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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狱归魂

     --一个‘小右派’的二十五年(19571981

       作者:向承鉴  

 

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三)

 

六、又见孙自筠

桌上放着师凤枝的两封来信,是我去天水期间来的,此前我们互寄了照片。第一封信说她要利用寒假的机会来看我;第二信说她考虑我的困难,一切路费、生活费由她自己准备,唯一要求不要拒绝她的探访。信中还提到,她来时上身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下身穿什么,手中拿什么标志,以便我好接她。她是个颇细心的姑娘。

这怎么行?我如今飘在半空,犹如断绳的风筝,每天借钱吃饭,形同乞丐。她来,住哪?吃啥?我连忙回信拒绝。

没想到她还是来了,在腊月二十四那天。

眼看阴历年来临,年前结案已成泡影,有家小的同学要回家团聚。我年轻些,诸如买火车票、送人、抢座位的跑腿事理所当然由我承担。老苗已回西宁爱人家,这天我又送老谭和辛琦回酒泉,匆匆返回学校。上得二楼,见一女青年站在楼梯口处,一身‘土八路’打扮:背个小帆布挎包,外面一条洗脸毛巾,毛巾上还系个漱口白瓷缸。我没好意思看她脸面,一头钻进2010#房。

刚过一阵,杨贤勇进来对我说,有个从河南来的姑娘,姓师,说是找你的,正在对面房里哭哩。我惊愕不已,连忙跑过去安慰她。她泣道:“明明看见我,却不理,你这人好没良心!”

“不是叫你不要来吗,你怎么突然来了?这事太突然,我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谁知是你呢。即使我们的事不成,我也会接待你,怎么会那么无情无义呢。”

凤枝安顿在老谭住过的房间,和我们一块吃‘集体灶’。

一连几日,我伴她逛五泉公园、雁滩公园。我们边逛边谈,谈彼此的家庭情况、思想情感和一切感兴趣的见闻。凤枝的父亲是文盲,刚与她母亲结婚不久,就托朋友的介绍到国民党〈重庆号〉舰上当了炊事兵。以后随舰到英国受训,学会做西餐,直到在邓兆祥舰长领导下起义投奔共产党。起义后在武汉军区仍当炊事员,‘三年’时期她父亲要求带妻小回家乡种田。从此,她父亲不只丢掉了‘铁饭碗’,全家也丢掉了城镇户口、商品粮,还招来‘不白之冤’。她父亲有两套西装和一架相机,是在英国受训时节人人皆有的物件。农村人少见多怪,‘文革’中成‘特务’的‘罪证’,将她父亲斗得七死八活,几乎丧命。邓兆祥成‘座上宾’、起义爱国将领,又怎能顾及他麾下一名小兵所遭受的痛苦。

师凤枝从她父亲的事情已感受到人间的冤屈。她还向我讲到那些有权势的她的同学得以飞黄腾达的事,对社会的不公深有体味,已是颇成熟的女性。

我告诉她,我平反与否尚在两可间,即使有工作机会,身后极可能拖一条‘大尾巴’。而且,甚至会‘二进宫’,再进劳改队(没提给邓写信的事,这里暗示可能的后果)。

她毅然答道:“你这人正直、实在,我信得过。即使平反不了,我也愿意;即使再进劳改队,我讨饭也守着你、等你!”

太难能可贵了!世上还有比‘理解与信任’更珍贵的东西吗?而我,什么都不需要,恰恰需要理解与信任。我是个被社会长期抛弃的人,不为社会理解和信任的人,在许多人眼里不是人。如今她对我诚信不二,叫我感动万分。

正在其时,胞姐给我来信,给我介绍一位在北京某单位工作(当统计)的大姑娘,随信附有她的照片和给我的信。我不能再犹豫,必须当机立断。

我对凤枝说:“我们在一起,今后的生活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你都想好了吗?”

她的态度十分坚决,“我什么都想到了,无非一辈子受歧视、受人欺侮,受穷、受苦,我全认了。”

“恐怕还不仅这些,还可能活守寡!你必须把困难和灾难想得更充分些,不要到时候后悔不及。”

她急得哭起来。“我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都愿受。只要我们心心相印,你心里永远有我,我就心满意足。”

我的坎坷经历比起《牧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感叹牧马人获得纯真的爱情,心底也萌生信念:师凤枝抵得上牧马人的贤妻,一点不会逊色。

为了对得起凤枝的赤诚,也为了做人的道德,我没拆那位姑娘的信,原样给胞姐寄回。我俩山盟海誓,以‘合影照’算是订婚。

阴历年我带凤枝和同学们一道去草场街杨贤勇家拜年,大家苦中作乐,热闹了一番。凤枝等不得过正月十五就急要返回上课。我与她约定,一俟结论下来,立即通知她。不管我到哪里随时告诉她我的行踪。行前,我花十二块钱给她买了双皮鞋,送她上车,依依惜别。

阴历年前,2010#房来了位新‘伙伴’,大名鼎鼎的孙自筠,也是回校‘落实政策’的。

乍一见他,委实吓一跳!二十多年大家都变了,然而,他的变化最大。学生时代,他长得很帅(与史美唐颇相似),衣着整齐,风度翩翩,不与‘潘安’比,也算得名实相符的美男子。如今,他未老先衰秃顶了,浑身散发着五十多岁的‘老农’气息,由不得脑中跳出‘老大归’、‘鬓毛衰’的杜诗来。二十年前,他与我一同劳动考察,分在天水,我到武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们见的、亲历的是相同的。我彷徨,焦急,在一次次向党中央写上书又一次次撕毁的时候,在通宵达旦妄图从‘马列’中寻求答案的时候,传来孙自筠写信反映实况遭逮捕的消息,以后又获悉他被判重刑,令我瞠目结舌、惊诧莫名!孙是有胆识有正义感的人,他的行为证明他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然而,在一切颠倒的时候,他所得到的‘报偿’是可以预见的。你爱它愈深沉,她打你愈重愈狠。你骗它越彻底,它便越舒服越高兴越喜欢你相信你。那年头,凡飞黄腾达、黄袍加身的人,不是骗子的有吗?

孙自筠过于痴呆,我其时痴呆比他一点不少。

五九年底或六零年初春时节,我因公到兰州出差,意外地在兰大盘旋路拐角处,碰见孙。他大约处在将判未判之时,戴着手铐,戴着口罩,披件破棉袄,后面跟两个武警,与我擦身而过。他的脸色蜡黄且浮肿,引起我心的一阵痉挛抽搐!随后听说他发配新疆劳改去了,去了林则徐曾经去的地方。

直到二十多年后回校又听闻他的‘故事’--

在新疆服刑,孙的处境十分凶险。一方面受犯人的欺侮;一方面是饥饿;加之,劳改干部文化素质低,更嫉恨‘文化’犯人,在精神和肉体上找茬折磨他们。

孙要活命只逃跑一条路,虽只百分之一的希望总比等死强。

由新疆边陲到内地迢迢数千里,不敢乘车,靠两条腿走。沙漠浩瀚无际,人迹不见的荒原,气候千变万化,时常飞沙走石,多有狼群出没于荆棘洞丘,到处潜伏着吞啮和死亡。孙是个有心计的人,将出逃时间选在盛夏时节,昼伏夜行,始终保持着和兰新铁路与兰新公路两三百公尺大体平行的方位,既不至于迷失方向,又减少狼群袭击的危险。白天尽可能离公路、铁路远些,选择棘丛用衣做遮阳伞,减少太阳的伤害。夜里爬上公路或铁路,靠拣拾旅人撂下的瓜皮维持生命。经过无数险阻,靠一双脚板,花数月时间长途跋涉,以无人相信、无法想象的意志力为自己的再生创造了光辉奇迹。

中学时读过大文豪普希金〈上尉的女儿〉和〈高加索俘虏〉,使我深受感动,但最令我热血翻滚的是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的〈俄罗斯女人〉。事过数十年大致还记得:一群贵族出身的大学生发动‘宫廷政变’,被尼古拉二世扑灭。为首的几个上了‘断头台’,大部分流放到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煤矿挖煤或干其它苦役。叙事诗的主要内容是这群流放者的妻子结伴从圣彼得堡出发,到相距数千公里的西伯利亚边陲探夫寻夫的经历。作者以细腻的笔触,讴歌了俄罗斯女人对爱情的忠贞不二和勇往直前的无畏精神。当时正值青春,我读后激动不已。

如今听说孙的事,才知年青贵妇万里探夫遇到的困难逊色许多。她们乘坐四轮马车,不曾用脚板走路;她们是堂而皇之(也曾受沙皇政府阻拦与恐吓),大队人马结伴而行,孙却是不敢见人的‘鬼’;她们带着马弁、侍从,带着丰盛的食物;她们有钱,可沿途补充,而孙靠的拣吃瓜皮……;她们为‘爱’勇往直前;孙是为活命而作最后一搏!

孙自筠来到陇、陕、川交界的山区。这儿是深山老林,人烟稀少,鸡犬不相闻。他有幸被一对慈祥的农民老夫妇收留,成了‘干儿子’。从此三人相依为命,孙视老俩口如亲生父母,老俩口把他视同己出。孙扮道地农民,安份农作,成彻底的文盲。

时光荏苒,一晃几年过去。周围农民见他,有询问的,老俩口以‘亲侄过继’搪塞。孙数年如一日,对人礼貌周全,大人、小孩、邻里都喜欢他。‘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还是查到他,在周围农民群众保护下,孙安然无恙。乡亲们联名具保他,证明他是好人。孙此时‘刑期届满’,又无‘重新犯罪’证据,也就不了了之。

我回校后,知悉他是兰大首批改正的‘右派’,又听说‘诽谤信’也被中央彻底平反。只他地处僻远,讯息不灵,直到年关跟前才来领通知书。他只呆了三、四天就走了。

他老了,有些佝偻;他变了,从不说话。其实,包括我在内,这2010房间的人他都认识,就象大家全认识他一样。可是他始终不开口说话,即使有人问他,他只怔怔地。他受的磨难、刺激太多,可能比我还多。

以后听说他调四川内江师专当讲师,不久又升副教授,并已组建了幸福家庭,不胜欣慰。此前我有些担心,怕他‘失聪’。再以后,这是近十年的事,偶见电视剧《大明宫词》,作者三个字与他雷同。倘若是他,证明他有成名之作。原有心给他一信落实此事,思来想去,‘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算哪!

我多么希望他在有生之年能见到我这混乱不堪的拙文呵!我对他怀有深深地敬意:他是我们几十个‘劳考’右派第一个站出来揭露农村实情、替农民父老乡亲说话的人。其时我则陷于‘写了又撕、撕了又写’的痛苦中。他的胆量、气魄远胜于我,他的私心杂念远少于我,他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也强于我。

我对孙自筠有期待。他是学中文的,倘能把自己经历写出来,不敢说一定是不朽之作,但肯定:将给那个时代的历史以充实,必是脍炙人口、催人泪下的精神佳肴。

七、与王晾交谈

王晾由北大回兰大了。返校已有些时日,就住在招待所我对面西头的单间,我没找他。春节后不久的一天,我俩在过道上相遇。他约我晚上在操场上晤谈,而后匆匆离去。

从外貌看,虽经二十多年风雨苍桑,他的变化不很大。他依然健壮,皮肤黝黑透红,学生时代体操运动员的气质在他身上依稀可见。他的性格不再是大学时爱说笑、天真无邪,已颇有城府,匆匆离去证明他的成熟,有‘井绳’之怕。他不可能不知道我返校落实政策,从未登过2010房门。我听说他返校办要紧的事不便打扰他,心里或多或少疑惑他对昔日友情的忘怀。

文科楼前操场,我俩倚坐在双杠上,喁喁而语。寒假留校过年的学生不多,整个校园在初春的夜里万籁俱寂。

王晾向我解释,返学第一天就听友杰说你落实政策来了,本当早探访你,无奈事情缠身,要我原谅。

我们互相介绍分别二十二年的简要经历,感叹不尽。

王晾,温州人,家中惟老母。五七年划右时,我们是全系也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右派。只他的‘罪’比我轻,才捞到‘保留学籍、留校察看’,得以完成五年大学学业。按学业成绩,他是同学中佼佼者,分配时那些不怎么样的人,留校的留校,进科学院的进科学院,都捞到实惠。他和吕绥生、邓德银等一伙另类都发配去了中学。老吕去西固六中,他去永登一中。与老吕一样,干着不伦不类的工作,工资只拿大学毕业生的一半,在‘白眼’中度日。他一直不成家,身在逆境泰然处之,埋头读书,发愤学问,除俄、英外语又自学法、德语。

六二年后,他有一次摘帽机会。有人问他对‘三面红旗’持何看法,他不假思索立马答道:都是错的。结果帽没摘,反招来几年监禁。

学生时代我们都心胸坦荡,口无遮拦,直言不讳。经过‘反右’才学会人云亦云,说假话。惟他拒绝假话,‘胆大包天’。

‘文革’中他受过无数冲击,仍孜孜不倦学而不疲,坚持自学。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口号下,农民都举小红旗、捧红本本去了,‘社会主义的草’疯长起来,泛滥田间,才知‘草虽是社会主义的好草’却不能用来饱腹。饿肚子闹革命,革命无法闹下去,还得治草保田。然而,黑燕麦猖獗,已达人力无法阻遏程度。当着‘伟人’认可‘抓革命、促生产’的时候,永登县革委一位有识的副主任适时利用这股春风,大胆起用王晾,给他试制阔叶除草剂(燕麦灵)的任务。从捷克进口的燕麦灵,效果极佳,然而价格昂贵,每公斤索价数万。穷乡僻壤的永登用不起。

王晾遍寻外文资料,制定实验试制方案。在无设备、缺仪器试剂、没助手的极端困难条件下,靠着坚实的外语和专业功底,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曾被氯气窒息中毒晕倒在实验台上,奇迹般研制成功。经田间喷施实验,效果竟比‘泊来品’更佳,造价只‘泊来品’的十分之一。

他的事迹轰动了永登县,也轰动了全省。

按理,王晾的‘右’帽可以摘了。永登革委会也打算给他‘摘帽’。事出意外,这年冬天他母亲来甘看望儿子,不意给儿子带来新‘麻烦’。知子莫若母,王晾的母亲生性耿直(据说是画家)。每见人时,总态度明朗地为儿子辩护:“我儿子没错,他不是‘右派’,他没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他不赞成‘三面红旗’是对的。‘三面红旗’是‘三面黑旗’,是上面看走了眼,搞错了。”

这位老人,立场太鲜明、胆子太大了!

我钦佩王晾的毅力、实干苦干精神;佩服他严谨治学、百折不挠的奋进勇气;我更钦敬他母亲的胆识、不畏权势,她保护儿子,捍卫真理,是亿万母亲的优秀代表、女中豪杰。

‘造反派’不能把王晾的母亲怎么样,她已是古稀之年,年迈体弱,又是没有公职的家庭妇女,‘账’只能算在王晾头上。刚送走母亲,即遭红卫兵轮番‘轰炸’并押去劳改队。直到七八年初,当郭沫若在病榻写〈科学的春天〉才有转机。

开省科学大会。王晾的论文:阔叶除草剂--燕麦灵的研制实验报告,在拟发表论文的前列,难坏了县、市、省各级头头。在如此隆重的大会上,由‘右派’宣讲论文,谁都不敢点头拍板,只好请示上级。材料一直转到中科院长、中共政治局委员方毅手中。方毅批道:“人才难得。这种人才我们是要用的。”于是匆忙摘帽,站到大会的讲台上。

王晾戴‘紧箍’长达二十一年之久,与我的区别仅在‘小笼’与‘大笼’。

接着他以优异成绩考上北大黄子卿教授的研究生;不到一年,又以优异成绩考上赴美留学研究生。

按入选成绩,王晾获得享受美国大学全额奖学金资格。但在美国,对此奖项有极严规定:要参考大学和中学的各门主科成绩。这次由北京返校即是索要他大学的成绩资料。

王晾的中学母校档案保存完好,很快办妥。而到兰大办他的成绩资料却很不顺利,卡进‘死壳’。

五七年反右后,大学学生成绩按‘派’给分,无真实性可言。‘文革’出了臭名昭著的白卷英雄不是偶然的,事实上五七年反右后,它的胚胎就有了,只‘文革’发育成形罢了。

要甄别、校正右派学生在那时的真实学业成绩,说易,易如反掌;说难,比登天要难。象王晾这种情况,出国选拔成绩名列前茅,中学成绩优秀,大学的学习情况同学心知肚明,真正出类拔萃。为民族、为国家,为兰大化学系,为王本人,改正成绩有百利无一害(全额奖学金是笔不小的数目),何乐不为!偏偏时任化学系的头头百般刁难,坚持要复查当年的试卷,更要原阅批教授亲自重评改正。王晾除找到原毕业论文且教授又健在改评优秀外,其它学科有的试卷由于‘文革’散佚;有的试卷虽找到,教授调走或已作古,无法重审。头头据此不允更改。

王晾还是原先的火爆性子,在经过多次争辩与请求后,终于按捺不住积压心头二十多年的怒火,把头头臭骂一顿。要办的事全泡汤。

“拿不上奖学金咋办?”

“回北京再想办法。即使任何办法全无,我可以边打工边学,就是卖血,我也要完成学业,绝不放过这次机会。”

末了,他又向我坦露心扉:一俟出去,不打算回来,至少短时期是这样。他动情地哽咽道:“我的血管里永远流淌着炎黄子孙的血,我不是不爱我的国家、民族,不是不爱哺育我的人民,我永远挚爱她们。但是,倘若如今的制度不发生彻底变化,民族的振兴昌盛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初春的深夜,四周弥漫着残冬的气息。用手抚摩双杠,湿漉漉地,下了霜。我俩穿得都单薄,却无寒意,胸中流淌着热血,流淌着相互理解的暖流。没有鸟叫虫鸣,汽车声早已绝迹,空气清新得沁人心脾。两扇心扉洞开,能感到彼此的交融与跳动。

王晾极关心我的工作。问我愿不愿意去永登县,若有意,他可以负责绍介,我会受到礼遇的。我谢绝了他的好意。

“根据家父的旨意,我当尽力争取回武宁。万一不允,恐怕只好到兰州连城铝厂去,基本谈好了。”

东方泛出鱼肚白,启明星快落下去了。周围响起三、二晨跑的脚步声,四围的树丛里,有做操、舞剑的早练人们,影影绰绰,亦隐亦现。天要亮了。

“你后天走,我不便去送行。”我带着遗憾提前打招呼。

他攥住我双手:“我理解你,这样最好。只要我们的心相通相连,足够。相信我们还有相见的时候。”

八、永别了,劳改农场;

永别了,与我共过患难的朋友们。

八零年三月的一天早上,我和大家刚用罢早饭,‘落办’办事员来通知:“主任请大家开会。凡你们这一案的,都去。”

终于等到瓜熟蒂落的时候。当我们走进会议室时,明显地感觉出与以往不同,无论‘落办’主任还是工作人员都露出笑靥(多么难得一见!)殷勤热情起来。周主任一边招呼我们就座,一边招呼工作人员沏茶。

“先向大家报告好消息。你们盼望已久的事终于有了结果,除个别同志留了点‘尾巴’,都已宣告无罪,全案平反。向承鉴同志虽留了‘尾巴’,不影响重新分配工作。我祝贺大家回到人民的怀抱!现在,我受省高院委托,把判决书发给你们。”

如我所料,留‘尾巴’的是我不是苗。我面前的一纸判决上赫然写着“……在〈星火〉中撰文三篇,文中确有错误观点,但罪行轻微,决定改判免于刑事处分。”

何止‘错误观点’?留条‘尾巴’一点不过份,太宽大了!然而,这并非我的思维逻辑。

我百感交集。想到张春元、杜映华、林昭;想到冯淑筠、邓德银、胡学忠,史美唐……,他们家里还有亲人吗?他们的亲人此时此刻在哪里?这些亡魂的尸骨还能寻觅吗?……

我想起六二年七月一日武山洛门镇的万人公判大会。那场景何等杀气腾腾,何等气势!如今平反又是何等地怯懦,中院、高院连一个人也不来。

何之明、田昌文、陈德根几个发现我陷入沉思,过来安慰我。他们误会了我。我笑着说:“大家都好,我十分高兴。刚才想别的事。至于‘尾巴’,虽然长而粗,不信它能长得牢,我要把它割掉的,等着瞧吧!”

回到房间,我开始认真考虑我的〈上诉状〉该如何写。

“免于刑事处分”意味着问题的性质没变。倘若默认,无异于头上还戴‘紧箍’,今后会受到种种额外‘关怀’,受人歧视,它将使我终生矮人一等。

我决定乘热打铁。在〈上诉状〉的开头部分,扼要罗列了五八年至六零年我的亲历目睹,然后问道:这种种残酷事实是不是倒行逆施?算不算蜕化变质?如果是事实,为什么不准喊“打倒”?倘若这样,共产党在领导推翻蒋家王朝的全部行为中,也便无正义性可言。我愤怒地质问:那些置千千万万人民于死境的人,难道没有‘错误’,这笔历史账又该如何清算?

在结尾,我要求面对面为自己辩护,以令我心服口服。

房间里从来没有这样人声鼎沸、欢歌笑语过。除我,大家都‘一风吹’得干干净净,个个心旌摇动,精神振奋。有人说,要在七八年平反就好了,每个人可得到几千、几万赔偿金,七九年下半年没了,冤假错案平反的人太多,国家没钱,不赔偿了,只给几百元生活困难补助。有的说,宋庆龄在中央对此种做法颇持异议,打算自己拿钱来代为赔偿,只是至今没下文。

我有自知之明,即使有‘赔偿’也不在列,自然不参与议论。

古往今来,冤假错案难以避免,毫不足怪。奇怪的是,中国毛时代冤假错案之多,多如牛毛。倘若认真统计,恐怕超过中国封建王朝历朝历代总和;超过世界国家总和;对待冤假错案的态度和善后处理,在世界绝无仅有。一个蒙冤数年、十数年、二十多年的人只能得到几百元困难补助;错杀的人命只得到千元赔偿,不过一只猪的价钱!欧美,一个错判十年的人,可以得到百万乃至千万美元的损失赔偿,相差几十万倍。那些无辜饿死的农民一分钱也得不到,更可怜。正因为人命不值钱,才敢草菅人命。

看着同学们的喜悦之色和诸般议论,我陡生许多惆怅和悲凉。

为落实我们的工作,由省人事局牵头在兰大召开‘四方’会。《306》厂张有玺和刘成福代表接受方,当着省局和兰大领导的面,答应解决师风枝‘农转非’和正式工作。(此前,张刘约我到《红光旅社》晤谈,也答应这条件,事后成空头支票。57年后,中国已没有诚信二字,我并不奇怪。不过生活窘苦些,小事一件,不说。)

胡晓愚先生和顾雁被召回兰大任教。谭蝉雪要回酒泉与丈夫团聚;田昌文回武昌工作,陪伴老母;杨贤勇家在兰州市内,就在市里工作。‘四方会’后,苗庆久、陈德根、孙和因家中妻小翘首以待,一两日离去。何之明直奔长沙去探望兄嫂,走啦。

都走了,散了,各奔前程。花了二十四年的青春代价,换得两片小纸在手头。没有值得我留恋的,兰大给我的只有伤痛。在‘落办’领了五百元‘错划右派生活困难补助’(扣除平时借款所剩无几),又索得一纸介绍信,决定尽快离开。理了发,洗了澡,换一身颇洁净衣服,买了黄纸和两柱香,独自来到黄河岸。面对浊流滚滚的黄河水,烧纸焚香,祭奠亡灵。我轻声地呼唤着张春元、林昭、杜映华、胡学忠、冯淑筠、史美唐、邓德银的名字,泪如泉涌。

你们听见我的呼唤了吗?你们此时在哪里?历史已经还给你们清白了!你们的尸骨早化成缕缕青烟,飘荡在华夏大地,在碧云蓝天;我能听见你们振聋发聩的长啸!

死了的,都是最优秀的。

回来已是满城灯火。张友杰在房里等我。

他说:“陈祖武已知你平反的情况,给我来电话要我转告他对你的问候和祝贺。你曾答应平反后接受他的邀请,这下该践约了吧。”

我说:“在这儿多一秒钟也不愿呆,明天就回青海办手续,恐怕来不及了。”“这好办,我给他电话,他派车来接我们。”

张友杰在我面前多次提到他,不去显得心胸狭隘、误会不原谅他。

陈有个温馨小家,屋里的摆设布置都恰到好处,证明他妻子是位操持家务的能手。客厅的大饭桌上摆满各种丰盛菜肴,令我惊异。即使到餐厅点菜送上门来,也无有如此的速度。这是咋回事?

陈拉着我的手,显出极热情的样子。席上,他和他妻子、友杰殷勤招呼我吃菜、喝酒,我却没有丝毫食欲。出自礼貌,只点缀做样子。友杰见气氛并不融洽,场面尴尬,从中来回周旋,努力营造氛围。陈开口道:“我万万没想到后果竟是这么严重,让你吃尽了苦头。每想到你,我就十分内疚。我每见友杰,都向他表达这种疚愧的心情。”我相信他的话发自内心,他已良心发现。我真心原谅他了。

皮球踢到我的脚下。“过去了的已经过去,只要有你这句话,一切我都谅解了。”

我不隐讳我个性上的缺陷,我最不记仇又最记仇。即使天大的损害,当面承认事实真相,赔礼道歉,我会原谅;即使损害再小,还遮掩真相,我会永远记在心中,从此不与来往。

一笑泯恩仇。还能说什么,还有什么可说的?

第二天早上我登上去青海的列车,前来送行的有顾雁和张友杰,还有张有玺和刘成福。

列车发出的音响促我陷入沉思中。此行四月余,空手而来,如今多了两张纸,仍空手而归。两张纸对我意味什么呢?我不敢奢望是‘自由的回归’。1979年四月,我已被农场通知‘恢复公民权’并获得〈选民证〉。我没有择业的自由,没有离开农场回家的自由。中国有数亿农民,都有典型的公民身份,他们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体现在何处?刘少奇、彭德怀直到死前没有被剥夺公民权,他们是最‘大’的公民,他们有发言权、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列车载着我驶向柴达木盆地,驶向荒漠,我的心亦如荒漠。

回到总场中学,我平反的消息不胫而走,整个学校全知道了,连尕海分场也传遍了。贺鹏早把我的铺盖整理好,搬至他家存放。

姚老为我的平反感到的高兴不亚于他自己的平反。师淑芝老师自不待言,她已视我为亲人,给我端来一大碗挂面,碗底全是荷包蛋。我已经好几天没好好吃饭了,吃不下去。如今才感到饿,饿如饥虎,这一海碗挂面松了两次裤带才送下肚。吃饭中,发现我与凤枝的合影已挂在她家的镜框中,异常地醒目。

麻烦事发生了,既在意料外又在意料中。×老师把我拉到她房里,又哭又闹。她怨我回兰大落实政策没向她打招呼;怨我一走四个月给她无只字书信;怨我没告诉她我的通信地址。当她在师淑芝老师家看见我与凤枝的合影后,甚至把怨恨发泄到师老师身上。这一切都毫无道理,唯一可埋怨的是她自己;那讨厌的先决条件--它刺痛了我的自尊心。骨子里她只信一张纸,不信我这个人。而那张纸,在中国,十之八、九是错的,颠倒的。

人说爱情是自私的。女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固执、偏狭与醋意叫人无法理喻。我不能再伤害她的感情,只能冷静规劝她。

“我是个浑身皆毛病的人,一个愚不可及的人。你应该找一个比我好十倍、条件比我优越百倍的丈夫。”然而她一直嘤嘤啜泣,花了几个晚上才扯断这感情上的纠葛。姚老每晚十二点准时来叫我,担心我把握不住自己会惹出麻烦。

处理完这桩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脱出身来,去场部办理离场手续。场部办事人员这类事办得多了,业务极熟,不待我开口,叫我写个领五百元生活困难补助的收条,又开了到派出所办理户口、粮油关系迁出的介绍信。前后两个小时全办妥。这种办事效率我以前不曾见过,态度都出奇地客气。

肖恒死了!这是去总场医院打听到的。四个月前,我动身去兰大时他住进医院。当时他满怀信心,要熬过冬天,要等待我的好消息。然而还是走了,这位耿直得连亲生父母的过错也敢批评的老人。

我到坟场去祭奠他。总场坟场就在育红中学后门不远的荒滩上。我从未去过,也不曾听人提及过。坟场的另面是排低矮的山脉,山下有条蜿蜒小路。坟冢约摸有十几排,有多长说不清楚,总之一眼望不到头。到了坟场,虽然太阳明晃晃照着,即使再胆大的人独自前往,也会心里发怵、头皮发紧。我边寻觅着,沉思着,冷不防,几只正在吞噬尸骨的野狗从坟冢中窜出来,把我吓一大跳!那些坟冢不少成空穴,还有尸骨半露外面的,到处是乱七八糟的尸衣,一片狼藉。每座坟丘原本都竖个死者姓名、籍贯的小木牌,如今七歪八倒,有的竟与尸骨一起荡然无存了。

人们呵,千万甭看这个坟场!如果没有恒定的信念、坚韧的神经,只要睹一眼,你会发疯,会自杀!

费了很长时间,才找到肖恒的坟茔,焚香烧纸,燃放一串爆竹,悲戚戚惶惶然,站在他的坟茔前默哀了数分钟。他是我在服刑期间唯一到坟上祭奠的人。

回尕海分场呆了三天。向医生在我回去落实政策时调离中学回尕海分场当了场长。他用自行车驭着我从‘三厂’接到他家。路虽然不过五华里,中间经过大坯场,坑坑洼洼,把他累得不轻。

一连三天,早出晚归,归来都是瞎天黑地。我看望了三大队的顾用之、‘老黄牛’夫妇、‘小剃头’夫妇和他们的孩子,还有杨信全、苏炳初夫妇、李竹叶、邓安瑶、姜有祖;看望了四大队我的老乡黄宗华和三大队的陈凯仁;看望了一大队的周孔章、梁训章、汪汉江、史成德、陈建忠、李应唐;看望了分场的张子贵、唐尕玉、卜宗平和罗时甫……。

我的这些难友参差不齐,既有旧社会大学毕业的,又有四、五是道地文盲,一半是我的父辈年龄,一半是我的同代人。我不敢担保他们无罪,然而凭相处观察,他们都是本质不坏的人。除了命账血仇,即使有罪,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卷进政治漩涡,扮演了某个角色,罪责本不该由他们完全承担;即使有罪,不至于在此一生吧。

我的这些难友知道我此去不复还,与我道别时个个如生离死别,多有咽泣者,令我心肺俱裂,情谊之深,今生不忘。

呜呼,别了,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痛哉,惜乎,与我朝夕相处过的难友们,你们多多保重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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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代序、目录、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一章 兰大“鸣放”和反右(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一章 兰大的“鸣放”和反右(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二章 我经历的“反右”(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二章 我经历的“反右”(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三)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四章 求索之路(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四章 求索之路(二)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一)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二)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三)
中篇 炼狱行:第二章 上诉中院
中篇 炼狱行: 第三章 ‘脱胎换骨’(兰州红山根:新生砖瓦厂1963.3至1966.12)(一)
中篇 炼狱行: 第三章 ‘脱胎换骨’(兰州红山根:新生砖瓦厂1963.3至1966.12)(二)
中篇 炼狱行: 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一)
中篇 炼狱行: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二)
中篇 炼狱行: 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三)
中篇 炼狱行: 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一)
中篇 炼狱行: 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二)
中篇 炼狱行: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三)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一)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二)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三)
下篇 归魂路:第一章 ‘劳改释放犯’的岁月(一)
下篇 归魂路:第一章 ‘劳改释放犯’的岁月(二)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一)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二)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三)
下篇 归魂路:第三章 老脚旧鞋走新路(一)
下篇 归魂路:第三章 老脚旧鞋走新路(二) 尾声 篇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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