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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散记

----我的“文革”回忆

作者:巴尔樵夫

 

 第六章、调防

   

部队从这个驻地调动到另外一个驻地去,称之为“调防”,作为部队子弟,对这个名词并不陌生,眼前的一次就是重庆的54军已经与原驻云南某地的13军调防。不过怎么也没想到的是,过了不到一年,我们的部队也调防了,这次调防,彻底改变了与我同龄的数百名子弟的命运。

当时国内战备的气氛很浓,我们也因此认为军医大学调防与此有关,但后来听到的消息,似乎还有另外的原因。前面说到过,七医大的学员在1966年进京参加国庆节活动时,就看到了第二军医大学(简称二军大)的“造反派”在揪斗当时总后的部长邱会作等人。但后来邱会作被保过关,还恢复了职务。到1969年时,为了报复曾经揪斗过他的二军大的“造反派”,于是有了这次调防。因为七医大并无“造反派”去北京闹事揪斗总后领导,作为奖励,便将七医大调往当时国内生活条件最好的上海,而将二军大调往靠近大西北的西安(有很多人到西安后被发配到贺兰山等地的军马场、干校,吃了多年的苦头)。

1、再见,重庆

1969年夏季的某一天,我当时的一个小伙伴、医院某领导的公子有些神秘地告诉我,他听到他父亲跟他母亲说,七医大,包括附属医院,有可能要离开重庆调到上海去。我听了以后惊喜万分,却又感到难以置信,但他也说不出其他更多的细节,弄得我满腹狐疑。

回家询问父亲,他表示也有听说,但因为还不是正式消息,所以也没跟我们讲,但嘱咐我们也不要到外面去乱传。

这件事是真的吗?那些天,我被这件事的悬念折磨得寝食难安。坦白说,我是太想离开重庆了。

我在重庆生活了十三年。刚刚懂事,就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随后是“四清”,接下来就是“文革”。尽管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但那时的重庆动荡、混乱、贫穷、落后,还有那酷热的夏天、阴冷潮湿的冬季,以及出门就爬坡的地理环境,都让人产生“逃离”的念头。一年前去北京、哈尔滨,我甚至都不愿回到重庆,尤其是无法忍受破破烂烂的高滩岩。现在居然有可能离开这里,而且是去上海,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个大馅饼。

重庆虽然与上海相隔上千公里,但我们早已通过电影、画报、书籍对这座当时中国最现代化最发达也是最大的城市有了一些了解,我母亲1964年曾经因为出差去过一次上海,西南医院也有几位由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后分配来的医生、护士,还有去过上海或者有亲戚在上海的小伙伴,通过他们的口头描述,使我们对上海的种种美好又增添了一些感性认识。

我不住的默祷:老天爷保佑,这件事一定要是真的啊!

正式的消息终于来了,总后命令:三所军医大学轮转调防,上海的二医大去西安,西安的四医大来重庆,重庆的七医大去上海,10月份就行动。屈指一算,只有大约两个月的时间美梦就要成真了,万岁!

那些天,人们每天议论的主要话题就是这件事,有好多个夜晚我都兴奋得难以入眠。

准备调防也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几乎每家都发了木板和很粗的稻草绳用于制作箱子并包装捆扎,一到晚上,家属区里到处都是“叮叮咣咣”敲箱子的声音,宛如一个巨大的木工厂。

箱子做好以后,就往里面装东西,不过那时的军人家里恐怕连现在的富裕点的农民工都不如,值钱的东西也就是手表、半导体收音机、缝纫机、电风扇、自行车(后三样属于大件,还不是家家有),所以箱子里主要就是书籍、衣物、鞋子、被褥之类。家具一概留下(本来也就是营具),上级有通知,每家都要留下米、面、油、盐、酱、醋,还有煤炭,要保证兄弟部队的同志们一住进来就可以生活。这一点大家都执行得很好。

临近出发的日期前,我们在住宅旁边栽下了几棵树苗,还和当时不能跟我们一起走的小伙伴(母亲不是军人,在重庆地方工作,子女规定随母亲)在第七军医大学所在地――高滩岩的那家小照像馆合影留念。

最痛快的事则是跟大院外面的那些小孩打架,那几天我们已经不去学校上学了(跟随父母第一批出发的),一大群孩子象迁徙的角马一样在院子里奔来跑去,见到外面的小孩进了院子,就齐声呐喊着冲过去。这么多年来,那些小孩从来都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就是走进大院也是神气活现的。因此当几十个一直被他们欺负的小孩捏着砖头、挥着棍棒、狂呼乱叫的朝他们冲过去的时候,他们先是有些发楞,等明白过来后便拔腿狂奔,就像非洲草原上的狮子面对发狂的野牛一样,最后翻出围墙逃之夭夭。我们排成一溜儿,蹲在墙头上,发出胜利的欢呼。当时的心情只有一个字:爽!

但喜悦中也有惆怅,因为不是人人都能去上海。后来了解到,这次调防除大学外,只有第一、第二两个附属医院一起走,第三附属医院与野战外科研究所留在重庆。另外根据政策,夫妻一方不在本校本院工作的,子女从母亲;还有支“左”干部也暂时留在重庆;职工全部不参与调防,这样有一批子弟就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多年的小伙伴兴高采烈的离去。而且这次调防,还使得一些家庭被拆散,夫妻分居两地,所以也不是所有人都为调防高兴。

19691014日,星期二,是第一批调防人员出发的日子。吃过晚饭后,许多军人带着孩子,从各个不同的方向朝集合地点(医大的仓库操场)走去,那情景就像是去看露天电影,但这一次人们手里提着的不是板凳椅子,而是各色行李。这其中就有我们一家。

仓库操场上停着二、三十辆草绿色的“解放”牌卡车,大家根据自己所属的编号找到车子,互相帮助着爬上车厢,家兄和我随同我母亲,上了其中的一辆卡车(我父亲因工作关系被分在第二批出发),第二批出发以及留守的人也纷纷前来送行,相约“上海再见”,整个操场充满欢声笑语,比赶集还热闹。

傍晚时分,长长的车队驶出了大学家属区,沿着高滩岩正街经下街向凤鸣山方向驶去,那些与我们相伴了十多年的居民(包括那些不随军行动的职工与他们的家属)神情复杂的站在低矮破旧的家门口目送这些与他们在一条街上生活了十几年的人远去。当车上的大院子弟看到某个经常欺负他们的大院外面的小孩时,立刻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报复,大喊:“扁(音Bia)脑壳,我儿!”“扁脑壳”很愤怒,也冲着车上的人大叫:“哪个?老子打你个狗日的!”车上的孩子则得意洋洋的回应:“是老子,啷个样?你上来打老子嘛”。车上的人笑成一团,留下“扁脑壳”怒气冲冲却又无可奈何的站在那儿,接受从他面前驶过的卡车上传来的一阵又一阵的辱骂。

车队进入重庆市中心、临近朝天门码头时,夜幕已经降临,街灯宛如串串珍珠,隔江的南岸,星星点点的灯光汇成一片起伏的灯海,十分好看。由于生活在远郊,交通不便,在重庆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们还是第一次在夜里来到重庆的市中心,看到如此美丽的夜景。只是第一次看到,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了(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我们最后是在红港大楼(重庆长航的客运站)前的广场上下的车,昏暗中只见长江和嘉陵江从两个不同的方向缓缓流淌而来,汇聚在一起后流向远方。嘉陵江边的趸船上停着两艘长江客轮,就是这两艘船运送我们去上海。我们沿着高高的台阶蜿蜒而行,来到了船上(我们上的那艘船好像是“东方红35”号,当时长江上航行的客轮都是以“东方红××”号命名的),要在船上过一夜后再出发。我们一家和一大群人被分在船底的一个大统舱里,尽管已是仲秋时节,但舱里还是十分闷热,机器的轰鸣也很响。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船,对船上的一切都感到新奇,和其它的小孩一样,不是上上下下的跑来跑去,就是趴在栏干上看江上航行的大小船舶。那天大人们似乎也很宽容,没有强迫我们按时睡觉,当半夜回到舱里倒下后,我差点又失眠了。

第二天清晨,伴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我们乘坐的轮船驶离了码头,朝天门和渝中区的那些建筑渐渐离我们越来越远,直至在我的视野中消失。我跟一群差不多大小的孩子在船艉甲板上蹦跳着对远去的山城高喊:“重庆,永别了!”

2、上海,我们来了

①、到上海的那一天

19691024日,星期五,下午,我们乘坐的客轮经过5天的航行,从天垂野阔的吴淞口缓缓驶入了黄浦江,无论是军人,还是我们这些孩子,都从船舱里跑出来趴在栏杆上,兴奋的眺望着两岸的景色。

那是一个多云的秋天的下午。进入黄浦江后,江面一下子变窄了,两岸的景色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时的黄浦江两岸、尤其是浦东,许多地方还是一派田园风光,但上海毕竟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那些码头、厂房、军港、岸上疾驶的汽车、往来穿梭的轮渡、岸边矗立的写着“水线”字样的霓虹灯牌(后来知道那表示这一带水下有越江电缆,禁止抛锚)、万吨巨轮和木帆船……与当时相对还闭塞落后的重庆完全不同。

在船上待了几天,我们和那些船员都混熟了,他们知道我们是随父母一起由重庆迁到上海去生活,奇怪的是他们似乎并不羡慕我们。一个中年男船员甚至有些同情的望着我们,用一种怜悯的口吻说:你们二天要遭罪了。我们疑惑的反问:为啥子唵?他轻轻的叹了一口气:上海人坏哦。所以,还没到上海,我们已经对这座城市的排外有了心理准备了。

轮船在一个停了几艘运输舰的军用码头靠岸(后来知道那里是东海舰队五支队的基地,对外的名称是虬江码头。这里离市中心还很远),我们上岸以后,乘上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数十辆军用卡车,车队浩浩荡荡的离开虬江码头(那情景跟几天前离开重庆时一样)。

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平坦的柏油公路、路旁笔直的行道树、种满了水稻的田野,还有在重庆很少看到的许多骑自行车的人。远处不时传来一阵阵轰鸣,就像雷声滚过天空,抬头一看,只见几架喷气式战斗机(歼-5或是歼-6)飞掠而过,因为是先看见飞机,然后才听见声音,我们一个说话有些结巴的伙伴指着它们,很肯定的说:“那是超――超——音速飞机”。

虬江码头到第二军医大学的距离并不远,坐车也就是十多分钟。所以当我们还在兴致勃勃的观望着路边的景色、期待着看见繁华都市景象时,车队拐了个弯,驶进了一个有士兵站岗的大门,然后在一片绿草如茵的操场上停了下来:第二军医大学到了!

带着兴奋而又有几分忐忑的心情,我第一次踏上了上海的土地。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一直在这座城市生活,由重庆人变成了上海人。

我们的生活由此揭开了全新的篇章。

②、二军大

到上海后,尽管此时第二军医大学(他们的简称是“二军大”,以区别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简称“二医大”)第一批出发的人也已去了西安,但一时还不能分配住房,所以我们在临时住处里住了一个多月,等他们第二批出发的人走了以后,才搬进了家属区。

相信第二军医大学是万般不愿离开上海的,但作为军人也只能服从。初到上海的那几天,本校(包括医院)的大人们每天忙着与第二军医大学方面交接,我们暂时还没有办理转校手续继续上学,大人又不让出去,只好每天在院子里转悠消磨时光,恰好看到了第二军医大学第二批人出发的情景。

那是深秋的一天上午,几十辆绿色的解放牌卡车出现在大操场上,随后,一些军人带着大大小小的孩子从东村以及其他地方来到大操场上,在卡车旁集中,先往车上装行李,然后人员再上车,大人喊,小孩叫的,场面有些混乱。看得出他们的心情很不好,有几个穿便衣的中老年妇女(保姆)还在流泪,跟我们离开重庆时那种欢天喜地的气氛完全不一样。

我们凑过去瞧热闹,发现他们的行李不象我们基本上全部装箱打包,很多东西就用网线袋装着露在外面,什么水壶、水桶、痰盂、热水瓶、锅碗瓢盆、甚至用得很旧的刷锅刷子之类的日常用具都有,让我们感到很可笑。

等到这些人都上车了以后,汽车发动,在一片轰鸣声中,这些卡车一辆接一辆的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留下的是一个空旷寂静的大操场。

和我们来时不同,他们是坐火车去的西安,所以不是到虬江码头而是在当时的上海火车站――北站登车。当机车拉响汽笛、列车缓缓启动、驶离上海的那一刻,有没有小孩象我们一样为这次旅途而兴高采烈,象我们告别重庆时一样的高呼:“永别了,上海”?

第二军医大学于1950年代初期成立。其原址抗战沦陷期间是日军的军医学院,后为国民党军队的国防医学院,直到19495月。它只有两家附属医院,分别是与大学一起在五角场的第一附属医院――长海医院(军医大学的大门在翔殷路,长海医院的大门在长海路),还有在市中心的第二附属医院――长征医院(与七医大不同,二军大的人不用“一院”、“二院”的简称)。

大学校园、医院的面积都不大,大学礼堂、教学大楼等一些主要建筑都建于1949年以前,很多都是窗户横移、具有明显日式风格的二层楼房,尤其是教学大楼,跟第七军医大学在重庆那栋建于1950年代、中西结合、在那个年代堪称雄伟的大楼根本无法相比(据说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的教学大楼也很高大)。礼堂不但规模小、只有一层不说,里面的椅子竟然还是木长条椅,着实有些寒酸。另外在二医大的校园里居然没有当时十分流行的毛泽东全身塑像,只是在那座正对大门、象影壁一样的建筑上看到绘制的毛泽东像(七医大后来将其改成了毛泽东语录)。

大学与长海医院之间被一条叫“虬江”的小河分隔开。

长海医院原为1930年代新建的市立医院,日寇占领时期曾被当作日军医院,所以这里也有不少日式风格的建筑、甚至是神社遗址(据说是供奉乃木希典大将的)。抗战胜利后为国民党军联勤第二总院。

在医院大院里有两栋建筑颇有来历,一栋是大学图书馆,一栋是长海医院的病理科大楼。图书馆为庑殿式中式建筑,飞檐翘角,巍峨庄严,颇似北京的午门。病理科大楼为西洋式,造型酷似一架老式飞机,尾东首西,顶层宛如北京天坛的圜丘,一层层的盘旋而上,每一层都有白色大理石雕砌的栏杆,栏杆上的图案很精美。

这两栋建筑都建成于上个世纪30年代初,前者就是当年的上海博物馆,后者曾为中华航空会所在地,故俗称“飞机楼”。1969年时长海医院外面那一带还是农村,天气晴好时登上飞机楼楼顶(也就四层楼高吧),放眼四望,只见阡陌纵横,绿树成行,西面的同济中学(其主楼风格与军医大学图书馆相似,同时建造,当年的上海图书馆),北面的上海体育学院(其主楼类似故宫的大殿,当年的上海市政府)巍然屹立(在一片田园风光中矗立着几幢这样的建筑显得很不协调,当时我们也在纳闷,后来才知道这里面还有一段关于上海城市建设的故事)。放眼远眺,闸北发电厂的车间、黄浦江上缓缓移动的帆樯巨桅都历历在目,令人心旷神怡,不由想起毛泽东的词作“水调歌头”中的那一句:“极目楚天舒”。这样的景色,现在当然已经看不到了。

这样的建筑在重庆的七医大校园里倒是没有。

调防之前,七医大的两派已经实行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委会、群众组织已经解散,运动的目标不再是对立派别,而是“斗、批、改”,运动的气息已经不是那么浓厚了。而二医大的情况似乎要复杂一些,我们刚到的时候,在长海医院老病房大楼的走廊里还能看到铺天盖地、相互攻讦的大字报,类似七医大在1968年以前的状态。

和第七军医大学的家属区基本按照地势形成不同,第二军医大学的家属区都是集中建造的,而且大都叫“××村”或“×院”,如东村、兰花村、梅花村、创新村、二院、三院、四院等等(第七军医大学到上海以后又有了军工村、小白楼、长海新村)。

这些家属点中,东村、军工村和后来的长海新村在大学校园里面,其他都在校园外,有的甚至远在几公里外(如二院,好像又叫“中心东二村”,住在那里的有的是级别较低的职工,有的是二军大没有随军去西安的家属)。我家后来就住进了东村,一直到第二次调防。

在我们看来,二军大校园整体上不如七医大,但有两个地方例外,一个是长海医院向阳楼前面的那条林荫大道,这是长海医院的一条主干道,其西侧是长海医院的办公楼――“向阳楼”,南连虬江桥,北至医院的围墙,长度只有100米左右,宽阔笔直,其特色是道路两旁那几十棵直径20多公分、十多米高的樟树,这些树四季常青,树冠茂密,形成了一道遮蔽烈日、风雨的绿色走廊。

虬江桥南的大学大院里也有一条大道,更宽,但两旁却没有这样的大树,尤其是翔殷路大门到礼堂的那一段,道路两边搭的是当时很时兴的大批判专栏。

还有一个就是长海医院院子里的那一座被我们称为小花园的“中心花园”(最近查资料才知道也是日据时代遗留下来的)。花园在虬江北岸、长海医院大院的东端,与向阳楼之间隔着那条林荫大道。1969年时,花园旁边还有一个奶牛场、动物饲养所(我们称之为“狗房”)、几排猪舍和一大片菜地(那时许多部队院校都有这样的副食品“基地”、“农场”,但大多在校园外面),是院子里最偏僻冷清的地方。刚到上海市,七医大的一批“牛鬼蛇神”就被关押在此,后来这里建起了家属楼,就被称为“牛马新村”。

在重庆时,我们主要的玩耍场所是围墙外、山坡下的那个小河沟,但每次要攀爬二十多米高的崖壁、容易发生危险不说,一旦遇到外面的小孩,弄不好还要挨顿打。而现在不用出大院就有这么一座花园供我们玩耍嬉戏,实在是件幸福的事。

我们在那里打鸟(请爱鸟人士谅解,那会儿没有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概念)、玩“官兵抓强盗”,女孩子在那里采摘野花野菜,最开心的就是夏天在花园的小湖里游泳。

大约在我上高中以后,小花园已经因缺少维护逐渐荒芜了,到那里去玩的孩子渐渐稀少,而我与一些同学则将其作为聚集地,尤其到了夜晚,那里漆黑一片,是吸烟青年最好的隐蔽所。有时走进去,只见这里那里点点星火闪烁,就是那些人在过烟瘾呢。

还有大操场也是值得说说的。它位于二军大翔殷路大门进来以后那条贯通大学与长海医院的大道东侧。紧邻礼堂、警通连,还有东村和军工村等家属区。

重庆校园里也有大操场,但离家属区较远,我们去得不多。到上海、住进与大操场相邻的东村以后,那里就是我们主要的“游乐场”。

大操场给我们留下的最美好的记忆,就是作为露天电影院,我们在那里不知看过多少电影。周六(或某个平常日子)的下午,一旦有人看见宣传处负责放映电影的几个军人在大操场中央正对银幕墙的位置架设放映机,“今天晚上有电影”的消息便如春风吹散的蒲公英种子一样,迅速传到了大学、医院的每一个角落,那个夜晚便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大家匆匆吃过晚饭,拎着板凳、椅子从四面八方朝大操场汇集,就如同春天分巢的蜜蜂一样,将放映机如蜂后般团团围住。

在合适的天气、在放学后和休息时间,草地上经常有一群群的小孩子在追逐、嬉闹、玩耍,煤渣铺就的跑道上则不断有跑步爱好者喘着粗气、满头大汗的跑过。

我们刚来上海的头两年,大操场还因为一件事热闹过,那就是学骑自行车。在重庆时,虽然大院里个别人家里有自行车,但多数也就是在大院里上下班时骑骑,其他时候自行车几乎无用,因为出了大院无论向左还是向右,都是连续的下坡,骑车下行很爽,但这也意味着回来就要走上一段很长的坡道,推车上坡时自行车龙头的位置都比人高,那时的自行车又重,回到家都累个半死(相对而言,大院里的地势还算平坦)。所以骑车的人很少。

到上海以后,一马平川,军医大学又在离五角场还有一公里左右距离的位置,因此自行车就很有用武之地。而每天在翔殷路上看到那些上下班的人骑车的“洪流”也“刺激”了我们,于是大家自觉地掀起了学骑自行车的热潮。

那段时间,在大操场的煤渣跑道上经常可以看到丈夫教妻子、同学教同学、大人教小孩学骑自行车的场景。最搞笑的是那些刚刚可以脱离搀扶、自己摇摇晃晃骑行的人,一旦前方出现玩耍的小孩或者其他自行车,立刻吓得“哇哇”大叫,然后不是狂扭几下便摔倒在地,便是对着什么障碍物撞上去,引来一片笑声。

一旦学会了,还可以在大院里先练习一阵,等到彻底熟练了再骑到外面马路上去,这确实是我们得天独厚的条件。

等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招进新的学员以后,这里又可以看到一些人一大早拿着教科书,念念有词的在草地上踱来踱去,多半是在背英语。

夏季的夜晚,大操场也是一个迷人的所在,习习清风吹散了白天的溽热,和几个要好的同伴坐在草地上聊天讲故事、躺下来仰望深蓝的夜空与浩瀚的银河(1970年以后还可以去寻找中国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非常惬意(除了恼人的蚊虫叮咬)。

冬天,东北风呼啸着刮过,大操场一片枯黄,失去了往日的活力,有时候一场大雪过后,便成了莽莽雪原,颇有点北国风光的气象,于是引来一些人欢天喜地的拍照片、堆雪人、打雪仗,不过后来由于气候变暖,冬天的雪下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小,我们刚到上海那两年壮观的雪景,再也没有看见过。

后来由于上海城市建设的需要,以原来大学以及长海医院那条大道为基础的名为中原路的道路将第二军医大学和长海医院一分为二,昔日宁静整洁的林荫大道变成了车水马龙、喧嚣繁杂的交通干道,那些茂密高大的树木不知所终。那个小花园如今已是凋零残旧、面目全非,大操场则早已开发成了一片高层住宅小区。

昔日的校园面目全非,实在令人为之叹惜!

③、大院外的风光

上海地处长江口冲积平原,与重庆的地形地貌有着巨大的差别。在重庆时,四面是山,我们住的高滩岩那个地方,一般情况下,视线不超过三公里,只有爬到山顶上或者站在家属区崖边的围墙处,才能看得远一点,但远处还是山。山背后是什么样子,是我们很想解开的一个迷。

而上海则完全不同,那时候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周边大多数地方还是农田,站在东村那二层住宅楼的房顶上,就能看得很远。天气好的时候,爬到医院水塔的顶上(也就二十多米高吧),则可以清楚的看到十几公里以外的外滩的那些西洋式建筑、国际饭店、上海大厦,还有吴淞口的那座炮台山。而清晨日出的阳光可以直接照进屋子、黄昏站在空旷一点的地方就可以欣赏到夕阳没入地平线的景象,这一切,都是在重庆生活了十多年所没有过的体验。

与我们刚到上海的1969年相比,将近40年的时光流逝,上海的变化绝对是沧海桑田。仅仅是第二军医大学(包括长海医院)、五角场这一带,就已经面貌全非,估计一个30岁以下的人都回忆不起当年的五角场一带是什么模样儿了。所以必须着重说一下我们到上海以后第一个住地、也是军医大学和长海医院的所在地――五角场。

1969年的五角场,是个简陋而宁静的市郊小镇,而且还不属于市区,而是属于宝山县,因此到上海几天以后,听说自己按户口说是宝山县的人而不是上海市人,让我们很有些郁闷(长征医院的那些住在市区的人才是上海市区户口)。这里的居民把进市区称为“到上海去”,也说明这里是乡下。

那时五角场的正式名称是“江湾五角场”,曾经是国民政府“新上海计划”的核心。国民党政府垮台以后,当年那个建造新上海的规划就更是石沉大海。

那个时候。五角场地区的定位似乎有些混乱。这一带既有著名的高等学府:复旦大学、第二军医大学,又有上海拖拉机厂、上海机床厂、上海电缆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海化纤五厂、上海乳胶厂、上海钢丝厂、先锋螺丝厂等大大小小的工厂,还有部队驻防:陆军是军医大学,海军是附近的东海舰队五支队(运输舰部队)、海军医学研究所、空军是空四军军部、空26师(江湾机场)、空军政治学院。说它是教育、经济中心,不如说是军事要地更合适(江湾机场、虬江码头四周树立有很多告示牌,白底黑字,用中英文写着“外国人未经允许严禁超越”)。

那个五条马路汇聚(五角场因而得名)的环岛四周,有一些建在低矮平房里的百货店、绸布店、酱油店等商业设施以满足居民的日常需要,小型饭店只有23家,以卖馄炖、面条和简单炒菜为主。翔殷路上有一个简陋的还不叫电影院的放映站,供这一带的人看电影(“红星”放映站,据说以前是二军大海医系的礼堂,后来拿出来给地方当作放映站,解决这一带群众看电影难的问题。其造型与内部结构与二军大的礼堂很像,估计也是日本人建造的)。晚上商店关门后,饮食店和放映站就成为夜生活的主要场所。

我们到上海的时候,这一带仍存有不少当年遗留下来的碉堡,有的碉堡甚至有三层,五角场环岛中心就有一个这样的大碉堡(在当年“深挖洞”时期,这座碉堡下面就与一道防空洞连通)。这些碉堡以钢筋水泥为材质,其中还掺杂有鹅卵石,厚度有2030公分,可以说是坚固无比,一般的轻武器对其根本无可奈何,解放军在攻打上海外围时有很多战士就阵亡在这些密集的碉堡群前面。仅宝山县城、浦东高桥的两个烈士墓里,埋葬的阵亡战士就有一万多人,其中很多人连姓名都不知道。至于那些战死的国军官兵,则连坟墓都没有。

要重点说说江湾机场。我们刚到上海的那一天,就目睹了几架歼6轰鸣着飞过远处天空的场景。安顿下来以后,只要天气好,就能看到银灰色的歼5、歼6、还有老式的安2飞来飞去。很快我们就知道在附近有一个军用机场,那时五角场一带没有一栋超过四层的建筑,我们站在大操场上,就可以看到飞机降落或者起飞。到长海医院一些大楼的房顶上,则可以清楚的看到那座机场的全貌。三十多年后,我去冲绳旅游,其中有个项目就是站在美军空军基地外的展望台上眺望机场内景,不知怎么就想到了当年自己跟小伙伴们看江湾机场的情景。

后来我们还在东村几个二军大留守子弟的带领下,骑自行车到江湾机场外面去看飞机。我们当然进不了机场,那时机场东侧有一条小河边,站在河边就能看到机场里面的一些地方。在那个位置,可以清晰的看到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起飞。最好看的是降落,我们所处的位置恰是飞机降落的航线下,先是空中远远的出现一个小黑点,然后高度越来越低,也越来越大,离我们越来越近,最后在我们头顶上几十米高的地方呼啸而过,端坐在驾驶舱里的飞行员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后来又去过很多次,每次去都没看到对岸有哨兵或者巡逻队之类,防守似乎很松懈,于是便有人提出游过小河溜到机场里面去。但有人说水里很可能有血吸虫,更多的人则认为对岸树丛里肯定有潜伏哨,所以最终还是没敢实施(据说有小孩子冒险游过去,结果被抓住挨了一顿揍,再送到派出所,让自己的家长去领)。不过我们还是光明正大的进去过一次,记不得是1971年还是1972年的暑假,医院里安排专人管理我们(大约是怕我们出去闯祸吧),经常组织些活动,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参观江湾机场。因为距离不算远,所以我们是排着队步行去的,走进那座我们非常熟悉、以前走到附近就要绕开的大门时,还有些小小的激动。机场里树木茂密,我们进入大门后就不停的东张西望,却也没发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到了停机坪边上,在离跑道很远的地方站住,也没有人来给我们介绍,只看见100多米远的地方有个凉棚,里面坐着几个穿飞行员服装的人在吃西瓜,让我们这些在太阳下干晒的人十分羡慕。一会儿一架战斗机在跑道上降落,机尾冒出一个类似降落伞的玩意,那时已经知道这是减速用的。看了几架飞机降落后,我们就离开了。除了对那几个飞行员大啖西瓜的场面印象深刻外,这座机场设备之简陋,令我们大失所望。

那几年真没少看到那些老式的战斗机。除了起飞、降落,还能看到四机编队飞回机场,到机场上空时,就一架接一架的右转,在崇明、南汇、川沙上空划一个圈,然后回到杨浦区上空,基本沿着宁国北路(如今的黄兴路)对着机场降落。有时候会看到一架飞机拖着一个圆筒状的玩意儿降落,那就是用于空中射击训练的空靶,空靶多数时候是被打得烂糟糟的,但偶尔也会比较完整的回来,那就是飞行员的射击水平比较差了。还有打地靶,飞机从高空俯冲下来,在距地面还有几百米时只见机头、机翼下火光一闪,隔两三秒钟才听到“咚咚咚”的射击声,然后飞机迅速的拉起,转一个圈后再来一次,地靶的位置在跑道的东北端,那里有一大片空地,靠近军工路。这个机场还有夜航训练,那些闪烁的夜航灯流萤似的在夜空中划过,飞机降落时机头的灯可以照很远。有时候还跟地面的高炮部队搞夜间搜索敌机训练,几个方向的探照灯同时亮起,巨大的光柱扫来扫去,忽然一个光柱中出现了一个小白点,光柱立刻停止晃动,紧紧跟着小白点移动,另外几个光柱也移过来跟那根光柱合在一起,这下就很清楚的看出小白点是架飞机。

后来知道,驻扎在这个机场的是空×军26师,但这个机场似乎主要还是用于训练,有很多双座的歼六,还有安2,歼七就没看见过。

那个时候,美国、苏联的战斗机都使用导弹了,我们的战斗机还在用机炮打靶,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差距,还觉得自己的空军很强大。

过了几年,对这一切失去了新鲜感,反而觉得机场的存在严重干扰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当它搞夜航训练时,发动机的轰鸣在寂静的夜晚传出很远,绝对是噪音污染。后来我到位于宁国北路上的少云中学读高中,飞机起飞降落就在头顶上。以前看过报道,说是美军驻扎在日本冲绳的空军如何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孩子们的学习,没想到如今自己也体验到了。

改革开放以后,五角场一带渐渐繁华起来,但高楼大厦还是不能建造,因为有这个机场,似乎机场已经成了阻碍当地发展的一大障碍,让其搬迁的呼声渐高。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这个机场飞机的起降密度大幅度下降,到后来几乎没有战斗机起降,反倒偶尔看到大型客机起飞降落,一问才知道是空军也开办了一家联合航空公司在搞客运,可以在江湾机场坐飞机去北京。那段时间我还在第二军医大学招待所工作,有一次让所里的一个司机开车带我去机场转转,那会儿大门口还有士兵站岗,也许我们的车是军车,进大门时他们也没问。到跑道上一看,空空荡荡,有不少的车在跑道上慢慢的开来开去,看上去似乎是在学开车,昔日的战斗机起降跑道已经成为汽车驾驶练习场了。

1997年,这个机场全部交给当地政府,在荒芜了多年之后,如今变成了一个大型住宅区――“江湾新城”。我到那里去过多次,虽说早已是沧桑巨变,但还是依稀能找到当年机场的痕迹。

五角场地区多年来第一次出现较大变化,是1983年上海举办全运会时(江湾体育场是开幕式及主要比赛场地),环岛变成了街心绿地,那个大碉堡消失了,代之以一个不锈钢雕塑,一些道路也进行了翻新。但可以说直到20世纪90年代,五角场都还只是一个人们匆匆来去的交通枢纽。

也许是因为长时间被大量机动车碾压,五角场环岛一带地势低洼,一旦突降大雨,就会产生积水,整个环岛周边一片汪洋,行人无法通行。这件事曾经作为新闻上过报纸电视,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才得以解决。同样是“五角场”,但徐家汇、曹家渡都是繁华时尚之地,而东北角的这个五角场却始终是“下只角”,从1937年那个宏伟的梦想被日寇的炮火所惊醒之后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就没有多大的发展。

进入21世纪,五角场才开始快速发展起来,发生了沧桑巨变,当年的那个前缀早已被人们遗忘,江湾镇被远远的“抛”在了后面。如果要寻找昔日五角场的面貌,只有去上海档案馆,或者去郊县的一些小镇,当年的五角场、尤其是江湾镇就跟那里的老街一模一样。

但不知为什么,当五角场成了一个繁华喧嚣的商业中心时(多年前我们盼望的就是这一天),我怀念的却是那个寂寥冷清的小镇。

④、当年的大上海

虽然到了上海,但去市区,却是在两、三个月以后,那时我父亲也结束了与第四军医大学的交接工作,和最后一批人来到上海。

第一次去外滩、南京路的情形我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当时从五角场去市区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坐55路,经四平路、吴淞路过外白渡桥后直接到外滩,还有一条是先坐3路有轨电车到四川北路,再换1路有轨电车过浙江路桥后到北京东路(这条线一直到静安寺),还可以坐18路无轨电车经宝山路、天目中路、西藏路过西藏路桥,到人民广场(如今要坐巴士的话,大致还是这样的路线,只是有轨电车早已消失了)。

最初感受很深的有这么几件事。

上海的公共交通显然远比重庆发达,不仅车多,而且终点站都有调度,巴士基本都按照时间运行,高峰时间几分钟就有一班,非高峰时间十几分钟或者半小时之内一定有一班,不像重庆,你不知道要等多久来一辆车。

对很多外地小孩子来说很稀奇的有轨电车,我倒是在一年前去哈尔滨时已经坐过了,不过哈尔滨的有轨电车是俄式的,上海的有轨电车是英式的,还是有些不一样。

有轨电车曾经是上海市区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不过到了1970年,市区的有轨电车电车线路只剩五条,一条是上文说到的1路、3路,另外四条分别是1路、2路(从卢湾到十六铺)、5路(东新桥到上海北站)、8路(从外滩到杨树浦底)。

上海的有轨电车车身为深绿色,还有一根黄色腰线,颇似火车车厢,用一根集电杆与架空电线连接,车厢里的窗户是靠双手提升或压下去,地上是地板,墙面是木饰面,座椅是长形黄色木条椅,车厢顶部设有长条横杆,便于乘客抓扶。司机位在车厢前部居中,早期都是站着开车,不过我们到上海时,司机都有座位了。有轨电车没有方向盘、有门,控制速度的是一个手柄,司机用左手操控,把手柄推到某个刻度位置,电车就有不同的行驶速度。另外刹车和“鸣笛”都用脚。有轨电车没有喇叭,在司机右脚边有一个圆球状的装置,一踩,车厢下面就传出“噹噹噹”的铃声。因为电车行驶在闹市区,不断有行人横穿马路,因此司机往往一路上不停的踩铃,所以有轨电车在上海有个别名叫“噹噹车”。看有轨电车司机开车很有意思,只见他左手握着电力手柄,不断地推上去拉下来,手柄发出“咔咔”的响声,而他的右脚则发电报似的踩着铃铛,一路“噹噹”前行。能这样手脚并用,绝非一日之功。

电车上很多设备都是铜的,有的地方用了几十年,已经磨得铮亮。有轨电车有单节车厢的,也有两节车厢的,后者是单节有动力的车厢后面再拖挂一个单节单门无动力的车厢。据说以前前面的车厢是头等车,后面的那一节车是二等车,不过解放以后就没有这种区分了。如果是两节车厢的,则前后各有一个售票员。

1973年,1路、2路、5路和8路有轨电车便拆除了,代之以无轨电车,3路则缩线在虹口公园至五角场区间运行。到197512月,3路有轨电车也停止运行,随后拆除轨道,有轨电车在上海彻底消失。

重庆虽然曾经是中国的陪都,又是当时西南地区最大、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不过其市区的建筑景观却乏善可陈(这其中自然原因多多)。即便是1949年以后,除了人民大礼堂、宽银幕电影院,市区里就没什么新建的宏伟、美观的建筑(中国不少地方那会儿也都是如此,没钱造楼)

但上海却完全不同,尽管解放以后也没建什么高楼,可是以前遗留下来的那些大厦已经足以配得上“东方的巴黎”这个称号了。还没到外滩,那拔地而起的上海大厦就令人叹为观止,等过了外白渡桥,眼前出现的那十几栋高低错落的欧式建筑,则让人产生了身在异国的错觉。外滩,这个曾经在图片、电影甚至旅行袋的图案上见过无数次的地方,一旦你第一次站在这里面对它们时,那种震撼是难以言表的,那些第一次来到这里的外地人不是目瞪口呆,就是赞叹不已(因为如今对岸的陆家嘴以及其周围新建的那些摩天大楼,当年外滩的那种气势已经不复存在了)。而黄浦江上则是万船云集,既有帆船,也不乏万吨远洋货轮,让许多内地客大开眼界。

沿着南京东路往里走,过了四川中路以后,两边高楼下面商店、餐厅鳞次栉比,绵延数里,橱窗里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只是个普通的星期天,人行道上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走到当年的中国第一高楼――国际饭店下面,只见许多人都在抬头仰望(真有帽子掉了的),还有人在认真的数着楼层。

这样的繁华都市景观,是我在北京、哈尔滨都不曾见到的。

不过等结束了市内的游玩、回到五角场,这里的景致和刚刚看到的那个上海却完全是两个天地。

刚到上海的那段日子,我们的活动区域基本就在大院里,最多去去五角场,可是上海商品供应之丰富,已经让我们喜出望外了。不要说外面的商店,光是大院里那个小小的军人服务社已经令我们很满意了:这里不仅出售日用小百货,还有糖果、冷饮(雪糕、冰砖是第一次吃到,味道跟重庆的完全不一样),而大前门、牡丹、中华等各类卷烟敞开供应,让家父这样的烟民大呼过瘾。这在重庆是不可想象的。

食堂里供应的餐食品种也十分丰富,尤其是鱼、虾、螃蟹之类的水产品,在重庆的食堂里几乎吃不到,而且不再是以辣为主要调味,让我们这些不喜欢吃辣椒的人彻底解放了。

如果要自己做饭,可以去附近翔殷路上的明朗桥(一个地名,就在沈家巷旁边)或者军大菜场去购买,肉、蛋、鱼、禽、豆制品、当令蔬菜,什么都有,明朗桥还有一家杂货店,供应油盐酱醋咸菜。

再远一点,到五角场,虽说是个郊县小镇,可是在那里可以买到的吃、穿、用的东西已经比重庆的沙坪坝、小龙坎的百货商店还要多。就不要说市区的那些商业街、百货公司了。

不过这种美好的情景并未持续多久,很快上海就开始对商品实行凭票供应,到“文革”后期,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要凭票(包括火柴)。仅仅几年的时间,当初的“天堂”也失去了光彩。

住进东村家属楼以后,有两样东西也是第一次看到。一个是煤气,小小的一个铸铁灶,有一圈小眼,打开开关,拿火柴一点,立刻燃气一圈小小的蓝色火苗,烧菜、煮饭,十分方便,而之前在重庆,除了烧木柴,就是烧媒,最多是用电。烧前两样炉灶时,不是烟雾腾腾,就是煤气熏人,而且有的宿舍厨房跟卧室在一个单元里,还没有烟囱,极易发生安全事故。我父亲有一次为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做饭方便,夜里没有熄灭灶里的蜂窝煤,又关上了门窗,结果睡在外屋的家兄与我次日清晨都因煤气中毒而头痛欲裂、恶心呕吐,所幸没有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使用煤气不仅方便,厨房也干净多了,不会像烧媒那样把墙壁熏得一片漆黑(虽然灶台、灯泡、管道、门框上还是会有油腻腻的沉积物,但现在知道,那是炒菜的油烟而不是煤气造成的)。不过使用煤气也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有时候煤气中夹杂有空气,点火时会发出“砰”的一声响,跟放爆竹一样,还把火苗给炸灭了,所以最初有不少女性不敢去点火,花了些时间才适应。当然煤气也不是安全的,好在它里面掺杂了特殊的气体,一旦煤气泄漏或者煮饭时忘记照看、米汤潽出来熄灭了火苗,不一会儿就会嗅到一股怪味,闻到味道的人便赶紧跑到厨房去处理。

还有一个就是坐式马桶。那时重庆大多数的公共厕所都很简陋(很多还是干式的,脏就不说了),即使是校、院领导的家里,卫生间里也都是蹲式便器。所以第一次看到坐式马桶(还带抽水)这么高大上的物件,很多人都傻眼了,从未想过排泄时还可以如此享受(上海人真是太腐化了)。然而这么高级的东西,一些人却无福消受,改变多年养成的习惯姿势,居然办不成那件事了。后来脑筋一动,干脆蹲在坐式马桶的沿上,才把事办了,一时传为笑谈。

最后要说的就是上海话了。部队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没来上海之前,也听到过一些方言(北方的居多),医院里有上海来的医生、护士,学校里有随父母所在工厂内迁来的同学,但他们平时与人交流时也是讲普通话,甚至过了没多久也是满嘴的“夹生”重庆话(总体而言,除了一些俚语,四川话还是好学的,而且还属于北方语系),所以对上海话基本是陌生的。

到上海以后最初的那段时间,无论在大街上、公交车上还是学校里,那些上海人互相之间讲话时,在我们听来完全就是外国语,叽里呱啦的几乎没有一个字听得懂。而且那个时候上海人的普通话水平也不高(特别是成年人),你跟他(她)讲普通话,他(她)要么听不懂,要么不会说,因此交流起来颇感困难。所幸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大院里,又有一大群同样是从重庆来的小伙伴在一起玩耍,“官方语言”一直是重庆话,如果是单独一个住到上海人中间,那真的要疯掉了。

关于不懂语言闹出的笑话很多,我听家母说过的一个十分经典。有一天,几个本地的男男女女匆匆跑进急诊室,来到挂号处前,负责挂号的女护士是个四川人,那几个人七嘴八舌的乱喊,她只听懂了一个字“痒”。于是便给他们挂了皮肤科,没想到那几个人一看见挂的这个科名,立刻发起火来,扯着嗓子朝着那位护士吼叫,还指着一个年轻的孕妇让她看,旁边的人又上来解释,这才明白是这位怀孕已经临近足月的孕妇出现腹痛,他们认为她要分娩了,赶紧到医院来,而上海话中的孕妇要分娩了叫“要养了”,那个护士不知道,所以闹出误会,为此那几个孕妇家属还告到门诊部领导那里去了。

当然我们说的四川话也让本地的同学感到好笑,闹过不少笑话。过了没多久,他们中的某些人也跟我们一样,满口“老子”、“龟儿子”了。

外地人学会讲上海话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听懂倒是很快,毕竟学校里本地同学多,但因为在学校里时我们根本不需要会说上海话(起初还很抵制说上海话),完全会说则是毕业、参加工作以后的事。我个人要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算彻底学会说上海话。

现在我们这些曾在一个部队大院一起长大的人聚在一起时,会出现普通话、重庆话和上海话三种“语言”,或许就是那段岁月留下的痕迹吧。

3、难忘的战斗

这里说的不是那部“文革”后期摄制、由达式常、陈烨、焦晃、白穆主演的故事片,而是我们当年所经历的那些“战斗”,也就是所谓“打架”,这似乎是许多部队子弟回忆当年都避不开的话题(在一些小说、影视剧中也常见)。

“文革”以前,七医大、还有附属医院的子弟大多是比较规矩的,这一方面是受到部队讲究纪律性的影响,另一方面跟大学、医院知识分子多,对子女的教育严谨有关,还有就是大人都是父母的同事,平时看见了不是喊“伯伯”、“叔叔”,就是喊“阿姨”,一般情况下也不好意思与对方的小孩冲突。偶尔有打架的,输的一方家长上门一告状,则少不了挨一顿“修理”。

内部打架的事虽不多,但出了大院却时常受到一些顽劣粗野的市民子弟的欺负(甚至有直接朝大院里的女孩子身上撒尿的)。直到调防离开重庆,才算“脱离苦海”。

“文革”后,大人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先是知识分子、后是领导挨整,然后两派之间严重对立,加上社会上造反派打打杀杀的榜样,不再讲“温良恭俭让”了,小孩子也受到影响(大批五十年代中期出生男孩子那时都处在十二、三岁的年龄),打架斗殴的事也多了起来,医大家属区的情况尤为突出。

医大家属区的形状类似智利,呈南北向的狭长状,其西侧是一道二、三十米高的山崖,崖下和西南医院家属区一样,是一大片梯田和那条小河沟,再往西,大约几公里远就是歌乐山,东侧则沿高滩岩正街一直到天星桥,与沿途的企业、居民区相邻。

整个家属区分为四个区域,由南边高滩岩这边的大门开始分别为一段(主要住的是校领导、专家、教授)、二段(主要住的是部、处级领导、少部分专家、教授)、三段(主要住其他干部、讲师等)、四段(底层级的干部、或配偶一方不在七医大的工作人员等)。这样布局也形成了等级,一段最高,四段最低,连这里的小孩子都明白(当然也是大人教育的结果)。这种住户的构成,致使“文革”期间一段、二段的住户中受到冲击的最多,三段、四段的住户中“造反派”最多。

“文革”开始后的造反,彻底冲垮了原有的等级、秩序,大人间的矛盾也在小孩之间体现了出来,冲突时有发生,有的是大人沦为“牛鬼蛇神”后,子女受到“造反派”或“革命干群”后代的欺凌,有的是父母受了气,子女则去打对方的小孩以泄愤(不一定是大人指使的)。

其中二段的小孩人数不仅较多(不少是家中有两、三个男孩子的),有团队优势,还很有战斗力,几番“征战”下来,扫平了整个医大家属区。最“猖獗”时,他们成群结队的坐着自制的木板车(轮子是金属轴承,一个人盘坐其上,靠另一人推行,金属轴承在地上滚动时发出很大的噪音,有点儿暴走族的意思,尽管速度很慢),戴着藤帽,拿着棍棒、弹弓之类的兵器,在大学、医院家属区横冲直撞、耀武扬威,完全是社会上那些造反组织行为的翻版,只是没有旗帜、袖章,交通工具也原始了一点儿。

“文革”前,对于军官、军医的后代,那些市民子弟心里怎么想不知道,但表面上还是比较客气的。“文革”开始,“造反”之风兴起,大学、医院的那些原来唯唯诺诺的工人都成立了造反组织,挺起腰杆、扬眉吐气了,一些市民子弟则不再把解放军的娃儿放在眼里,这时我们在学校里、大街上被他们欺负是经常的事。

大概在1966年下半年,学校全面停课,小学已经毕业的也升不了初中,何时开学不知道,更没有家庭作业,比放暑假还要清闲,大院里各年龄段的几百个小孩子天天疯玩。

因为不用去上学,躲在大院里相对安全,不大会受到外面小孩的欺负,所以那一段时间过得很愉快。医院家属区“情况”还不多,大学家属区就不大太平,尤其是靠近天星桥一侧大门这一边是非常危险的地段,有时那些外面的小孩子会“侵入”这一带(有点像匈奴袭扰),遇到与他们有过节的大院里的男生便会上去围殴,但他们还是不敢深入大院,尤其怕惹怒那些比他们大得多、更有战斗力的学员(恰好护校在这里)。

天星桥这里之所以“危险”,主要是这里有一所天星桥中学,这所中学的学生“文革”开始后,斗校长、老师、“破四旧”、成立战斗队什么的搞得热火朝天,随后又积极投身于武斗之中。他们行事冒失,爱惹事,几次被比他们厉害的“造反派”打上门来,故被人们冠以“天棒”的雅号(“天棒”是四川俗语,指头脑简单、做事鲁莽、爱惹事生非的人)。

另外还有一家建筑公司,其家属中也有一些顽劣青少年,与“天棒”纠合在一起,成为当地一霸。

一天,三段、四段的一些孩子在离天星桥一侧大门较近的护校操场上放风筝玩,想不到遭到围墙外面的孩子用弹弓袭击,击落了一个风筝。大院里的这些孩子一时恼怒,便用弹弓、石块还击,围墙外面的人也没逃走,反而与大院里面的孩子对射起来。大院里的孩子居高临下,一时占有优势,围墙外面的孩子见状一面召集人马,一面组成“敢死队”,冲到围墙下面,用工具将那干打垒砌成的墙掏出个大洞,然后从洞里钻进大院,继续与大院里面的孩子对战。一时喊声震天,双方僵持。那些外面的孩子虽然已有多人挂彩(多数是被弹弓、石块击中),血流不止,仍坚持不退,“战斗意志”确实很强。

这时大院里的孩子也得到了增援,有人从家中拿来了打鸟用的气枪,装上铅弹,朝对方射击,最后还有一位拿来了一支小口径步枪,连发数弹。听到枪声,外面的那些孩子知道再打下去要吃大亏,只好钻出洞去,撤出战场。

这一仗,以大院子弟获胜而结束。

由于在重庆时被大院外面的市民子弟欺负了好几年,因此许多七医大子弟是带着对那些市民子弟的憎恨情绪来到上海的,也将这种情绪发泄到了二军大校园外的市民子弟身上。所以到上海以后的最初两年,“外战”不断。

规模较大的有这么几次。

东村的位置在大学大院最东端,围墙外面是一个叫“沈家巷”的居民区,有大片自建的民房。那道围墙在东村这一侧还比较高,但在墙外那一侧却是另外一回事,很多居民沿着围墙种起了自留地,垫上的那些土使地面到围墙顶端的高度大大降低。加上还有不少小孩从这里翻墙进入,在墙上踩出了几个坑,所以在这里进出大院儿很方便,到后来我们也经常走这个通道去上学。

大约是在第二批人员也到上海以后的某一天(应该是在1969年的11月),几个东村的小孩爬上围墙观望沈家巷,还去招惹围墙外面的居民,结果不仅遭到呵斥,还有人捡起泥土、石块儿扔他们。他们从墙上下来以后,便隔着围墙朝院子外面扔泥土、石块儿报复,院子外面的人也予以还击,战事由此而起。那几个惹事的毕竟还小,一边“发射炮弹”,一边派人去请求增援。那天好像是没上学,许多小孩闻讯赶来加入战斗,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四川的女娃儿都如此野蛮)聚集了有四、五十个,“龟儿子”、“狗日的”、“老子×你妈哟”的川骂不绝于耳,空中则泥巴石块儿乱飞,颇有炮兵对轰的架势,场面蔚为壮观。

“炮战”持续了没多久,围墙外面就响起了喊叫声,随即从外面飞进来的土块儿也没有了。这边几个大一些的男孩子喝住了还在往外扔“炮弹”的小崽儿,然后小心翼翼的爬上围墙,这才发现,原来墙那边聚集着十几个老头老太太老阿姨。

一见墙头上出现了院子里的孩子,那些当地居民十分激动,涨红了脸,指着墙头上的那几个半大孩子叱骂,原来刚才双方互相“对射”的时候,东村的房子因为距离围墙较远,毫发无损。而那些基本上挨着围墙的民房就倒霉了,从院子里“发射”出来的“炮弹”有的落在房顶上砸碎了瓦片,有的打碎了玻璃,还有的差点击中某路人的脑袋。他们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了,跟大院儿里的人相安无事,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加上原本熟悉的二军大的离开使他们心情不爽、对七医大这些看上去很土的四川人也百般瞧不起,于是那些居民表现得十分愤怒。事情演变成一群院子里的孩子站在墙头上(有的还拎着棍棒、武装带,其中有一位不久后就参军到总参通信二团的哥们儿最牛,公然威胁要用武装带抽一位老翁,活脱脱一群“外地野蛮人”)与外面的居民争吵对骂。

到后来有军人过来才平息了事态。相信这件事给了墙外的居民一个明确的警示:现在住在围墙里面的人,跟不久前离开这里去了西安的那些人可太不一样了。

满嘴重庆方言的七医大子弟进入大院附近的小学、中学以后,自然而然要被本地学生瞧不起、乃至欺负,但这时的七医大子弟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忍受了,这些年他们在重庆那个环境的熏陶下,逐渐变得凶悍、好斗,而且到异地以后,大家明白了要包团才能抵御外侮的道理,一旦有人与本地学生发生冲突,往往是一群人冲上去群殴对方(包括一些女生也是如此),甚至不是一所学校的听到消息也会赶往“战场”参战(主要是出身于1954年到1956年的这一拨人,这部分人的年龄,有的已经跟同校的初三学生差不多,打起架来自然占上风),那些本地孩子则不可能这么心齐的与“四川人”打架,而且上海小孩也相对要文弱一些,没过多久,这些“四川人”在学校中就打出威风,基本无人敢欺负。

在学校里没有了对手,到大街上也不甘示弱,与路人、居民发生打斗的事屡屡发生,后来整个五角场地区都知道军医大学来了一帮“惹不起的四川人”。

大约是因为“所向披靡”,这些子弟便产生了轻敌思想。有一天,几个大院儿子弟在翔殷路上闲逛,不料身后窜上来两辆自行车,骑车人一把将一个大院子弟头上的军帽撸去,然后飞速骑走。似乎逃进了沈家巷。

被人抢了军帽,自然忍不下这口气,某日他们汇集了二十来人,跑到沈家巷去找抢军帽的家伙。结果被几个二十来岁的农民挥着扁担打得落荒而逃。后续的“援军”走到半路,正好遇到败下来的同伴,只听大叫“快跑!”结果稀里糊涂的也掉转屁股狂奔。

那一仗算是完败,不过还好无人严重受伤,也无人被俘。

1969年和1970年,连续两次“走后门”当兵,走了一大批子弟,其结果是“战斗力”严重削弱。

最“悲壮”的一次“战斗”发生在1970年。那年6月,上海的各中学照例停课、组织学生参加“三夏”学农劳动。同济中学的劳动地点就在附近的体育学院后面,而邯郸路上一所名叫“工农中学”的学生也在那一带劳动。几天下来,两所学校的学生之间不免有些摩擦,有些工农中学的学生挨了打骂,其中几个七医大的男生惹事最多(他们已经扫平了本校,自然也不把外校的上海本地学生放在眼里)。

终于有一天摩擦演变为大规模的冲突,工农中学组织了几百名学生,冲进工农中学,见到穿军装、说四川话的男生就围上去抓捕,反抗者则遭到群殴。一些七医大子弟闻讯赶往同济中学支援,结果陷入重围。最后有二、三十人被抓住,只有极少数人逃脱。

事情后来由同济中学的领导和工农中学的领导协商解决了,那些被逮住的七医大子弟都被五角场派出所来人带走,工农中学的人也撤了。七医大有关部门闻讯后派人去五角场派出所,将这些人全都领了回来,训诫了一番后“释放”,个别人还被关押在警通连数日,“认识错误”。

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那些个挨了打不甘心的子弟又纠集了一大帮子人,带着家伙,骑自行车沿邯郸路来到了工农中学,在那里转了几圈,却没有找到可以报仇的对象,白跑了一趟。

到上海以后,军医大学又恢复了“招生”,不过这些学员都不是通过考试入校而是由各部队“保送”来的,其中不乏“走后门”的干部子弟,其中一些人原本也是部队子弟,或许其父官还不小,也是飞扬跋扈,结果与我们这里的一些大一点的子弟还为了抢篮球场打球的事起了些冲突,不过事情并未闹大,后来也都成了“球友”。

1974年年底,长海医院勤务连一些即将退伍的战士心怀不满,故意找碴惹事,与一些本校子弟发生摩擦,有一天晚上在医院灯光球场双方有一次对峙,就在即将发生群殴之际,医院政委带领一些干部及时出现,喝止住了那些战士,才没有演变成大事件。

1975年夏,七医大因再度调防离开上海,绝大部分尚在读书的子弟都随军返回了重庆。而以打架出名的那个年龄段的子弟已经参加工作,或留上海、或去农村、或去外地工矿,各奔前程,不再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惹不起的四川人”,这个一度在五角场一带赫赫有名的群体,渐渐的湮灭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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