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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散记

----我的“文革”回忆

作者:巴尔樵夫 

 

第十二章、大幕落下(二)

 

5、探亲


926日上午,我独自一人在上海铁路北站坐上沪渝直达特快,踏上了前往重庆探亲的漫长旅途(路上的时间是三天两夜)。


7年前,当我们乘船离开重庆时,我曾经高呼“永别了,重庆”,但现实却给我开了一个大玩笑,七医大仅仅在上海待了不到六年,便又因为二次“调防”回到重庆去了,这几年仿佛只是一个梦。所幸接到调防命令时,家兄和我都已经毕业,或插队,或进工厂,可以名正言顺的留在上海,否则也得跟着回重庆去。


根据当时的政策,与父母分居两地的未婚子女,每年有一次20天的探亲假(包括休息日,但不含路上的时间,还报销来回的车、船票,当然都是最低等级的)。


那是我自1968年去东北以后8年来第一次坐长途列车,考虑到旅行的辛苦(几天硬座坐下来,脚都会出现浮肿),父母特意嘱咐我买卧铺票,他们给我“报销”(按规定工厂只给我报销硬座票)。


那时的人很少有长途旅行的机会,所以火车开动后,白天我基本上都坐在窗前看风景。


从上海到重庆,要走沪杭线、浙赣线、湘赣线、湘黔线、川黔线,经过浙江、江西、湖南、贵州,四川,五个省,从东到西,也算是横穿半个中国。不过这已经比以前近了一些,在湘黔线没有建成通车之前,要绕经湘桂线、黔桂线才能接上川黔线,也就是说要绕到广西去了(经过桂林、柳州),按当时列车的行驶速度,估计还要增加将近十个小时。


这条路线只有上海到杭州之间是平原,过了钱塘江就是丘陵地带,然后由东向西,山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高。沿途多是农村,越往西,农民的衣着、房子也越破旧,稻田里还是以耕牛为主,基本看不到什么机械化,虽然墙上大标语不少见,但还是非常落后的。我在上海住了六、七年,看惯了那里相对富裕的农村,所以看到内地还这样贫困感到有些难以置信(电影、图片里看到的内地农民、农村也不是这样的)。


不过,那时虽然落后,但生态环境远比如今要好,很多地方都是青山绿水,尤其在湖南境内,多次看到山谷间流动的碧绿小河,赏心悦目。现在铁路沿线已经看不到这样的景致了。


车厢里也少不了乘客之间的聊天,我不参与,只是听。多数是谈各地的形势,也有说到铁路的,说去年万里到铁道部抓整顿,铁路的秩序就迅速恢复,列车正点率、列车员的服务态度都提高很多,现在邓小平下去了,又不行了。我个人感觉比1968年那会儿要好很多,至少没有长时间的停车,更不必担心有人朝列车射击。


列车上提供的餐食很差,虽然加挂了餐车,但只对软卧乘客开放。硬卧、硬座车厢的乘客只能吃一种装在油乎乎的铝制大饭盒里的盖浇饭,那盖浇饭的品质非常差,就是一盒陈米蒸的饭,上面有两片雪白的肥肉片和一些卷心菜(或者是榨菜炒肉丝之类),看上去就倒胃口,我一般扒拉两口就不吃了。不过也有人吃得干干净净,让我暗自惭愧。软卧车厢的乘客去餐车时必须经过我们的硬卧车厢,行驶途中有那么一天,看见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有几分姿色的女孩子与一个中年妇女由一个青年军人陪着前往餐车,大家都注视着她们,那女孩子也是一副高冷的神情。


列车员的服务态度也说不上好或者不好,服务是没有的,偶尔扫一下地,要喝水自己拿杯子到锅炉上去打开龙头接。不过途中还是发生了两件事,让人很不舒服。


一件事是,记不清走到哪里时加挂了一节车厢,这节车厢上的列车员素质很差,带着些痞气。当列车在一些不是很大的车站上停车时,会有一些农民站在铁路边向乘客兜售鸡蛋、水果、家禽、甚至还有木料之类的东西,大家一般都是从窗户与之交易。在湖南境内时,加挂车厢的列车员拿了两个农民的东西,让他们上车来取钱,但农民上车后却把车厢门关上,既不给钱也不让农民下去,直到列车启动。就这样,那两个农民被扣在车上,大约走了一个小时,到下一个大站才被列车员赶下车去。


这一幕被其他车厢的一些乘客看见后,引起了公愤(有人看见那两个农民坐在月台上哭喊)。大家纷纷谴责加挂车厢列车员的野蛮行径,有人还表示要写信反应情况。这惹怒了加挂车厢的那几个列车员,他们跑到我乘坐的这节车厢里与那几位乘客争吵起来,还作势要打人。按他们的说法是那些农民也很坏,经常以次充好、短斤缺两,还打过他们,因此他们这次只是报复而已。但大家并不相信他们的说法。


还有一件事是,我们车厢里有几位从上海迁到遵义的某企业的工作人员(那年头所谓的“三线企业”),从上海返回遵义,他们携带了大量的东西,多数是食用油和其他食品(香肠、糖果点心之类),有的是自己的,有的是同事家属委托携带的。当列车离遵义越来越近时,他们开始紧张起来,并向我们寻求帮助。据他们说遵义车站对上海乘客检查得非常严格(理由是他们随身携带的行李超重),专门安排了武装民兵来检查,一旦被查到往往不是罚款而是没收。大家听了感到难以置信。


他们的说法很快就得到了验证,当列车慢慢驶进遵义车站时,果然看见一些戴红袖章的持枪人员站在月台上,虎视眈眈的注视着从他们面前驶过的车厢。根据事先安排好的,我们这节车厢的那几个上海人先只提着旅行袋下车,与接站的人会合,乘那些武装人员的注意力转向别处时,再跑到窗前,这时我们便迅速的把几个大包裹递出去,他们则拎着包裹混进人流朝出站口走去(怎么出站就不知道了)。


列车驶出遵义站后在一个山坡上行驶,这里可以俯瞰遵义市内,只见山谷中的一片空地上乱糟糟地挤着一些色彩暗淡的建筑,一点儿也没有革命圣地的辉煌。再加上刚才看到的那一幕,让我对这座城市一点好感都没有。


列车抵达重庆菜园坝火车站时已是傍晚,暮色中,望着窗外那各色房屋重重叠叠依山而建的熟悉景色,心头泛起一种无法形容的情绪。列车进站,我把窗户掀起来,探出身子,在接站的人群中看到父亲消瘦的身影,眼睛竟有些湿润了。


回到阔别整整7年的故乡,还是有些激动的。坐上父亲来接我的车(从单位里要的),沿着既熟悉又陌生的公路,经过牛角沱、龙隐路、化龙桥、李子坝、土湾、小龙坎、石碾盘、天星桥,最后到了高滩岩,天已经全黑了,分别了一年多的母亲做好了饭菜在家里等我。


第二次调防时家父已经在大学工作,所以回到重庆我家就在大学家属区里了。因为是夜里到的,住房周围的情况也看不见,只知道是在山坡边上。第二天起来走出大门朝西一看,歌乐山峰峦起伏,绵亘十数里,俯瞰小河沟,满目苍翠。望着这熟悉的景色,一时间鼻子竟有些发酸。


我迫不及待地去了西南医院的家属区,虽然七年的时间让这里有了一些改变(四医大也搞了一些建设),但大院里基本上还是老样子,看到自己曾经住过的那些房子,曾经和伙伴们玩耍嬉闹的那些地方,心情还是有些激动的。


或许是因为在上海生活了七年的关系,即便重庆是自己的故乡,青山绿水看了令人赏心悦目,但两座城市间巨大的反差还是给我的故乡之行抹上了一些灰暗的色彩。


因为交通实在不便,我连去市中区逛的兴趣都没有(也是觉得与上海相比,那些商业街实在不值得一看),只是随一些认识的军人坐大学的车进城在“解放军”剧院看过一场电影,在“红星”剧场看了一场四幕话剧(几十个人挤在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上,就像《中国》里出现的那些画面一样)。


这些影剧院里面的设施都很简陋,没有空调,观众席的上方是几排大电扇。倒是半场休息时,在“长江”剧场外面的走廊上眺望山城的夜景,感觉不错。


尽管是七年后第一次回到重庆,但我只去了几次市区,沿途所见,都是破旧的房屋、狭窄的道路、破烂的公交车、肮脏的环境,跟我们1969年离开时没有什么变化,令我很是失望(也庆幸自己毕竟还是离开这个地方了)。


从沙坪坝到高滩岩,沿途依然是尘土飞扬,下雨就是满街的泥水。沙区公园显然缺乏管理,植物都呈现自然生长状态,里面也没什么人,那个“文革”烈士墓已经被野草杂树覆盖。高滩岩一点变化都没有,只是那些低矮的房屋更加破旧。

家属区那些建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房子里,没有煤气,没有卫生间。厨房的墙被煤烟熏得漆黑,屋子里总有一股烧煤的味道。方便要去公共厕所,没有水冲,臭气熏天(还有农民为了抢粪便而打架),洗澡要么去很远的公共浴室,要么自己在大木盆子里解决。如果我们一直生活在重庆,那么对这一切是习以为常的,但在上海生活了多年、体验过更现代化(相对而言)的生活方式以后,再回到这样的环境,真的很难适应了。我父母以及那些军人们,情绪都有些低落(可想而知,当年第二军医大学的那些人到了西安甚至更艰苦的军马场、“五.七干校”时是怎样的心情)。


由于跟随七医大回到重庆的都是些“小崽儿”(与我年龄相仿的那些大院子弟都在上海),而且稍大一点的又都跑到沙坪坝那里上中学,惊讶的发现我在这里找不到人玩(只好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院子里转悠,或者跟父亲所在部门的几个战士打打篮球消磨时间),所以颇感无聊。


所幸我那时有一个曾经在高滩岩小学一起演过样板戏《红灯记》选段(他演鸠山,我演宪兵小队长)、后来相交很好的朋友。他父亲也是医院的工作人员,但母亲不是军人,因此他家就在高滩岩小学旁边的二宿舍,1969年调防时也按规定跟随母亲留在了重庆,只是在放暑假或是寒假时来上海玩些日子,这几年倒也见过几次,听他说说重庆的情况。


1975年初,他父亲决定结束夫妻两地分居生活、申请转业回重庆,我那个朋友来上海帮着父亲拿东西然后一起走。当时以为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在上海北站送别他时还有些伤感。孰料没几个月就获悉三个军医大学要第二次调防,各回原地,他父亲再坚持一下,就不必转业脱军装(不知道有没有后悔过),而接下来就换成我去重庆见他了。


我事先写信告诉他我要去重庆的消息,所以几天以后,他就和当时演“李玉和”的另外一个同学来找我,陪我在大院里转悠了半天,随后约好日子,我再到他家去。


我是18日那天去他家的,他父亲转业回去是在南岸的一家医院工作,所以他家也就搬到南岸去了。我一大早去搭大学的车,九点之前就到了市内(节约了不少时间),在解放碑与他会合(他提前到那里等我),然后再到朝天门,坐轮渡过长江到弹子石。这段路,是从重庆的西南角穿越市区到东北角,如今走这段路,开车的话不需一个小时,但当时却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如果不是搭了便车,时间还要长)。


从弹子石轮渡站到他家距离不近,但没有车可坐,我们沿着长江边一路步行走了二十多分钟才到他家。他家住在一片杂乱的居民区里,灰色煤渣砖砌的一栋三层楼,室内的墙壁都没有用水泥、石灰抹过,跟外墙是一样的形态(并不是只有他家如此,而是整栋楼的居民家里都这样)。所幸下雨天并无雨水渗入。我不知道他们从部队的营区搬到这里居住,心情如何。


他父亲不在家,他母亲以前是大学幼儿园的老师,认识我,有好多年没见了。他那时喜欢写些东西,坐定后就看他的“新作”,不过已经忘了内容。那时“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已经在民间公开,但我们似乎没有太多的聊这个话题。


中午吃了他母亲做的饭,喝了些国产的葡萄酒,脑袋发晕,就跑到长江边坐在石头上聊天消酒。虽然说起来重庆、上海,一个是“江之头”,一个是“江之尾”,我在这两座城市都有长期生活的经历,但像这样坐在长江边的乱石上,一边与友人闲聊,一边看着浑黄的江水从眼前流过,还是唯一的一次,想起古人“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诗句,很有些感慨。


酒意消退了后,又回到他家,待到四点半才离开。


回来的时候,他把我送到上清寺,接下去的路我都熟悉(途中已经看到有人张贴庆贺“四人帮”垮台的标语)。在牛角沱换乘去沙坪坝的巴士时,几十个人在那里等车,等到天色已经昏暗,好不容易来了一辆脏兮兮、油漆斑驳、没有玻璃的车窗外边涂满了黑乎乎的柏油(阻止乘客攀爬)的车,车尚未停稳,这些人已经一拥而上,原本还排着的长队瞬间乱成一锅粥。几个显然是车站工作人员的年轻人破口大骂,其中一个站在栏杆上,居高临下挥舞着前端已经打开花的竹竿(农民一般用来赶猪)劈头盖脑地打向那群人,而那群人显然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待遇,无人理睬那雨点般落下的抽打,只管在那里你推我挤、争先上车(估计心里在想:反正打的又不是我一个)。此情此景,看得我目瞪口呆。


25日,假期结束(让母亲在医院给我开了一周的病假,所以多待了几天),正好七医大有一个干部来沪出差,父亲便让我跟着他一起乘火车返回上海。


离开父母,心情虽然不好,不过跟着那位干部,路上的待遇大为改善。我们坐的是硬卧,但因为那位干部认识列车员,所以一天三顿我们都是在餐车吃的,菜肴并不丰富、精美,不过比盒饭要好很多(记得吃过一盘榨菜炒肉丝,整盘菜都浸在油里,那时的人缺油水,炒菜多放油,就是很不错的待遇了)。那时“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已经公开,车厢里乘客的话题全是关于当前局势的,似乎人人都很开心。


6、“四人帮”垮台


197610月,我正在重庆享受平生第一次探亲假。


九月底到重庆时,悼念毛泽东去世的氛围还很浓重,不少地方还悬挂着白花、黑纱。虽然已经过了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的期限,但那一年的国庆节还是没有一点节日气氛。


1010日左右,听到一个惊人的小道消息:北京出事了!但具体出了什么事,大家都不清楚,都在相互打听。


过完20岁生日不久,14日下午,和一个朋友到童年时经常去玩的山沟里故地重游(其父是西南医院的一名教授、他本人在重庆工作、比我大两、三岁,其弟弟比我高一年级,与我相熟。他曾经力劝其弟不要脑子发热、主动要求去农村插队,我看过他写给其弟的信,他描绘的多年以后其弟在农村生活的“悲惨景象”起到了作用,其弟后来留在上海当了工人),在返回大院、往山上攀缘的途中,我问他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息,他反问我这两天有没有听“美国之音”,我说没有。他沉吟了一下,表情有些奇怪的说:今天晚上听听。


那天晚上,我提出用父亲的半导体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以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破天荒的同意了,唯一的要求是声音轻一点,不要被隔壁的人听见(其实也是听不见的)。


那几天的夜里,我都钻在被子里,在一片干扰声中找到“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北京果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事:江青,还有她的同党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被抓起来了。“美国之音”用的形容词是北京发生了“政变”,但也没有更翔实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一些揣测。第二天,我把听到的内容告诉了父母亲,他们有些惊讶,但不知为什么,又都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18日,当时的成都军区政委刘兴元(1955年授中将军衔)来重庆向驻渝部队的有关领导干部传达中央首长的讲话,“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在这里算是公开了(也知道了一些逮捕他们时的细节,过程基本是很平和的。多年后看到一些抓捕“四人帮”的“揭秘”、“纪实”,写得惊心动魄,都是编造的)。当天,重庆市区的街道上出现了点王、张、江、姚名字的大标语,中国人开始用那个年代常见的方式来庆贺。


21日晚上,我们正在大学的一个球场上看电影《山村新人》,放映了一半时忽然停了,随后大学的高音喇叭里传出阵阵口号,四面八方也响起了密集的鞭炮声。


接下去的那几天,到处都是游行的队伍,连幼儿园的小孩也在阿姨的带领下出来游行!


官方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各地的人们欢庆打倒“四人帮”、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消息。24日,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的集会,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华国锋、叶剑英等当时的中共和国家的领导人穿着军装站在当年毛泽东站立的位置上,向群众挥手示意,满脸笑容,看上去心情很好。  


27日,我回到上海,这个“四人帮”的发源地之一、极“左”势力的大本营同全国各地一样在欢庆“胜利”。


随后那些天,在市区的街道上看到了无数的游行队伍和铺天盖地的大标语、大字报,就象当年揭发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一样,现在又开始揭发“四人帮”了。还有不少丑化他们的漫画,江青的形象多是一条毒蛇。


那些日子,全国各地都在欢庆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他们把这项罪名安在别人头上,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被扣上这顶帽子而被打到吧)的胜利。


说来好笑,就在5月份,各地还十分隆重、热烈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仅仅过去了5个月,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就垮台了,其党羽未做任何抵抗,土崩瓦解。5个月前还载歌载舞的欢庆“文革”十周年、表现得十分“革命”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现在又兴高采烈的用载歌载舞的方式来庆祝借着“文革”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四人帮”的垮台。


1966年,邢台地震,“文革”正式发动,我在重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我已经成了上海人却恰好又在重庆。


有些事,真是天意。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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