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炼狱归魂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一)
分类:

  炼狱归魂

     --一个‘小右派’的二十五年(19571981

       作者:向承鉴

 

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一)

一、〈2010#

兰州,兰大,阔别二十二年的古城和母校,我回来了!我在心底禁不住发出苦涩的嘶喊。

兰州和兰大变了,变化很小。令我吃惊的是,在兰大我见到久别重逢的老同学、老难友,他们都先我回校,先我一年或半年。他们是胡晓愚先生,唯一的老师;谭蝉雪,唯一的女性;田昌文,杨贤勇,陈德根,何之明,孙和,苗庆久。只缺张春元,胡学忠,顾雁和谢成。

二十多年人的变化该有多大!胡先生原只二十八、九,来兰大时,风华正茂,事业如日中天。如今已全秃顶,现出老态。谭大姐原是二十几的苗条淑女、俏面佳人,如今半老徐娘,风韵无存。我们这一帮二十或二十稍过的年青大学生,转眼间脸上沟壑纵横成中年人。多少风风雨雨,风刀雨剑;多少日日夜夜,日煎夜熬!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身上、心上都刻着毛时代的深痕。

此时,陈德根、杨贤勇、孙和、苗庆久和谭蝉雪俱已成家,只我、田、何三条光棍。

老谭领来辛琦,对我们一一作着介绍。胡先生是辛琦最大的舅舅,陈、杨、苗、孙全是‘大舅舅’,田与何是‘小舅舅’,我位末,成了她‘最小的小舅舅’。她逐一亲切喊着,甜甜地,当最后喊着我这‘最小的小舅舅’时,引来满屋欢呼。那亲昵的称呼滋润我干涸的心田,把我感动得落泪。辛琦是老谭的五岁女儿,长得很美,肌肤如同金玉一般,透剔晶莹,光彩照人,又聪明又乖巧。在长达数月举步维艰的‘平反’日子里,她给我们以欢乐、信心。

我被安置住招待所2010#房,与胡先生、陈、苗、何住一起。老谭带着辛琦就住我们对面。杨贤勇的家在兰州草场街,他每早来,晚上归。这幢招待所楼是新盖的,在拐角楼档头。窗下一条水泥大道,自校门绕过文科楼从窗下直通各教学楼。路两旁,当年我们这些老右挖坑浇水栽的白杨已长成参天大树,窜过文科楼四层房顶,梧桐树郁郁葱葱有一抱多粗。

能有这多难友同学聚到一起,自是意料之外,感到惊喜。但令我最惊喜的是见到苗庆久。他与我相处最久,关系最密,我一直视他兄长。他原判二十年,按时间要到明年(80)九月才‘刑满’,竟先我回校。这惊只在我心里,对老难友能提前出来见面,总是愉快的。

在我们这一案里,除死者,我是最后一个出狱、返校的。我原以为电报是学校拍的,不,我把兰大想得太好了。他们才不关心我平反不平反,不会主动叫我回校落实政策。是难友四处打听获悉我的下落发的电报。先我回校的老师同学,为落实政策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看尽了脸色,吃尽了苦头。没有吃的也没有住的地方,回来落实问题的人太多,住房相当紧张。虽然,我们原先的同班老同学留校的有一大堆,都当了讲师、副教授之类,个别已是教授。他们有的是道地的‘左派’,不会向我们伸救助之手;有的,虽对我们的遭遇同情,却心有余悸怕受株连。偏偏我们这些人又都怕看人脸色、遭人白眼,只好‘自作自受’。先回校的人,几乎到沦落街头、断顿挨饿的山穷水尽地步。直到周芹香调任兰大‘落办’(落实政策办公室简称)当主任、陈德根来校后,情况才有改观。

陈德根有个同班同学叫杨宗德,甘肃临洮人,在我入校前在兰大行政上当干事。由于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干事为同学瞧不起的双重原因,发奋用功转而考上兰大生物系当学生,与老陈多有互相帮助,交谊甚厚。如今杨是生物系副教授,周是他妻子。周主任政策水平颇高,泼辣敢为;另方面或多或少有杨‘不忘旧情’这层关系,对我们提供了方便,才使我们得以摆脱困境,把‘落实政策’坚持下去。

孙和对我开玩笑说:“向必到,老陈可为大家立了大功,要不然大家熬不住,早散了。你姗姗来迟,等到桃子快熟了,从峨眉山下来摘桃子吃,以后你该多出点力才是。”

‘向必到’是孙和赐予我的绰号。五八年到六零年我们在一起办厂的时候他给起的,指我言而有信,时间观念强,答应几点到就必定几点来。只他起的绰号没能叫开来,人人知道却不跟着叫,只他一人坚持到底,二十多年过去,开口还这么叫我。

我们在教工食堂吃饭。主食百分之三十是杂粮,时时吃着黄糁糁的四方包谷面发糕;副食种类虽不少,比较贵,大家都只买点便宜菜。开初,我没有在灶上吃,买饭票要有粮票,我没有。一日三餐下馆子,三顿各吃一碗牛肉面,共九角钱。牛肉面交二两粮票每碗两角,无粮票三角一碗,每天三碗不足半斤粮,处在半饥饿状态。此时我不只没粮票且身无分文,所幸已可向‘落办’借,每月能借三十元,最多不得过五十。我每月借三十,刚好饭钱外还有发信钱。

我回兰大第二天便给育红中学发信索要粮票,半月余才得回信。回信把我吓一跳,说我‘冥年吃了卯粮’,居然到明年五月也不会有粮票寄我。我的口粮吃过了站,想来是事实,×××吃二两面条,我吃半斤;她吃三两包子,我吃八两,哪有不超之理。可我从不知育红中学有定量的事,没人告诉我定量是多少。我原以为随便吃,只是多吃多交钱。我这人有多糊涂!不过,我又想,倘若我一直在那儿呆下去,会不会在某个时候伙房不给我打饭呢?难说。我倒有些责怪伙房不曾给我提个醒或者些许的暗示。

我只得去信向胞姐求援,直到她寄来通用粮票才解围。胡先生建议一起吃,不需都去排队打饭菜,省人力;还可多买几种菜肴调济,大家乐意接受。我是迟来‘摘桃’人,无‘寸功’又年龄最小,每日三餐打饭多跑腿,也就‘当仁不让’了。

我们这些人除我,‘右派’问题均已解决,都得到‘纯属错划’结论,现在需要‘落实’的是由错划右派而衍生出来后面的‘右派反革命集团案’。我是例外,‘右派’问题尚未了断,身肩双重任务,得逐个落实。

这时,兰大‘右派’政策落实已近尾声。几百‘右派’师生都已纠正,连原副校长、甘肃第一‘右派’陈时伟先生也平了,唯一 一个没平的,是数学系的姜永宁。姜是死是活,杳无讯息,无法听取他个人申辩,只好搁那儿。化学系的‘麻烦’是我,讨论时不同意纠正。主持具体工作是位女同志,四川人,叫刘红,心地善良。她把我这届在兰大、科学分院工作的老同学召一起座谈,经说服后才勉强通过‘鸣放中确有错误但不应划为右派’的结论,已是对我‘网开一面’殊属不易了。那晓得我这‘茅坑里又臭又硬的石头’反倒不领情、不知足、不接受,真是岂有此理!

真正岂有此理!哪有这种平反法?为什么不叫我到会给以申辩的权利?掩耳盗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搞的还是老一套。我十分愤怒。

我跑到系党总支办公室要求澄清。接待我的是位姓阎的中年人,时任总支组织委员,负责全系‘右派’落实工作,我把自己的情况和理由作了扼要申诉。阎是个戴有色眼镜的人,见我情绪激动、气势汹汹样子,对我反感,说出的话全是‘官腔’:

“党的工作方法是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对你的右派问题,我们是认真、负责的,专门召集在兰十多位你同届同班同学,进行了调查、座谈。组织上给你的结论还是客观、公正的嘛,在‘鸣放’中说你有错误,谁又敢说自己的言行百分之百正确?何况你的‘错误’比别人更明显、更严重,考虑到你当时很年轻,难免意气用事说过头话,现在形势又要求从宽,能平的尽量都平,你也可以接受的。事情过去都二十多年了,还纠缠做什么。”

他的话几乎把我气得晕过去。貌似公允,天衣无缝,实际不沾边。他言下之意:如果不是政策宽大,我原本是实打实的‘右派’,不该平,过去二十多年了,‘黑锅’该背到底的,还来‘纠缠’。

我一点没给他留面子。

“你能不能把话说得明白具体些?我在‘鸣放’中有哪些既‘明显’又‘严重’的‘错误’,怎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呢?”

“比如,你赞赏《胆剑篇》尤其〈白杨颂〉,难道不是你对党不满的思想情绪表现?虽然不是你写的,你宣扬了它,吹捧了它。又比如,你把党员分为三大块,一块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块靠党混饭吃,一块靠党整人害人。这话很不对头,即使现在看也是错的。”

我针锋相对予以反驳:

“《胆剑篇》的作者笔名叫流沙河,五七年因此文错划右派,如今早已平反,当了四川作协主席。他这诗发表在《诗刊》上,〈诗刊〉是党领导下的刊物,那上面的东西为什么不能转载转抄?我至今不明白那‘指向蓝天的剑’何以抒发了‘反党的思想’?……”

我有意停顿一下。这条‘罪状’我从三方面论证了,已不攻自破。

“毛主席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又说,共产党并非钢板一块。党员中,有林迪生那样的党员,也有林彪那样的党员;有焦裕录那样的党员,也有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党员;有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的党员,也有懒惰成性、光耍嘴皮不干实事混饭吃的党员,人跟人不一样,党员与党员能‘一刀切’吗?即使现在也还有这三大类,我的话有什么错?难道不是事实?”

我知道,在办公室的档案中,或在他的抽屉里放着我的鸣放和反右时期的原始材料,尤其我的‘右派’结论。我等他拿出来同我一一辩论,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没有同我‘较量’,或许是不屑、不齿,他有‘权力’,可用‘权力’说话,终于急煞‘车’:

“好呐。你的意思和观点我听明白了,可以坦诚告诉你,对你的结论是在倾听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经组织认真研究后作出的。要想再更改,我没有这权力。”他显得不耐烦,我读懂那‘好呐’乃是逐客令的意思。

“我不会在这儿死赖。有三句话要说:二十二年前给我作的右派结论我没有签字,请查原档。我要求再召集一次座谈会,允许我与会并为自己辩护。我保留申诉权,任何人休想将诬陷不实之辞继续强加于我。相信党的实事求是政策终会落实到我身上!相信世道自有真理在、公理在,历史必将还我清白。”

我迈出办公室。

这是个官不大、僚不小、思想僵化的老‘保’,从地狱走过几遭的人,自然认得人、识得货的。

化学大楼象人一样,也老了。二十二年前,这幢新楼如同一块璀璨明珠,墙壁亮,水磨石地板亮,实验桌亮,黑板亮,玻璃窗亮,楼梯扶手亮,里里外外晶亮透明,耀人眼目。我曾为它激动,为它骄傲。如今它不再是一尘不染,墙与地不再有闪闪的反光,走廊里光线不足,到处码放着大箱小盒,各色包装木板,水磨石地板失去光泽。有的实验室亮着日光灯,有穿实验服的人在做实验。那灯光也感觉与二十二年前不同,没有柔和和亲切,而是撒着煞白,照在脸上使人毫无血色,失去朝气与活力,把人变得呆滞木讷。楼的外墙上,到处有斑驳的痕,大字报的纸迹依稀可辨,虽精心冲洗处理过,却未能洗尽嵌入心底的创伤。我忽然想到左主任……。

回到房间,大家问我今天出师顺利否,我无言以对。我细细地回味咀嚼阎的话。他有一个古怪的思维逻辑:‘鸣放’中,有‘错误’是必然的、合理的;没有一点‘错误’则是不可理喻、难以置信的。他哪里知道,二十二年前的我,确乎比白纸还白净,天真无邪,是个对党充满赤子之心的人。他,思想偏狭,是个‘人性与心灵扭曲’的重症患者;甚至孤陋寡闻,对全国右派平反情况不甚了了,竟没有我知道得多。叫这种人主持政策落实,我心里一片茫然。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仅仅是第一个‘回合’。长路漫漫,我必须抖擞精神,不管遇到何种困难,把‘官司’进行到底。

二、‘右派纠正’

刚一回校,感觉气氛不和谐,人们笼罩在偏见、不信任的阴霾里。右派平反轰轰烈烈不过表面现象,骨子里人们并没有把我们当成‘自己人’。一些昔日同学如今混得一官半职的,把我们视为病毒,惟恐传染自己,躲得远远的。主持落实的干部水平参差不齐又各具心态,有的应付支差,借故拖宕推诿;有的设卡阻挠;有的怕给‘右派’洗刷得‘太干净’,再来运动株连自己,疑虑重重;有的原是假案冤案的制造者,现在‘纠正’无异于否定自己那段‘光荣历史’,心里不情愿。人们心灵扭曲长达二十多年,以曲为直,以假作真,习惯成自然。扭曲的心灵校正难,需要时间——可能要一两代甚至几代人的时间。

即使2010#房间的气氛比我想象的也大相径庭。原本大家志同道合,热情奔放又亲密无间,如今都寡言少语,难见昔日的推心置腹与坦诚相见。大家闭口不提劳改的事、往事,似乎有意回避。是当过‘犯人’感到自卑自贱?还是有疚有悔?我每每欲开口讲我在劳改队的见闻和‘故事’,发现别人了无兴趣,只能欲言又止。

大家都变了,不止容颜还有其它。连我这公认‘一点没变’的人,承认也变了,我不再是从前的我,学会察言观色,别人无兴趣的话忍着不说;看不惯的事不再心直口快说出来,懂得谨小慎微和‘虚伪的好处’了。

世间自有真情在。第一个来看望我的是我的老乡张友杰,我到校的当晚。他顺利完成学业且成绩不错,由于家庭出身,没能留校也没能分到‘要害’部门,发配新疆农学院当老师。七八年恢复研究生制度,他以上限年龄考上兰大著名学者朱子清的研究生,此时就住在这招待所离我不远的房间。他有两个孩子在读中学,妻子是在老家找的,如今也在农院工作,他十年前就是讲师。他对我说,系里已知你返校,有人想见你,托我先讨个口风,怕吃闭门羹。他报出三个名字,其中两个是‘反右委员’,直接整我的。另个不与我同小班,交往甚淡,我一口回绝了。他说,二十多年了,你脾气没变,估计你是这个答复。也好,不见就不见吧。不过,别人可以不见,陈祖武你该见见,此前他每次见我都打听你的下落,每次都在我跟前直言不讳对你的疚愧,我认为他与别人不同,是真心悔悟的。

陈祖武其时在兰州科院工作,他的妻子也是我的同学,上海人,人长得娇好,性格温柔,只个子矮,也在同院工作。一提起他,我心里就反胃恶心,反右时张牙舞爪的凶相历历眼前。他是踩在我、老冯、吕佩璜的肩上,在我离校不久‘火线’入党的,毕业后又得到一位好妻子、一份好工作。

我说:“算呐。人的好坏平时很难看出来,只在生死攸关时刻方显本色。反右,是人性本质的一次大暴露。我不相信他的本质能变过来,就像我的秉性难改一样。你不责备我心胸狭窄吧,不是的,我可以原谅过去的事,又何必要相见呢。”

第二个来看我的是吕绥生。囹圄中一直担心他,想念他。他是我大学时期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老吕已是一女三子的父亲,大女儿正读中专即将毕业。他是背着‘留校察看’处分读完大学的。毕业后虽成绩优异却只能戴着右派帽子发配中学。如果当个正儿八经的中学教师也不错,可右派没这‘福份’,他既不是教师又不是工人,在化学实验室和物理实验室打杂(连实验员都不算)。除此,还要修喇叭,兼管电工,学校凡有杂活就派他。老师、工友没人瞧得起他,任何人都可以支使、欺侮他。他的工资只正规大学毕业生的一半,要拖家带口,生活苦不堪言。他妻子原在商店当营业员,因为他的原因被辞退,只得去理发店干理发员。‘文革’在“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口号下,理发员也不叫干,逼迫带儿女回山西临汾农村务农,老吕孑身一人在校挣扎度日。

老吕先后吃过两次大亏。六零年我与何之明于武山被捕后,‘除恶务尽’把他斗得死去活来,长达数月。‘文革’将他长期关‘牛棚’,打得遍体鳞伤,眼睛打成玻璃体混浊,几成瞎子!虽未逮捕入狱,比我在笼里日子相差无几,甚至还要凶险可怕。

老吕带他的两个小儿子由西固六中过来看我,我挽留他们当晚和我住一起。我俩点点回忆着,滴滴倾诉着,直到天明。唯一安慰他的是,他妻子出身高知家庭,对他忠贞不二,始终与他相濡以沫。

王秋莹是第三位看我的故人,见了我又惊又喜又‘恨’。回忆五七年往事时,她说:“明明是陷阱,大家都看清了,你偏偏往里跳!”对她的嗔怪,我心里不服,又不好驳她。她比我大四岁,同学时期就有‘大姐风范’,不仅老成持重衣著朴素,且为人极善良,一直受我敬重。反右后期,她与M都受批判,划线在‘中右’之列,毕业后嫁同系高一届的翟应离。翟是中共党员,人很本份,俩人均留校,如今都是化学系骨干老讲师。她有两女一子,有个温馨舒心的小家庭(张、吕、王以后都是正教授)

王秋莹又告诉我许多老同学的情况和下落--

朱彭龄和单忠莲是俩口子;路宝田和彭高聪是一家人;沈凤嘉和高忆慈是一对。这三家都在本校化学系任教,其中朱彭龄是副教授,马上要升正教授。还有周效贤、巩玉珍,也在本系,巩玉珍的丈夫是省委一位相当有职权的领导干部。还有。潘琨、杨淳庆、李超云、孟繁瑜、薛洪福、王子民诸人。

她说:王牟死了。王当时是我这小班乃至全年级最健壮的男生,壮如犍牛,一个名符其实的打手。他竟死了,瘦小遭虐的我居然活着,难道老天真长眼了不成?

有些当年红极一时的‘左派’也混得不怎样,潘琨就在西固化校(中专)当普通教书匠,黯然失色。

一日,史凌霄来了。他其时是兰州师专讲师,专门从十里店老远跑来的,不是专门看我,是来看望我们这一群的。

史比我高一届,划右后与我受同级处分一道到武山,分在洛门公社龙泉,与宫忠诚、刘良寰、秦孝斌一起,而我在城关,不曾有任何往来。史是兰州市人,话多而碎,我对他无甚好印象。二十多年过去,一见面仍是老样子,话多而碎,象机关枪一样,说得唾沫星乱溅,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滔滔不停。

他说:“你们逮捕后,六零年底我和其他同学被召回兰大,全校贴满我的大字报,称我是‘现行反革命份子’。有的大字报说得有鼻子、有眼,有时间、地点,介绍我参加现行反革命组织的,就是你--(指着我),把我打得死去活来,险些丢了性命。诬害造谣的是郑连生,不但陷害我,还陷害物理系的江宪国,中文系的马啟凯。去年(78年)他来兰大落实问题,被江宪国揪住痛揍一顿,打得哭爹叫娘,还是保卫科来人才解劝制止。这条疯狗在兰大没敢逗留便灰溜溜逃了。”(江、马后来都是正教授)

郑连生与我同分在联丰社,前后不过两月,‘大炼钢铁’开始后再没见过。在一起的时候,我颇讨厌他,一付呲牙咧嘴、头点哈腰‘叭儿狗’模样。可我也没和他吵过嘴或者闹过什么矛盾,不想他竟如此歹毒,其心比他的外貌还要可憎!

史盯着我,又说:“要是你也在,那才好呢,还不把他砸扁哇。”

我心想:我碰到他,不会有江宪国的那种行动,划不着。最多,我会在公众场合痛斥羞辱他一顿,绝不会动手。他,是时代的产物,‘伟大’时代必然造就‘伟大’的孽物来,靠拳头打得过来吗?有人告诉我,他不但陷害这些人,你们这一案也是他和柴志德揭发的。我似信非信,半信半疑。

与阎的谈话过去了一周多。连日来,心绪不宁,燥动郁闷。难道冤枉二十多年还不够,要冤枉到死?正打算再去找的时候,张友杰出现在门口,后面跟着张政治--我的又一个老乡、故人。

张政治,兰大中文系毕业,比我高一届,因工作需要提前半年分配兰大校刊当编辑。‘文革’期间,我在兰州砖瓦厂服刑时,常见《甘报》有笔名‘正之’的文章,写的高校内容,我就猜到是他撰写。此后他调回江西,在九江师专任教。这次他受邀回兰大参加校刊发刊三十周年纪念活动。二张与我,自穿开裆裤便在一起厮混,同住一条街,又是两对门,不但熟,连家庭都了如指掌。

张政治对我说,阎是他同班同学,并已知悉我与阎的交谈情况。

“事情已过去二十多年了,你吃尽苦、受尽罪,即使有错误,还不够抵偿么?你不但是化学系也是全校唯一一个待落实纠正的右派,如今还有什么可纠缠的呢?”

“不是我要纠缠,是他们缠住我不放,到现在还说我有错误,我不服。”

“其实,结论只要写‘不该划而错划’就行,有无‘错误’无关紧要,何必斤斤计较。”

“恰恰相反,给错划‘右派’纠正本身证明左派错误属实。右派无错等于左派有错,他们的错误再也赖不脱、洗不掉。时间愈长久,历史愈清楚。”

“你还是老脾气,又认真、又固执。”

“别的事可以马虎,惟独这事,事关大是大非,决难退让!”

“那不是又要拖下去吗,对你有多少好处?”

“我不管它好处、坏处,只要还历史真相,还我清白。我愿桩桩对质,件件辩论,看我究竟错在何处。这过分吗?”

张政治要我与他一道晚上到阎家作礼节性拜访。我回绝道:“这是公事不是私事,我没必要登门求他。再说,我对他印象不好,讨厌他。”

“你在笼子里呆得时间太长了,对当今社会一无所知。任何手段都是为目的服务的,你得给人家一个下台阶的机会。我不要你低三下四,不要你说一句话,只要你陪我走一趟。”

阎的家在兰大后门不远的家属院。他俩是同班同学,相见亲热得很,气氛和谐融洽,又斟茶又递烟。寒暄中,张把我的家庭出身、学生时代的许多情况以及我的个性,叙说了一大堆,连我当少先队长的事。我知道他的用意,象木头坐在那儿,一句不开口。

听了张的一番话,阎开口道:“当时以为批判批判就过去了,谁知道后果如此严重,有的竟丢了性命!有的同学很有才华,也耽误了,无论他们个人还是国家都受到巨大伤害,可惜!”他居然说出一堆同情惋惜的话来。

关于我的事只扯了这些。大家都不是糊涂虫,足够。又闲聊一阵,便告辞。路上,张政治对我又‘开导’一番:

“你对他作礼节性拜访是完全必要的,虽你一句话未说,去与不去大不一样。你不去,他对你的看法转不过弯,心里存着疙瘩、疑虑,即使想替你彻底纠正,担心你真有错误,怕给你抹得太干净了,再有运动来,自己被‘装进去’脱不了壳。现在的人,多少有点职务、权力的,都滑得胜过泥鳅,哪有你这种直肠子的人,不给自己留余地的。”

他说的极是,我有茅塞顿开之感。给别人纠正事小,把自己装进去事大,这才是聪明人首先要考虑的,也是为官之道。

果然,没过几日,我的‘右派’问题得以彻底纠正。现将原文附后:

关于向承鉴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结论

向承鉴,男,汉族,现年四十岁,江西省武宁县人,家庭出身小手工业者,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五六年考入兰州大学化学系学习,一九五八年划为右派分子,给予保留学籍 劳动考察处分,同年八月送甘肃省武山县劳动。根据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对向承鉴同志的右派问题进行了复查。经复查,向承鉴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整风鸣放中没有右派言论。因此,原划向承鉴同志为右派分子是属错划,决定予以纠正,恢复政治名誉,撤消原给予保留学籍 劳动考察的处分决定。工资从一九五八年八月起计算。

中共兰州大学委员会《公章》

一九七九年八月八日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代序、目录、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一章 兰大“鸣放”和反右(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一章 兰大的“鸣放”和反右(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二章 我经历的“反右”(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二章 我经历的“反右”(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三)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四章 求索之路(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四章 求索之路(二)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一)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二)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三)
中篇 炼狱行:第二章 上诉中院
中篇 炼狱行: 第三章 ‘脱胎换骨’(兰州红山根:新生砖瓦厂1963.3至1966.12)(一)
中篇 炼狱行: 第三章 ‘脱胎换骨’(兰州红山根:新生砖瓦厂1963.3至1966.12)(二)
中篇 炼狱行: 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一)
中篇 炼狱行: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二)
中篇 炼狱行: 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三)
中篇 炼狱行: 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一)
中篇 炼狱行: 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二)
中篇 炼狱行: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三)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一)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二)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三)
下篇 归魂路:第一章 ‘劳改释放犯’的岁月(一)
下篇 归魂路:第一章 ‘劳改释放犯’的岁月(二)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一)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二)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三)
下篇 归魂路:第三章 老脚旧鞋走新路(一)
下篇 归魂路:第三章 老脚旧鞋走新路(二) 尾声 篇后话
---- È«ÊéÍê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