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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散记

----我的“文革”回忆

作者:巴尔樵夫

 

第三章、风雷激荡(一)

 

1、“忠”

“文革”发动以后,很多事物都“掀起了新高潮”,其中就有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那个时候最强调的一个字就是“忠”,最流行的口号就是“三忠于”、“四无限”。具体还有以下的内容:

①、像章

毛泽东像章(也叫“纪念章”)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了,不过那时的像章做得并不精美,常见的就像现在的贰分硬币那么大,戴的人也不多。大约在1965年,母亲不知从哪里得到一枚金黄色的像章,我们都很开心,偶尔戴在胸前,感到无比幸福,当然还有时髦。

“文革”全面发动以后,到处都悬挂、张贴着毛泽东的照片和画像(刘少奇的标准像自然被摘下来了),另外就是人人佩戴毛泽东像章(除了“黑五类”、“牛鬼蛇神”)。像章的需求陡然上升,但那时各单位还没有开始大量铸造像章,这时想得到一枚像章十分不易,于是能人们就自己动手制作(当然也是表示虔诚的一种方式)。

最早手工制作的像章非常简单,材料是有机玻璃和印在相纸上的毛泽东的相片(有的还有“语录”、林彪题词等),造型也比较雷同,多是将像章做成一本打开或合上的书(就是“毛选”的意思)。制作像章,先要将一块红色的薄有机玻璃磨成一本书的封面的形状,两边要留一道很细小的槽,而上面的书页的部分要厚很多,要经过耐心的加工,才能将其做成需要的形状及规格,然后将印有毛泽东形像的印相纸放在红色的底板上,再将透明的“书页”放上去(两边有细小的边插进底板上的槽),这样一个像章就做成了。做“书页”的部分是最费工夫的,还不能急。我在父亲的带领下就自己做过像章,到现在还记得自己拿一块白布沾上牙膏小心翼翼的研磨那块小小的有机玻璃时的情景,以及它发出的那种特殊的味道。

后来机制像章出现了,各单位纷纷开模具,制作有本单位特色、背后有某某单位字样的像章,七医大及几家附属医院都制作过本单位的毛泽东像章,我和几个同学还被叫去帮忙为像章涂颜料,大人们教我们用针筒吸足颜料,然后将其均匀的涂在像章上面,再晾干就可以了。后来总政治部发行了一套像章,军人统一佩戴,主体是一枚金色的五角星,中间是红色圆形,里面是毛泽东戴军帽的侧像(也是金色),像章下面是一枚长方形的徽章,红底,印有“为人民服务”五个毛泽东手书金色字体。我戴得最多的也是这一套,因为可以标识出自己部队子弟的身份。

像章的造型千变万化,规格也越做越大,最大的直径超过10厘米,用红绳子系好挂在胸前,宛若古代武将戴的护心镜。

除了像章,还有一些带有个人崇拜意义的徽章,最流行的就是一个红心形的底上有一个金色的“忠”字,这款徽章也有碗口般大小、需要挂在胸前。

胸前戴着一枚造型别致的毛泽东像章,是那个年代的一种时髦。但是却引发了一个一开始谁也没有想到的社会现象:抢像章。小孩子、单身的女孩子,如果戴着一个式样新颖别致的毛泽东像章在路上走,很可能会突然被人抢走。我被比我大的小孩抢过,我也抢过比我小的孩子。那时就这样。

林彪事件发生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大大降温(也可能这件事本身就对他的威望是个打击),不但像章不再如此大规模的制作,而且还集中回收过一次。我们家原先装在一个大镜框里的一百多枚像章就被家父交了上去。

除了戴像章,那时每家至少都要贴一张毛的标准像(就是天安门城楼上挂的那张)或者军装照(内容就多样了),当时称之为“宝像”,群众蜂拥去“请”(跟以前“请”佛像一样),然后张贴在家里。不论一家人干什么,都在毛主席眼皮底下进行,小孩子要是犯错,大人就会一手执“刑具”,一手指着“宝像”呵斥道:“你这样做对得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吗?快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或者“你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保证,再也不这样了”。入夜,我们都睡了,他老人家还目光炯炯的在墙上俯视着我们。

瓷质的毛泽东塑像也很常见,通体洁白,类似白玉,看上去比较上档次(应该是用上等原料烧制的)。所以不少办公室的写字台和许多人家的衣柜上就摆着一尊。有的在制作时加入了磷之类的材料,到了夜晚会发出绿幽幽的光,称之为“夜光宝像”,是当时比较高级的了。不过瓷质宝像容易摔坏,打扫卫生或是拿什么东西时一不留神将其碰到地上,一般都是摔成碎片。那年头摔碎“宝像”是件很严重的事,如果没人看见,就得赶紧将碎片藏好,然后偷偷处理掉(还会有一种负罪感)。被人看见的话,至少要自我检讨一番,不走运的话会挨一顿狠批,如果是家庭成分不好的人或是“黑五类”、“牛鬼蛇神”弄出这样的事来,那就属于蓄意所为,肯定会被拖出去游街示众、打得头破血流。

画“宝像”(以临摹为主)也很风靡,很多单位的礼堂、食堂里、大门前、大字报栏上……都有绘制的“宝像”,这多是那些受过专业训练或具有绘画天赋、自学成才的民间“美术家”的杰作。画“宝像”不仅需要技艺,更需要勇气,一旦画得不好,很容易搞成政治问题。所以那时画“宝像”时,初期阶段一般不让人看,给人们看的时候,总是已经画好的作品(不好的自然被画家处理掉了)。

“红卫兵”都喜欢用军用挎包(但并非人人弄得到,而且那时的挎包还都是土黄色的),挎包上用红线绣着毛泽东像和“毛主席万岁”、“为人民服务”、“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之类的字样。

我们有一位邻居,他家的大儿子(那时14岁)和另一家的一个11岁的男孩子为庆祝“九大”召开,曾经合力绣了一幅有一张《人民日报》那么大的“宝像”,他们连续绣了一个多星期,最后是花了一个通宵才突击完成的。此举赢得大人们的一致称赞,也令我们十分敬佩。

很多会剪纸(刻纸)的人也紧跟形势,利用剪纸(刻纸)创作出许多在当时很受欢迎、流传甚广的作品,比如有各个时期的毛泽东的形象,有配以各种各样图案的“忠”字,有工、农、兵,有造反的红卫兵小将,有“革命圣地”韶山、延安,有英勇的越南人民抗击美帝……

刻纸是当时很多儿童(尤其是女孩子)主要的一项业余文化活动,曾经在我们大院里风靡过(剪纸好像比较复杂,没人会)。我们不会创作,所刻的都是现成的作品。有那么一阵,腊光纸是我们买得最多的一项商品。我在东北的表姐和表妹知道我热衷这项活动后,曾经送给我很多刻纸作品,其图案、工艺,都比我们这里要好,被我视为珍品,一直收藏着,结果她们倒一件没留。20多年后,我表妹来上海,见面时我把当年她送给我的那些刻纸拿出来给她看,她目瞪口呆了好一会儿,因为她没有想到还会看到这些东西。

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各地、各单位纷纷建造毛泽东的全身塑像。“文革”前,这类塑像在公共场所并不多(我的记忆中就没有看到过),而“文革”开始后,他的塑像“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在各地、各单位冒了出来,很多城市的火车站、中心广场、很多企事业单位(院校比较多,因为有空间)正对大门的空地上都纷纷树立起了白色的毛泽东全身塑像。这些塑像基本上是两种造型,一种是左手下垂,右手笔直伸向前方,寓意为“领袖挥手指方向”。还有一种是毛泽东背着双手,昂首挺胸、目视远方,寓意为“领袖高瞻远瞩”。塑像的着装大致是四种,穿军装的、穿军大衣的(这两种有的戴军帽,有的不戴军帽),穿中山装的,穿呢大衣的(这一种最少)。第七军医大学“文革”开始后也在办公楼前的花坛上建起了一尊毛泽东塑像,但是不高大,所以没有引起什么轰动。而重庆大学的造反派“8.15”建了一座高度为当时国内罕见的毛泽东像,一度引起轰动,群众纷纷前往观看(我也去过多次)。那时报纸上经常可以看见的,就是哪里哪里建了一座毛泽东塑像,多高、什么材质的、群众如何欣喜若狂前往瞻仰等等。

可以这么说,最狂热的时候,除了厕所,到处都能见到不同角度、不同时期、不同姿势、不同形式的毛泽东像。

在“宝像”热的同时,还屡屡发生这样的怪事:有好几幅公开发行的“宝像”被人发现有问题。这些照片刚发行出来时,大家都没觉得有什么,但被那些“阶级斗争”意识很强、“政治觉悟”很高、目光敏锐的人一揭发分析,说这个地方暗含着什么什么,那个地方寓意着什么什么,都是在攻击、丑化伟大领袖,看的人经他这么一指点,也都感到好像是那么回事,觉得阶级敌人简直太狡猾、太恶毒了,居然在“宝像”上做手脚来攻击、丑化我们的“伟大领袖”。于是那张照片就消失了,其拍摄者和印刷发行单位看来难逃一劫。

那时也闹出过一些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来,有人在劳动时坐在地上休息,一不留神把印有领袖像(或者语录)的报纸垫在了屁股下,结果被别人发现,众人无比愤怒,当场对其进行了严厉批判,此人很可能就此成了坏人。如果本人成分和平时表现好,被惩罚的程度可能会轻一点。要是家庭出身或平时表现就不好的人,下场可就凄惨了。

一天中午,正是午休时间,忽然外面传来一阵吵闹声。我们跑出去一看,只见一群学员拉着一个年轻人在游街示众,那年轻人穿着军装,但领章已经被扯掉了,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几个字。拉着他的人无比愤怒的狂喊乱叫,向围观的人揭发他的“罪行”。原来他是某一派造反组织的人,趁中午大家休息,溜到大字报栏前撕扯对立派别的大字报,一不留神把领袖像给撕坏了。其实这边的人正躲在暗处,一见他将领袖像撕坏,立刻蜂拥而出,将其擒下,拉出来游街了。我无法知道他当时的心情,他只是不断的重复着一句话:“我是撕大字报,我不是故意破坏毛主席像”。他的申辩激怒了抓他的那些人,只要他一为自己辩解,他们就大叫:“不老实!还不低头认罪?!”然后就是一顿耳光,还有飞脚。看他鼻青脸肿的样子,显然已经挨了不少打了。他那一派的人自知理亏,眼睁睁的看着,却无法救援。

他后来的遭遇如何,我们就不知道了。

②、“红宝书”

196451日,由林彪组织编撰的《毛主席语录》出版,到“文革”时风靡全国,又翻译成各国文字向海外传播,一印再印,一版再版,单就印数来说,可能堪与《圣经》媲美、甚至一度超过《圣经》吧。那时凡是大型的群众集会、游行示威、甚至跳“忠”字舞,与会者人手一册,同时挥舞,加之现场还有无数面红旗、横幅、红袖章,称之为“红海洋”。

《语录》甫一出版,就深受欢迎,因为它即满足了普通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愿望,又可以节省时间(那时候虽然有四卷“毛选”,但一般人要通读这样的四本书还是头大的),且体积小巧,便于携带,车间、农田、操场、教室、病房、商店、车厢……随时随地可以拿出来学习,对于普及宣传“毛泽东思想”起了巨大的作用。即使在林彪出事以后,也只是将他撰写的“再版前言”和他的照片删除,《语录》并没有被禁。

《语录》堪称林彪搞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上佳之作,他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后就开始宣扬学毛著,还“发明”了不少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而且这些方法都被他用“格言”、“绝句”这样的形式深入浅出、生动形象的予以说明,如:“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那时林彪顶着“毛主席的好学生”的名号,他介绍的方法一定很灵,全国人民纷纷效法。新闻里不断的宣传哪里哪里的工人或者社员或者指战员或者店员或者学生或者居民在遇到什么什么困难的时候,有人打“退堂鼓”,一个带头的先进人物就掏出“红宝书”,将大家聚在一起,一通学习,立马心明眼亮,茅塞顿开,拨开迷雾见青天,一条大道在眼前,困难就被克服了,群众欢欣鼓舞。官方媒体还不断推出哪里哪里出现了学习“毛著”的典型人物和单位,甚至配发长篇通讯,这些典型人物或者单位的代表还被各单位请去传授自己“活学活用”的经验,讲的人口吐莲花,听的人如醉如痴。

这些消息听多了,真的会让人产生幻觉,以为“毛著”就是万灵药。不过,我在亲自尝试的时候它却没有显灵。那一次是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在我们家做作业(“文革”初期,小学还在正常教学),有几道算术题怎么也做不出来。正在头疼之时,不知是谁就提议学《语录》来找到答案。大家喜出望外,立刻拿出“红宝书”,找到遇到困难如何克服的那几段,朗读了一通,结果还是不知道如何做题。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反正我隐约有些失望。

被收入《语录》那些文字,还被以各种形式广为传播。常见的有:报纸的报眼位置每天都会有一段用花边框起来的《语录》,字体为红色,初期还有毛泽东像,配以太阳的光芒和葵花图案;书店里出售各种规格的单张印刷品,供单位、群众张贴;以标语的形式书写在墙上;每部电影的片头(配音的男女语音洪亮,器宇轩昂);印在一些生活用品、如病历、粮本、脸盆、练习本、搪瓷杯子、甚至糖果包装纸上,目光所及,无处不在(我相信一定有“左”派人士提出要在人民币上印语录,只是没有被采纳而已),已到了除了厕所、太平间,哪个地方都有,除了草纸、痰盂、粪桶,什么上面都有的程度。那种场景,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是想象不出的。

不少人将整本《语录》背得滚瓜烂熟。一些“红卫兵”、“红小兵”挤上公共汽车,朗读几段《语录》,美其名曰“宣传毛泽东思想”,车票就可以免去。到商店里去买东西,和营业员之间的对话,往往也要来上几段语录。

《语录》象圣经,所以要经常朗诵,在朗诵之前先要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或者是说:“最高指示”,然后再朗诵《语录》(将毛泽东的“指示”称为“最高指示”的发明者还是林彪)。群众组织的成员在大辩论以及后来发生冲突的时候,也会朗诵合乎自己心意的《语录》,以此来互相攻击。

《语录》出版后,又零零星星的发表了毛泽东的一些讲话,就称作“最新指示”。有的版本的《语录》后面特意留出几页空白,供大家抄录“最新指示”。1968年夏天,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的“最新指示”发表时,我正随父母在北京。那天晚上,我们正坐在金水桥前面纳凉。忽然,广场上出现了一队队敲锣打鼓、举着横幅、高呼口号的人群,队伍的最前面是一块大牌子,白底红字写着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估计他们是通过晚上八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听到这个“喜讯”后,立即就出来游行庆祝的。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就为了这个“最新指示”,天安门广场上竟然还放起了焰火,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现场观看燃放焰火,而且还是在天安门广场。

那会儿还流行过“老三篇”,指的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这三篇文章,将它们称为“老三篇”是不是林彪的发明,我没有考证过,无法下结论。在出版“毛选”的同时,还有不少毛泽东文章的单行本发行,其中《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出版发行得比较早,可能就被称为“老三篇”。林彪当年的一番“指示”(原话是“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使得全国掀起了学习“老三篇”的热潮。

使《语录》加大了传播速度的,要归功于那时同样十分流行的《语录》歌,毕竟唱歌这种形式比单纯的背诵要更活泼、更让群众“喜闻乐见”,不少“语录”我至今还能背诵,就是拜那些《语录》歌所赐。

给《语录》(包括毛泽东的诗词)谱曲的曲作家不少,但最后风行大江南北的主要是劫夫谱曲的那部分。

1966930日《人民日报》第一次刊登《语录》歌时,编者按说:“这是一种崭新的形式。”即产生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崭新的音乐形式。《文汇报》在一篇文章中也说:《语录》歌的“谱成及其广泛的传播,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新事物,是革命文艺工作者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可喜的成果”。

将《语录》歌捧到这样的高度,劫夫当时的地位和知名度也可想而知(几亿中国人都知道他的名字,更多的人听过他谱写的歌曲,现在给那些流行歌曲谱曲的人与之相比不啻天渊),但他却突然消失了,他谱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不能唱了,后来就听说他也有了“问题”。

现在才知道,在“文革”进行到最狂热的时候,他为林彪的词《重上井冈山》和一首《紧跟林主席向前进》谱了曲。林彪事件后,他被牵连了进去:为“林贼”的词谱曲、还要紧跟“林贼”向前进,不是林彪的余党又是什么?

《语录》歌渐渐的也没人唱了。

19761217日,“四人帮”垮台两个多月后,李劫夫病逝于沈阳。

除了“语录”,那阵子还风靡过背诵领袖的诗词。虽然中国是个“诗歌大国”,但“文革”初期,其他诗歌不说是“毒草”,也无影无踪,中国人能看到的,只有“毛诗”、“毛词”。

伟大领袖的诗词合集有各种版本,有的还配上图片、注释,可读性还是蛮强的,捎带着还可以学学“革命史”(不过现在我们知道那些“历史”也不全是真实的)。我没有把“语录”背下来,不过领袖诗词却是全部能背诵,自己也觉得颇有成就。

这些诗词中的某些句子也和“语录”一样,被人们经常引用,有的还成了群众组织的名称,最有名的就是“百万雄师”。不过,几年以后,群众的狂热劲儿消褪了,背领袖诗词的人也就少了。

③、伟大领袖接见“红卫兵”

1966年以前,北京都只是在国庆节时才会在天安门广场举办大型的群众游行,党政领导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与群众见面。而这一年的818日,什么节日都不是,毛泽东却上了天安门,接见红卫兵。

报纸头版套红,配发照片,新闻纪录片也以最快的速度制作完成,然后在全国公映(拜网络发达所赐,如今还可以很方便的在网上看到当时的场面)。

当伟大领袖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广场上聚集的那些人简直就疯了,无须哪个人指挥,上百万人一起蹦跳、挥舞语录、一刻不停的狂呼“万岁”,而且都没有吸过冰毒、服用过摇头丸,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实在难以理解。当年我们在看纪录片时也受到感染,对着银幕狂鼓掌,也有高喊“万岁”的,好像自己也身临其境,受到了接见一样。

那是建国以后毛泽东首次穿上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他被“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簇拥着(这些人被允许上天安门,站在离伟大领袖与其他中央领导如此近的地方,既是一种恩宠,也是一种信号),还满面笑容的与她们交谈、让女“红卫兵”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

这次接见也是一个群众大会,陈伯达致开幕词、林彪、周恩来、聂元梓(革命师生代表)讲话,都是号召把“文革”推向新高潮。周恩来也与那几个女“红卫兵”合影,还特意露出左臂上戴着的袖章(现在再看那些纪录片,不难发现,他是当时天安门城楼上最兴致勃勃、最活跃的一个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也参加了几次接见,但只几个一闪而过的镜头,他们在领导人中站立的位置也不断向边缘挪动,尤其是刘少奇,无人理睬,愁容满面,神情落寞,令人印象深刻,那会儿他应该已经意识到什么了吧。

不仅是接见红卫兵,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还有中央文革的领导)还多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部队的各种会议代表、先进积极分子等(家父曾经在参加总后的什么学习班时,有幸受到过一次接见,还留下合影,就是伟大领袖和其他领导坐在第一排中间、被接见的人站成高高的几排那种,由于人都拍得很小,家父拿到照片后都找不到自己在哪里),每次也都有纪录片给大家看。从纪录片里可以看到,伟大领袖面对这样的场面也是很高兴的。

④、“忠”字舞

如今大妈跳广场舞、年轻人热衷“街舞”,其实早在40多年前中国人就流行过跳广场舞、“街舞”,只不过那时的广场舞、“街舞”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与现在的完全不一样。

中国的传统一般是在逢年过节时,才会有群众上街表演一些集体性的文艺节目,如舞狮子、打腰鼓、扭秧歌、踩高跷、走旱船等等,而且也是看的多,参与的少。五十年代学苏联,搞过一种集体交谊舞(主要在高中、大学里,而且多在什么节庆日才有组织的举行),但一般成年人还是很少参加。“破四旧”之风一刮,这些东西便一时绝迹。不过另外一种形式的群众性文娱活动却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首先是各个单位(学校的多,年轻人多)的“群众组织”(包括“文革”初期的“保皇派”)中有人自发的上街表演小歌舞,其内容无外乎“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前者是唱《语录》歌、跳一些自己编的表示“热爱”、“忠于”的舞,后者则大多是一些歌舞,曲调高亢刺耳,歌词杀气腾腾,动作简单而程序化(或紧握拳头、高举手臂,表示愤怒或战斗;或左腿跨前一步,左臂90度弯曲在胸前,右手伸向后方,表示“不怕牺牲”、“勇往直前”)。那些表演者中很多其实根本不具备文艺素质,又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全凭着一腔“革命”的热忱,表演时其实就是瞎比划一阵。不过就是水准如此低劣的演出,也会招来一大群一大群的“革命群众”津津有味的围观,实在因为那时国民已经没什么娱乐消遣了。

这种“群众艺术”的登峰造极之作,就是“忠”字舞。这是在“文革”中曾经风靡一时、向毛泽东表“忠心”的一种类似宗教仪式的集体舞(跳舞的时候,除了有人举着“宝像”,还有人举着上书“忠”字的牌子挥舞,估计“忠”字舞就是这么叫起来的)。

写在似乎已经无从查实“忠”字舞是谁编排的,谁先跳的。总之是一时间全国普及“忠”字舞,人人(至少是成年人)都要跳(跟改革开放后有些地方普及交谊舞有些类似,只是力度更大,要求更严。跳得好不好是能力问题,不跳就是政治问题)。跳舞时的伴奏是一首歌,歌词是红太阳、敬仰热爱、万寿无疆一类(那时很多歌里都有这几句话,只是曲调不同而已)。

跳这个舞,要面带笑容,以示无比幸福,动作则整齐划一,刚柔相济。“红宝书”彼时成了道具,拿在手里时而挥舞,时而转动。如果是会跳舞的,跳起来还真好看。偏偏广大群众中有此天赋的并不多,而这舞又不考虑群众的特点,不论男女老幼,统统是同样的节奏,同样的动作(有些动作现在看上去十分滑稽)。这就苦了那些根本不会跳舞、不擅跳舞的人了。尽管一脸虔诚,但实际上是丑态百出。

有一次,西南医院将工作人员集中,在政治部广场学跳“忠”字舞,我们则在一旁围观。那些工作人员中有军人,也有职员、工人,男男女女,把广场站得满满的,教的人站在一个台子上。音乐一起,众人开始舞动。我父母那一代人中喜欢在大庭广众下表演、且有这种艺术细胞的人不多,但又不得不来跳,很多人只是比比划划,应付了事,其场面可想而知。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位原来管图书馆的阿姨(那时已年逾五旬,单身。“文革”前经常是一身深色的旗袍,扎个发髻,看上去就是个小老太太。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居然查出她以前是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成了“黑五类”),表情紧张,动作笨拙,一蹦一蹦的就像个木偶,引得我们这些熊孩子哈哈大笑。

1968年夏天,我跟父亲回东北老家,在哈尔滨看到了一次“忠”字舞大游行。那时武斗已经平息,各地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形势渐趋稳定,“文革”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所以群众高兴,搞些活动来庆祝。那次表演不知道是不是专门组织的,队伍的前面是一支铜管乐队,吹吹打打,十分热闹,后面则跟着跳舞的方阵,那阵仗很像团体操。队伍中有不少20来岁的女孩子,模样俊秀,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绿军装,扎着人造革的腰带,难得的把女性身材的曲线给表现了出来,显然来自专业文艺团体。她们随着音乐边走边舞,忽进忽停,煞是好看,引得路人纷纷驻足围观,不住的鼓掌喝彩。那是我看到的最精彩的一次“忠”字舞表演。

⑤、早请示,晚汇报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各单位和家家户户流行起了这个。

具体做法是:每天早上起床后,一家人由家长带领在毛泽东(还有林彪)像前恭恭敬敬的立正,左手将“红宝书”贴在胸前,然后由一人高声领颂:“首先,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这时大家要齐声颂道:“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然后,一人再领颂:“敬祝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这时大家要齐声颂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在喊“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的时候,左手要握着“红宝书”向左上方挥舞三下。接下去就是背诵“语录”,说几句今天要如何干好革命工作之类的豪言壮语。

晚上吃晚饭以前,全家人又要如此礼拜如仪,然后背诵“语录”,然后狠斗自己白天的“私”字一闪念,表示要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决心等等(很多单位在上下班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仪式)。

我们家几口人在我父亲的带领下也搞过几次“早请示,晚汇报”,但只坚持了几天,我估计其他人家也是如此。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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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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