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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彝乡来


 ——九十二岁高龄回顾一生


作者:李坤秀   

 

四、走上革命道路 (草坝蚕种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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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刻苦学习成为技术骨干


由于在婚姻上的艰难和无助,我只得另谋生路,大约是1944年,我考入了在草坝的西南蚕桑股份有限公司蚕训班,(据说公司是国民党四大家簇官僚资本投资合股的企业)此班分三个小班,共有30多人,我在第二班,全班才六人。蚕闲时,有专业老师给上各科业务理论课,蚕忙时由老师安排,协助技术员边实习边带领工人一起养蚕操作。当时班里的学习和工作非常的艰苦,每天要学习劳动十多个小时,本班其他五个人都先后毕业另谋出路。为了站稳脚跟,我不怕苦和累,努力的投入工作和学习,感冒发烧也坚持上课上班,得到了老师和上级的赏识。(我当时的老师杨碧楼,后来是厂里的总工程师,他在编写一部蚕业方面的巨著。在他有生之年,每写完一本,都要寄给我学习钻研,即使解放后我调到澄江工作,也一直没有停止,我在其中确实学到了很多蚕训班学习以外的蚕桑知识)。


大约是1940年,全国各省的蚕桑事业遭到日寇的占领和破坏,因草坝是幸免于日本铁蹄的地方,所以全国各地的许多高级技术人员都从占领区撤出云集于此。因此西南蚕桑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现在的草坝蚕种厂,当时该厂密集了世界级的尖端技术和蚕桑专家学者,该厂的蚕业产品质量上乘,蚕种远销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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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训班三年后我毕业了,成为了独立负责一个.车间的助理技术员,有了正式工资,我的工资大部分都交回给父母。由于长期在蚕业生产第一线工作,与工人有广泛的接触,同吃同住同劳动,所以有深厚的的群众基础,这为后来的地下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石。


(二)我从事的革命工作


在蚕种场的工作和学习中,党组织了解我历史清白,受苦很深,对我多次做工作,用革命思想和我的切身经历启发教育我。经过慎重考虑,我才痛下决心投入党的怀抱参加革命组织:先是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在组织中,我接受的是单线领导,我的领导人名叫许浩文,我的主要任务是:

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在女工群众中开展工作我依靠十多个得力的女工骨干,又通过他们在工人和技术人员间联络建立了大约200人的姊妹会,给他们上课讲革命道理,组织罢工等,还暗中布置做军鞋、捐款等。若发现有特务在窗外偷看监视,就讲笑话,唱山歌。我们当时在地下经常唱的革命歌曲是:“金凤子开红花”,“拍拍手”,“团结就是力量”等,其中”金凤子开红花”的歌词是:


金凤子那个开红花,

一开开在穷人家,

穷人家翻了身,

世道才像话。


这几个女工骨干我还记得几个人:黄连英,孙秀芬,杨梅芬,张琳,马柳英等,其中黄莲英是一个是非分明,有正义感,泼辣勇敢,在工人中很有号召力的人,初解放的时候,州委派了一个工作组来蚕种场搞大胆怀疑、大胆揭发、捕风捉影的三反五反运动,他就有本事一个人跑去找工作组组长反应,你们不要诬赖好人把蚕种厂搞乱,工作组长了解她在工人中的威信,还真就采纳了她的意见,深入调查了解,解决问题很有实效,解放后多年来她还与我常有联系往来;另孙秀芬也是个是非分明、有正义感、支持拥护黄莲英的骨干;再马柳英是工会组织中一个很主要的干部,她很有号召力,她主要依靠黄莲英这股力量,采纳他们的意见开展工作。他们在解放后离开工作岗位时都办了离休手续。


我的另一个任务在我负责的车间,上极党组织安排我为一个叫张建华的工人提供绝对的活动自由,但不许和她说话,更不许打听任何事情。后来我才知道, 她是更上一级的党组织以工人的的身份派来草坝蚕种场开展工作的地下党领导,我们表面形同路人,实际上是在我负责的车间把她保护起来。当时是国民党伪统治时期,厂里的国民党势力是非常盘大还占优势,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组织中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状态,我被组织提醒,要特别提防一个国民党的忠实走狗技术员彭某,还要提防有一个国民党反动保安队副队长的老婆汪某;还有厂工会有个叫尹中山的工人,原以为他是一个很可用的人员,被厂办医务室派去照顾一个叫向金章的蚕种厂副厂长,向厂长是共产党地下党的重要领导,他一般在厂领导和高级职员阶层周旋,表面上是维护资本家的利益,暗地里是保护工人的活动,由于工作任务太重累倒了,尹中山到厂医务室后就下毒把向厂长毒死了。这个事是在解放初期,公安部门按掌握的情报把他抓起来直接开公审大会枪毙时我才知道;还有一件事是有一个叫石根筋的共产党地下党员,他隐瞒身份打入国民党的游击队,通过做思想工作,临近解放时把游击队的一批人拉进厂里,解放初期男的被安排在非重要部门当工人,家属则被安排在教养院当临时工,做点普通劳动维持生活,给瓦解国民党反动武装立了一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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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中间高个子男士就是向金章副厂长


还有一件事,有可能是当时地下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宣传动员工作做得比较充分,结果有一些人就比较张扬,认为接触了革命思想就是革命人士,就是有本事的人,结果在国民党反动派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革命党的白色恐怖下,被国民党在场外下班路上前后暗杀了四十多个人,事后经落实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地下组织内的成员,其实党组织发展成员是非常注重低调、保密教育的,这件事也说明了严格制定和遵守组织纪律的重要性。


当时值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在全国战场上节节溃退,已成败局。为防止国民党狗急跳墙,屠杀共产党人及工人进步人士,我向往着贫苦大众包括自己的翻身解放,早把生死置之度外。那些天,我和我们的组织成员一起,身上都绑上了手榴弹,做好了充分准备,只要国民党一对我们下手,就和他们同归一尽。我们一如既往的开展革命工作,在19491月,蚕种场共产党组织吸收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三)迎接解放、解除了包办婚姻


19494 30 日,在云南全体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多方努力下,云南和平解放了。草坝蚕种场的党组织,从地下转为公开,迎接解放建设新厂的工作任务更多更重,我先作为学员被组织派到蒙自组织员训练班,后又作为骨干派去鸡街参加另一区组织员训练班的工作。也就是在鸡街,蒙自地区组织训练班的总领导陈西林同志,帮我通过雨过铺镇的地方组织,做前夫的工作,要他同意离婚他先不同意,还想家里有人陪着,外面有人给他挣钱,领导指明说你再不同意离婚你就犯了重婚罪,这样他才不敢坚持。至此我才终于从封建婚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四)迎接解放、做新旧政权交接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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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被派出蚕种厂工作的过程中,蚕种厂又频频来函,说厂里的组织员训练班骨干紧缺,我又被组织作为骨干调回厂里继续参加蚕种厂组织员训练班的工作。再后来,厂里先后派我给三十多个高级知识分子带队参加省农业厅的展览,又带队到高桥人民大学学习三个月,主题就是知识分子要改造思想建设新中国,又有一次我被派到省总工会学习做工会工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在农业厅参观展览的过程中,政府号召知识分子接受教育,参加土改,我就积极带头报名,并带了厂里十几个知识分子一起,被组织派到澄江参加减租退押、清匪反霸的工作。


澄江后期的土改刚开始,草坝蚕种厂又把我调回去,参加厂里的三反运动,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由于当时提倡大胆怀疑、大胆揭发,所以捕风做影的做法较普遍,我由于被怀疑与蚕种厂唯一的共产党党组领导李明万经济关系不清,与当时揭发出来的所谓的老虎一起关了半个月。后来,我当时领导过的女工代表黄连英找到地委派来的三反运动工作组反应:你们不要诬赖好人把蚕种厂搞乱。这些所谓的老虎们有的被用刑,有的受不了自杀,可能是有工人为我叫屈的原因,我是最幸运的没遭受任何刑罚,问题查清了也就出来了。


我离开草坝蚕种厂,是因为到过澄江参加减租退押的工作,从中认识了后来的丈夫张义和,他是西南服务团在澄江搞土改的一个领导干部。由于彼此印象都比较好,我回到草坝蚕种厂后他来了一封信提出求婚,我经过考虑同意了,后来就联系调动到澄江,这时蚕种厂死活不放说:这个人我们很需要,可以考虑把男方调来嘛;后来是通过地委和省委做蚕种厂的工作,说澄江是土改的第一线,后方要支持前方的工作,这才说服了蚕种厂放了我调到澄江工作。离开了我工作多年的草坝蚕种厂。在此期间,我在草坝蚕种场大概工作和生活了十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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