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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狱归魂

     --一个‘小右派’的二十五年(19571981

       作者:向承鉴

 

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1978.9)(二)

 

六、几件小事

姚老兴趣广泛,晚饭毕,总要拉一阵京胡,有时还自拉自唱一段。他的演奏和唱腔都很地道,很有功底。后来他告诉我,初劳改时,他在劳改队京剧团干过。自娱之后,就看报读书,我和方早已入睡,他的灯还亮着。他订了份《人民日报》,在经济拮据的当时,肯花钱订《人报》的,就业职工中他是我所知的唯一,足见他关心国家大事。偶尔,他也下围棋,一星期一、两次,有个叫陶寿春的职工,上门来找他对奕。下围棋我也会,只不露声色一旁观战。

姚老为人极善良、随和,平时很难看出他的内心世界,其实他内心是非常悲凉、凄苦的。后来知道他还有第三件大不幸:他被捕判刑后,留下三个儿女,小女只四、五岁,隔两年姚老的母亲也辞世而去,三个儿女到处流浪漂泊,小女儿流落到农村,嫁给一个老实巴交的文盲农民为妻。儿子也没读得书,当个理发匠,由于姚老劳改的缘故,年纪老大了找不到老婆,成了精神病,生活不能自理。只大女儿读至中专,已为人妻,并已有一女。姚老晚年儿子成虚无,集三大不幸于一身,满腹心酸泪,惟咽肚子里。他被捕后,五七年前宋庆龄和章乃器都对他甚关心,曾多次向姚老母亲打听他的下落。他的事本可得到旁证澄清,偏偏姚老既固执又懦弱,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拒绝给任何亲人、友朋只字音讯。姚老从大学青年时代一腔热血追随革命,在上海白色恐怖时候,甘冒生命危险为党工作,在敌人屠刀下没出卖组织、同志,何其难得!没想到在思想改造、镇反、肃反中难逃一劫。姚老沉痛地告诉我:“我对共产党相信到底了!叫我好好工作,我就拼命工作;运动来了,叫我好好交待过去那段事,我就剖腹剐心交待,带着深挖思想和自我批判检讨。没想到越交待问题越大越多,步步升级,直到停职去徐州‘集训’。来的人或多或少有问题,又都是高知,变着法子整人。大会小会吼声如雷,日日夜夜合不得眼!国民党臭名昭著的龙华监狱我受过种种酷刑,都没有几天几夜不叫人睡觉的刑罚厉害。罢,罢,你要我交待什么我交待什么,就这样判刑五年。我不是三岁小孩,不能出尔反尔再翻供。我的问题再也洗刷不掉,我的后代更别想洗清。”

他哪里知道,我在十九岁的时候就受到‘疲劳战’荼毒,其程度一定不比他差,我不能告诉他。他已经悲痛欲绝,我还能火上浇油,俩人抱头痛哭一场,又有何用?

我问姚老:“您刑满都十三年了,为何不回去看看?”

他悲戚道:“不是不想,是怕!我没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心里有愧呵。儿子、女儿、女婿有权利不认我,不理我。我在上海、杭州有不少新闻界文艺界的朋友,如何满子、聂绀拏……,他们不理我鄙视我,我这老脸往哪儿搁?想起这些,真恨不能早死!”

姚老是我父辈和老师,我处处尊重他,惟他的想法我不苟同。解放以来大大小小政治运动有多少?每次运动都有百分之五的人遭殃,而实际是超额,清白家庭还有多少?哪个家庭没有亲人友朋被抓被判被杀被冤。他的那些朋友都出身旧社会,又是大知识分子,在他判刑后也难保不受运动冲击,无非先后而已。他的子女都已过而立之年,能理解、原谅他。我对姚老诚挚道:“您没做亏心事,何怕之有?如一直抱此心境,那才是真正作践、糟蹋自己。我盼您振作精神,昂首挺胸见人做人。”

姚老终于被我的话说动了心,答应明年春播,把〈5406〉试验田种下去就请假探亲。

天气冷了,人们开始穿冬装。一天,刘干事来请姚老帮他家糊顶棚。姚老糊顶棚堪称大队一绝,无人可比。他带我当助手,刷浆糊。去时,适逢刘干事家正吃饭,见我俩来立即起身,全家老小都站起来。刘邀我俩共进餐,被我俩婉谢,又张罗为我们砌茶。

以后又去向医生家糊顶棚,也受到相同礼遇。后来我有事单独去,依旧如故。尤其两家的小孩很懂事,彬彬有礼。我内心虽人,外形已多不象‘人’,虽不自惭形秽,难免不受歧视。刘与向都是专政我的人,能待我以礼,这就够了。

十一月菌肥进入大床生产阶段,从三个中队各派来一职工参与,目的明确:菌肥生产将由大队向中队铺开。从我原先中队调来的职工叫顾用之,上海人,近六十岁,长得瘦而精神,原是上海一小学校长。他写得一手好字,特爱整洁,穿着、用具无不清清爽爽;脾性既直又倔,倔起来叫人不敢相信。只要他看不顺眼的事,无论是谁都申斥,一点不留情面。给人以清高、难处感觉。与我却很投缘,合作默契而愉快。夜里值班,检查室温,或通风散热,或添柴加温,他干得一丝不苟,认真到家了。

直到白花花的菌丝体长出来,满屋涌出淡淡清香,我悬着的心才算落地。

其实方洲观并不坏,不是姚老和我担心的那种人。只生活中、劳动上有些小气,爱斤斤计较。而生活与劳动正是姚老和我最能包涵、宽容的。只要不打‘小报告’,政治上不搞陷害就行。我俩政治亏吃怕了,再吃不起。方有两个小毛病:不懂装懂;干活毛躁,或多或少对我还有优越感,一种骄矜。他自称老高中,许多本该懂的知识却不明白。一次我叫他用无水乙醇配百分之七十五的消毒剂,他不会计算。我写了个计算公式给他,没想到一元一次方程居然算错,配的不能用,白浪费些试剂。煮高压釜消毒培养基又心不在焉,超时,把高压釜烧变了形,幸没发生人身伤害事故。高压釜很贵,是全大队唯一 一只。姚老主动替他承担,打算用工资赔。向医生好说话:“没有伤害是万幸,釜还能凑合用,算了。”

从此,方对我颇好,对姚老尤尊重。

听说分场放电影。姚老年纪大了,不胜往返十公里夜路,方邀我同往。接连看了两场电影,头晚看的是日本影片《望乡》;第二晚看的朝鲜影片《卖花姑娘》。每次正片前还放些新闻短片,有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有他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及国务卿基辛格等。

已有十四年没看过电影了。我惊奇地发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不到几年已判若两人。接见尼克松时,老态龙钟 ,坐在沙发上起不得身,要人搀扶。这个‘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晚年斗人达到疯狂,多少老将、党内精英都死他手。没料到最后林彪逃叛,斗到自己的头上来,他也有惊魂隐痛吧。

新闻短片清楚告诉我,‘万岁’已来日无多。

七、没有不散的筵席

我收了个学生,在刚来搞菌肥的时候。他读小学三年级,是他父母硬推给我的。他父亲郭士榘,江苏人,副业队就业职工,大队唯一理发师,开个理发铺,人称‘小剃头’。孩子智力发育不甚好,功课跟不上,急得俩口子跳脚。我教小孩颇有耐心,不教懂不放手。孩子有些变化,夫妻俩对我千感谢、万感谢。孩子每晚来,有时捎点好吃的,说是犒劳我。他父母与我年纪差不多,都只三十出头,年轻能干,人又活泛,日子过得可以。同是就业之家,比起‘老黄牛’家象是另重天。

向医生也经常到我这儿来。他比我小两岁,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他对数学饶有兴趣,尤其平面几何,我们一起讨论一些难题。我感谢初三教我平面几何的樊老师,二十年过去,平面几何的定理几乎没忘(1953年,九江一中樊老师是修水人)。

按照刘干事的要求,七四年春节前后完成‘920’的试制。它是一种植物生长促激素,据说对豌豆、蔬菜喷施有显著增产效果。刘干事从副业队要来一块地,半亩多。对我们仨嘱道:“我们不搞假的,搞的是科学,不要人云亦云,必须通过自己实验验证真正有效,才能使用、推广,必须做好对比实验。”

对比实验方案出自姚老之手,他把半亩多实验田划分成八等份的小畦。播种毕,姚老请假东归。我和方每日干着一级、二级菌种扩大培养、培养基配制和高压灭菌工作。除此,每天必到实验田察看动静,犹如关心自己的孩子,眼巴巴盼它快些发芽、成长。

五中队的生产基地离我这高屋不过三、四华里。那儿有麦场、猪号、菜地,小麦地也集中在那一带,与四大队毗邻,地挨地。抽一个星期天,我先去那儿看望了姜有祖、李竹叶和苏炳初,尔后顺着干渠又去四大队和分场副业队看望我的两个老乡。

四大队的同乡叫黄宗华,年近六旬,牙齿不整,肤色却白皙透红,模样清秀,说话慢声细语,斯斯文文。他是赣南人,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按年龄推算比姚老稍低两、三届。我不知他的案情,也不知判了多少、何时刑满的,惟听说他在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当属‘历反’一类。他是‘柏拉图主义者’,终身未娶,孓然一身。此前他也听说过我的些许情况,如今见我身体尚好,人还年青,俨如亲人,喜欢得了得!忙着去灶上打馍,又切菜炒菜,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我吃。他说:“这世上我无一个亲人,今后你是我唯一亲人,盼你常来看我。”问他今后打算,他惨淡地说:“还能有什么打算?在此老死而已。”

我走时,他送我很远、很远,直送到分场背后。俗话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果是如此。

这就是一个人的一生!我还能说什么呢。即便他有罪,我不相信他罪该当此!

罗时甫是我又一个老乡,南昌市人,毕业于江西财经学院,比我大五岁光景,却已秃顶。他身上少些黄宗华的儒雅书生气质,是‘经济犯罪’,判十年。刑满后在分场副业队专操持一台压面机,白天黑夜压面条。他劈头就告诉我,他是被冤枉的,死都不服。在劳改期间和刑满就业后,他一个劲上诉,先后数十封,却得不到只字回复。

又一桩离奇事!我不知情,陷入‘不能说什么’的无言中。

试验田的小麦发芽齐整,长势喜人。用菌肥作基肥的一畦,长得墨绿、墨绿,肥嘟嘟的,象婴儿的脸蛋。刘干事、向医生、战队长还有施正丰(一大队统计,上海人)都不时去观光。

转眼间,姚老探亲回来,带着大包小包,见我喜形于色,忙不迭对我说:“小向哇,真有你的。一切大致如你所料,我好高兴呵,若不是你打气,我这辈子恐怕见不到亲人了。我得好好谢你。”

他打开大包小包,都是浙江土特产,肉松、金华火腿等,摊了一床。他颇详地谈了这次探亲的感受。在上海、杭州,他遇到许多友人,还有他教过的学生,无一对他‘白眼’。大家相见恍如隔世,惟感概世态炎凉,唏嘘世事的荒谬。他说:“那些在外面的,比我这‘里边’的见得更多,体会更深。”

他的大女儿、女婿对他亦好。外孙女才两岁,长得活泼可爱,给布娃娃当‘医生’,时而量体温,时而喂药、打针,学得惟妙惟肖。一边‘外公,外公,快来看呐’喊个不停,姚老心里象盛了一罐蜜。他又在僻远农村找到了小女儿。小女儿非但不记恨他,对他更亲更孝顺。小女婿虽是文盲农民,极忠厚勤劳懂事,象对菩萨般敬他。

只没提儿子的事,我也不好问。姚老从封建社会走过来,但绝不是‘封建’人,把‘无后’看得淡。如今,他象变了个人,背也不驼了,走路步履轻盈。笼罩心头的屈辱、悲凉,全湮没在兴奋的情绪中。

八月,对实验田分小畦收割,脱粒,过秤。姚老用数理统计原理进行总结,获得较理想结果。我也学会了数理统计知识。对‘920’却不能明晰判断其效能。刘干事指示:“再试。直到有肯定结论再议。”

正当我准备搞食用菌和灵芝的时候,传来犯人要调走、二大队改为职工大队的消息。姚老悄悄对我说,刘干事已向分场写报告,要求把你留下来,你不要心乱。我预料:我案情重大,还有四年多刑期,留下难。

果然不几日,刘干事把调动之事通知我,又嘱道:“把该交代的事向姚士彦移交,尤其一些技术细节向他介绍清楚,做好准备,以免措手不及。”

我把菌种的保存,退化后的提纯和复壮向姚老作了重点介绍,他记在一个本本上。

到外面制菌肥仅一年光景,我和副业队的职工、家属和孩子都混得很熟了。大家对我很友善,听说我要调,连日都有人来看我,说些客气话。离开二大队的头天晚上,姚老要作东为我饯行,我执意不从。他毫不理睬,与另几个早筹划安排好了。下午四点‘小剃头’的妻子早早跑来操起炒勺,鸡、鸭、鱼、肉,样样俱全。我不知道这些是从哪里弄来的,竟如此神通广大!还有白酒甜酒,摆满一桌。参加的人除姚老、方洲观和顾用之,还有‘老黄牛’老两口,‘小剃头’一家三口。

十多年来我第一次吃如此丰盛的筵席,平生第一次喝白酒。姚老和顾用之对我情深义重,说话时竟喉头哽咽。散席后,他俩悄悄各送我二十元钱,亲手缝进我被子的棉絮里。

四十块钱当时可买四百斤粮,可供一人一年之需。他俩都窘迫,对我竟如此大度。我至今难忘那段岁月和那一大堆难友,您们现在都好吗?

八、爬过一山又一山(1974.81978.9 尕海一大队)

这次调动并非大规模、远距离搬迁,而是分场范围内的调整。不见一辆汽车,少了雄壮威武、肃杀森严之气。犯人背着行李卷、提着网兜,走得稀稀拉拉没个队形,干部和武警只在后头远远跟着,并不吆喝催逼。

尕海分场管辖一、二、三、四共四个大队,呈不规则的四边形状,四个大队的大队部在四边形的顶点上,分场场部位于中心。二大队与一大队按‘S’形公路需经分场门口,约十五华里。两个大队的地头连着地头,若从地里斜插走,只八、九华里路。

两个大队毗邻又近咫尺,自然条件相差无几。然而,犯人的改造环境却大相径庭。

我和邹庆礼分在同一小组。每小组都是新旧犯人掺和着。

中队长姓赵,不知名字。犯人背后称他‘赵老黑’,绰号恰如其人。他黑得象块炭,是部队当兵出身,一开口便骂人。大田犯人每次出工,他都要骂一通,唾沫星子乱溅,犯人都勾着头,任他发泄够。

中队有个叫杨洪翥的犯人,比我小一、二岁,原是西北师大学生,体格甚健(不知其案情)。有次大田劳动,赵老黑盯上他,令他站在地里。杨平时大不咧咧,多有桀骜不驯之状。这次便与赵顶撞起来,弄得赵无言以对,鼻子气歪。我真替杨捏把汗,以为他要‘吃不了兜着走’。谁知竟没事。

这时,全大队闹地震。传言:地震中心即在尕海。大队家属院里搭起不少帐篷,犯人多用塑料布在监院中撑个阳伞,白天、黑夜睡在下面。不太在乎的仍住屋里,我和邹是这少数之一,也不敢麻痹大意。我俩把头跟前的窗子大打开,事先观察窗外有无障碍物并将其清除(石头之类),又演练一下‘后滚翻’动作。万一有不测发生,只需两秒可从窗子跳出。我睡的旁边是个老犯人,在这儿改造有十多年光景了,对我俩说,他不愿睡到院里去,那院子曾经吓破了他的胆。我们听了很感奇怪。他说,前些年,武警站在大墙上对院里空地开枪,子弹打在地上溅起串串尘土,还用机枪扫,吓得犯人躲在屋里不敢上厕所,说是搞反暴动演习。我说,现在不会这么搞的,你放心。这我知道,但一想起那阵势就怕。

这又是件‘新鲜事’,我听了不寒而栗。

一天(是个休息天)正午休。忽然有人大叫:地震了!快跑!大家睡得糊糊涂涂,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惊醒,屋内、外一片慌乱。有的提着裤子,有的裤子绊住脚,跌跌撞撞从屋里向外奔的逃的爬的,哭爹喊娘的,乱成一锅粥!有人头破血流,有人鼻青脸肿,最重的一个跌断了腿。

原来是场虚惊,屁事没发生。

我在饮马农场四站住病号室时,听人讲过四站曾发生犯人梦魇惊乍之事,那是在夜里。先是一人大喊,引起全监室惊扰;由一个监室的大喊大呼、狂奔乱跳又引发全监院的大骚动,象是地球末日来临。

大白天发生这种事,以前闻所未闻。我和老邹只在一旁呆呆观看,没有卷入这场歇斯底里溃崩的清醒者不多,可谁也没有能力制止它。

又一个严冬,北风呼啸,象刀子刮在脸上生痛。大田犯人在南面平地。那儿有条陡坎,需要把它削掉。冬灌过后,地冻得铁硬,抡十字镐,扎到地上只一道白印,得用钢钎、打大锤,用挠杆挠。赵老黑有经验,他把全队最年轻的劳力集中起来,组成突击组啃‘骨头’。杨洪翥、周孔章、我和老邹都在其列。气温在摄氏零下三十度左右,全都光膀子穿条短裤,在刺骨寒风中奔跑。装冻土的大筐三筐摞起,有三百多斤重;抡大锤、刨十字镐也一样光身子。这时,也只有这时,赵老黑才不吭声骂人,感到心满意足。

这个中队有两个犯人‘小鬼’,一个与我同组,叫马××,另一个叫周××,都二十出头。捕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中学生。马××家住兰州某矿务局,周××家在某铁路局,都因打、砸、抢犯罪,判的刑期不长。干部对这二位颇另眼相看,年纪小又是‘红卫兵’,想是有‘自己人’的感觉吧。劳动中,或在干部面前说话,满不在乎样子,连赵老黑也睁只眼闭只眼,由着他们的性子去。

我很快发现马的‘秘密’,他经常躲在被子里吃东西。年青饭量大,一大队犯人伙食比二大队差远了,我也饿得够呛。他吃的馍是从一中队犯人灶上捣来的。一队灶上有个回民犯人,每星期都捎一小口袋馍给他。或许他们在社会上就有私交,或许马给了他一定代价,我无心研讨它。马知道我晓得他的‘秘密’,也猜透我乃‘封口的瓶子’,照常心安理得干下去。

与二大队比较,一大队各方面相差甚远,惟一个‘长处’:前院大门侧有间大平房,是个乒乓球室。大队管教殷干事是个乒乓迷,喜欢打乒乓球的犯人有杨洪翥和周××,后来又加上邹庆礼和我。几乎每个休息天,早饭一过殷干事就进来,风雨无阻。我们这五人是大队打乒乓球的高手,其中以邹庆礼和杨的技术最好,其余稍逊,水平差不多。殷是知识分子干部,个子高大,性格随和,我们经常玩一整天,吃饭挤空儿。室外围观的人密密匝匝,都很开心尽兴。

七五年过春节,监号举行象棋比赛,我参加了。报名的共二十好几,接连赛了几天几夜。二队除我外,还有陈建忠和李应唐,一队有个姓傅的,我们四人棋力相当,最后进入决赛。几天来,无论睁眼闭眼满脑子是棋,虽拿冠军,人象害了一场大病似的。没想到,争强好胜的脾性一点未改,甚觉痛恨自己。不过还是有收获:认识了陈建忠和李应唐,两位很不错的老人。

陈建忠,浙江人,已六十出头,仁慈宽厚与世无争。我不知他的案情,只知他孤身一人,以劳改队为家。认识他不久,他便调到四中队看菜园去了。李应唐是山西临汾人,也是六旬已过的长者。此俩人以后一直对我很好,直到八零年三月我回青海办离场手续,还专程去看望他们。

李应唐的经历富传奇色彩,俨然一部《新儿女英雄传》。他对我讲述他的往事时,我向他表示:要有机会一定把它写出来,太惊险感人了。后来虽有机会,他的故事却有许多忘却了,他本人如今大约已不在人世。

李说,日本侵略中国是蓄谋已久的事,远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们便在中国留日学生中物色汉奸种子,以后撒到全国,临汾城有个开中药铺老板的公子便是其中一个。“我那时在城里读中学,这位少爷回国后躲在家中不做事,中学请他教书,他不干。七?七事变一爆发,他露出原形。日本飞机炸太原,炸临汾,有人亲见他在阁楼上用反光镜为日机指引轰炸目标。日本鬼子占领太原、临汾,他摇身一变,成了日军大翻译官。”

“全面抗战一爆发,我便投笔从戎,参加《牺盟》。《牺盟》是阎锡山与共产党合办的抗日武装组织,实际被共产党掌控。我受训后成为抗日武装的一员。太原、临汾相继沦陷,我在临汾城内、城外与日本人周旋。这时我是抗日区长兼区武工队长,二十四、五岁。我办的第一件事是成功地设计一个圈套,将汉奸分队长处死了。我认识伪军分队长的妻子,她和她丈夫都是我中学同学。女的很正直,有爱国心,通过她给她丈夫做工作,很快成为我们的人。日本人每次清剿和出城抢粮,他都事先向我们报信,以致日本人屡屡吃亏,伤亡惨重。几次之后,日本人起了疑心,怀疑有内奸。分队副早想搞掉分队长取而代之,便向日本人告密,报告分队长的可疑之处。日本人抓了分队长,施尽酷刑,他招架不住,终于招供,被杀害。队副升了队长职。原队长之妻对她丈夫感情深炽,哭天号地,发誓替夫报仇。临汾城内有我们多处交通站,如饭铺、铁匠铺都是。在群众掩护下,我经常进城,在鬼子的鼻子底下活动,加之我对城内特别熟悉,他们奈何不得。我和她化妆进城,通过内线,早掌握这傢伙的生活规律,将他杀死在他姘妇家。待鬼子发觉,炮楼枪响,我俩已翻过城外壕堑,远走高飞了。”

他的许多‘故事’和肖飞一模一样,我真以为他就是肖飞原型。

他说,有次我和一个助手走在田间小路上,忽听到后面有皮靴声,回头一看,三个鬼子正恶狠狠地端枪向我俩瞄准,我俩一头钻进高粱地,和鬼子捉迷藏,最后我选择有利地形,躲在河沿的土坎下,将三个鬼子全消灭在河滩里。

李应唐曾是大智大勇者,抗日战争中在晋西南与日寇浴血奋战,出生入死,可歌可泣!那位原伪军分队长的妻子以后也参加革命,当了区妇救会主任。

李却未能葆革命青春。以后他所在的部队改扩为支队,计划上太行山。不知什么原因,整个支队被国民党策反哗变,他脱离军队从此结束革命生涯。

我问他:“你当时怎么想的?”

他淡淡地道:“怎么想的?大多数如此,我也只好如此。再说,从军从政,总没有当老百姓自由、轻松,我当时已三十出头,该有个家了。”

离开革命队伍后,他没有出卖同志、朋友,更没有投奔国民党,而是流落到陕西,成家立业,烧砖瓦。十几年过去,烧窑、炝窑、看火,他成老把式、大师傅。一九五五年被捕,法院判他十五年刑,他不服:“我没有出卖同志,没害过人,我有什么罪?我不愿打仗,想当老百姓,革命可以参加进去,也应允许自愿退出来,这算罪吗?”

法院的人说:“这么说来,你对判十五年刑不服。对吧?”

“是不服!”

“不服?再加判你五年,判你有期徒刑二十年!”的的确确,立马改判成二十年,他再没敢吭声。

‘文革’中一个福建省委的头头(书记或副书记?)被揪斗、打倒,他和李应唐曾一道共事,被怀疑是叛徒。专案组数次来劳改队向他作调查,纠缠不休,他写过多次证明材料。

“一失足成千古恨”,李应唐若不是‘一念之差’也是省级高官,谁知当了二十年‘阶下囚’,刑满后也不能回家与妻小团聚。

做人难,活人难。人生世事何其坎坷难料!

李应唐对往事似乎无多感慨,他的孩子已长大成人,有时来青海探监,他心里感到慰藉。对我说,我一直那么干下去,即使当了省级干部,‘文革’中又被七斗、八斗,或许比我现在要短命也未可知,或许比我现在还要难熬日子也未可知。过去了的已经过去,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没干过亏良心的事。人的一生比如走路,曲曲弯弯,弯弯曲曲,直路走到底的,能有几个?

他的话深寓哲理,令我久久回味。

九、听劳改队里的〈红卫兵〉讲故事

经过数月相处,我对中队两个〈红卫兵〉小将很熟了。周是通过‘乒乓’外交;马与我同组,自不必说。

我很想知道‘文革’究竟发生些什么,但我不能轻率地询问他们。我对他俩也‘另眼相看’,听见‘打、砸、抢’三字使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在我心目中,他们是心灵极端扭曲的人,又是反复无常之人,我岂能自找麻烦、自寻烦恼?

七五年过春节,他俩先后主动给我谈‘文革’故事,为我补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他俩的经历、故事惊人相似。--

在〈我的一张大字报〉鼓舞下,我们高举‘造反有理’大旗,先造了老师、学校的反。那些平时最有责任心、对学生严格要求的老师首当其冲,被戴上高帽子打翻在地。有个教物理的老教师,平时对我们特严厉,上课时发现不用心听講的,叫起罚站;回答不上问题的也罚站。可他教的学生物理成绩出奇地好,他被打成贩卖修正主义黑货的反动学术权威,班上斗,年级斗,全校斗,斗得死去活来。他顽固得很,死不认罪。后来没人上他的课,他哭了。我们又砸了教室的桌椅,砸了黑板,砸了物理、化学实验室的‘瓶瓶罐罐’。他拼命护着,老泪纵横地说:“同学们,你们可以打死我,你们不能砸这些设备、仪器,国家需要科学,民族需要文化,你们更需要知识!”我们才不听他那一套,捋袖子、挥拳头,拼命朝他呼‘打倒’的革命口号。一个〈红卫兵〉头头跳到桌子上,喊道:现在开现场批斗会!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路线的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同学们,我们不再上当受骗!我们不做修正主义的小绵羊,不要资产阶级的一百分!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要砸烂整个旧世界!我们要向张铁生学习,要无产阶级的红零分!

老教师勾着头,佝偻着身子,两臂张扬坐‘喷气式’,依然抗争道:“政治是要的,科学也得要,政治不能当饭吃!”

“他公开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恶意攻击战无不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毛泽东思想!”

“他狗胆包天,反动透顶,他是现行反革命!”

……

批斗会如海啸雷鸣。老教师被‘娃娃’的乱拳乱脚打得遍体鳞伤,口吐鲜血,回家当晚便溘然长逝。

我们只相信毛主席,只听毛主席的话。他虽是名牌大学毕业,在我们心中不过是螳臂挡车的小丑。他死了,活该!从此地球上少了个阶级敌人。

我们学工、学农、学军,其实什么都没学,狗屁都没学会。以后我们又和几所中学联合起来,造当地党、政机关的反,夺他们的权。我们欺侮过‘黑五类’同学,毒打他们,他们不敢反抗;我们轮奸‘黑五类’女同学,强迫她们脱光衣服,她们不敢不服从。我们认为这是出于阶级仇恨,是有阶级觉悟的表现。我们参加过武斗、殴打过支左的解放军;我们打派仗、开过枪,扔过手榴弹;我们天不怕,地不怕,谁都敢惹,他们都怕我们。只有红卫兵敢惹红卫兵,打派仗的时候,动真枪真刀,双方都有伤亡。死了拉倒,死了也是光荣的,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献身,值得。

搞革命大串连的那阵,我们在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主席他老人家两、三次检阅,那种幸福感甭提啦,叫人受用一辈子,永世不忘。我们走到哪儿,吃住到哪儿,白吃白拿,谁也不敢说个‘不’字。有一次深夜到西安,我们都饿了,跑进一家餐馆,没想到老板和服务员不识相,对我们不卖账。我们喊来百多红卫兵,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落荒而逃。我们吃饱了,拿光案板上的熟肉,为了出口恶气,临走时把锅砸了,在灶台上屙了一泡屎。

我们学红军,搞‘长征’,到过井冈山、韶山冲、延安宝塔山,到过全国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是免费旅行,包吃包住。我们一起有二、三十个男女同学,每人揹个小行李卷,打着‘红卫兵长征队’红旗,机关大院、学校教室、饭馆旅店,任我们吃住。我们最喜打地铺、打通铺,二、三十个男女,夜里绞成一堆,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听说美国流行‘性解放’,我们体味过,我们的‘性解放’比美国的肯定更彻底,是毛主席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

他一口气说了许多许多,说得流畅,平淡如水。

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只是静静地听,没作任何反应,心里想得很多、很多;想了很久、很久。

二队犯人中,此时我还熟悉许之品。他的‘故事’多少与朱彬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过更多戏剧性、荒谬性。

许之品,河南信阳人(我老籍光山,算是老乡),比我大七、八岁光景,四九年在山西读高中时参加革命。后随军南下,直到江西南昌才停歇。在‘军政大学’受过培训,在部队一直当文化教员,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一九五七年‘鸣放’时,他是三年级,当班长,胡里胡涂成‘右派’,五八年毕业戴帽分到甘肃通渭中学教书。

通渭与武山毗邻,我没去过,经常有人在我跟前提到。那儿比武山交通更闭塞,自然条件更差,更穷更苦更落后。三年人为灾害时期,是饿死人最多的县份之一。武山、漳县、陇西、定西、甘谷诸县已是严重万分,据闻通渭更甚。

许之品绰号‘书呆子’。孤身来通渭,举目无亲,又头戴‘紧箍’,凡人低一等、矮三分。在中学里不如校工、学生,遭冷遇歧视、受侮辱欺压,无数条毒蛇包围着他,咬噬他年青的心,好不容易撑到五九年。这年下半年大范围饥饿在全县发生,那些高人一等的人都饿得眼冒金花。他陷入绝境。面对死亡,只得孤注一掷铤而走险,出逃了。他想起大学教他俄语的老师,前苏联驻华使馆大使(代办?参赞?)夫人,打算跑到苏联去,请她帮助求职谋生。

他是五九年底由东北兴安岭偷越边境的。冰天雪地,雪茫茫,林莽莽,除了御寒衣帽,只带十斤炒面,身上别无它物。他是抱着‘反正一死’的决心和命运抗争的。吃的苦头,经历的危险笔墨难述。后来被苏边防军抓获,关押在伊尔库茨克,一月后转押到莫斯科。

当时中苏两党两国矛盾已尖锐化、公开化,许浑然不知。苏方人员询问他对中苏分歧持何态度,他不知分歧何处;问他对中国党和政府的看法,他亦无一字‘批评意见’。一块不可雕的‘朽木’,想见的老师没见到,他被遣送回国,羁押在甘肃通渭看守所。有‘朽粮’可食,暂时不致饿死。看守所此时关押着刚破获的一起‘现反’大案,涉案者有农民也有不少基层干部。许是‘一人一案’且案情简单,当局指派他为这现反大案的涉案人犯代写‘交待材料’,前后达三、四月之久。

他做梦也想不到,‘材料’写来写去,最后他竟成这一大案的‘首犯’,判二十年有期徒刑。无论他怎么抗争,人家‘干墙上钉钉子’,硬给他钉上!

十、又当“自由”犯

七五年春播刚结束,我调大队机务队修理组,又当‘自由犯’。这次调动甚感意外,搞机务、修理,非我所学,非我所愿所能,感到很茫然。无理可讲,惟服从而已。

机务队修理组在监院大墙外东侧,四面是夯实的矮土墙,墙上插些蒺藜,墙里围个小院。前面临公路是修理车间,后面是修理组宿舍、机务队伙房、库房。

这次当‘自由犯’与二大队搞菌肥不同,我的伙食全转到机务队职工灶上,主食与副食全给我定量发餐票。我是机务队也是修理组唯一犯人,住修理组六人宿舍,并被朱队长指定当修理组的学习记录,每晚给大家读报。

机务队主管干部只朱队长(只知姓朱,不知名字)是老广,有典型广东人长相,个瘦小,很精神干练,年纪四十出头样子,知识分子出身。第一次开会训话,给我两个显著印象:很自负;说话刻薄,嘲讽带挖苦。

修理组组长王阳春(又名王德太),浙江人,年近五十,矮小身材,长得匀称结实,性格沉稳、内向,极聪明能干,高级锻工,对钳工也内行。不论什么难活,他只要摸摸看看,便能想出解决的办法。他是解放初台湾派来的空降特务,被俘后判无期后改判二十年,原在浙江监狱服刑,六二年蒋叫嚣反攻大陆时,与陈后勤一起调押青海。

陈后勤也是浙江人,也五十许,中等个头,平时话多且爱说过头话,钳工,手艺确有一套,只速度慢,干活拖泥带水,不象王阳春那样干脆利索,还或多或少有些拿‘架子’。他原是国民党军一艘炮艇的中校艇长,在一江山岛战役中被解放军生擒,原判无期后改判二十年。他和王阳春都在两年前刑满就业。

童志友,陕西人,年龄与我相近,长得颇帅,天生一付好面皮,白里透着红嫩,平时衣着颇讲究。他原是兰州供电局电工,如今主要干电工和机井修理,对电焊、钳工、白铁工也很熟,是个很聪明的人,却不太‘规矩’,干活经常开溜,吊儿郎当,有时一天半天不知他在何处,派人找也找不到。机务队多有他拈花惹草的传闻。老广队长询问他,他顺口编个谎总能搪塞过去,拿他无可奈何。

严济章,青海湟源人,也与我年纪相当,原是汽车司机,在车祸中丢了一条腿的下半截,现装着假肢,于干活无甚影响。他是回民,身体壮实,尤其膂力过人,性格颇豪爽。

另一位叫姜××,河南洛阳近郊人,五十有几,身体壮健,翻砂工,没有翻砂活时,给王阳春抡大锤。他亲口对大家说,四零年他十七、八岁便当‘国军’。在中原大片国土沦陷、百姓水深火热、国难当头之时,他见日本鬼子如丧家之犬,见老百姓如狼似虎,在河南离黄河不远的一个地方,钻进一农家,持枪胁逼,一次强奸了这一家三代人:五十多岁的祖母,三十多岁的儿媳和十余岁的孙女,居然是当着三代人的面干他的兽行的!解放后,他上山为匪(洛阳附近),带一帮兄弟,自己当土匪头子,直到解放军大规模剿匪才将其擒获。他得知‘立大功可以免死’的政策后,毫不犹豫供出所有同党,那些与他山盟海誓的‘把兄弟’吃了枪子,他只判二十年。

姜是个色胆包天的狂徒,在劳改队还敢干坏事。他告诉我们,在某农场服刑当‘自由犯’,夜里给麦地浇水。他事先打听好某干部出差不在家,半夜窜到干部家中奸淫干部家属。有人问,你不怕她喊叫、事后告发吗?他笑笑,说:“你们不懂得女人。只要你把她弄舒服了,她巴不得你夜夜来,千方百计保护你。怎么会告呢。”

我劳改快十五年,辗转到过好几个劳改单位,见过的犯人成千上万。无仁、无义、无诚、无信、无廉、无耻、无恶不作、猪狗不如、无一可取的人渣,他是唯一!从姚老身上,如今又从姜的身上,我真正体会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荒谬了。

过了许多时日,我才知机务队还有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在机务队能使干部言听计从,呼风唤雨。他叫金祥粹,上海人,年届六旬,满头华发,高大身架,腰板挺拔,颇有气派风度。他也是就业人员,干着机务队统计工作,兼管职工食堂和就业人员工资领发。他不住修理组,住在南面机务队基地的小院里,独自一人。小院有两排平房,他独用一排(约三间),另一排闲置。每次见他同朱队长说话都如耳语,给我以神秘感。

有一次到小院,也是我第一次见他。他的住室与别的职工迥异。室内布置得井井有条又琳琅满目,炊具全是电气化,电饭煲、电炒锅、电炉、电褥子、电取暖器,样样不缺。看机井的职工也独自起伙,只能抽空去沙滩打沙柳作燃料,屋里除简单衣被,再无别物。金的另间屋里摆着各种镶牙器械和石膏模具,(他正从事或学习镶牙技术)另张桌上放着相机、胶卷和两只白瓷盘,盛着显影液和定影液;再一张桌上放着药品一类,抽屉露出纱布药棉,清晰可见。里屋才是他的卧室,床上铺的盖的,泛泛有光,即使干部家中难有一比。有个书厨,我大致浏览一下,有医务专业书,还有不少中外文学名著。

一眼能看出,他是个会生活、会享受的人,一个颇具文化修养兴趣广泛又多才多艺的人。我判断他原属民族资本家一类,或许在‘三反、五反’中进的劳改队。

我正要离开,他一把拉住我,要留我吃饭,热情得了得!首次晤面就受他款待,实不敢当。但我却拗不过他的诚挚。他动作奇快,眨眼间鸡蛋挂面外加肉松、芝麻油便端上桌。

金的最大长处莫过于对任何人都态度谦和,不树一个‘对立面’,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连我这新来乍到的末等都如此这般,对别人更不必说。这使他能上下逢源,办事得心应手,获得不少实惠。

规定职工每隔三年探亲一次。他往返上海每年两三次,每次都是公差,可报销。实际公私参半,公事少,私事多,甚至公事是名,私事是实。耳闻,他从牧民收购些名贵中药材(如牛黄)以及驼毛、羔皮之类捎上海,又从上海买些小巧物件回来,从中利益。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每次回来都给有关上奉捎买东西,从不吝啬给他们恰当的好处。

从现在的政策看来,做点小生意,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可在当时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投机倒把’犯罪行为,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没十分心计,要做到这一点,敢这么做,常人不可想象。

经济实惠还在其次,不过蝇头小利。据我切身体会,他获得最大照顾是不参加学习,解除了精神禁锢。在劳改队,犯人或就业人员,‘学习’是种不堪忍受的精神重负,尤其对文化人无异于是种煎熬,偏偏除周六晚和节假日又是‘雷打不动’。虽说全属形式,你得认真应付。平时,组长见无管教干部来,三言两句,各自睡觉。但是,不到十点谁也睡不安稳,只要门外有动静,‘刷’一下都坐起来,动作都快得‘蝎虎’。每年冬训三个来月,个个把自己臭一遍。分明是人,要把自己说成鬼。金可以不参加学习开会,精神上至少得到百分之九十五的解脱。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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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代序、目录、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一章 兰大“鸣放”和反右(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一章 兰大的“鸣放”和反右(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二章 我经历的“反右”(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二章 我经历的“反右”(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三)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四章 求索之路(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四章 求索之路(二)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一)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二)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三)
中篇 炼狱行:第二章 上诉中院
中篇 炼狱行: 第三章 ‘脱胎换骨’(兰州红山根:新生砖瓦厂1963.3至1966.12)(一)
中篇 炼狱行: 第三章 ‘脱胎换骨’(兰州红山根:新生砖瓦厂1963.3至1966.12)(二)
中篇 炼狱行: 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一)
中篇 炼狱行: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二)
中篇 炼狱行: 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三)
中篇 炼狱行: 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一)
中篇 炼狱行: 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二)
中篇 炼狱行: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三)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一)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二)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三)
下篇 归魂路:第一章 ‘劳改释放犯’的岁月(一)
下篇 归魂路:第一章 ‘劳改释放犯’的岁月(二)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一)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二)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三)
下篇 归魂路:第三章 老脚旧鞋走新路(一)
下篇 归魂路:第三章 老脚旧鞋走新路(二) 尾声 篇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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