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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散记

----我的“文革”回忆

作者:巴尔樵夫 

 

第八章、日常生活(一)

   

1、重庆的艰难岁月

之所以刚到上海那段时间觉得简直就是进了“天堂”,是因为那时重庆的生活实在困难。

“文革”初期,粮油菜肉禽蛋等副食品的供应都还正常,满足民众日常需要没有问题,但随着运动的渐渐深入,尤其是武斗开始以后,虽然官方媒体天天都在鼓噪“取得伟大胜利”,但情况却变了。

有一天中午,母亲要我去高滩岩街上那家小百货店去买一盒火柴,我攥着两分钱跑到小店里,没想到店主竟然摇摇头说:“没得”。我一看柜台里,确实空空如也,只好回家。

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糟糕,商店、肉铺里买不到什么副食品,那个原本兴旺的农贸集市也不见了踪影。好在我们是部队,还有食堂供应一日三餐(有些东西也是院务部门想方设法搞来的),尽管吃的东西十分单调,味道也差,但总算不至于挨饿,那些围墙外面的普通市民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高滩岩如此,市里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唯一不缺、大量供应的除了领袖的著作、语录、宝像,就是纸张、墨汁、毛笔之类的文具,估计是因为那时群众组织写大字报,搞大批判,对这类商品的需求很大,如果断了供应,搞不好就是政治问题,所以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偶尔也会传来消息,说高滩岩街上那家小肉铺第二天有猪肉卖,于是第二天天还没亮人人都去排队抢购。我们多次在睡梦中被母亲叫醒,然后睡意未消的穿好衣服,爬过围墙(因为时间太早,医院的大门还没有开)到肉铺外面去排队(等大门开了以后大人再来)。尽管那样,还是去晚了,昏黄的灯光下,小肉铺前面已经闹哄哄的排起长长的队伍。排在后面的买不到好肉,去晚了的人则根本买不到。

既然市场供应匮乏,人们便想出各种办法来满足需求,算是对伟大领袖“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教诲的最好实践。

部队大院里不准饲养家禽、家畜(以抓老鼠为名养猫似乎不受限制),“文革”之前这一条规定执行得还是比较好的。

“文革”开始后,领导挨批,群众造反,大院的日常管理渐渐松懈,起初只是个别胆子大(或者是造反派)的人买回家禽来自己饲养,天天都收获鸡蛋鸭蛋,过一阵杀上一只吃掉,加上再刨一块地种菜,家里的伙食状况迅速改善,引得旁人羡慕不已。此时已无人出面阻止,于是效仿者蜂起,没多久,大院里就处处鸡鸭成群,菜畦成片了,再加上时不时能闻到些有机肥的味道,昔日里管禁森严的营区呈现出一派田园风光,俨然成了农场。

除了每天清晨公鸡打鸣吵得人睡不好觉令人厌烦以外,总的来说喂鸡(鸭子和鹅喂得较少,因为要有水塘)是件一举多得的事。

我们那时甚至已经学会了通过观察一只母鸡臀部的形状来判断其今后是否产蛋量丰富,或者拎起一只母鸡用一根手指插进其肛门来了解鸡蛋是否已快产出(代价是不走运的话会摸出一泡腥臭的热鸡粪)。

养鸡还有一件好处是可以观其斗。我们不玩斗蟋蟀,但有一段时间,斗鸡蔚然成风。

院子里家禽喂多了,也多出一些事来。比如两家之间有矛盾,就拿对方家喂养的鸡鸭出气(用弹弓打或者偷偷给鸡吃滴滴涕之类的药),而且还把黄鼠狼也招来了。

鸡、鸭喂到一定的时候就要杀了吃。杀鸡比较简单,而杀鸭子却无比艰难,这种家禽生命力极强,如果方法不对的话怎么都杀不死。有一天中午,我们正在吃饭,忽然外面传来一阵喧哗。跑出去一看,眼前的情景令我们目瞪口呆:一只没有脑袋的鸭子摇摇晃晃的扑腾着在前面跑,对门某教授家的两个男孩子在后面追。跑了几米远,鸭子扇动翅膀,竟飞到楼下去了,四周目睹此情此景的人笑倒一片。

鸭毛还十分难拔,特别是贴肉的那些绒毛,很难拔干净。后来听来一个“偏方”:杀鸭子之前先给鸭子灌点酒,杀死以后毛就容易拔干净了。我们尝试过,酒后的鸭子满脸通红,踉踉跄跄逃跑的样子十分滑稽,但毛还是很难拔。

除了喂鸡、鸭,还有人喂兔子,那并非是当宠物(那时没有这个概念),主要还是为了改善伙食。小兔子一般不吃,要养大了才变成人们的食物。兔子比鸡、鸭难喂,鸡、鸭可以放出去自己找食,黄昏还会自己回窝,可兔子放出去却不知道回来(有人把兔子拿到外面放风,没想到这些家伙很快就在山坡上打起洞来),一旦要跑还不容易逮住,只能圈养,吃喝拉撒就全靠人伺候,屋子里往往有一股异味。另外,人吃的蔬菜都不多,所以只能给兔子吃草,所以那些家里喂了兔子的小孩每天还要背上背篓出去割草。

估计是嫌麻烦,在试过一次以后,大多数人家都停止了喂养。

我家只喂过鸡,没有喂养其它的家禽。不过却有过一只狗,是当时我们那个大院里唯一一家养狗的(不明白父母当时出于什么目的养这只狗)。

狗虽然好玩,但只养了几个月就惹出不少麻烦,别人纷纷提意见,虽然我父亲很喜欢这只狗,但也顶不住那种压力,他和母亲开始议论如何处置这只狗,家兄和我则强烈反对,不过他们一时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我们也就渐渐放松了警惕。

一天晚上,我父亲很难得的让我们兄弟俩单独到医大大礼堂去看演出(好像是当时很轰动的一出反映义和团抵抗八国联军的方言话剧《红灯照》)。等我们看完戏回家的时候,小狗却没有出来迎接我们,炉子上的那口大钢精锅里“咕嘟咕嘟”的炖着什么,我们明白小狗已经变成食物了。

这件事让我伤心了好几天。

至于猪肉,有条件的单位都自己解决,西南医院也一样,几个食堂附近都有个猪圈,里面饲养着几只猪,平时食堂里人们吃剩下的食物(重庆方言称之为“潲水”)就拿去喂猪(那时还没有“五.七”干校和自办农场大规模养猪),猪养肥了就宰了,改善伙食。所以一听见猪在被杀前的嚎叫,大家就很开心,因为食堂要“打牙祭”了。

医院还通过各种途径去搞一些吃的。有一次(应该是在1968年),就弄来了一批牛肉罐头。这些罐头没有包装,而且都有压瘪、刮擦痕迹。据说是援越物资,就是因为有的地方压瘪或者刮擦了,不合格,所以内部处理。罐头里是很大的两块精牛肉,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吃到这样的东西感觉简直比今天的鱼翅鲍鱼还要鲜美。每家都分到了相应的数量,大家美美的吃了一顿。不过吃完之后也不免嘀咕:自己饿肚子,却把这么好的牛肉送去给越南人吃。

1969年上半年,副食品的供应略有好转,医院也重新恢复了管理,饲养家禽的现象逐渐绝迹。

那时我们正处在生长发育期,每天疯玩又消耗体力,虽然每天都有三顿饭,却还经常觉得饿(缺少油水)。少年人本来嘴就馋,商店里也没什么零食卖,只好自己想办法解决。

大院朝歌乐山那一面围墙外边的山坡上,是大片大片农民种的梯田,我们到那些地里偷过玉米、甘蔗、红薯(如果当时比较饿,那洗掉泥巴当场就啃了),甚至还有没成熟的桃子,也照样吃。我吃过路旁的一种形状象草莓的野果(酸的,体积跟樱桃差不多大),吸过一种很大的花朵根部的汁液(甜的);在小伙伴家里用煤油炉把在小河沟里捕来的小虾炒了吃了(那是平生第一次自己动手炒菜);还跟别人一起打掉小马蜂窝后把里面的蜂蛹烤了吃(我只尝试了一下,味道很怪)。有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更绝,他们特制了叉子,晚上打着手电筒到一片漆黑的小河沟附近的稻田里去抓青蛙(那时没人关心什么青蛙是益虫,只知道它是田鸡,味道鲜美)、黄鳝。总之是想了各种办法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好在那时的环境还比较原生态,自然界里可吃的东西很多。

我们还吃过麻雀蛋和麻雀(蛋是掏麻雀窝得到的,麻雀是用弹弓打下来或用筲箕等工具诱捕的)。麻雀蛋比鹌鹑蛋略小一些,表面有斑点,煮熟了以后,蛋青还有些透明,没什么特别的味道。麻雀的吃法有些另类:先将麻雀开膛去除内脏、洗净(此时不拔毛),用湿的黄泥巴将其包裹起来,再找来一些木条、干树枝,点着,把裹了泥巴的麻雀扔进火里,然后坐在那堆小小的篝火前等火熄灭,余烬中泥巴球渐渐变成了白色,这时就将其从灰堆中扒出来,除掉泥巴块和麻雀的羽毛,烤熟了的麻雀肉呈灰白色,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我们一面“噗噗”的吹着气,一面迫不及待的将麻雀的大腿掰下来塞进嘴里,脸上漾出幸福的笑容……遗憾的是麻雀的个头儿太小,实在不经吃。这种吃法,是我们从书上看来的(猎人在山里打到野鸡之类,有时候就用这种方法食用)。

如今的孩子不会有这样的体验吧。

吃的东西有时靠自己能解决,但水、电、煤(煤炭)的供应却掌握在别人的手里,有一段时间这些能源的供应也变得极不正常,停电停水是经常的事。停电还比较好办,因为那时家里除了电灯、电风扇、电子管收音机以外,几乎没有别的要用电的东西。遇到停电,晚上可以点蜡烛、油灯应付(用手电筒就很奢侈了),没有电扇就扇蒲扇,收音机也可以听半导体的(还有无线电爱好者自己装的矿石收音机),可一旦停水对生活的影响就大了。所以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备有水桶、水缸,用来存水,以备不时之需。医院还建了一个大蓄水池,有自来水供应的时候就将池子蓄满水,在遇到停水、家里的存水也已用罄的时候,人们就得提着水壶、水桶到蓄水池去打水。但蓄水池的容量毕竟有限,如果停水时间一长,蓄水池也空了,那就彻底断水。一旦有消息说何时蓄水池有水,大家就飞快的提着水壶、水桶跑到蓄水池前排队,尽管规定每家定量,但去晚了的人还是有可能打不到水。今天的人们对生活中“缺水”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即便偶尔因为什么原因停水,也很快就能恢复正常,可“文革”那会儿我们是深有体会。

尽管单位有食堂,但家家户户还是经常自己做饭炒菜,我们家是北方人,吃不惯当地那种辛辣风味,更要自己做。要开伙就要有燃料,本来蜂窝煤的供应还正常,可是有一段时间也成了问题,煤厂的工人也要“革命”,有时就没空制作蜂窝煤,或者做好了不送,你必须自己上门去买。如果大人没空,买煤的任务就落到了我们头上。煤厂在大学家属区临近天星桥的那一头,离家有好几里路。挑煤的工具是一根扁担和两个筲箕(西南地区常见的一种竹编盛器)。我们总是几个男孩子结伴一起去,那时我才十一、二岁,长得瘦小,挑上十几个蜂窝煤走几里路回家,肩膀压得很疼,所以我很不喜欢这个差事。

在蜂窝煤也买不到的时候,就要自己动手制作。制作过程说起来并不复杂,只要将煤灰里的煤块筛去以后,将煤灰、黄泥和水按一定比例掺和搅匀,再将搅匀的煤放进模具,使劲儿敲打几下,拿出来稍加晾晒就做成了。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黄泥和水的比例不大好掌握,煤灰太稀太干都不行,经常有做不好、蜂窝煤打出来无法成型的情况发生,所以大家又退而求其次改做煤球。这个就容易多了,将煤灰、黄泥和水掺和后搅匀,再捏成鸡蛋、鸭蛋大小的球状体就算完成。一到星期天,赶上天好,不少人家纷纷赶制煤球或蜂窝煤,然后在家门口的空地上摊开晾晒,成了那时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用来制作煤球、蜂窝煤的煤炭也有讲究,分为无烟和有烟的两种,前者大概含硫量较低,燃烧后产生的烟雾较少,气味也不是很刺鼻,而后者在燃烧时会冒出滚滚浓烟且十分呛人,所以大家都喜欢前者(好像是叫“白煤”,当然还是黑的),只是经常买不到。

烧煤的一个最大麻烦是每天要“生”炉子,就是用干树枝、小木条将煤球或蜂窝煤点燃,在煤里水分较多时,往往弄得烟雾弥漫,熏得涕泪交流,半天才点着。

后来学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在将煤放进去之前先放一些炭(炭很容易燃烧,产生的烟也不多),炭燃烧后再放煤,煤就很容易点着。可是买炭又要花钱,且同样不容易买到。于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又多了一项任务:到医院食堂厨房的灶坑里去捡煤渣,用来代替炭。这个活不费什么体力,女孩子去干的较多,我妻子当年就是这些女孩中的一个。刚出炉的煤渣还冒着滚烫的热气,这些军官家的女孩子们一拥而上,抢着用铁质的炉钩把看上去成色较好的煤渣往自己的盛器里扒,有的一不小心手上被烫起了泡,有的衣服被飞溅的火星烫出一个洞,不过最后都一脸煤灰、兴高采烈的满载而归。

1969年上半年的一天,忽然传来消息,说是“上海老大哥”为了表示对重庆的人民的“深情厚谊”,要支援一批物资给重庆,以改善重庆人民的生活。用如今时髦的词来形容,那些天重庆人民普大喜奔。

过了几天,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还配有一幅图片,文字说明是运载着上海支援物资的货船抵达朝天门码头。不久,这批物资出现在重庆的商店里,重庆人急不可耐的跑去一看,不禁大失所望,有人甚至还骂开了,原来运来的大多是裤子、皮鞋、的确良衬衫之类的轻工业产品,副食品类的东西很少,可那时重庆人最需要的不是穿的,而是吃的。见了这些中看不中吃、价钱还不便宜的东西,自然失望。不过吃的也不是没有,话梅、盐金枣、五香豆之类的零食出现在了重庆食品店的柜台上,酸酸甜甜的,也不合重庆人的口味。大人们议论起这件事时,说一句:“上海人嘛”,然后就摇头一笑。

上海人算是彻底让我们失望了一回。

有一段时间,重庆还出现了“黄司机”。

“黄司机”并不姓黄,“黄”也不是淫秽下流的意思,而是重庆俚语中的一个形容词,特指开车技术很差的驾驶员,而且这种驾驶员往往没有经过培训,有的是造反派,他要开车没人敢阻拦,有的干脆就是抢了别人的车开上道路的,当时称之为“过车瘾儿”。

无论是公交车还是其他车辆,都有这样的“黄司机”在开,所以那时在重庆街头时常可以看到几个年轻人兴高采烈的开着一辆车,风驰电掣的驶过,路人纷纷躲避,没有交警来管,车祸自然很多。

本来就不完善的公共交通体系已经完全瘫痪,有一段时间是司机想开就开,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不想开就不开(他们也有理由,因为武斗最激烈的时候,公交车、长途汽车都被冷枪射击过,司机、乘客有的被打死打伤,重庆人出门基本就只能靠两条腿了,要不就撞运气能遇上一辆公交车并且自己还有本事挤上去)。而“黄司机”手痒难熬,只要有机会,就跳上驾驶座,把车子开上了路。因为是个人行为,干脆连车票都不要,还美其名曰“为人民服务”。有时候出门,好不容易等来一辆车,还来不及高兴,却发现司机年纪很轻,心里就忐忑起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挤上去了,车子一起动,其势果然如猛虎下山,有些胆小的人就赶紧下车,宁愿走路,怕把命搭上。

我曾经遇到过一次“险情”:我坐的那辆公交车,开车的就是一个20来岁的小伙,也不知道是不是正规的驾驶员,车开得十分生猛,另外还有34个与他同龄的年轻男子坐在引擎盖上。当时我才十来岁,还不知道害怕,只是觉得坐快车很过瘾。不知什么时候一辆卡车出现在我们后面,喇叭响个不停,看样子是要超车。但我们的司机并不相让,反而加速行驶,卡车也开足马力拼命追赶,两辆车就在路上飙了起来。回头看,只见卡车在滚滚黄尘中时隐时现,车厢里的人都蹲在驾驶室后面,十分狼狈(那时重庆的道路很多是泥土路面,一天不下雨就尘土飞扬。谁的车跟在别人后面,就只有“吃灰”的份儿),公交车上响起一片笑声。然而卡车毕竟比公交车跑得快,还是追上了我们。当两车并行时,卡车上的人指着我们的司机破口大骂,我们的司机和他的同伴也毫不示弱,司机一面开车,一面不时扭头与卡车上的人对骂。此时的情况真是十分危险,车上的乘客慌了,有的向对方陪不是,有的劝我们的司机不要再还嘴。还算好,卡车上的人骂了一通以后,没有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加快速度,扬长而去了。

重庆市中区发生过一起重大车祸:一辆公交车在行驶中冲出公路滚下陡坡,死伤甚重,但司机却跳车逃生。不知道他是不是“黄司机”。

但也有非常温馨的回忆。1968年我们去东北探亲后回到重庆时遇到的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

那一天抵达重庆时是下午,我们从菜园坝到小龙坎后,去高滩岩的公交车却没有了,于是只好步行。家父家母提着行李,我们跟着,走得颇为艰难。走到离高滩岩还有几里路(全是上坡)、经过一个公交车的停车场时,看见里面停着不少公交车,还有一些人坐在里面聊天。

我们继续往前走了没多远,忽然身后传来汽车引擎的轰鸣,扭头一看,只见一辆公交车朝我们驶来,但车上却没有乘客。家父试探着朝车子招了招手,没有想到的是车子真的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家父问司机能不能带我们去高滩岩,只听那个五十来岁的司机一字一顿的说:“人,行李,一下(Ha)都上来!”我们真是喜出望外,赶紧上车。

车子朝高滩岩驶去,家父家母少不了向司机表示谢意,同时掏钱要买票。这时,坐在右侧最前面座位上的那个年轻人说话了:“不用买票,×师傅(姓什么忘了)是特意来送你们的。”见我们有些不明白,那年轻人又说:“我们不是线路上的车。刚才×师傅看见你们拎着行李从门口经过,晓得你们是西南医院的解放军,所以就专门开车来送你们。”

家父家母再一次向司机致谢,他却始终微笑着不发一语。到达西南医院门诊部前、我们下车以后,公交车调转车头,朝石辗盘方向驶去,果然是专门来送我们的。无亲无故,素不相识,也不是为了捞外快,就是看见解放军一家人走得很辛苦,便主动开车相送,这样的故事,今天听来不啻天方夜谭了。

如今重庆的公共交通已十分发达,有些道路上甚至都有车子太多了的感觉。可“文革”时期却不是这样。即使“文革”后期形势相对稳定了一些,公共交通却依然很糟,车子很少。所以就有一段俏皮话形容当时重庆的公共交通:等车时是“赞(站)比亚”,车子来了是“越南(难)”,上车是“几(挤)内亚”,上车以后是“蒙古(鼓)”,等到了目的地是“赤道(迟到)几内亚”。

197610月,“四人帮”垮台前夕,我去重庆探亲。有一次去南岸看一位昔日的同学,回高滩岩时在牛角沱公交车总站坐公交车。看样子车子已经很久没来了,车站上聚着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好不容易来了一辆车,人群顿时大乱,纷纷向车门涌去。几个维持秩序的年轻人大叫“莫挤!莫挤!”但无人理会。眼看形势失控,其中一个小伙子竟然挥舞起一根前端已经打开花的竹棍(以前经常看到农民用这工具打猪)照着混乱的人群劈头盖脑的打去,那架势就像警察在对付示威者一样。而那些被打的人也毫无反应,只顾奋勇的往车门里挤,显然已经被打惯了。此情此景,令我慨叹不已。

2、回老家

“老家”,对中国人而言是个非常特殊的概念,迄今为止,我总共回过两次老家。

第一次是1963年春节期间,父亲带着家兄与我去的。从重庆坐火车先到北京,记得去了故宫和动物园,再换车去哈尔滨,最后到了阿城,从阿城火车站到家里的老宅,已是夜里,父亲带着我们踩着皑皑白雪,在走在无人的街道上的情景,我还记得。因为是冬季,我们在阿城那些天基本都在炕上活动,偶尔在天好的时候才跟表哥表姐们在外面玩玩。

第二次回老家是5年以后,跟第一次一样,又是从重庆经北京去东北,只是距离更远,到了齐齐哈尔。而且家母也去了。

1968年夏,总后在北京举办了一个什么学习班,各单位都有干部参加,家父也去了。学习班大约是在8月结束(好像就是那一次,学习班的全体成员受到了毛泽东和林彪的接见,还有一张大合影照片,连家父都找不到那上面哪个是自己)。

家母自参军后足有20年没有回过家,故在那一年向医院领导提出回老家探亲获准,所以那一次是母亲带我们从重庆到北京,与家父会合后再一起去东北。

获悉我们要去北京的消息,又有几位跟家父一起参加学习班的干部提出要家母顺便把他们的子女也一起带去(好像也是要回老家),算上我们,一共6个小孩,最大的是家兄,14岁,最小的一个男孩好像也刚上小学。

家母一个人带着一大帮小孩子,按说困难不小。好在有两位熟识的北京籍学员也要去北京,有他们同行,情况就好多了。

出发的那一天,忘了是怎么到的菜园坝火车站。虽然武斗已经平息,但重庆市里的秩序还是比较混乱,反正是提心吊胆。有一位托我们带孩子去北京的女军人也到火车站送行,她找到在火车站工作的熟人,设法带我们提前进入站台(否则抢不到卧铺)。由于我们人太多,采取的是分散行动――几个大人分别带几个小孩进站。记得我是由一个学员带进去的,在通过持枪站岗的士兵检查时,那学员谎称我是车站某位领导(好像是军管会成员,这是那位车站工作人员教的)的小孩,要找大人有事。那当兵的看见有军人领着,也就放行了。

我们一行都顺利的提前上了火车,在硬卧车厢里占据了位置。等到放客时,只见一大群人蜂拥而入,争先恐后,宛如逃命的难民。不过虽然如此,硬卧车厢还是不能随便上,基本上还是一铺一人(小孩子好像是两个人挤在一张铺上)。

刚开车那会儿,我一直有些紧张,担心遇到什么人把火车拦下来,或者朝火车打枪(那时发生过这类事件),躺在卧铺上久久不能入睡,直到出了四川,才放松下来。

从重庆到北京,车上是三天二夜。那真是一次艰苦的长途旅行。铁路的管理一片混乱,运行完全不正常,我们坐的说是特快,却经常莫名其妙的停车。列车员关照,只要到站,就必须把车窗关上,否则就会有人从窗户爬进来。开车后为了凉快窗户则要开着,蒸汽机车冒出来的煤灰弄得人满头满脸,列车员基本不提供服务,车厢里十分肮脏,盥洗室的笼头里经常没有水,臭气熏天。要喝水、要洗脸、要吃饭……都要等火车到某个车站时才能解决。所以一到某个大站,乘客们都下车跑到站台上,几百个人挤在那一排排自来水龙头前刷牙洗脸灌水(火车经常都要停较长时间)。

这条铁路经过的都是不富裕的地区(川、陕、豫、冀),所以沿途没看到什么好看的景色(翻越秦岭时除外)。在河南境内的很多地方,大片大片的土地干涸龟裂、寸草不生、象沙漠一样反射着刺眼的阳光。

记不得是在哪一站,上来了一位蓄着一撮山羊胡子、脸色黑红的老叟,坐在我们这个铺位里,也不讲话,就是默默的看着我们,偶尔裂开缺牙的嘴笑笑。他随身带着干粮――一块烙饼,到吃饭的时候就掏出来啃,需要喝水的时候就将一个破旧的搪瓷杯子递过来,用河南口音说:“讨口水”。

到达北京时是深夜(记不得晚点了多少时间),家父与那几位小孩子的父亲一起来接我们。在北京站前的广场上,那两位学员跟我们分手,自己回家去了,我们三家人则分别坐上了三辆机动三轮摩托(那是我头一次坐这玩意儿,感觉很新鲜,想不到又过了一年多,就随父母去了上海,没少坐这种交通工具),在深夜宁静的北京大街上疾驶而去,很快就上了长安街,穿越北京城(三辆“屁驴子”排成一溜从天安门前蹿过去的情景,还印在我的脑海里),直奔位于城西海淀区万寿路的总后大院儿。

因为家父参加的学习班还有几天才结束,所以我们在总后的招待所住了几天,并利用这几天时间去了天安门广场(这回在摄影摊上拍了全家福),前门(吃了烤鸭,不过我觉得太肥,并不喜欢)、王府井、中山公园(故宫不开放,只能走到午门),最远到了颐和园。

去颐和园的印象很深,当转过一道影壁、昆明湖突然出现在眼前时,那豁然开朗、烟波浩淼的景色令我一震。长廊还在,但是上面美丽的图案全被白色的石灰给涂抹掉了(这其实是一种保护,总比全部铲掉好,“文革”结束以后,这些图案又重见天日)。

在去佛香阁的途中,走在山路上,四下眺望,一片平野,远处是连绵起伏的燕山山脉,不知那个单位的高音喇叭里传来才旦卓玛唱的“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佛香阁后面有一座寺庙,没有僧人香火,满墙的标语,还有破烂的泥胎,一派破败。好像在一个山洞里还有一座石佛,身上贴满了标语(有的就是直接用墨汁写的)。为了显示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本人爬到石佛的肩膀上,朝它的胖脸上吐了一口吐沫,又扇了它两个嘴巴子,下面的几个大人则拍手叫好。由于年纪小,没有参加前些年的那些革命行动,我一直感到遗憾,这一次总算有这么个机会,还得到了大人的嘉许,我很满足(那时年少无知,还请佛爷菩萨原谅)。

我们晚上坐公交车去过一次天安门广场(恰逢地铁一号线建造,长安街整个开膛破肚),到那里后也没事,几个大人就坐在金水桥的栏杆上聊天。八点以后,忽然出现了一队队敲锣打鼓、高呼口号的游行队伍,从各个方向汇聚到天安门广场上。从他们举着的牌子上才知道原来是伟大领袖又发最新指示了(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发的),指示的内容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就在我们去北京前,工宣队、军宣队刚刚平息了清华大学的武斗)。那天晚上,天安门广场真的就是欢乐的海洋,除了文艺小分队唱歌跳舞,居然还放了焰火,让我们看得十分过瘾。我甚至幻想伟大领袖会突然出现在我身后的天安门城楼上,不过事实证明那确实只是幻想。

待父亲参加的学习班结束,我们一家人继续坐火车北上,在秦皇岛附近远远的看见了一片蔚蓝色的大海,还有名震天下的山海关,都是我回去以后向小伙伴们炫耀的谈资。

从北京到哈尔滨的旅程十分顺利,锦州、沈阳、四平……这些以在“辽沈战役”中爆发过大战闻名的城市一一掠过,铁道沿线不时可以看到一些碉堡、炮楼,显然是过去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东西。

毕竟是省会,对比重庆菜园坝火车站,哈尔滨火车站的规模要宏大得多(还在扩建新楼),站前广场上还矗立着苏军烈士纪念碑,没被砸掉实属奇迹(现在知道它还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被拆除了)。

哈尔滨以众多的俄式建筑闻名(应该是国内除上海、天津外第三座有异国情调的大城市),有“东方的莫斯科”之称,不过“文革”一来,反倒以此为耻,没人再提了。

在哈尔滨的那些天,去了秋林、南岗、道里、道外,还去了松花江边的斯大林公园(没去太阳岛)。最开心的是坐摩电(有轨电车),那是国内不多见的一种公共交通工具。

我们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短暂的住了一、两天,那里有一座我当时觉得名字很奇怪的桥――霁虹桥,站在桥上可以居高临下的眺望哈尔滨火车站的站台,我曾经蹲在桥上,透过栏杆看一列列火车进站出站,每当有一列火车出站,月台上的大喇叭里就传出一位女广播员用清脆的声音一遍遍的呼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直至列车消失。

在市中心还看到过一次规模不小的游行,应该是庆祝什么,气氛很欢乐,游行者们举着领袖像、语录牌、红旗,还有铜管乐队吹吹打打,乐队后面是几十个身穿军装(没有领章帽徽)、腰扎武装带、面容姣好、身材婀娜的年轻女性排着队列边舞边行,马路两边站满了围观的人群。

在哈尔滨跟一些亲戚见了面。记得有一个我们应该称之为堂兄的年轻人,据说是某单位造反派的一个小头头,大家对他似乎都有几分敬畏,他给了我们不少很有特点的像章、纪念章,其中有一枚是在红心图案上凸刻着一个金黄色的“忠”字,这枚纪念章我保存至今。

又回了一次阿城老家。上次去是冬天,这次是夏天,按理说季节更好,可我却觉得没有了冰雪,这座小县城好像就没什么可玩的了。跟祖母生活在一起的那位堂兄(是我那位在台湾的二伯父的小儿子)已经结婚,有了一个小男孩,记得是父亲给他起的名字,叫“卫东”,父亲还说再生一个男孩就叫“卫彪”,如果是女孩就叫“卫青”。后来堂兄又有了一个男孩,按照父亲的意思就给他起名“卫彪”,然而这个孩子竟然夭折了,冥冥中真有天意。

那一次还去了齐齐哈尔,去见我的二姨(她是家母唯一有联系的亲人)。

二姨、姨父都在铁路系统工作,住在火车站附近一个叫“铁路南局宅”的家属区,当时觉得这个名字好奇怪,后来才知道,这是伪满时期就修建起来的满铁高级职员的住宅区,难怪那些有点年头的两层砖墙楼房的建筑风格看上去那么异样。

那时的齐齐哈尔城区里只有三条马路(分别叫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的小城市,并不繁华,但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整座城市的氛围是宁静的,街上人和车都不多,社会秩序比重庆好多了。

表哥、表姐还有表妹与我们同龄,恰逢他们也放暑假,所以我们在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几天,逛街、去嫩江游泳、还平生第一次学骑了自行车(虽然没完全学会,还把二姨的自行车轮给撞成了“麻花”)。

告别齐齐哈尔,我们再次踏上了横越大半个中国、返回重庆的旅途。离开了一个月左右,又回到了高滩岩,看过了外面的世界,我为自己还要在这样的地方生活感到很郁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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