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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散记

----我的“文革”回忆

作者:巴尔樵夫 

 

第九章、红色年代的学生生涯(三)

 

3、开门办学

大概是1974年初,寒假过完、刚开学不久,发生了“马振扶事件”。起初以为是一个叫马振扶的人出了什么事,后来才知道是河南某地一个叫马振扶的公社(好怪的公社名称)中学里有个女初中生自杀了。

女生自杀的时间是19737月,学校进行期末考试,一个叫张玉勤的15岁女生大约是做不出英语试题,又不服气,在考卷背面写了“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这么一段顺口溜,然后把考卷揉成一团扔在地上走了,其他同学把她扔掉的考卷捡起来交给了老师。她的行为自然受到了批评,校长还要求各班也对她进行批判。于是她便跳进水库溺亡。

学生自杀,毕竟是一件大事,于是上级部门组成调查组来处理这件事,得出的结论是学校的领导、老师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了革命小将(其班主任和学校领导为此都受到了处分)。

各个学校都组织传达有关文件,记者写的调查报告中,张玉勤被描绘成敢于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作斗争的革命小闯将,其班主任老师还说她家里的哪个长辈就喜欢跳坑,所以她也去跳坑云云,总之她是受害者,是正面人物。

那时虽然“文革”仍未结束,但社会秩序已经回归正常,前几年那种轰轰烈烈的“造反”行为早已被禁止,对于学习这件事,大家都觉得还是很要紧的,尽管还要加上“为革命好好学习”。不过由于搞“教育革命”,学生的学习成绩并不影响升学,更与毕业后的工作去向无关(是留在城市还是去农村插队落户,全看家中子女情况),所以还是有相当一些学生根本不好好学习,只是我遇到的那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多少还是为此感到不大好意思,像张玉勤这种明明成绩不好,却给自己找了个莫名其妙的理由还跳水库自杀的行为,实在是不可理喻,大家议论一番,却并不同情。

那一年暑假后,开始了第二个也是我们在少云中学最后的一个学期。照理说毕业都要考试(我们从初中升高中时就进行过一次,不过后来成绩也没起什么作用,全部不及格也没关系),但刚开学没多久,“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又出新花样了,要“开门办学”。

“开门办学”的意思,不是打开校门让人随便进来上课,而是我们这些学生走出去,“接受工农群众的再教育”,学习生产劳动技能。原本应该是紧张学习、准备迎接毕业考试的最后一个学期,彻底变了味,这当然也令那些本来成绩就很差、对上课毫无兴趣的学生分外高兴。

我们那几个月里主要干了这么几件事。

一个是写调查报告,那时候报上经常刊载一些调查报告,写调查报告似乎是很需要掌握的一种技能,所以我们也要学着写,大概就代替语文考试了。班上的同学被分成几个组,分别去不同的地方“蹲点”、“深入工农群众”。

我们去的是邯郸路上紧邻五角场卫生院、规模跟作坊差不多的一个小加工组。这应该是一个大集体性质的街道小工厂,车间设在一间沿街的老房子里,大白天朝里面看也是黑咕隆咚的,工人是十来个中、老年妇女,负责人的情况已经没有记忆了。她们的工作,就是为金属打火机壳抛光,看来这是一个比较固定的活计,所以屋子里除了抛光机以外没有别的设备。抛光机上有一个用许多布片压缩制成的抛光片,大约有五公分宽,踩下开关后,抛光片高速旋转起来,工人将打火机壳套进一个木棍,然后凑在抛光片上,虽然是布片,但是高速旋转起来摩擦力也是很大的,很快那个原本没什么光泽的打火机壳就变得铮亮,而且发烫。机器的噪音很大,抛光片也会产生极细的粉尘,所以那些女工都戴着帽子和口罩。

我们去了以后,一边工作,一边“调查”。工作就是跟她们学习怎么给打火机壳抛光,技术上没啥难度,而且是不是符合要求了也全凭目测,只要光亮了就行。不过抛光时需要集中注意力,否则一不留神手指就会被打火机壳烫到,或者被抛光片磨到,虽然戴手套,也还是会受伤。

在加工组待了几天(很快就厌倦了),一边帮她们磨打火机壳,一边与她们座谈,就是听她们讲旧社会如何如何,新社会如何如何,加工组如何如何,随后由我执笔,模仿报纸上那些调查报告的格式,再在语文老师的指点下,也写了一个调查报告,算是完成了任务。

写完调查报告、离开那个小加工组,接下去的一份工作就比较合我的意。学校办了一份油印小报,名字就叫“开门办学报”,我被分到“编辑组”,工作是采编稿件(还有印刷组,负责排版、刻蜡纸、油印),反映各班同学“开门办学”的情况。这样的话,我既不用像其他同学那样去学工学农,还可以以采访的名义骑上自行车东溜西逛。

我们的学生生涯就这么结束了。

4、破灭的参军梦

1974年冬季,当年的征兵开始了。那年头,参军是许多年轻人的梦想,更不用说象我这样父母都是军人的部队子弟了,而且我的年龄也合适(年满18周岁),自然而然的就做起了参军梦

之所以说是“梦”,是因为那时想参军的人很多,而名额却有限。所以竞争还是很激烈的(这是那个年代少有的需要竞争的几件事,而掌管征兵事宜的武装部人员在那时颇为吃香,因为许多想参军的人家都要托关系、走后门给他们送礼)。从表面上看,我参军的把握很大:年龄合适、表现还行(也是红卫兵)、“家庭成分”是“革命军人”,身体条件尚佳(身高1.75米,平时喜欢运动,后来体检时定为二级)。但当时整个少云中学只征招3人,而符合条件、有点实力的人一定都会尽力去争取,这样一来我的胜算就并不是很大。

更“不幸”的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家父却领受命令,前往东北为本单位征兵去了。临走之前,他将我参军的事托付给了大学的一位姓W的干部,请他帮助与前来征兵的部队联系,确保我能当上这个兵。

事情一开始是十分顺利的,W先生真的就跟征兵单位联系上了。此次前来招兵的就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亲自蹲点培养出来的赫赫有名、驻扎于浙江的某军(该军有辉煌的战绩,抗美援朝时作为九兵团的一部,参加过著名的长津湖战役),带队的干部据说原来就是该军某部防化连的一名政工干部(彼时好像已经升为某团政委)。记得有一天夜里,W先生带着那位干部来到我家,说是要看看“兵”(这好像也是征兵过程中的一个程序,主要是看看形象,再通过接触了解一下应征入伍者的谈吐、反应等等吧)。我跟他们见了面,聊了一会儿,说了自己有什么特长。那位干部对我在学校里负责出黑板报、经常写“批判稿”似乎很感兴趣,因为那个年代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他当时的神态以及事后W先生反馈的信息都反映出他们对我很满意。后来W先生告诉我们,这次部队在少云中学征兵的额度是3人,他们的方案是:军医大学子弟1人,空军子弟1人,地方工农子弟1人,以平衡各方面的关系,军医大学的子弟中适龄的只有我一个,再加上看兵的领导对我也比较满意,所以我基本上是走定了。

就在我已经陶醉于即将成为一名光荣的革命军人的梦想之中时,形势的发展却急转直下,在过政审这一关时我遇到了麻烦:我有一位伯父在台湾,这个“海外关系”成了障碍。少云中学负责此次征兵工作的有关领导以此为理由,把我作为向征兵部队推荐的备选人员而非首批推荐人员(除非首批推荐人员有什么问题不够资格我才有机会顶替),而招兵单位又不可能点名非要我不可(何况我的政审材料还不够“硬”)。

几天前还沉浸在即将穿上军装走人喜悦里的我,此刻忐忑不安起来。W先生也很着急(好像他是给家父拍了胸脯保证办成此事的),一直在多方联系。有一次甚至带着我跑到五角场镇革委会,把那位团政委叫了出来说这件事。那位团政委皱着眉头,神情疲惫,一脸无奈,说:此事争论得很激烈。少云中学推荐上来把我挤掉的是一个空军的子弟,此人除了政审过硬,其他各方面条件都不如我,他们不想要,可是少云中学方面力挺该名男生(现在我想,其家里应该是找了学校,疏通了关系),鉴于有关规定中有“尊重地方党组织意见”这一条,所以他们也没办法。他让我们赶紧去设法做少云中学方面的工作,让他们还是把我作为首批人员推荐上去。

我们只想到了跟征兵单位的联系,就是没有想到少云中学的作用还这么大,于是W又设法去打通少云中学方面的关节。但是反馈回来的信息很不好:少云中学负责此次征兵工作的是党支部副书记×××。一说是她,我就全明白了,此人一度教过我们语文,因水平太差,时常被我在课堂上“纠正”教学中的错误,闹得下不来台,虽然她当时并没有表露出什么明显的不快,但这一次就是就抓住机会对我施予报复我(但愿我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的参军梦是破灭了。

我们学校最后走的果然是3个人,其中空军的2人,地方工农子弟1人。我的同学知道了顶替我的是谁后都为我不服,因为那一位的形象实在欠点儿。

家父率领新兵乘坐轮船回到上海时,我跟随接他们的车去公平路码头接他。因为那时通讯不便,所以他还以为我已经参军走了,没想到我会出现在码头上。后来摸清情况后,他也无可奈何,但后来还是去了一次中学。工宣队的某位负责人接待了他,也表示了一点歉意,保证在我分配时设法照顾,予以弥补。

两年多以后、“四人帮”垮台、各地开始了又一轮整肃。家父后来告诉我,当年我没去参军实在不是坏事。因为与江青关系的某些原因,该军某一级别以上的干部全部转业,级别不够但也犯了“错误”的则复员退伍。我要是去了,表现积极,真成了部队的一个什么“笔杆子”、留下不少“罪证”的话,这回一准儿跑不了。而且该军后来与另外一支部队换防被调往某地(新的驻地各方面条件均不如浙江),临走之前对驻地的建筑等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影响很坏,也受到了批评。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信哉斯言。

5、成为了“领导阶级”

1975年初,我的学生生涯结束,因为当兵没有走成,就进入了等待分配、十分难熬的阶段。

那时候学生是根据政策分配的,该下农村的下农村,该去农场的去农场,该留城的留城。一般情况下,长子长女下农村、去农场的比较多,而如果前面一个去农村农场了,后面一个(假如是家中最小的)基本就留城(称为“硬工矿”,一般都去全民大劳保的企业,当正牌儿的工人)。但变化也有,有的按顺序该去农村的因为某种原因没去,表示让后面一个去、有的是独子等,这种情况虽然留城,但一般都分配到服务性行业(浴室、旅馆、菜场、煤球店、理发店、百货店、照像馆等等)或者街道办的小集体企业,这叫“软工矿”。如果遇到前面一个参军,那情况就比较复杂,要看在其之前的那个是什么去向,或者后面还有几个小孩,如果参军的是老大,那后面一个留城的希望很大,如果参军的是老二,而老大是下农村,那老三一般留城,如果老大留城,老二参军,那老三就要下农村。总之最后是要根据家中子女人数的实际情况、家长有没有能力托关系、走后门来决定子女的分配去向。当然,也有“革命青年”,明明可以在市郊农村插队落户甚至留城,却偏偏鬼迷心窍的主动要求到新疆云南黑龙江去“战天斗地”、“保卫边疆”(十年以后,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当年他们自己写血书哭着喊着要去的地方)。

家兄彼时已经在宝山县某个公社插队了,所以按政策我就是“硬工矿”,经家父为我当兵受阻一事与学校沟通后,学校让我在几个系统里挑一个自己愿意去的(先进系统,再分配到某一个具体的单位)。

究竟去哪个系统让我犯了难,首先放弃了诸如教育局、卫生局这样的单位,父亲认为这些系统知识分子多,人际关系会比较复杂,尤其是文教卫系统在政治运动中往往会遭到冲击,再说还都是去什么校办工厂、院办工厂当工人,待遇不算好,属于“软工矿”,我去这种单位也有些吃亏。然后又放弃了纺织局、冶金局等其他几个什么局,其理由也很好理解。最后家父认为我还是去机电一局比较好,因为当年这是上海最牛的一个系统,很多大企业都是这个局的,像什么上海机床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海拖拉机厂等等。而产业工人在当年的中国是领导阶级,搞起运动来只有他斗别人批别人、断没有别人敢斗他批他的。家父那时是政工干部,满脑子都是这套理论,于是我的前途就这样一锤定音。

从毕业到最后分配,等候了好几个月,虽然已经知道自己的大致去向,但这样长时间的等待还是让人有些心神不定。

三月上旬,我和东村的几个同济中学的应届毕业生去苏州、无锡玩了两天,算是这段时间里做的最有意思的一件事了。那是平生第一次单独与同学外出。身上的钱很少,第一天去了苏州的虎丘、西园寺、拙政园、狮子林,晚上到无锡,睡在火车站的候车室,第二天去了鼋头渚,然后就回上海了。这两座城市给我留下的印象都不好,破旧、杂乱、落后,大街上还有充满派性内容的大标语。

四月初,去农村的同学纷纷接到通知,打起行装,怀着忧伤的心情去郊县各个公社报到(主动报名去边疆的已经先走了),留城的人还是一点消息也没有。又过了一段时间,就听到各种消息,张三说他拿到通知去个很好的单位了,李四说王二麻子也拿到通知去哪里哪里了,但很快又证明是子虚乌有。

五月的一天,那时大多数去农村的同学都已经走了,东村静悄悄的,我正在家里闲坐,忽然听见楼下有人在喊我,探头往窗外一看,是班上一位家住沈家巷的同学,说老师要我现在就去学校拿通知,我赶紧下楼骑上自行车往学校飞驶而去。

拿到分配通知书后,按照家父的建议,当天吃过晚饭后我独自一人骑自行车到该厂外面去查看了一下,地点是在杨浦区的一条小马路上,路的这一边是那家工厂,另一边都是低矮破旧的民房。工厂的面积似乎不是很大,建筑也不宏伟,远不像电影、图片里看到的那些钢铁企业雄伟气派,昏暗的灯光下,看得到厂区里有工人在走动,机械运转的声音也很嘈杂。传达室里坐着几个人,见我骑车经过,就很仔细的看了两眼(我穿的一身军装也很引人注目),我没有过多停留,就回去了,跟家父说感觉还行。其实如今回想起来,家父让我去看看,可能有一个意思:如果我觉得不满意,他再去找学校,给我换个单位。但既然我说还行,他也就听我的了。

到报到那天,家父陪着我各骑一辆自行车前往工厂,接待我们的是劳资科的一个中年男人。他抽着家父递给他的中华烟,把工厂以及我要去的车间、要做的工作向我们作了介绍,我一边听,一边打量着窗外工厂的景色,前些天来看,因为是晚上没有看清楚,现在看到的,是烟尘弥漫、厂房陈旧、厂区狭小。一丝绝望涌上心头:难道这就是我要在这里耗费41年的光阴,干到60岁退休的地方吗?而且分给我的也不是什么技术工作,而是只要出力气的辅助工。回去的路上,我情绪有些低落,家父安慰我说,先进去干着,以后再想办法换工种。

进去以后才明白,光选择哪个局其实还不行,还要具体到这个局的哪个公司乃至哪家厂,否则你就“上当了”。机电一局是响当当的不假,可它下属的企业不知有多少家,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一不留神就给分到一家烂单位,我被分到的就是一家无甚名气的中等规模企业。

这家工厂以铸造为主,据说还有军工产品,那年头一说做军工产品就感觉很牛B,其实就是一个铸件(说是高射炮的炮身,我也没看出来)。产品制造的流程大致为模具、造型、冶炼、浇铸、清砂、整理、出厂,我就在整理环节。模具是根据要浇铸的产品形状做木模,然后送到造型车间,用两层金属框架将木模围裹,其中充填一种专用的砂子(好像是叫石英砂),再用“风枪”(一种气动工具,前端为扁平状)夯实,然后打开金属框,将木模取出,再将金属框合起来,送到铸钢车间一个个排列,冶炼好的钢水从一个预留的小孔浇注进去,冷却后就成了铸件,再将铸件送到清砂车间,用器械、人力将粘结在铸件表面的石英砂清除,再送到整理车间,用乙炔气切割掉浇注时形成的多余部分,再放到露天氧化一段时间,产品就出厂了。

整座厂区始终笼罩在冶炼、造型与清砂产生的粉尘混合而成的烟雾里,尤其是造型、清砂车间的工人,个个灰头土脸。造型、清砂使用的风枪跟几十挺机关枪一样一起“哒哒哒”的吼叫,整理车间的乙炔切割产生的气流带着无数的火星如火箭发射一般呼啸,而最可怕的是有些刚刚浇铸好、温度还很高的铸件要用行车吊起来放进一个冷水坑去用淬火,铸件如水的刹那,只听地动山摇的一声巨响,大大小小的砂块如同崩裂的弹片一般飞溅向四面八方,随即一团白雾吱吱作响的腾空而起。附近居民的房顶、窗户玻璃经常被这些砂块砸碎,一番骂骂咧咧后,厂里负责修复了事。

由此可以看出这家工厂的环境是多么的恶劣,粉尘、噪音和污浊的空气,一样不少。而且毫不夸张的讲,除了厂部门前的那个小院子,厂区里不要说树、连草都很少。

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天天洗澡,这在那个年代绝对是很高的福利了,洗澡的时候拿毛巾在鼻孔里一擦,全是黑的。

虽然与我一起分进厂的还有好几个毕业生,但谁也不认识,而且我满口的普通话跟工人们交流起来也让他们觉得困难,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感觉都是蛮孤独的。

这光荣的“领导阶级”、产业工人,我当了12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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