当时值党校在开展肃反运动,由于历史问题,尽管是他预先向组织交待过的,省委党校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定为历史反革命抓起来,当时玉溪地委书记刘士杰、澄江县委书记魏绪民都去省委党校反映,作为土改干部,他对澄江的土改和清匪反霸是有功的,这样判不合适,结果省委党校一概不理睬,仅凭他自己向组织交代过的历史问题,就直接把他判了刑送去劳改。当时我正生二女儿坐月子,对这件事一点都不知晓,直到生产半个月后,由县监委主任郑堔来宿舍里把我替丈夫保管的佩枪缴下了,我才如梦初醒。丈夫的这件事对我后来的人生和家庭产生了长达几十年的重大影响。


下面这张照片是丈夫刑满释放后,先从我的老家被管制劳动十年,后又要迁回到他的安徽老家继续被管制劳动时照的。一家四口,各自神态不一,预示再度共同继续又一段沉重艰难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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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从二女儿出生时还未见面,就从省委党校学习、遭肃反、劳改、回我父母家接受监督劳动十年有余,至今第一次和老婆儿女举家在一起,心中充满了幸福愉悦;


我自生儿育女十多年来,精神上形影单吊,经济上一人肩扛一双女儿供养抚育、还要照管老人,还要不时遭受“反革命家属”一类的冲击,整个人疲惫不堪;


二女儿从目睹父亲被批斗,小学升初中无望,从老家农村逃到我所在的机关单位,上了小学附设的初中班,今天又一家人在一起,好像是快乐的,但眼底却没有一丝光亮;


小女儿从懂事起,就对爹没有印象,只看到有爹的小伙伴顺顺溜溜,气高八度,吵个嘴再怎么拼命都要被人压下来,自己家里家外都不是事,眼鼓鼓的,一家人在一起也感觉不到有多快乐。


这张照片预示了我家之前之后的坎坷的命运,当时我们去找澄江县委组织部反映,丈夫在老家和我父母处不来,我们要求把他安置在澄江县城附近的农村继续接受监督劳动,维持我们家庭的完整,减轻我的家庭困难,当时一个姓沈的部长经请示当时的县长和县委书记,马上就坚决粗暴的回绝了‘不行’,‘不是错案,是其轻其重的问题’,一点余地也不给。


随后丈夫回到他的老家继续接受监督劳动,看到身份问题的严重性,临走时为了减少对子女家人的影响,由我提出我们办了第二次离婚手续。其实丈夫的离开和办离婚,并没有给我们一家人减轻半点带黑帽的结局,我在单位历次运动中,经常被冲击的一个罪名就是‘和丈夫划不清界限,从来不检举揭发丈夫的问题’。


后来的二十多年,我一个妇女一副肩膀扛养着两个女儿,还要照管老人,我一个单亲三口之家,人人都头带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一到政治运动,一到决定命运的时刻,一到有些人要撒气的时候,我们就得泪往肚里流。在单位上,我是共产党员,技术干部,又是反革命家属,在生活中,我是单亲家庭困难户,真是不堪回首。这样的日子,直到丈夫落实政策办了离休,才苦尽甘来。


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婚姻上、经济上的大起大落,风风雨雨,对家庭的建设有较大的影响,对子女的教育存在着不到位的地方,这是我此生的唯一的一点遗憾。


2)二女儿的户口问题


由于在我生二女儿的月子中,丈夫就被抓起来判了刑,母亲看我一人又要养育女儿,又要工作,工作任务又重,怕我吃不消,就在二女儿一岁多点的时候,把她领回老家去抚养,老家都是乡邻乡亲,没人追究无户口也能分口粮,即使在五七年五八年困难时期,父母亲都饿得得水肿病,二女儿也分有口粮。澄江这面看小孩不在,自然的在登记户口时,就把二女儿的户口登落了,后来到二女儿13岁的时候,回来澄江上学就成了一个没有户口的黑人,那个年代城镇人口是按户口每人每月供应二十七斤粮食的,我家三口人就只有一起吃我和三女儿两个人的口粮,粮不够吃就经常把洋芋、蚕豆和莲藕掺在饭里当顿吃,而且是越困难吃得越多,越困难越不够吃,那些日子现在想起来都还胆寒;找派出所去反映二女儿户口的问题,人家说凭什么呀,既没有当地的户口记录,又没有户口转入手续;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两三年,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是造反派掌权,有一个叫胡百川的造反派头头给有关部门打了招呼,要实事求是的给人家解决嘛,后来二女儿才终于有了户口,结束了黑户的日子。这个湖百川管他是什么造反派,我始终记着他是有水平有善心的人,文革结束后,他被开除公职,靠做生意谋生,有一次在外出进货时遭遇车祸而丧生。


3) 与丈夫划不清界限的问题


我丈夫被作为历史反革命抓起来判了五年刑,刑满释放后又作为地富反坏右五种人先后到我的老家蒙自和他的老家安徽接受监督改造,这期间他经历了从土改功臣到贱民的二十多年的艰难历程。其间为了表示划清界限,两个女儿都随我姓李没随他姓张;丈夫在他被判刑时,为了老婆儿女不受政治影响,由他提出并办理了第一次离婚,虽然离了婚,他在劳改队患严重的肺结核、肠胃病,我家由我妈做主出主意,把生大侄女的胎盘在家加工好,还有一些营养品,交给我的大女儿步行约二三十里,经过许多荒无人烟的地方,送到劳改队给丈夫服下,丈夫的身体才转危为安。


丈夫的被监督劳动从我的老家辗转到她的老家的时候,我为了少影响儿女,由我提出并办理了第二次离婚;但是那个时代划清界限不来往都不行,我们从没有逃出过被牵连的命运:我的二女儿在念高中时是有口皆碑的品学兼优,但在入团问题上没有通过,就是因为母亲我与他父亲划不清界限的这个原因,三女儿听说后连入团申请都不敢写。


我与丈夫化不清界限这个问题,在单位上一来政治运动就要被抖出来,划不清界限了,藕断丝连了。其实我对丈夫的了解和党组织对他的了解得一样多,解放前参加过伪军队,也给地下党投诚联络过,解放后在澄江土改清匪反霸时为党立过大功,所以在深挖揭发的运动时,我一直是个沉默派,且也从未轻易揭发过别人。所以也有人说我是保皇派。


有一次一些人写字报说,我和丈夫表面上是离婚划清界限,实际上是从来没有揭发批判过他丈夫的反革命问题,因此我还被停止了两年的党籍;丈夫第二次离婚回他的老家途径澄江时,单位上有几个张狂的人,来家中当着女儿的面游说:我们认为,离婚和划清界限是两吗事,离婚不等于划清界限,划清界限不等于离婚,别离了,但就是这家人,称我们为反革命家属,纠缠、谩骂是最多的。


4)我的入党时间问题


记得1949.1.1,在草坝蚕种场18号楼小耳房二楼上,我单线联系的直接领导许浩文,找我谈话。叫我汇报在厂里面群众中开展革命工作的情况,随后他就说:从现在起,你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了。由于我们的地下工作一直是秘密进行的,又是单线联系的,这个话的意思听说得很少,所以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已经入党了。后来在五二年的时候,调来澄江之前,我又在草坝蚕种场重新入了党,正儿八经的参加了入党宣誓。那时,许浩文解放前夕就上调离开了草坝蚕种场,他领导党员的工作手续交给了另一个领导李明万,李明万有听力障碍,所以我入党的时间被他搞错了,后来李明万在私人闲聊的时候给我讲过,某某人虽然是地下党员,所做的工作比你差多了,回想起来,我当时开展革命工作的情况他还是满意的,我几次临时抽调到别的地方工作时,都是他坚持把我要回草坝蚕种场。直到1986年,许浩文打听到我在澄江后,就通知我确认入党时间问题,落实离休问题,我说我只记得他当时说的这句话:“从今天起,你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了”,他即刻说:“这句话就是决定你入党的事情和时间了了”。此时我才恍然大悟。


5)我的职称问题


澄江从1956年到1966年开展了近10年的蚕桑建设和生产,我在县委的领导下,担任技术总负责人,又作规划、又作技术培训,又亲自带领作具体的工作指导,听女儿们说,按现阶段的政策和工作性质,应该是做的总工程师的工作,高级工程师的待遇。但国家进行正常的职称评定是1980年以后,当时澄江的蚕桑工作已经结束了十多年了,且后来分来单位的大学生和专科生渐多,单位的工作重心进入了林业建设工作,我的工作内容是:管理办公室、管理仓库,担任单位出纳、有时还兼任会计,有时还负责附近如红山顶的植树造林 ,工作任务多了,重了,但都是综合性的工作,已经脱离了我的技术长项,在此种情况下,单位职称评定小组的个别人,就只给我维持了解放前在草坝蚕训班毕业时就評得的助理工程师的职称,我申报的解放后文革前十多年主要负责蚕桑工作的情况也没有被采纳,而有些提了高级职称的人因他扪的工作地点比较固定,成绩就比较显目,而我的工作地点流动性较大,内容变动也比较大,成绩不是不突出但不集中显目,结果职称还是未得到任何提升,真是很不公平。当然要不是此次写回忆录,我以前从没有想过地位啦、待遇啦这些事,只是想对对党革命事业的贡献问心无愧就行了。后来是通过了解我的党的主管领导和技术主管领导提醒我才意识到这个事实求是、公平公正的问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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