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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散记

----我的“文革”回忆

作者:巴尔樵夫 

 

第八章、日常生活(二)

 

3、游行

8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对“游行”绝对是陌生的,甚至可能会觉得那只是外国人喜欢搞的东西,跟咱们无关(这些年有些地方出现了百来号人聚集表达诉求的行动,严格来讲不算游行)。 

其实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游行在中国大陆是很常见的事,是中国城市居民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那时那些游行的形式都差不多,前面是领袖像开道,红旗招展、打着横幅,后面跟着的人不是举着标语牌,就是挥舞小木棍上的纸质标语,喊着口号,沿着大街行进,有的是一场群众大会后的余兴节目,有的就是一场单纯的游行。

游行的内容随着形势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文革”前的游行主题比较简单,庆祝劳动节、国庆节、反对美帝、支持越南人民(这类游行,还能看到讽刺美帝的漫画、模拟的假人等等)、生产取得重要成就“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之类,多在首都、省会城市出现,且多是官方组织的。除了这些官方组织的游行之外,基本没有见过民众自己搞的游行活动。

“五一六”通知、“十六条”发布后,群众热情大爆发,地方当局也奉命不得干预,游行便成了常态。这些游行多是自发的(也有当局支持的“保皇派”组织上街游行),不需要申报,也无人干涉,基本上是哪个组织或者哪些人想上街游行都可以。

我在重庆生活时,这段时期看到的游行是最多的,大街上不时有一支支游行队伍走过。游行的内容也五花八门,初期的游行很多都是向伟大领袖表忠心的,往往载歌载舞,边走边唱,也有批斗黑帮、牛鬼蛇神、鼓噪“破四旧、立四新”的,等到“造反派”成为主角、把运动的矛头对准“走资派”、与“保皇派”形成对峙后,就出现了立场完全不同的游行队伍,各自都有广播车开道,喊着观点截然相反的口号。夺权后“造反派”又分裂,对立的游行持续不断。我目睹过最牛的一次游行,是某派组织的,参加游行的人数众多,号称是二十万(实际肯定没那么多,但几万人是有的),游行队伍的前锋都过了高滩岩(由下街往沙坪坝方向而去),远处几公里外凤鸣山那边的盘山公路上还源源不断的有人流逶迤而来。

游行最多的时期是1967年,也最激烈,双方都经常组织本方人马上街,两派相遇不是互相辱骂,就是打斗,参与者成百上千,最极端的作法是把自己一派在武斗中被打死的人抬上大街游行,场面之火爆,是如今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

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成立“革委会”、局势平稳之后,游行便少了许多。

珍宝岛战斗发生,把中国人民激怒了,那些天全国都在游行大骂苏修,北京人得近水楼台之便,可以直接到苏联大使馆前去游行。

“九大”召开是那几年里最大的一件喜事,很多单位都先开大会学习公报,然后组织游行。军医大学也不例外,甚至有些家属大院里也组织了游行。

进入七十年代,“5.20”那阵,北京和一些大城市主要举行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游行。

9.13”事件后,林彪集团垮台,按理说是“大喜事”,但是国内却一片寂静。

“文革”后期那几年,当局很少组织游行,也不允许民众自发上街了。

虽然官媒的报道总是说“各条战线取得了伟大成绩”,但民众的日子却越过越差。就连国庆25周年,天安门广场也没搞庆祝游行,大家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压抑感觉。

1976年初,周恩来去世,人们的压抑情绪到了极点,终于开始爆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出现人们抬着周恩来的遗像、花圈向城市中心广场聚集的人流,也不喊口号,但都表达出一种情绪。

随后发生了“四.五”事件,邓小平再次下台,官方在各地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游行,喧嚣了一阵。不过此时很多人跟前几年参加游行时已经不一样了,嘴上喊“打倒邓小平”,但内心却并不认同。

几个月以后,毛泽东逝世,几亿中国人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和对中国命运的隐忧之中。忽然晴空一声霹雳:“四人帮”被抓起来了!整个中国登时沸腾,喜悦,到处都是敲锣打鼓、欢呼雀跃的游行队伍,游行队伍中少不了有伟大领袖像,而且还多了一幅英明领袖的。大家只为一件事高兴:终于结束了!

1977年,又有人上街游行,这次是庆祝邓小平的平反、复出,而仅仅一年多以前,还是这些人曾经游行表示支持中央撤销他所有职务的决定。两次内容截然相反的游行相隔这么短的时间,连“革命群众”都觉得可笑。

那个年代还有一种游行,就是枪毙犯人前,先在体育场馆或者某个广场上召开公审大会,然后将被判为“立即执行”的死刑犯押上卡车,车上站着荷枪实弹的军警,车队在城市里几条主要街道上走一遍,显示“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威力”,“震慑阶级敌人”,然后便驶往刑场执行枪决。这是从古代就遗传下来的一种“游街示众”,如今已经不搞了。

4、上海:渐渐褪色的“天堂”

前面说过,刚到上海时,因为这里的商品供应(尤其是吃的)相对重庆而言十分丰富,让我感觉进了“天堂”。

那时的上海,虽然粮食、食油、肉类等也是定量的,但都保证供应,不像重庆最困难的时候一个月都买不到几次肉。即使五角场这样的郊区也没有农民摆摊卖菜的那种农贸市场,买菜只有去国营菜场,但菜场里也买得到蔬菜(不过那时的蔬菜都是根据季节上市的,所以也有淡季,一到冬天萝卜、土豆、大白菜要吃两、三个月),市区大一点的菜场里甚至还有水池供应活鱼,海鱼则是冰冻的,大黄鱼、小黄鱼、带鱼都不稀罕(后来跟着上海人学会吃大闸蟹,也不是什么奢侈东西)。

食品店里各种零食五花八门,以前在重庆偶尔吃到上海出产的奶糖、饼干是很稀奇也很开心的事,到了上海才知道奶糖、饼干、糕点、冷饮还有那么多的种类(太妃、大白兔只是其中一种而已),且保证供应。五角场那个小百货店食品柜台里吃的就已经够多了,可是到南京东路的食品一店里面一看,竟还有那么多没吃过的东西,简直都要眩晕了。

医院食堂里供应的菜肴品种也很丰富,鱼呀肉的经常有,炊事员也不是四川人了,不再以辣为主,让我们这些不喜欢吃辣椒的人十分开心。

在重庆时,我们比同龄的市民子弟状态要好,到上海后与同龄孩子一对照,却明显的要矮、瘦一些,过了两、三年、营养跟上以后差距才渐渐消除。

 但没过多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需要凭票购买的副食品越来越多(每户人家根据人口、年龄、工作,定量发放,我们虽是军属也一样),不仅是在饭店、食堂吃饭,就是到食品店买糕点也要交粮票(有时如果不交粮票则要贵一点),那时上海有半两的粮票,主要就是用于买蛋糕之类的食品,可见计划之精细,还被外地人讥笑。我在1973年冬天玩耍时手臂骨折,母亲就是凭着医院开的证明才能在菜场买到骨头熬汤给我补钙。

而且东西也出现稀缺了,家庭主妇们经常需要天还没亮就去菜场排队,去晚了就可能买不到菜(下午去菜场,货摊上即便不是空空如也,也只有别人挑剩下的烂菜)。有的地方出现了以篮子、小板凳代替人排队的场面。大黄鱼、小黄鱼渐渐消失,菜场的水池里淡水鱼也很少供应了,往往只是在国庆节期间集中供应几天,以让广大人民群众欢度佳节。单位食堂还有一般市民家庭的饭桌上,菜肴的品种也越来越单调。

我们这里有几位在市区长征医院上班的医生、护士,每天坐班车来回。有时候会带回一些在五角场买不到的蔬菜、副食品,因为市区的菜场供应要比郊县好。于是有些人便坐公交车从五角场到吴淞路塘沽路口的三角地菜场(当时号称上海最大的菜场,如今已经消失)去买菜。

不过上海有许多饭店、餐馆,只要有钱,去那里还是可以吃到各种美味佳肴的。

日用品、轻工业产品也有许多需要凭票购买(包括纯棉布料或者是成衣),我参加工作以后买了一双所谓的“荷兰式”牛皮鞋,用掉几乎一年的工业券。

中华烟基本在商店的柜台上绝迹,平民百姓每个月最多能凭票买到几包牡丹、前门、光荣和飞马。

到最后,与基本生活有关的绝大部分商品都是凭票供应,包括火柴(而且包装极其简陋,连火花都省了)。那时已经有倒卖票券的人,也不是偷偷摸摸的,就在食品店、百货商店门口,我看见过。 

即便那样,还是有许许多多其他城市的人来上海买东西,因为他们那里要么是商品的款式、质量不行,要么就是根本没有东西(上海那时是只要有票,保证供应)。

上海有着“东方巴黎”的美誉,主要就是因为市区里(主要是黄浦、卢湾、静安、徐汇等区以及虹口)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建筑、道路、街区所构成的城市景观,那时外地人初到上海的观感,也就跟如今许多人第一次到欧美时差不多。不过多待一些日子,多去一些地方,就发现这个“东方巴黎”有些不对劲(我后来去了巴黎以后,才发现上海这个“东方巴黎”已经变得跟真正的巴黎实在不是一回事)。

那个所谓的“东方巴黎”,其实在1949年以后已经消失了,再经过几年“文革”风暴的冲刷,昔日风采更是荡然无存。

明信片上的标志性建筑、风景点基本都是老的,市区里的那些商业街、大百货商场、文体娱乐场所大多是1949年以前就有了,使它们具有当代风貌的是屋顶的红旗和悬挂的大幅标语。除去那些洋房、新式里弄、西洋式公寓大楼外,其他地方几乎都是大片的老式旧里(二层楼的石库门群落)或者完全是自建的杂乱民居,这些建筑大部分都是1930年代以前建造的,有的甚至建造于20世纪初期。比较多的新建筑只是在市区外围有一些1949年以后建造的“工人新村”(工厂除外),如曹杨新村、番瓜弄(以前的贫民窟,后来改建起了四层的苏联式集体公寓,成为劳动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样板,经常有外国人被安排来参观)、控江新村、长白新村等等,这些新村的房子外观呆板、色彩单调,空间狭小,厨房、卫生间还多是几户合用的,条件还是很艰苦(1970年代建造的新工房略有改善,厨、卫都独用了)。后来郊区一些新建的城镇上形成了所谓的“一条街”,比如闵行、张庙等等,其实就是一条马路两边有几家商店、饮食店,还有菜场而已,就觉得很不错了,一度作为新上海建设的样板宣传,还会安排“外国友人”去参观。五角场地区那些年没有任何变化,那个放映站则越发破旧。

市区那些西洋式的大楼、洋房和所谓的新式里弄,经过几十年的日晒雨淋,都陈旧不堪。尤其是上海的那个铁路北站,真与“大上海”的地位不相称,还比不上国内某些城市。

道路也十分狭窄,几十年没有拓宽过,多数都是机动车与自行车混行的,只是因为那时机动车数量比较少,所以交通拥堵的情况还不算严重(到1980年代开始就不行了)。

如果说上海曾经是一个风华绝代的美女,那到“文革”末期时在我眼里她已经变成一个还穿着当年破旧华服、姿色褪尽的老妪,所谓“天堂”的光环已然消失。

5、围观外宾

如今在大街上遇见个外国人,不会再有人觉得稀奇,上海的很多公寓楼里甚至都住得有外国人,经常在电梯里遇见,也没人当回事。然而在当年,外国人在中国,绝对是个稀罕事物。  

1949年以后,在中国的外国人数量急剧下降,欧美的西方人基本都走了,比较常见的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外国人,而且也基本集中在北京、上海、沈阳等几个有关的大城市里,中苏交恶以后,这类外国人在华数量也大大减少,可以说一度出现除了外交人员,再无该国公民在中国的情形。这时不要说内地,就是北京、上海、广州,都很难看到外国人的影子。我在重庆生活了十三年,只在电影、图片里见过外国人,同时在我们阅读的那些少儿读物里,西方人,包括后来的老毛子都被描绘成阴险、狡诈、狠毒、残暴的家伙,欺压中国人民,干尽了坏事(基本就是没干过一件好事)。   

到上海以后情形略有变化,在市区的外滩、南京东路上偶然可以看见外国人,不过那时看到的多是外轮上的海员,临时上岸逛逛。当然即便在上海,那时可供外国人消费消遣的地方也很少(允许他们去的活动范围也很小),玩的地方只有外白渡桥下面那个海员俱乐部(其实也没啥玩的。那地方如今是海鸥饭店),买东西只能去友谊商店(外国人手里没有人民币,而所有的商店也不接受外币,只有上述几个场所接受外币兑换成的兑换券)。这些人的形象相对差点,走在街上围观率倒还不是很高。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封闭的大门略有打开,开始有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不过其情形有些类似今日之朝鲜,这些外国游客只能以团队形式入境,而且也只能去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少数几个城市。出现在城市街头的外国人一下子多了起来,而且男女老少、各色人等都有,于是围观现象在这个时候达到高潮。   

被围观的主要是白种人和黑人。他们的肤色、头发、眼睛颜色、还有穿着打扮,都与我们大相径庭,引得那些好奇心强的同胞像看见什么怪物似的惊讶不已,甚至克制不住自己,一定要凑上去仔细观看一番,然后回去向亲友同学讲述。   

那时来中国旅游的多是退休老人,不知道来之前他们对“红色中国”是如何看待的,不过一定和如今去朝鲜旅游的人一样,充满了好奇。因为是团体旅游,又规定了几天线路以及他们可以去的范围,所以他们基本看不到什么负面的东西(比朝鲜要宽松的是,当时允许他们携带照相机入境且随意拍照),只看到中国人民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当然他们也会发现一些问题,比如满大街的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幼多数都穿蓝色的衣服,于是他们称那时的中国人是“蓝蚁”)。

而那时不论是来旅游还是工作的外国人也一律定义为“外宾”,要求国人热情接待,但国人也不知道怎样“热情接待”(我有一次坐公交车,就看见有中年乘客给上来的外国留学生让座的,因为留学生是外宾嘛),再加上那会儿会英语的人也凤毛麟角,大多数人只会“哈罗”、“OK”,学生们也才会用英文喊“毛主席万岁”,根本无法与外国人交流沟通。有时候外国人朝围观的人群微笑、招手,但得到的回应是惊讶、犹疑和目瞪口呆。在安东尼奥尼拍的《中国》里面可以看到那时人们看到外国人后的那种惊奇、羞怯甚至害怕的样子。

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一直很拽,中国人看见他们都怕。1949年以后情况大有好转,但那是面对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到“文革”后期,中国已经与世隔绝很多年,许多人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外国人,而且还是来自“帝、修、反”国家的人,穿着打扮还都是体现了西方腐朽没落的奇装异服,浑身喷香,女的还浓妆艳抹,有些好奇、发愣、惊愕也不奇怪。

不知道是不是那些外国游客提了意见,报纸上登载了文章,批评围观现象。有关部门甚至专门发文件,要求市民不要围观外宾。我还在读高中时,学校里就传达过。    

后来外国人来得越来越多,上海人渐渐习惯,再看到外国人也就没有兴趣去围观,大家相安无事。不过这时外国人开始出现在内地,于是那里的围观又出现了。   

1978年去重庆探望父母,回上海时坐船,经三峡、宜昌到武汉,船上有一对年轻的外国男女,他们住在二等舱,吃饭都有人送进去,只是偶尔趴在舱外阳台的栏杆上看看风景,基本不与船上其他乘客接触。

客轮抵达奉节时已是下午,要在那里停留一晚,次日一早再过三峡。船上的乘客纷纷下船,到街上去逛逛,消磨时间。奉节是座长江边上的小县城,从码头上去要走很陡很长的一段石阶梯,再过一座城门,才到了街上。那时“文革”结束已经快两年,社会上的气氛轻松了许多,沿街虽然都是比较破旧的老式房屋,但开了不少商店、餐馆,还有一些小贩在出售各类手工制品、卤肉熟菜等等,没有霓虹灯,但一盏盏电灯泡,还是把狭窄的街道照得亮堂堂的。刚过了吃晚饭的时间,街上到处是出来闲逛的人,还有更多的人坐在自家门前乘凉、聊天。我们在街上转悠了一阵,就往回走了。临近城门处有一个十字路口,我们走到那里时,忽然听见旁边那条小街上人声鼎沸,扭头一看,原来是那一对外国男女遭到了围观,只见其左右各簇拥着十几个男女小孩,都仰着脸好奇的观赏着他们,其身后则跟着几十号人,喜笑颜开,指指点点,还有一些小孩轮番跑到他们前面再回过头来盯着他们看,整条小街已然是水泄不通。乍一看,就像是这两个外国人带领着一帮当地小孩子在游行一样。而路边那些成年人也跟那些小孩子一样,瞪着眼,咧着嘴,那神态俨然是在观看什么稀奇的动物。那个外国小伙还没什么,不过那个姑娘却是一脸的愤怒,眼睛里都冒出火来了。相信他们很后悔,不该上岸。    

家兄那时学的是英语专业,一起上船时与他们聊了几句,得知他们是英国人,来中国旅游的。此行给他们留下最深印象的事,估计就是在奉节被这么多人围观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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