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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散记
----我的“文革”回忆

作者:巴尔樵夫

 

目录

写在前面

第一章、我是一个部队子弟

第二章、前夜

第三章、风雷激荡

1、“忠”

2、“破四旧”、“立四新”

3、抄家与批斗

4、“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5、清理阶级队伍

6、自杀者

第四章、暴烈之城

1、血腥的武斗

2、炎阳之夏

3、医院门前的“风景”

4、抓医生的闹剧

5、抢车

6、枪的故事

7、闹财扒

第五章、动荡的大院

1、大院不再平静

2、军人也造反

3、军校血案

第六章、调防

1、再见,重庆

2、上海,我们来了

第七章、几件大事

1、迎芒果

2、全国山河一片红

3、震惊世界的“9.13

4、“5.20”与那位亲王

5、尼克松访华

第八章、日常生活

1、重庆的艰难岁月

2、回老家

3、游行

4、上海:渐渐褪色的“天堂”

5、围观外宾

第九章、红色年代的学生生涯

1、“停课闹革命”的快乐时光

2、学工学农

3、开门办学

4、破灭的参军梦

5、成为了“领导阶级”

第十章、革命文艺

1、电影的故事

2、书

3、那个年代的外国文艺

4、体育活动

第十一章、那些被遗忘的英雄

第十二章、大幕落下

1、周恩来去世

2、“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趣事

3、唐山大地震

4、毛泽东去世

5、探亲

6、“四人帮”垮台

 

写在前面

1966年,“文革”全面发动,我正好十岁,即将成为小学三年级学生。十年以后,“四人帮”垮台,“文革”实际结束,那一年我正好二十岁,已经参加工作一年多了,我由少年成长为青年的阶段就是在“文革”期间度过的。

虽然由于父母都是军人,那十年我都在部队大院里生活,但“文革”造成的浩劫是全方位的,部队大院也不是世外桃源,一样受到波及,发生许多令人感慨、嗟叹的故事。

我以及与我同龄的那一代人的黄金年代恰逢“文革”,不知道是幸运抑或是不幸。

作为“文革”的亲历者,那十年里的所见所闻所感,深深地留存在我的记忆里,从未忘记。因此有着与大院外面的孩子不一样的故事。把它们写出来,或许是我们这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于“文革”全面发动五十周年最好的“纪念”。  

第一章、我是一个部队子弟

前面说了,那十年我都生活在部队大院里,所以先要把这个情况说明一下。

195610月的某一天,我在四川省重庆市出生(那会儿重庆还没有直辖)。因为父母都是军人,都在当时的第七军医大学工作(番号是后字245部队,不过这个番号早已废弃不用了,后面会比较详细的介绍),因此,我就是一个“部队子弟”。

如今有个热门的词汇叫“大院子弟”,也出了好几部反应当年部队大院子弟的电视剧,但当年我们并不这样称呼自己,我们对自己的称呼是“部队子弟”(不知为何不是“军队子弟”)。大多数部队子弟都住在部队的大院里(家属区),一般来说,其父母至少有一位是军人。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部队子弟在中国都是一个特殊阶层。

有很长一段时期,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成分(所谓“红五类”、“黑五类”是也)决定着他的社会地位甚至以后的命运,部队子弟,那时就是响当当的“红五类”。

不仅仅是政治上享有特殊荣誉,生活上也跟一般工农子弟不一样。尤其象我们这样“驻扎”在大城市中属于后勤体系的部队家属,其生活条件比当时的普通老百姓要好很多(住房、衣着、副食品供应、文娱生活等等),比如在“文革”前,我们军医大学就有自己的奶牛场,我们从小就有牛奶喝,而大院外面那些工农子弟根本没有这个条件。

后字245部队有一大批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孩子,具体有多少人,没有精确数字,但我估计不少于1000人。

大学及其附属医院都有自己的托儿所、幼儿园,我们都是在这些托儿所,幼儿园里成长起来的。重庆市内一度还有好几所只收部队子弟的寄宿制学校(其他大城市应该也有),如“八一小学”、“红星小学”等(前者是重庆警备区设立的,后者是第七军医大学设立的。不过那时开办子弟小学并不是部队的专利,其他单位比如某机关、铁路等大企业也有),我们院里1956年以前出生的许多孩子都曾在“八一小学”、“红星小学”上过学(包括家兄和我)。

1965年,部队取消军衔制,也不搞特殊化,这些部队子弟小学全部关闭(连奶牛场也停办了),红星小学的学生全部并入大学旁边的高滩岩小学。

我们住的家属区大院,虽然有围墙,但看管并不严密。即便如此,“文革”以前大院外面的那些孩子也很少进来。偶尔有胆子大的跑进来,被我们发现,就像看到异类一样,专管大院事务的军人还会去驱赶。有一次有两个不知哪里的小孩子跑进来,爬上一棵核桃树“偷”核桃吃,其中一个就被军人抓住,拽到院务部去“审问”,我们都去围观。那个孩子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畏缩地站在角落里,奇怪的是嘴唇青黑,看上去很吓人。后来才知道他们偷吃的核桃还没有成熟,才会把嘴唇染成这个颜色(可见那时的小孩子真是饥不择食)。

那时候,我们都已经知道大院内外是两个世界,把大院外面的小孩子称为“野娃儿”。走出大院就有些发怵,只有回到大院里才有安全感。

我们家当时有一辆自行车,父亲偶尔骑它上下班(遇到上坡路只好下来推)。他用自行车带我和家兄去大学浴室洗澡、经过高滩岩街上时,几个衣服脏兮兮的外面的小孩子一边惊喜地大喊:“洋马儿!”,一边跟在自行车后面奔跑(那情景就像今天的人第一次看到庞加迪、迈巴赫、兰博基尼一样)。

在这样的情况下,说没有优越感那是假的。

现在的影视剧里的部队子弟都穿军装。但其实“文革”以前并不是这样的,即使“文革”刚开始那几年,我们在重庆时的穿着打扮跟大院外面的小孩一样,不少人衣服上还打着补丁,区别只是略为整洁一点,个别女孩子家里在上海、广州有亲戚,偶尔有一、两件颜色鲜艳、款式别致的衣服、裙子。以军装为主是我们跟随部队到了上海、1970年代以后(我觉得跟“文革”不无关系,之前部队管得很严,基本看不到小孩子穿军装,等到北京那些干部子弟“红卫兵”穿上军装招摇过市,人人一身军装便逐渐成为那个年代最时髦的打扮,部队子弟自然是近水楼台)。我们穿的还都是四个口袋的干部服(大一点的孩子就穿父母的,小一点的孩子则是父母特意去换了小号的),搞得那些战士很不服气。

起初穿军装并非为了显摆身份,而是大人因为这样可以省了买衣服的钱。时间一长,我们才把军装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和群体的认同(但鞋子是例外,上初中以后便不穿解放鞋了,春夏秋三季都是白色回力球鞋或者黑色灯芯绒面的布鞋,冬季是高帮黑色牛皮鞋,后来有些人冬天把其父当年的将校呢制服穿上,但外面要罩上一件65式军服,个别人还披上一件呢大衣,那是那时冬天最神气的打扮)。只有一些女孩子觉得军装肥肥大大的不好看(尤其是裤子),夏天便穿上花裙子,冬天则在棉袄外面套上花布衣。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尽管“部队子弟”这个群体还在,但却不再是一个“特殊群体”,远不如当年那么“吃香”了,部队大院也不再是神秘而令人羡慕的所在,有的甚至彻底消失。与很多高档住宅小区相比,如今的部队家属区堪称寒酸简陋(虽然面积并不小),当年那种比普通民众生活条件要优越很多的状态,早已不复存在。

随着新一轮的裁军开始,又有许多部队要“军转民”、交给地方,其中就有存在了六十多年、我们生于斯、长与斯的军医大学及附属医院,部队子弟的人数,将越来越少。

能成为一个“部队子弟”,当然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都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出生的东北人,经历过伪“满洲国”统治,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解放军,都是“四野”的。“四野”是林彪领导的牛B部队,所以我也为此感到很有面子,经常跟小伙伴们吹嘘,对林彪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自己的父母曾经是他的部下,尽管他们可能都没有见过他。

父母跟随部队从东北进山海关,一路南下,到南昌后离开原来的部队,进入第六军医大学,1954年,第六军医大学大部分人员离开南昌,与在千里之外的重庆第七军医大学合并,组建成新的第七军医大学,这样他们又来到了重庆,一直到1978年转业。

第二章、前夜

我刚刚有点懂事的时候,中国在“三年困难时期”的阴影下进入20世纪60年代,作为军属虽不至于挨饿,但副食品供应短缺的影响是避免不了的,印象最深的是那时经常吃一种被称之为“牛皮菜”、纤维坚韧、难以咀嚼下咽的绿叶菜。商店里有东西,但物价很贵,父母每个月的工资基本都用在吃上面了。

大院大门外有块空地,是我们居住的高滩岩地区农民出售蔬菜、禽蛋、水果的自由市场,到1964年,农民们出售的东西很多,有的十分便宜。渡过了困难时期,生活逐步改善,整个社会都呈现出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

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调门也越唱越高。

国际上,和苏共发生论战、和印度发生边境战争,台湾的国民党叫嚣要“反攻大陆”,并不断派遣小股武装特务袭扰大陆、派高空侦察机来侦探情报,巴西发生迫害中国记者事件,印尼发生冲击中国领事馆事件,好像我们被“帝修反”包围了。

国内也不太平,电影有反映农村中的坏人梦想变天、搞破坏的《夺印》、《分水岭》、《箭杆河边》等,小说则有《艳阳天》、《一支二十响驳壳枪》等,还出现了敢于同破坏集体财产的地主、坏人作斗争而牺牲的英雄少年刘文学、张高谦等典型人物,给人的感觉就是在我们身边隐藏着许多可怕的阶级敌人(不仅仅是特务),他们天天深夜都在黑洞洞的屋子里咬牙切齿、磨刀霍霍,随时随地的要搞破坏,企图杀人变天。

就连我那时经常阅读的《小朋友》、《儿童时代》等趣味性很强、通俗易懂的少儿读物,到了“文革”前,风格也完全改变,充斥着那些讴歌领袖、革命回忆、新旧社会对比、阶级斗争之类的内容。

这样的氛围下,确实让人感到形势有些紧迫。

普通中国人并不了解这种宣传调门的真实背景,完全相信,都做好了准备,要与“帝修反”和“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誓死捍卫无产阶级政权,让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随之而来就是“社教”(也称“四清”)运动。

第七军医大学及附属医院也派人(干部、学员)参加了“社教”,我父亲前后去过两次,每次去待的时间都不短,回来以后又黑又廋。其中一次去的是商州,那地方我以前从未听说过,只知道是个很贫穷落后的地方。虽然那时的重庆也不算富裕,我们班上有不少农村孩子,有的人家里住的还是茅草房,没有电灯,白天连油灯也舍不得点,穿的都是破衣烂衫,有的冬天还打赤脚。可是父亲从商州回来,说那里的农村比重庆还要穷,农民吃饭没有菜,面条就是菜,吃饭之前先上面条,那些社教队员一开始不知道,以为面条是主食,端起来就吃了,等到饭端上来,菜没了。很多小孩子没有裤子穿,有些女孩子年龄不小了也光着屁股。他说的不多,估计是怕给我们造成什么不良影响。

社教(“四清”)运动还不是那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社会秩序也没有动荡,我们这些小孩子也没有感觉到什么异样,但后来知道有的地方搞得比较厉害,出现了开批斗会、甚至整死人的现象,所以有“文革”预演的说法。

从我懂事时起,父亲他们就有军衔了。跟着父母进出大学大门时,站岗的士兵会给军官敬礼,而军人们在路上相互遇见时,军衔低的也会主动给军衔高的敬礼,后者则还礼,规矩是很严格的。家里的老照片里,年轻的父亲和战友们扎着武装带,穿着戴肩章的军服,看上去非常神气。1965年,上面指示说军衔制是学苏修的,要取消。没过多久,我们看惯了的那些杠杠、豆豆还有肩章,一夜之间从军人们的军服上消失了,代之以跟红军一样的一颗鲜红的五角星和两块红色的领章,现在我不知道父亲他们对取消军衔制有什么真实的想法,似乎没有什么人表示不满。对我们这些小孩来说,取消军衔制有一个好处,就是互相之间不用攀比了。有军衔的时候,父母军衔高的小孩就比军衔低的神气。过了一段时间,大家也习惯军装上没有军衔了,但军容看上去却没有以前那么严整,尤其是为了“艰苦朴素”、穿上洗得发白的斜纹布军装、上面还打着补丁时。

1965年下半年,又开始批判“鬼戏”(所谓“鬼戏”不一定是迷信意义上的“鬼”,还包括已经作古的历史人物),有代表性的是批京剧《李慧娘》、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6年春季,又批《“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的批判(同样是姚文元打先锋)。挨批的是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邓拓、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北京市统战部部长的廖沫沙。

某种节奏似乎越来越快。

我们对这些政治上的事自然是搞不清楚,但是舆论的宣传也传进了我们的耳朵,同学们课余也会聚在一起议论。记得有一次大家在一起聊天,说起这个“三家村”,都有些不大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时有个同学一脸神秘的告诉大家:“三家村”是北京的一个村子,里面住得有三个坏人,名叫秤砣、吴咸(重庆方言发音为Han)、尿莫撒,他们要反党。听了他的话,大家恍然大悟,只是不明白这三个坏人的名字怎么这么奇怪和滑稽。

对“三家村”批判的“火力”远比批《海瑞罢官》要猛烈许多,扣在他们头上的帽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党”是一项严重的罪名,一个人只要被宣布是“反党”,基本上就在政治上被判处“死刑”了(肉体上的境遇也好不到哪儿去)。

大人们脸上的表情也越来越严肃,而且三天两头吃过晚饭还要出去开会、学习,忙得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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