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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散记

----我的“文革”回忆

作者:巴尔樵夫

 

第四章、暴烈之城(二) 

5、医院门前的“风景”

①、伤员

当别的地方炮火连天、激战犹酣的时候,高滩岩(包括整个沙坪坝区)却仿佛是台风眼一样,有一份难得的安宁。

由于第七军医大学和西南医院里实力占优的“造反派”与地方上“8.15”派是同一观点,所以“8.15”方面的伤员大多送往这里。特别是“潘家坪自卫反击战”和“杨家坪自卫反击战”打响以后,送来的伤员数量猛增,“造反派”自己成立了战场救护队,将伤员简单包扎一下,也没有救护车,直接就用卡车送来。

那时我们基本不上课了,所谓“复课”,也是上午去一下,大家在一起背背“老三篇”、“毛主席语录”,唱唱革命歌曲之类,就放学了。你要是不想去就不去,因为校长、老师要不就是也在“造反”,无暇他顾,要不就是已经被“打倒”,管不了事了。闲来无聊,我们一个主要的消遣活动就是到医院的门诊部去看伤员。

在医院大门前常常看见这样的情景:烈日下,一辆车厢两边插满树枝条(不知道是防空伪装还是遮太阳用)的卡车飞驰而来,直接冲进医院门诊部大院。车子停稳后,上面跳下几个人,抬下几副血迹斑斑、上面躺着裹满绷带的伤员的担架送进急诊室。不一会儿,这几个人又提着空担架出来,爬上车,卡车随即冲出大院,“叮叮咣咣”的颠簸着,消失在一片烟尘之中。望着这副颇为熟悉、就像在哪部电影里看到过的一样的画面,我一时有些恍惚,分不清是在现实还是在电影里。

②、战火中的女性

重庆女子除了能吃辣以外,也以美丽著名。但在“文革”中,展现在世人面前的重庆女性,却是另一种形象。

有一天,我和家兄在门诊部前看见一辆卡车开进大门后停了下来,从车上抬下来的不是伤员,而是几个大箩筐,箩筐里面装的不是子弹、手榴弹,而是当时非常罕见的糖果、罐头之类的食品!抬箩筐的几个男女有说有笑的往急诊室里走,原来是来慰问伤员的。我和家兄跟在他们后面走了没几步,目光都被一个女人吸引了:这女人个子不高,皮肤很白,脸、身体、臀部都是圆圆的,穿了一件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已经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扎着子弹袋,两个乳房鼓鼓的突出来,斜背一支半自动步枪,右边的屁股上吊着几颗手榴弹,左边的屁股上则挂着一把雪亮的刺刀。她右手提着箩筐,左手在空中摆动,走起来扭腰晃臀的就像在跳舞。尤其是她每走一步,那把刺刀就在她那圆溜溜的屁股上拍一下,每拍一下,都能听到“啪”的一声。我们那时只有十来岁,还不懂得欣赏女人,只是觉得她那样走路、那样扭屁股已经很滑稽了,再加上刺刀还在她的屁股上不断的拍打,就更可笑了!我和家兄一面吃吃的笑,一面赶紧跑开。

那女人当时也就三十来岁吧,五官什么样儿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她那浑圆而充满了成熟女性魅力的身体我还是记忆深刻的。倘在今天,这样的女人或许会涂脂抹粉,把自己打扮得无比妖娆,成为广场舞大妈中的佼佼者。但当时,她却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全副武装、满身臭汗的抬着箩筐去慰问“伤员”。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是不是也在一场战斗中成了伤员或者干脆成了“烈士”。要是活着,她应该有80多岁了,她还记得自己当年的飒爽英姿吗?

我在门诊部消磨时光时曾经遇到一个不足20岁的姑娘,记不清怎么和她搭讪认识的。她是某个学校的“红卫兵”,在一次摆弄手榴弹时不慎引起爆炸,把右手给炸飞了,脸上也给崩出了不少“麻子”,伤口一直长不好,所以她来皮肤科治疗。她自称“老子”,管我叫“小娃儿”,还把绷带解开,给我看伤口。

如果是现在,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没有了右手,脸上又满是黑点儿,一定会成天以泪洗面,甚至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但这个姑娘却始终是笑嘻嘻的,似乎不为自己的将来担心。我忍不住问她:那你以后啷个办(重庆方言,怎么办的意思)呢?她看看我,眉毛一扬:啷个办?凉拌!

那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在门诊部遇到她,但她没有看到我,我喊了一声“喂”,她扭头朝我看看,说了一句“小娃儿”,就急匆匆的走了。我注意到她的右手没有包绷带,估计伤口已经痊愈。

不知道她后来是否又去参加了“战斗”,有没有再次受伤甚至被打死?如果她还活着,有没有上山下乡?一个残疾人,生活会很困难,她还能那样无所谓的笑吗?她会告诉她的儿孙辈自己的手消失的真正原因吗?她还记得那个又黑又瘦的“小娃儿”吗?

③、坦克

坦克,在图片、电影以及现在的电视、网络上见过无数次,但到现在为止,平生唯一一次见到真的坦克,却是在重庆,且还是因为武斗的缘故。

1967年夏季,原本为部队生产的坦克开上了武斗战场(位于杨家坪的重庆空气压缩机厂因此暴露了“身份”――原来是造坦克的)。

那时在“造反派”的手里,反坦克武器还比较稀缺,所以坦克投入战场以后,一时难以招架。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句话确实管用,何况还有那么多的战争影片,里面的一些招数也被效仿:放过坦克,集中火力射击跟在坦克后面的人,颇为奏效。那一年在杨家坪建设机器厂一带的激战,就出现过这样的场面。

不过听说“反到底”方面还有绝招:在阵地前面铺上钢板,再在钢板上撒上一层土,看上去是一片平地,实际上钢板连着高压线,一旦坦克驶上钢板,就合上电闸,被高压电“击中”的坦克瞬间冒出青烟,动弹不得,里面的人也“烧”成了焦炭。“8.15”方面起初莫名其妙,后来才发现奥秘,对策是进攻前先炸断电线,切断电源,然后再冲击。此事不知是真是假。

一天临近黄昏时,忽然听到外面一阵喧哗:“有坦克开到医大门口来了!”我跟几个伙伴赶到大学门口时,那儿已经黑压压的围了一大群人,人群中果真赫然冒出绿色的圆型炮塔,我一阵激动:没想到能看到真的坦克!

这两辆坦克的外形与电影上看到的那些老式坦克完全不一样,炮塔象半个馒头一样浑圆。坦克手戴着坦克帽,坐在炮塔上悠闲的抽着烟,显然已经习惯于这样被围观。从他们与围观的群众的对话中我们得知,他们“8.15”派的,这是国产的新型坦克(应该是59式中型坦克),还没有装备给部队,却已经参加过几次武斗了。

我们挤在人群中,围着坦克转圈,令人吃惊的是,在一辆坦克的尾部,竟有两个直径大约56公分的圆洞,透过圆洞能清晰的看到炮塔内部。有人不明白这两个洞是怎么回事,就问坦克手,坦克手漫不经心的回答,是被“反倒底”用高射炮平射的穿甲弹打的。群众又问,那里面的人呢?坦克手说,都打死了。原来这钢铁巨兽并非坚不可摧。

大约二十多分钟以后,坦克手示意围观的群众让开一条路,然后钻进坦克,盖上盖子,发动引擎。坦克引擎发动后,声音很响,站在其旁边的感受是震耳欲聋,而它开起来的动静更大,整个地皮都在震颤,简直可以用“地动山摇”来形容。后来看美国战争片《拯救大兵瑞恩》,最后那支美军小分队在一个小镇上与德军战斗时,德军坦克渐渐驶近、躲在掩体后面的美军士兵被震得浑身乱颤的画面绝非虚构。

这两辆坦克是向凤鸣山、也就是高滩岩的南面开走的,履带把路面压出了一排排深深的痕迹,高滩岩道路两旁那些又小又破的房子都在颤动。路旁站着不少看稀奇的人,孩子们掩饰不住内心的惊喜,指着坦克欢呼跳跃,那些显然是“反到底”派拥趸的大人则故意装出一付不屑的样子,有几扇窗户里探出妇女的半截身子,怒气冲冲的叫骂着什么,估计是觉得这坦克会把她家的玻璃给震掉了。

一开始坦克行进的速度并不快,我和同伴们一直轻松的跟着坦克跑,还议论说这坦克开得真慢。但是走了大约100多米以后,坦克开始加速,我们又跟着跑了一阵就追不上了,只好停下脚步,望着它们轰鸣着绝尘而去。

人们议论纷纷:这一带没有战事,把坦克开来干什么呢?想来想去,这只能是“815”方面策划的一次展示实力的行动吧。

④、难民

高滩岩镇上唯一的道路是高滩岩正街,沙坪坝到西南郊的山洞、白市驿、青木关乃至更远的壁山、铜梁等地的长途汽车都要从这里经过。

“文革”开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条原本还算安静的公路上空前的热闹起来,时不时的出现敲锣打鼓,高呼口号的游行队伍,有被揪斗的“走资派”、“黑五类”、“牛鬼蛇神”游街示众,有造反派声势浩大的游行,还有徒步“朝圣”、“大串联”的红卫兵“长征队”,连东北的红卫兵“长征队”都见到过。不过到了1967年的夏天,路上又变得行人稀少了。

在武斗打得最激烈的那一段时间,在清晨或临近黄昏、气温相对较低的时候,医院门前的公路上忽然出现了一些行人,他们三三两两,男女老少都有,肩背手提着一些日用品,差不多都是愁眉苦脸的样子。

高滩岩镇上的居民好奇的望着这些形迹可疑的人,经过询问才搞清楚,这都是些住在市中心区的市民,家园已经成了战场。为了躲避战火,只好逃到乡下的亲戚家里去,是武斗造成的流离失所的难民!

第二天,逃难的人依然还有。但这时又有人往回走,他们带来的信息是另一派的人把守在青木关一带,封锁了交通,根本过不去(那时重庆出现了一派在市内占优,另一派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占了附近的郊县)。

过了几天,看不见这些逃难的市民了,不知道他们最后去了哪里。

6、抓医生的闹剧

那时没有寻呼机,更没有手机,如果有急诊需要召唤医生,就只能通过挂在各处的大喇叭来呼叫某某医生赶紧到手术室去。

尽管是部队医院,有抢救伤员的能力,但送来的也不是个个都能救活,有的伤势过重也就“牺牲”了。这时死者的“战友”往往情绪激动,有的“化悲痛为力量”,发誓要杀更多的“敌人”为死难“烈士”报仇,有的却迁怒于医生,认为是医生没有全力抢救才导致“战友”丧命的,医生往往会遭到责难和辱骂。如果一查这医生居然还是对立派别观点的人,那这医生就有故意整死伤员的嫌疑,轻的挨几下拳脚,重的就可能被枪毙(医闹那时就有了)。

几次一搞,那些外科医生就不愿意冒险去给那些伤员做手术了,甚至干脆躲藏起来,出现了伤员躺在手术台上、任凭喇叭怎么叫也找不到医生的局面。“战士”们这下急了,鬼子进村似的提着枪在我们家属院里乱转找医生,也不管他是哪一派的了。

可惜院子太大,那些医生又躲藏得很好,找也找不到。而内科、皮肤科、五官科之类的医生没有躲藏,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会动手术,没事,想不到“战士”们“病急乱投医”,一见到穿白大褂的他们,如获至宝,不由分说,上前一把揪住就往手术室拖,任凭这些医生怎样辩解都没有用,直到医院其它的工作人员见状上前帮着解释劝阻,才算给这些人解了围。

这真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了。

7、流弹下的生活

当武斗还处于“冷兵器”阶段时,对未参与其中的人影响不大,而且只要你喜欢,都可以站在圈子外面看热闹,最倒霉也就是被砖头石头把脑袋砸个包而已。但当军用武器投入使用、且大量枪支弹药散落在民间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流弹对市民的人身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那时经常听到的消息就是哪里哪里的某个人,正在路上行走或就在家门口,忽然被不知从何处飞来一颗枪子儿击中,就成了冤死鬼。而诸如一个毛头小伙儿在家里摆弄枪支时不慎走火、将家人或隔壁邻居打伤打死的事也时有所闻。

相比之下,子弹的威胁还算小,因为那时还有平民无端被炮弹炸死的事发生。有一天,沙区公园附近一个叫石碾盘的地方忽然落下一颗炮弹,炸毁了一间民房,还死了几个人。起初人们都不知道炮弹是从哪里飞来的,后来武斗平息、两派“联合”以后,原“反到底”的人才道出了原委:因为沙坪坝是“8.15”的“根据地”,而且西南医院又救治了很多“8.15”的伤员,所以“反到底”方面决定炮击西南医院,打击“8.15”的后方。他们在江北某地架设了大炮,试射了一炮,但是弹着点偏离预定目标有几公里。不过这并没有让“反到底”方面气馁,继续准备再一次炮击。所幸后来中央调查组来了,收缴武器,制止了重庆的武斗,“反到底”方面才终止了这个计划。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感到庆幸和后怕,假如中央调查组晚来一段时间,我们很可能也成了那个年代的牺牲品了。

重庆武斗,给市区的建筑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有的房屋倒塌,有的则是千疮百孔。据说因为云南一个制造炮弹引信的工厂停产,导致后来其他兵工厂生产出来的炮弹都没有引信,打出去都不能爆炸,只好当穿甲弹使,所以重庆很多房子上留下的一个个的洞,就是被那种没有引信的炮弹打的。

我听到过一个笑话:一天,有一家人家正在吃饭,这时就听到远处传来炮声,不久就听到一阵“咚咚咚”的声音,而且越来越近,房子也开始抖动起来。正在纳闷,忽听一声巨响,一枚炮弹破墙而出,“咣当”一下砸在地中央,滴溜溜乱转了一气,然后就一动不动了。一家人象被点了穴一样,瞪着这枚炮弹发呆。忽然当爹的大吼了一声“快点跑!”其它人才如梦初醒,扔下饭碗,夺门而出。等跑到院子里找到安全地方藏好以后,那炮弹却半天没有动静。最后一个胆子大的人探头探脑的进去一看,原来就是那种没有引信、不会爆炸的炮弹。

我母亲一个同事的丈夫是警察,长得有些象王心刚,单位在市区。有一次他们到我们家来聊天,说起他的一次遭遇:死气沉沉的大街上一片寂静,稀稀拉拉的几个行人都东张西望、小心翼翼的沿着墙角疾行。忽然间,街边的一栋楼房里响起了枪声,有人在朝对面不远处的房子射击,随即对面也开始还击,一时间枪声大作,被子弹击中的碎石片儿四处飞溅。只见路上的行人全都迅速卧倒,趴在地上,有的抱着脑袋缩成一团,有的连滚带爬,钻到一个自以为安全的角落里。一会儿枪声停了,这些人从地上爬起来,从角落里钻出来,拍拍身上的土,一溜儿小跑的赶紧逃离现场。我们问他当时怎么样,他苦笑着说:还不是一样趴在地上。那时他上班已经不穿那身上白下蓝的制服了。我无法想象一个曾经威风凛凛的警察,面对扰乱社会秩序的武斗分子毫无办法、为了保住性命只好和别人一样趴在脏兮兮的地上时,心里是何种滋味。

这样的经历我也有过。

重庆大学“8.15”在校园里树起了一座毛泽东的全身像,其高度好像是当时重庆各单位树立的毛泽东全身像中最高的。这在当时是很轰动的事,人们都很激动,纷纷前去瞻仰,以此来表示自己对领袖的热爱。一天,我母亲带着我和家兄也去看,校园里冷冷清清,只有那座白色的毛泽东像孤零零的矗立在那里,毛泽东穿着军大衣,右手伸向前方,是当时最常见的一种造型。

瞻仰完了塑像,我和家兄忽然内急,于是便找到一个厕所进去方便。这个厕所建在嘉陵江边的山坡上,茅坑是踩上去晃晃悠悠、“吱嘎”作响的一排木头,下面就是几十米深的悬崖,排泄物直接坠落下去,没有胆量的人是绝对不敢在这样的地方如厕的。隔着用竹片编成的墙,可以看见对岸那被一层薄雾笼罩、无数灰暗的旧房子密密麻麻的挤在一起的江北区。那里有嘉陵机器厂、望江机器厂,是“反到底”控制的地区,如厕时,心里还忐忑着怕那边的人朝这边打枪击中我们。

就在我们回到毛泽东塑像所在的那个小广场时,果然听到从江北方向传来了几声枪响,紧接着就在我们不远处的一栋大楼里也响起了枪声,抬头一看,只见一扇窗户里伸出一支冲锋枪,正朝着江北方向射击。母亲神色紧张的拉着我们加快脚步往大门外面走,背后的枪声还在响个不停。子弹从那栋大楼能否打到江北我不知道,但估计是重大的“8.15”认为江北的“反到底”在开枪挑衅,所以还击。

不仅仅是重庆,那时不少地方都有流弹冷枪威胁到普通民众生命的情况。我有一位同学(也是西南医院子弟),1969年和他弟弟一起坐长途汽车从重庆去他们母亲的老家遂宁,途中遇到一辆刚刚遇到袭击、停在路上的长途汽车,那辆车上的司机虽然身中数弹,还是在一刹那间踩下刹车、拉起手闸、没有让车子翻到路边的山坡下去,车上的乘客有数人受伤,其余人惊恐的躲到车下。他们兄弟俩坐的那辆车经过那里时,被袭击的那辆车的司机坐在驾驶座上已经咽气,车上血流成河。不知道子弹是从哪里打过来的,更不知道打枪的是什么人。他们惊惶不安、提心吊胆的走完了剩下的旅途。

十几天后,当他们从遂宁返回重庆、途经那辆长途汽车遇袭的地点时,看到是许许多多的花圈,人们在悼念那位司机,并以此向躲在暗处的凶手表示抗议。

那时“文革”武斗的高潮已过,还发生这样的事,确实是令人愤怒。

8、抢车

“文革”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重庆街头曾经出现过一阵抢车的风潮。

不知是“造反派”组织需要,还是某些成员自己要开车过瘾,他们会在自己所在的地盘内设卡,持枪拦截过往车辆,发现自己中意的车辆时,就将其劫为己有。有时即使不要车子,至少也要抢油箱里的汽油。被劫者如果是哪个有实力或认识哪个有实力的“造反派”组织,亮出身份,也许可以躲过一劫,如果不是这样,就只好忍气吞声,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车子或汽油被他们抢走。这种光天化日下的抢劫行为根本没人管。

那时,如果看见一辆卡车风驰电掣般的驶过,车上坐着一群拿着枪、叼着烟,嘻嘻哈哈、有些流里流气的青年,很可能就是出来寻觅目标的。所以那一段时间,路上的车子很少。

我们医院的家属院和大学就隔着一条马路,大学门口那个小广场是这段公路上难得的比较宽敞之处,经常有车辆在这里掉头,这里也是设卡拦截别人车辆的好地方。

有一天,我在家门口看见一辆卡车从围墙外面的高滩岩下街慢慢的往上街方向开(爬坡,车速较慢),车厢里站着三个男青年,各拿着一枝步枪,架在卡车驾驶室的顶上。因为那时很少看见车子,而且车上的人又拿着枪,所以就引起了我的注意,觉得它很可疑,没准儿就是到大学门口去设卡拦截别人车辆的。

果不其然,这辆卡车开过去没多久,就听到一阵引擎的轰鸣由远及近,随即就看见另一辆卡车高速往下坡方向驶去,车厢板颠得“咣咣”乱响,车厢里同样站着三个男青年,但是没有武器,其中一个人还从车厢里捡起一样东西使劲儿地向后面扔去。

这辆车刚驶过,后面紧跟着出现了我刚才看见的那一辆卡车,它同样加大油门,发疯似的疾驶,车厢里那三个男青年的头发全被风吹得象乱草一样向后倒伏。我清楚的听见他们在大喊:“停到起!停到起!(重庆方言,意为“停下来”)不停老子开枪了!”前面那一辆车上的人显然不愿俯首就擒,并没有停车。两辆车很快就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不久连引擎声也听不见了。在这段坡道的下端,有几个近乎是九十度的连续急弯,如此高速行驶是非常危险的,弄不好就会翻到旁边的沟里去,车毁人亡。可不论是逃跑的还是追赶的,都象不要命一样。

不一会儿听到两声清脆的枪响,那辆在前面的车子不知逃掉了没有。

9、枪的故事

“文革”开始以后,有那么一段时间,中国人在某些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极大的自由,许多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变成现实,私人拥有枪支就是其中一例。

武斗升级以后,两派组织分别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大量的枪支弹药,散落于民间也不少,于是便发生了一出出说不清是悲剧还是喜剧的闹剧。

有人偷偷把手枪带回家里玩,一不留神扣动扳机,子弹飞出枪膛,把隔壁邻居给打死了。有人把上了膛的信号枪揣在裤子口袋里招摇过市,没想到枪走火,裤裆里冒出一团火光,“命根子”给烧焦了。有人玩弄手榴弹,拉了弦以后看见手榴弹冒烟儿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结果在一声轰然巨响后,或者被炸死,或者被炸掉了一支胳膊。西南医院曾经收治过一个男青年,双手手腕以上的部位都没有了,据说是在摆弄炸药包时不慎引起爆炸造成的,脸上还有好多斑斑点点的痕迹。大人们议论他,觉得他很乐观,似乎一点也不为自己今后的生活担心,成天就在医院门口转悠,有一次几辆卡车拖着一门四联高射机枪停在大学门口,他居然跑去坐在炮手的位置上,用光秃秃的胳膊去转动摇柄,玩得十分来劲。

我们大院里有个小孩,得到了几颗没有射击过的半自动步枪子弹,他略微知道一点射击的原理,但想试验一下,具体操作是用一把老虎钳夹住一颗子弹,再拿榔头猛击子弹的“屁股”,希望能使子弹象在枪膛里被撞针撞击、引起弹壳里的火药爆炸那样将子弹发射出去。开始几下敲的太轻,没有什么动静,他鼓起勇气用力的一敲,只听“砰”的一声,子弹没飞出去,他却被炸了个满脸开花,差点把眼睛也炸瞎了。

大学家属区那边的一些子弟,有的家里原本就有气枪,还有人不知从哪里搞到了小口径步枪,在与大院外面的市民子弟打架时发挥了作用。他们还成群结队的坐着自制的木板车(轮子是金属轴承,靠人力推行),在家属区里炫耀。

在大学和医院大门之间的空地上有个农贸自由市场,高滩岩的居民需要的蔬菜水果基本都在这里购买, “文革”开始、特别是1967年、武斗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农民们担心自身安全,出来卖菜的人急剧减少,那个自由市场就萎缩了,偶尔有几个胆子大的挑着一点鸡蛋、辣椒、青菜等来卖,卖完了赶紧收摊就走。由于东西稀缺,形成了卖方市场的格局,价格全由那些卖菜的农民说了算,顾客们有时讨价还价,但农民的态度非常强硬,就是不肯便宜,理由是他们出来卖菜既要走很远的山路,还要冒很大的风险,赚点钱也不容易,争到最后顾客还是只能一面抱怨一面掏钱。时间一长,农民们越来越跩,短斤缺两是经常的事,有时候在和顾客发生争执时还挥起扁担打人,人们意见很大,却又无可奈何。

终于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令高滩岩镇上的人很开心的事。那天的自由市场上,卖菜和买菜的人都不是很多,有一个农民摆了两筐蔬菜在卖,这个人经常来这里卖菜,价格高,态度凶,人们对他的印象不大好。

不知何时,一个年轻人出现在这个农民的筐子前,看了看他的菜后,问他多少钱一斤。那个农民报出菜价后,年轻人说太贵,要他便宜一点儿,被他很轻蔑的拒绝了。年轻人没有再与之争辩,却从腰里抽出一支手枪,顶在了那个农民的脑门上,大声警告道:上了膛的,莫乱动哦!那农民顿时吓得面无血色,呆若木鸡,旁边的人也惊慌失措,纷纷躲避。

年轻人让大家不要怕,也不要走。他恶狠狠的逼着那个农民把蔬菜降到一个很低的价格,然后就让大家都来买。众人喜出望外的围到那个农民的面前,抢购那些蔬菜。在手枪的威胁和“不许缺秤”的警告下,他战战兢兢的抓菜、过秤,每一笔生意,秤杆都翘得高高的,两筐菜很快就卖完了,而其它几个农民见状也自觉降低菜价。买菜的人个个心满意足,满载而归。见农民们的菜都卖得差不多了,那个年轻人收起手枪,厉声警告他们,以后他还会经常来,如果再有人卖高价菜被他碰到,他就不客气,说完径直走了。那几个农民也挑起竹筐,一溜烟儿的跑了,很久都没有再出现。而那个年轻人后来真的又来过几次,又整了几个卖菜的农民,让当时在场的人拣了便宜。不过农民们也有办法,他们干脆不来这里卖菜了,连续几天这个自由市场都没有出现,人们受不了了,最后还是只好接受农民们卖高价菜的现实,那个据说是凤鸣山中学“红卫兵”的年轻人也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我们那时都是十来岁的孩子,对枪无比热爱,用木头自制手枪、步枪、冲锋枪、用泥巴、石头代替“手榴弹”,然后分成“好人”和“坏人”,在家附近的山坡上展开一场一场“大战”,发泄我们在看了那些战争题材电影以后体内产生的人类原始的杀戮冲动。

武斗发展到使用军用武器以后,我们天天都能听到枪声,好像又回到了战争年代。尽管有些提心吊胆,有些害怕那些血腥的场面,但一看到真正的子弹、步枪、手榴弹、冲锋枪、机关枪、大炮、坦克,更多的还是兴奋。我们得不到枪,但是不少男孩子都能拿出几颗子弹来炫耀。我见过的最大号的子弹是高射机枪的子弹,又粗又长,这样的子弹只要挨上一颗,非死即残。那时玩过的一种游戏是将子弹头拔掉,倒出弹壳里面的火药(那些火药有各种形状和颜色),将一小撮火药放在一张纸上,然后划一根火柴将纸点燃,再躲得远一点,火药被引燃以后会发出“噗”的一声,先是冒出一团耀眼的火光,随即便升起一团灰色的烟雾,十分好看。大人也不管我们,我们这么玩,倒也没出过什么事。

不过毕竟要得到一把真枪也不容易,加上收缴武器后,有的人已经不习惯没有枪的日子了,便开始自己造枪,自制火药枪就这么出现了。

那时家兄14岁,中学没有上课,就在家里闲着,也不知道从哪里学到了做火药枪的流程,也自己动手造起枪来。那种火药枪的构造倒是不复杂:先用木头做成一个手枪的形状,枪膛部位挖一个槽,上面放上一根一头磨圆只留一个小孔的铜管,用几段铁皮、钉子固定住在“枪”身上。扳机是用木头做的,可以扣动,从“枪”身后端伸出来。在铜管的尾部,用铁皮做一个卡槽,用来放体育比赛发令枪用的火药纸(商店里有卖的),另外还要用金属物做一个撞针,拉开后用橡皮筋固定在枪的尾部。发射时,先把火药从铜管口灌进去,再放一点细小的铁砂子(一种黑色的铁质颗粒),在卡槽里放一片发令枪用的火药纸,将撞针拉出来顶在枪的后面,扣动扳机,扳机将撞针顶出,在橡皮筋的拉力下撞针猛烈的撞击卡槽,火药纸被撞出火花,引爆铜管里的火药,一次射击过程就完成了。这种击发方式,已经比原始的燧发枪要先进了。

家兄完成自制火药枪是在一天傍晚,快要吃晚饭的时候,当时我父母正在外面忙着做饭,家兄在饭桌旁进行着试枪前的准备工作,我则十分兴奋的趴在旁边看着。只见他将火药纸塞进卡槽,拉开撞针,然后将枪竖起来,小心翼翼的把放在一张纸上面的火药倒进铜管。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只听“砰”的一声巨响,同时一团艳丽的火光喷出铜管,擦着家兄的脸射向天花板。父母惊呼着冲进来,家兄不知所措的呆握着那支枪,我已经从凳子上摔在地下,耳朵里“嗡嗡”作响。邻居们也来了,大家七嘴八舌的一阵议论,很快就找到了事故的原因:原来家兄将装火药的程序搞错了,安全的作法应该是先装火药、铁砂子,然后再将火药纸塞进卡槽,最后拉开撞针。家兄是在卡槽里有火药纸的情况下,拉开撞针,再把枪竖在桌子上装火药。撞针无意中被顶松了,弹向卡槽,引爆了火药纸和铜管里的火药。万幸的是这次事故除了在天花板上留下了一团黑色痕迹以外,人没有受伤。家兄遭到了一顿严厉的训斥,枪也被没收了,并被警告不许再弄这玩意儿。我们短暂的自己造枪的历史就此结束。

10、闹财扒

大约在1968年底到次年年初,原本已经渐渐平静下来的社会,忽然又动荡起来,倒不是“造反派”再度开战,而是一股跟“造反派”组织同样可怕、被称为“财扒”(这两个字是我臆想出来的,当时是听大人说的)的祸害。

据说“财扒”的成员多为一些社会青年(不知道是否曾经还是某个造反组织的成员),已经毕业又没有工作(抑或是不愿意去农村),就啸聚在一起,干起打家劫舍的营生来了。

“财扒”的行踪飘忽不定,白天潜伏,夜间则突然出现在某个居民区,闯入居民家中抢劫。而且动作很快,得手后就迅速消失,活生生的一群强盗流寇!

那段时间不断听到哪里哪里被“财扒”洗劫的消息(多发生在市郊结合部,市区他们不去),以劫财为主,不大伤人性命。但这也够让人胆寒的了,试想,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一阵剧烈的砸门声突然响起,打破了寂静,鸡飞狗跳再伴着人的呼喊,一帮人明火执仗的闯进来翻箱倒柜,取走仅有的一点值钱的东西然后扬长而去(不反抗就没有性命之虞),那是多么恐怖的一种情景!

他们最猖獗的时候,连部队的家属区都在被抢之列。

由于其行踪飘忽不定,而公安局刚刚恢复不久力量也弱,“财扒”一时无法翦除,无法忍受的群众便组织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抵抗“财扒”的袭扰。主要的措施就是成立联防自保之类的业余组织,约定以敲打锅盖脸盆为号,只要听到一家敲了,各家各户就跟着一起敲打,同声呐喊“抓财扒”,可以把“财扒”吓跑。

那一阵子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到天黑,就看不见小孩在外面玩了,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偶尔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夹杂着敲锅盖的呼喊声,也不知道是真来了“财扒”,还是在搞“实战演习”,总之令人心惊肉跳。我们开始还以为这只是院子外面的事,但后来事态越来越严重,大家就忐忑不安了。

一天晚上,我们住的那个家属点召开会议,部署反“财扒”措施。大大小小几十口子人挤在一个院坝上,一位院务部的干部大声的告诫大家室外不要放有价值的东西,关好门窗,提高警惕,一旦发现“财扒”光顾,要立即敲打响器、呐喊。但是他特别告诫说,“财扒”很狡猾,在有的地方,“财扒”也会敲打锅盖,跟着喊“抓财扒”,让你以为他们是本地居民对其放松戒备时乘机下手。为此,他约定我们这里的人一旦行动,要在左胳膊上系一条白毛巾,以区别出谁是“财扒”。开会间隙,我感到尿急,就离开会场跑到无人处方便,正在爽快时,抬眼看去,四周浓重的黑暗中,似乎有一些魅影在晃动,吓得我一哆嗦,尿也没了,赶紧跑回去。

万幸的是,“财扒”并没有“光临”我们大院,闹腾了一阵后就消失了。

而成都那边则更厉害,出现了“李向阳部队”、“松井部队”,不过这并不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日军的两支队伍,而是少数不法分子搞起来的团伙(还有其它团伙,各有其名,以这两个团伙最为著名)。

这些团伙不是之前那些美其名曰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的造反派组织,而是专门抢劫强奸、杀人越货的强盗,他们手里有枪有刀,成为新的扰乱社会秩序之源,闹得人心惶惶。因为仅靠公安的力量对付不了,所以为了消灭这帮盗匪,出动了部队。

据说那个“李向阳部队”的头儿,每次行动前还会给有关单位打电话,声称“李向阳进城了”,部队和公安部门接报后便做出部署,准备抓捕,但往往扑空,等放松戒备时,他们却突然出现,闹个乱子,等部队、警察赶到,他们早已逃离,隐藏一段时间后再出来活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十分猖獗。后来我们离开重庆,就没有听到这些团伙的消息了。在写这篇文字时,特意上网查了一下,才知道直到1971年,这些犯罪团伙才被彻底剿灭。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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