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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狱归魂

     --一个‘小右派’的二十五年(19571981

       作者:向承鉴

 

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1978.9)(一)

 

一、树挪死,人挪活

这新到之地是青海德令哈农场,全国最大的劳改农场之一,地处柴达木盆地东沿,下辖几个劳改分场,有好几万犯人和刑满就业人员。我分到尕海分场。尕海分场辖着四个大队,只四大队是清一色的刑满就业人员。

这儿的地形、地貌、监舍、大队部建筑布局与饮马农场、与我在看守所梦境中的情景极似(只巴仓差别较大),不叙。不同的是,这里每个大队辖四个中队,全是农业队,无基建队农业队之分。高墙里各中队隔开,每中队各有前后两个院子,两百左右犯人。

我在二大队五中队五组,初住前院,时间不长搬后院。组长周孔章,四十好几,四川达县农村人。无论大田劳动或休息天,他一天不说一句话,象个哑巴。劳动中虽是组长,从不指使别人干这干那,只自己埋头干活,哪儿活重在哪儿干,象头老牛;出工、收工扛工具,老弱全由他包扛,与巴仓陈康年竟是一模一样。监舍休息时,也是手脚不闲,不是捻毛线、织毛衣,而是帮小组犯人补鞋袜、衣服,或者拆洗被褥。任劳任怨、表率作用做到顶了。

我睡老周旁边,又当记录。不多久,便知道周的一些情况。周原是生产队长(或农业社长),1958年因带领社员抗交公、购粮而‘犯罪’,判二十年长刑!想不到,一个真正好的农村基层干部竟叫我在劳改队碰上了。

在周孔章事事、处处的表率下,这个小组的犯人都很‘奇特’,象个大家庭,融洽友爱之气比之陈康年小组又胜一筹。时隔三十年,小组成员一半以上还记得姓名,他们音容笑貌鲜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而我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满打满算只一年,印象之深实非寻常。

邓安瑶,广东人,快四十年纪,一脸麻子,却不甚难看。他的特点是‘开口笑’,不笑不开口,为人极和善,与世无争。姜有祖和李竹叶都是浙江人,都四十好几,处事通情达理,待人至诚。以上三人皆不知其案情、刑期。

杨信全的情况与众不同。他的年龄比我小三岁左右,江苏人,有眼疾,一只眼白内障完全失明。他是个老实巴交、连响屁都不会放的青年人,却一直公开不认罪,不断写上诉,年年写,没一字回复。在我到过的所有劳改单位,都忌讳‘不认罪’,无一敢说‘把我判错了。’即使再冤只能放在心里,倘若说出来或叫别人知道了,犹如捅了马蜂窝,大会小会批斗,年年冬训拿你‘开刀’,没完没了。这是轻的,重的要受加刑论处。惟独这儿对他的不认罪、屡上诉并不呵斥追究。他写的上诉经管教干部检查后都替他发了,干部似乎对他的案情也存有质疑。的的确确,凡见到杨信全这个人,一眼便能看出他根本不是‘现反料’,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程度。他的案情是解放初他小学五年级时,爱读《三国演义》,和几个小朋友也来了个‘桃园结义’,称兄道弟。肃反时各乡有硬指标,他判以‘反革命集团’罪,二十年长刑。我推算了一下,无论如何,判刑时他不会超过十五岁。

张沛生,这名字是我用心特意才记住的。平时大家都不称呼他的大名,只叫他‘张聋膨’。他双耳都背,对着他耳朵大声喊,才能听到一些。他已六十多岁,长得矮粗,颇似武大郎,文盲,旧社会一直给地主当长工,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江苏(浙江?记不准)人。他是我见过的(不仅劳改队,包括社会上)唯一敢为地主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人,而且赤裸地、公开地。旧社会他年轻时到地主家扛长工,由于勤快、能吃苦,对主家忠心不二,被地主俩口子相中,把女儿嫁给他,还陪了许多嫁妆。由此,张沛生感激不尽,视为亲生父母。我不知他因何犯罪,也不知他的刑期,判断他与地主的情缘有关。平时,只要提起旧社会,他便打开话匣子,说地主如何如何对他好,滔滔不绝。大家都不敢接他的话茬,也不驳他。他是文盲又耳聋,年岁又大,出身又好,即使管教干部在场,他依旧如是说,只好任他说去,不理他,直听他把故事说完为止。

张聋膨始终保持勤劳本色。他肺部或上呼吸道有病,脖子原本粗短,经常一鼓一鼓的,气上不来。小组年青犯人都照顾他和金城,不叫他俩干重活。他过意不去,想方设法补偿其他人。星期日休息,年青犯人爱睡懒觉,不到开饭一刻不起床。他老早爬起来,打洗脸水、摆碗、打饭;给人洗衣洗袜,擦窗,扫地整内务,悄悄地,不弄出声响,为的叫大家能多睡会儿。这小组只我一个‘新’犯人,时隔不久,他对我尤好,象父辈一样照顾我,帮我拆洗被褥,缝补衣衫,达到无微不至程度。

如果说这小组象个‘家’,周孔章是家长,张聋膨便是名符其实的‘管家婆’、‘内务部长’。

我毫不怀疑张聋膨‘故事’的真实性。他的话对我震动很大,引起我的深刻反思。由于家庭出身,童年少年的经历,我对地主阶级怀着深深的憎恨,〈白毛女〉中的黄世仁、〈高玉宝〉中的周剥皮就是我对地主的概念。我从未听说有心地慈善、体贴关怀长工的‘好’地主,有肯把女儿许配给长工的‘傻’地主(何况张沛生又长得丑陋),联想到张万元对我的无端帮助,始信哪个阶级都有好人,过去存在阶级偏见,“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已使我中毒很深了。

金城,江苏人氏,是本小组唯一旧社会的‘残渣余孽’(我判断他在旧社会干过军界或政界的事,究竟干的什么,点滴不知)。他六十岁,脸形瘦削,眼睛奇大,颧骨奇高,两颊两个深坑,嘴里只剩得上下各一颗牙。一张嘴,口里黑洞洞的,乍见令我毛骨悚然,以为白天见鬼。他已形骸枯槁,弱不禁风,时常咳嗽不止,只偶而随大田出工,到了工地什么也干不成,坐在地埂上大口大口喘气。

这儿全种小麦,犯人吃的全是白面,伙食情况大抵如饮马农场。副食更好些,一星期改善三次生活,多少能见点猪羊肉。虽然吃不饱(即使社会上,能吃饱肚皮的当时能有多少),总算勉强过得去,不象巴仓那般恐慌难耐。

金城是小组唯一‘余粮户’。我到小组不多几日,他对我多有‘偏心’,似乎看我处处顺眼,就象巴仓郭队长处处看我不顺眼一样。每顿饭他都要掰块馍给我,皆被我谢绝。说实话,我很‘怕’他,犹如躲瘟神一般避之不及。我怀疑他患有开放性肺结核,甚至还患有肮脏的性病,怕被传染。我对卫生高度关注,尤其餐具,一般不愿让人触摸。但凡金城用过触摸过的东西,比如锄把、锨把,我不得已拿它,必牢记仔细洗手。我不忍心伤害他,毕竟风烛残年,不能再增加他的精神负担。我这样做的时候尽量不叫他发现,更不让他感觉我有‘嫌’的意味。他已有够多的悲哀。

不久,他搬到病号室,对我仍‘恋恋不舍’。 院子里每看见我,在病房门口老远向我招手,要把积存的馍给我。我很诚恳对他说:“我确实饭量不大,自己一份够了。”

不到一年,他死了,我感到难过。他对我怀有真实友好的感情,世上还有比真实感情更值得人去怀念、感动么?

社会上阶级斗争正如火如荼,遍地有呻吟,到处是血污。然而,在这被社会遗弃的‘人渣’之所,彼此心无芥蒂,互相关爱帮助,倘非亲历,谁能相信这是真的?我这小组是块净土,一个无风的港湾。这儿的管教干部也通情达理,态度平和。我庆幸自己摆脱了巴仓死亡之地,有二次投胎的感觉。

二、朱彬其人其事

这里的劳动与饮马农场相似,只比饮马更重视质量,不象巴仓‘胡日鬼’干法,把犯人累坏了,种粮成了种草。干活重视质量很顺我的心意。

中队种六、七千亩地,播种用播种机。春播完,大田犯人紧接着扶地埂、打毛渠,准备浇水;接着锄草;秋收;脱粒打碾;尔后用拖拉机翻地,地翻完,晒一晒,接着又是扶地埂、打毛渠;平地,开始冬灌……周而复始,年复一年。这些我在饮马大体干过。

我很快学会看地平。平地是除秋收外最重的劳动,看地平是平地中一项关键活,带着技术内容。翻过的地,原来的地埂、毛渠不复存在,但痕迹依稀可辨。地块大的一亩二、三,小的也有七、八分。这儿没有排碱沟,排盐碱全靠冬灌的质量。地平得不好,冬灌浇不上水,来年白花花一片盐碱,庄稼渍死,颗粒无收。我来之前,我这组只老周一人会看地平,上窜下跳来回奔跑,忙得一塌糊涂。就这样,有的来不及察看,把低处土挖抬到高处,返工的事常发生。如今不同了,老周和我各领一人,一付筐,专啃需要大动干戈的‘骨头’。在我的提议下,把小组其他人分作两摊,一摊平那些劳动量较小、只须动锨无须动筐的地块,把高处的土取挖若干撂到低处即可;另些体力较弱者随后把这些‘处理’过的小坑小洼用锨拨拉平。这样做,质量好,进度快,令外组瞠目。

由于精神上的解脱,环境相对宽松和生活的好转,1972年冬天我的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场上劳动各组选派最棒劳力装车,我也当仁不让,两百斤的麻包也扛得动。

邹庆礼君在另小组。几个月下来,我和他认识了朱彬。

朱彬是一组犯人组长,兼管着办中队黑板报的工作。他是辽宁(吉林?)人,大我七、八岁,四十刚出头,中等个子,身材匀称,性格开朗,非常健谈。东北解放时他参干,在军政大学学习,在部队当过文化教员、宣传干事。全国解放后,部队送他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培养深造,中共党员。他大学出来分配在《健康报》当记者(好象还是外派某省市的记者组长)。

他向我和邹君较详地谈到他的‘犯罪’经历。

一九五七年正当他风华正茂时候,‘整风’运动开始了。他说,他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满腔热忱,‘响应党的号召’投入‘鸣放’的(我,还有几十万右派何尝不如此)。他从外地接连发回高等医学院校和医务工作者的‘鸣放’报道,没想到眨眼间他成‘反党吹鼓手、喉舌、急先锋’,成了‘右派’。划右后,妻子离婚了,唯一的儿子也带走了,他成‘光杆’。他是真正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发配大西北,当‘劳教队’的管理员,享受干部待遇,监管着一群‘劳教’男女。党对他够宽大了。没想到朱彬不知足、不领情,反而干出戏剧性的‘反党叛国’勾当来。

他管理劳教队的财政大权。男女劳教人员不得带现款在身,一律存寄在他这位管理员处。需要开销要向他请示报告;劳教队的伙食费也由他掌管。他手头经常有几千上万现款。朱彬既有划右切肤之痛,又有妻离子散之苦。他利用自己干部身份,频繁找劳教分子谈话,对他(她)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翻阅他们的档案资料,终于物色到一个理想的合作者。这人驾驶过飞机,有丰富军事知识,又体格壮健。很快俩人交心,策划一道偷越国境,由专政与被专政关系变成难兄难弟。某天,他以到县城采购为名,挟着公款和私款,不翼而飞,由玉门乘飞机,经西安短暂停留,仅一天便到西陲昆明。

他俩购买了必要的工具物件:雨衣,油布,长筒雨靴,火柴,打火机,手电筒,望远镜,刀剪,绳索,食品等等,慎密而周细,到西双版纳的景洪后,一头扎进原始森林里。在原始森林,他俩昼伏夜行,艰难跋涉,受蚊蝇的叮咬,蛇蝎的袭击,虎豹的惊吓,大雨的浇淋,睡在乔木树梢上,匍伏在草丛里一连数小时不眨眼地窥听动静……一句话,吃尽了苦头。在距国境线一步之遥的关键时刻,无情的‘黑管’直指他俩的脑门。他就这样丢了干部饭碗,当了犯人。他是首犯,判十五年;另一是从犯,判十年。

朱彬言之滔滔。我听着他的故事,回味良久。我与他虽相差七、八岁,有许多相似处。不同的是,划右后他又加上妻离子散之苦,为着他个人的生存和出路才不得已‘叛国’。我进入‘敌人营垒’却非为个人生存所累,是在高度理性支配下心甘情愿进来的。

此后,朱彬、邹和我相处颇好。朱性格外向,口若悬河;邹内向拘谨,噤若寒蝉。我介于他二人之间,对熟悉而信赖的人,话也多。朱彬还对我俩讲过不少他的劳改经历,多数已无印象,只一件记得很清楚。

五九或六零年,他在西宁附近的劳改营服刑(好象是个厂矿),犯人都饿得不行了。有人拿一件袍子只换得一块馍,一件上等的大衣换一个馍。有的犯人乘机‘发财’,拼命节约,换得不少好衣物,最后饿死了,东西全成了人家的。有些‘自由’犯,出工到场上经常偷回麦子煮吃。麦粒难消化,排出来大便仍是麦粒。监号的犯人饿得无奈,就把这些‘自由’犯屙的屎弄来,放到缸子里,洗了又洗,搓了又搓,拿来煮吃,弄得满监号臭气熏天。

他说,人吃人屎还确起作用,真救了些人命哩。

我听说人吃人屎的事这是头一遭,我是相信的。过去读史书,只知‘易子而食’,啖食亲母、吃人屎史书不曾见过,特记于此,以补史之缺漏矣。

七三年元旦,心情颇好,朱彬向我约稿,我答应了,写了篇散文诗〈春之曲〉,登满一黑板。还记得一些--

巴音河两岸,矗立着无数棵白杨。此时,枝杈上泛出斑驳点点的青意。它们虽依旧赤身裸体,受尽北风的鞭笞,却从未卑躬屈膝过,如今明显露出傲首向上的气概来。

离离原上,放眼望去见不到一个活物。但在冻土下面,在巨石重压的底下,有无数草芥籽种在萌动,在甦醒。你可感觉到,它们正用双手拼命往上推,用头頸狠命往上顶;你能听到,它们发出惊天动地的呼喊:

“我们有生的权利,我们要破土发芽!”……

呵,春姑娘来了!飘飘荡荡,从天而降。有的着彩霞霓裳;有的穿百鸟羽毛织的罗裙;有的披百花编的浣纱,流光四溢,五彩缤纷。那夹着冰块卷起层层涟漪的流水浪花,是她曼舞的碎步;那抚摸人们脸颊的温煦风儿是她的纤纤玉手……

歌唱吧,纵情欢呼吧!因为,春天来了。

朱彬颇欣赏。征询我的意见,欲将‘我们有生的权力’删除,以防小人钻空子。我赞成他的意见。

写〈春之曲〉直抒我的胸臆。我仿佛感觉到了什么--林彪坠机亡命,‘一打三反’已强弩之末。严冬将尽,春天不再遥远,我似乎嗅到了春的气息。

朱彬于7475年刑满就业。七八年右派纠正后,随之平反调回西宁,仍在新闻单位工作。以后邹来信告诉我,他已成家,新找的爱人也搞新闻工作。我真为他高兴呐。

但是,好景不长。八四年底邹突然信告我(我和邹都已平凡):朱彬在一个晚上与他的新婚妻子在西宁火车站的街上散步,一个醉鬼突然用酒瓶猛击他后脑,立时毙命!一九八五年夏我出差西宁,亲眼看见法院的判决布告,验证了这消息的真实性。凶手与他素不相识,无怨无仇,全因酗酒太多,脑子出了毛病,判了无期。

朱彬是性情中人,有胆有识,一个敢讲真话的人。原本他还可为社会工作二十年,竟这样走了,令我惋惜。写这些文字算是纪念凭吊他。

哀乎,朱彬,愿你一路走好,莫象阳世再栽筋斗。

三、我认识的初立朋

这中队犯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除我们仨,还有一个。我们仨在新社会,这另个却是旧社会毕业于名牌大学的老大学生,他很快进入我的视力圈。他不但外表奇特,他的表现与内心一如他的外在,引起我的极大兴趣。

他叫初立朋,上海人,五十左右,已全秃顶,身材高大,膀阔腰圆,大手大脚,力气奇大,脸呈古铜色,经常打赤膊,浑身也是古铜色,发亮,嘴瘪瘪的,似乎牙齿脱落很多,有副很慈善的面孔。乍一见他,你会以为他是个粗得不能再粗的粗人,但是他浑身透出来的气质又告诉你,他绝不是粗人。

初立朋解放前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大学时期参加过国民党,听说还当过国民政府最末一层的‘参议员’。然而他和他妻子又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无劣迹恶行。在五七年反右后期开展的‘社会大扫除’中作为垃圾扫进劳改队,且判的长刑。

原来的犯人告诉我,他以前一直在大田劳动,除严冬两个月,只穿件短裤,光膊打赤脚,劳动非常卖力,蹬铁锨光脚丫,一人能抵两、三人干活,中队无人能比。他的饭量也大得吓人,管教干部为照顾他,才调伙房并当伙房组长。

伙房组长也即是中队犯人大组长,职位‘显赫’,非同一般,凡当过犯人都清楚。看守所时期的张士俊,巴仓五队的张姓组长何其了得!说话牛气冲天,说一不二。犯人谁敢惹!他们比干部还‘牛’,莫说顶撞,即使脸上带些不悦,马上施以‘颜色’看,‘宰你没商量’。比如你当小组值日去打饭,他故意少打些,回到小组会落没完没了的埋怨,巴结还来不及哩。‘三年’时期伙房组长握有勺把子,如同攥着犯人的生杀之权,乘人之危敲诈勒索,把犯人的手表、高档衣服等值钱之物洗劫一空;伙房组长拉拢腐蚀干部、欺凌犯人,作恶多端,是犯人中监霸,‘人渣’中的渣滓。

初立朋当伙房组长却另码事。他只干活不说话,犯人有怨气骂他,他不回嘴,只对你笑笑,成犯人的‘出气筒’。监院内离大门不远有眼井,井离伙房约五、六十公尺。平时伙房专设一人从井里吊水、担水,供伙房洗菜、烧开水、烧饭之用,是伙房最重最累的活,如今他兼着这项劳动。他膂力过人,不用扁担,两只手提四桶水(足有一百公斤)来回奔跑,象少林寺练武功的和尚。数九寒冬,我亲见他站在井旁冷水浴,一桶水由头顶直灌全身,象幼年我见日本俘虏在崔家祠堂洗冷水澡一般。初立朋光着身子,浑身古铜色,犹如一个‘铁’人。我很羡慕他的好身体,尤钦服他的意志力。

有个休息天,不知何故,四组组长戴怀梧和二组组长干起仗来。戴是浙江人,长得漂亮出众,尤其双目炯炯有神,异常精明,年龄与我差不多,或许还小我一、两岁,正年青气盛,血气方刚;二组组长是个高个,山东人,也只三、四十岁。双方由争吵到对骂,由对骂到跃跃欲试要动粗的样子,眼见一场恶仗要爆发。休息天管教干部不进监院来,伙房组长负有调解责任。初立朋奔到我面前向我求助,我觉得又奇怪又可笑:我狗屁不是,我算老几?这两个组长都以脾性暴躁闻名,针尖对麦芒。我担心他俩不会卖我的帐,惹一身臊,令我难堪。初兄站在我面前一付窘态苦相,又极诚恳的样子。实不忍心拒绝他,‘打着鸭子上架’,只得硬着头皮陪他走一遭,终使吵骂平息。

初立朋拉我到伙房门口,细声对我说:“主在我们心中,主会保佑你的。”

1974年初立朋和我调到尕海一大队二中队,不久他便刑满就业,在猪号喂猪。1978年底我调德农总厂中学教书,听说也点名要他,被他拒绝。他安心于他的‘猪倌’角色,比我更看破红尘。

直到19803月我回德农办离场手续,听说他已回上海,是他妻子来接走的。他妻子对他坚贞不渝,感情如初。以后从上海传来讯息,他妻子身体不好,初代妻上班搞化验工作。我想:对初,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的了。

我从初立朋身上学到不少东西,感到了宗教之伟力,对人精神的巨大作用。我始终没机会与初立朋深入交谈,听说他是非常认命的。‘一切都是主的旨意’因而心甘情愿受罪受苦,毫无怨艾。

人不能没有信仰,信仰是精神支柱;没有信仰的人同其它生命本质无别,什么事情能干出来。

我大学同学中也有信基督教的,他们处事平和,与人为善,能严格自省自律。倘若大家都如此心境,社会会减少许多血腥。

四、我认识的姚士彦

1973年春节过后,我这小组人员有了变化:姜有祖、李竹叶刑期届满,调外面喂猪、种菜;邓安瑶调中队伙房做饭。

这时报上推广施用〈5406〉菌肥,言之凿凿说效果不错,并且尕海四大队率先试制使用。春播刚过,大队调我去搞菌肥试制。服刑已十三个年头,超过刑期三分之二,具备当‘自由犯’的资格了。从此,极大地改善了我的生存环境。

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干部来监院领我出监(这意味着他要为我‘负责’)。他身材魁梧,穿着白衬衣,肚子突起,说话慢声细语,说一口带河南腔的普通话,气度不俗,有文人气质。绕过监墙东面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平房,有妇女和儿童在我身边出现。这儿不在大田犯人出工的‘过道’上,我从未到过。它是副业队领地,都是刑满就业人员,不少拖家带口。他们有的做酱、醋;有的酿酒、理发;更多的是喂猪、种菜。然后又向北,直把我带到一所高房里。

这位干部叫刘发江,河南辉县人,时任大队生产干事。此前,他已为我配了两个助手,姚士彦和方洲观,都是刑满就业人员。他对我们三人的工作作了简要布置:技术上由我负责,生活管理由姚负责;每周给他报个计划和小结,只要简单几句话就行,为的是了解情况、掌握进度;凡工作所需,找向医生借、要,他会全力支持的。

刘干事一走,姚士彦告诉我,刘是正规农学院毕业,向医生也是正规兽医畜牧学院毕业,是大队干部中的两个‘秀才’。

难怪二大队生产搞得井井有条!一个大队干部中竟有两个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明白人,是我不曾想到的。

明白人也难免犯错误,但无论如何不会‘错’得邪乎;不会一错就是几十年。一个民族要摆脱愚昧,首先当政者不能愚昧。如果当政者是个愚昧不堪的糊涂蛋,必然‘用奴才、不用人才’,明白人再多,‘舵手’终要把‘大船’驶向‘魔鬼三角’。

刘干事走后,姚、方领我把房子看一遍。这房屋是全大队的最高层建筑,虽是一层平屋,足有其它平房一倍高,上面开着侧向天窗,屋里空荡荡的,无一物。靠门处约有三、四十平米空间,里面另端,有两个门对门小间,中间隔个窄窄的走道。我想:正好,一个小间用作‘接种室’,另一作‘菌种培养室’,便于消毒控管。在贴小间的外间墙,拟砌个炉灶,既用于高压消毒又可煮饭、取暖。我与方洲观住靠门的一侧,姚住另侧。姚夜里要看书,怕影响我俩,用纸棚和布帘围个小房。

姚、方二人,我一眼能看出都是知识分子,尤其姚士彦,极可能是‘大’知识分子。他年过六旬,微驼背,脸呈熟橘皮色,嘴巴很宽,上下唇颇厚,用着带牙托的假牙,浙江诸稽人。方洲观似乎比我大不了几岁,四川话,陕西汉中人。

我开列一份所需试剂、仪器设备的清单,去找向医生。他与我同姓,是我在劳改期间见到的唯一同姓者,四川人,乡音未改,年龄只三十稍过,身体颇健,人很爽快。他答应凡他有的,随便借取。末了,姚士彦给他写张领用单。我们抱回一大堆东西,连高压消毒器也掂来了。我又设计个菌种培养箱,画了尺寸草图,交大队木工定制。然后是四处搜寻玻璃罐头瓶,拟做二级菌种扩大培养用。又准备牛皮纸、橡皮筋、药棉塞子,动手制接种针,一切按部就班进行。

只一点,吃饭我颇觉不便。一日三餐都要跑到监院里打饭,进监、出监要喊‘报告’,非我所愿。很快,老姚帮我解决了。

老姚是个大度人,对我毫不吝啬。他每月拿农工正一级工资四十八元,除订书报便是吃,花得不剩一个子儿。他主动要和我合伙吃饭,我每月口粮一次性从监内打出来,每周改善生活进监打两次菜。平时由他到职工灶买菜,吃他的。犯人伙房对我颇照顾,又适逢邓安瑶掌勺打菜,每次打菜都打满一小钢筋锅,还多挑拣些肉,弄得我心里不舒服。邓说,你一周只打两次菜,油少吃了多少,菜节约了多少,这两次多打些原本应该的,没占大家便宜。

每次打的肉菜够我和老姚吃两天的。老姚爱吃肥肉,恰巧我肥肉不沾,只吃瘦的,各得其好。打的面粉只擀面条。我性子急,揉面总不到家,面条一下锅成浆糊,弄得老姚和我一道吃了一年浆糊。他从不埋怨,总说:很好,不错。

我很快与老姚成‘忘年交’。他叫我‘小向’,一直叫到九八年我到杭州最后一次去看望他,一直叫到我已是白发满头的时候。我尊称他‘姚老’,直到他去世的时候。

我俩无话不谈,但戒备方。有时我俩正聊得投机,方洲观一来,便换话题或嘎然而止。姚老谈到见我的第一印象时,如是说:小向呐,你无论走路、说话、举手投足,无论外表和气质,一个标准大学生样子,一点没变,难得哟。

姚老对我的印象即是对我的评价,以后几成他的口头禅。这里面的含意有褒有贬(虽褒多贬少),贬的意思是:还这么单纯,这么幼稚,这么呆!自然,话里充满对我的爱怜与信赖。

姚出身于杭州附近的地主家庭,幼年受到极好教育,生活优裕。他母亲是‘五?四’前后杭州一所著名小学校长,那个时代的浙江才女,研究元词元曲的著名学者。他父亲青年时东渡留日,回国后曾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过有见地的文章,英年早逝,姚老时值幼年。他父亲与江西督军、湖口通电讨袁的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交往甚密,在弥留之际将幼小的士彦嘱托他代为庇护照应。

姚老毕业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大学时期,他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又富正义感,拉京胡,演话剧,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置身于抗日民主运动中。他是〈中国抗日同盟〉总干事之一,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与著名电影演员胡×假扮夫妻,在遍布军、警、宪、特的大上海与国民党周旋,每天更换住所。‘七君子’被捕入狱后,特务在章乃器的记事簿上查获姚的住址,将他抓进龙华监狱。

姚士彦在龙华监狱受过‘老虎凳’、‘鼻子灌辣椒水’、‘电椅’种种酷刑。他抱着死的决心,没有出卖同志。后来他母亲托人保释出狱。出狱不久,李烈钧委姚任江西吉安专署专员。

吉安专员行署的布告上挂着他的大名,他一天都未到职过。他看透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不愿从政。之后,他遍遊考察欧洲诸国,又在英国国家图书馆苦读一年书,回国后专事新闻工作。在大半个中国惨遭日寇蹂躏的时候,他任《前方日报》总编辑,辗转鄂、赣、皖的崇山峻岭中,设备驮在马背上,报道国民党第三战区在沦陷区游击抗日的情况(此前,我不知国民党军队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只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有敌后游击战)。抗战胜利后,他任《大公报》总编辑,先后与两任社长宦乡和马树礼共事。

解放前,姚士彦被录入《上海六十名人录》。

上海一解放,他马上去军管会,汇报了自己的历史经历。军管会的人说,你的一切情况我们都很清楚,你没干过坏事,安心好好工作吧。其时,他是上海财经学院副教授,兼校教工工会主席职。

没想到‘思想改造’运动一来,家庭出身和历史‘问题’交织缠住他,被列为重点。大会小会检查交待,分析批判没完没了。姚老说,当时我非常相信、佩服共产党,他们说‘交待’要越彻底越好,自我批判越深刻越好,我违心地把思想认识问题无限‘上纲上线’。他们还不罢休,把我变成重点之重点,调徐州集训。书不叫教了,直到五五年以‘叛徒’罪逮捕,判五年刑,送青海劳改。

姚老幼年丧父、中年丧妻,经受人生两大悲哀。

五七年鸣放中,我已经知道‘思想改造’的情况,不少人就因为‘自我深刻批判’和‘向党交心’交到劳改队的。姚老是我在劳改队亲见的‘思想改造’运动的牺牲者。

劳改后,上海财经学院他教过的一个学生调来青海工作,打听到他的下落,专程来看望他,以后调他办班讲〈会计学〉(他编写的《会计学原理》现在我处保存)。所幸,劳改期间他一直在分场场部当会计,每月发七元技术津贴,身体没吃大亏。

姚老有两女一子。一九六○年刑满,十几年没回家探亲。我猜,他一定有难言之隐,不敢问他。

五、制〈5406〉菌肥

5406〉的试制工作进展极为顺利,无论菌种的扩大和二级菌种的培养都一次成功。工作一环套一环,马不停蹄。在菌种接种时,刘干事来看我操作。

拿了十年铁铣锄头的手,猛然拿接种针,掂不出轻重,手有些颤。隔着玻璃窗,刘干事在外面喊:没关系的,即使失败了,重来一次。你胆子放大!他大声鼓励我。

保温箱恒温培养菌种,热源是支一百瓦的大灯泡,放在箱底,上面隔层五合板。夜里每隔个一小时检查一次,到32℃立马停电,降到27——28℃又供温,温度过高过低都不利菌丝体的发育。二级瓶装菌种快培养成的时候,我便琢磨最后一道工序--大床生产了。

贴着我们住的高屋后是两间土平房,一间住着老俩口,一间空着。我打起那间空平房的主意。

老俩口是我们唯一的邻居,姓黄,都叫他‘老黄牛’,广东人,五十多岁,副业队就业人员,专喂一圈猪。他老伴头发白了,比他更显老。她是千里迢迢来陪伴丈夫的。我对这位老嫂子怀着深深的敬意。

看见这‘家’,由不得联想到解放前我的家,比那还差一截。一间土屋,十平方稍过,一张床占去多半,床上仅一床破被褥,床面前一只土炉子,一口小铁锅,另有只钢精锅,三、四只碗、两双筷,两只纸壳箱装面和衣什,门口有只矮凳,家徒四壁。老黄一月四十来块钱,一份口粮养两张嘴,职工灶伙食吃不起。我亲见他把喂猪的白菜帮拣些好的,拿来炒菜或下面条。每到他家,心里便涌出悲戚,直想哭!夫妻俩都很慈善,虽然互相体贴,情真意笃,毕竟上了岁数,我很为他们的寒碜日子难过。

收拾好旁边另间土屋,封闭消毒。接着为大床试验准备燃料。煤很缺,唯一解决办法到尕海湖沙滩挖沙柳。

姚老干不动这活,我和方不叫他去。姚老说:你们吃苦,我在家享福,心里不安。三个人的任务,重的干不了干轻的,也要尽我心意。他非去不成,怎么说都不退步。

这次打柴姚老累的不轻,半月才恢复。

燃料尚不足,瞒着姚老,我与方起个大早,吃饱喝足,计划速战速决,快去快回,开水也不带,多个暖瓶多份累赘。由二大队向东南,跨过麦地和菜园地,进入大草原。草原全是大大小小的沙包,遍长各种柴草。只一条打柴人踏出的小路,直通沙滩深处。足走了十多里才停脚。我俩一溜小跑,十点许便到作业地。

沙柳是种生命力极强极耐干旱的怪树。地面露出不多几根枝杈,枝条上长着细叶,大部分根茎深埋在沙包里。地面上的枝只有拇指粗,沙包里的茎与根有大腿粗,象科学巨人藏而不露。

用铁铣掏沙包(而不是挖),沙包掏空沙柳的茎、根全露出来,一根根互套一起,盘根错节。地面上看似两棵互不搭界相距甚远的两棵沙柳,其实是同根的一棵。茎与根粗却脆,易折断。只个把小时便打满。我的这一车足有五百斤。方离我三、五百米,互相打了招呼,同时起步踏上归途。

开初一阵浑身是劲,并不觉很吃力。车轮时而陷进沙窝里,拉出沙窝得掏吃奶力气,时间稍长,便觉沉重起来。大沙滩的中午没一丝风,四周除了砂子便是砾石,太阳晒下来,气温骤然升高,即使秋末初冬,中午也有摄氏三十好几度,浑身燥热,口唇焦渴难忍。眼看方离我越来越远,转瞬不见了人影,心里越发着急。我咬紧牙关、坚持着,每挪一步,思想都要一番苦斗!汗已淌尽,全身都干涸了,似乎整个躯体里不再有水分,用舌舔焦裂的唇也无湿润感觉。头开始晕,满眼火星在迸发,浑身在燃烧,天地在旋转……。我似乎休克了一阵,思维曾有过停顿。待我恢复神智,便试图从地上爬起来。此时终于发现,我的体力已全耗尽,站不起来了!

我索性平展展地躺在小路上,任背脊在砂砾上炙烫,考虑咋办。

原本不难处理:或将柴撂掉,拉空车回--不会有人说,打柴是自己决定的,无人指派;空车拉不动,连车撂到沙滩上,第二天来取。大沙滩鬼都找不到一个,无人将车拉跑。然而,当时脑子想的完全另码事--把车撂到这儿,万一被人拉跑了,说我盗卖公物咋办?……

此时此刻,我浑身酥软得象没有骨头,象被人抽了筋,只大脑还清楚。大砂滩上有黄羊、兔子,也有狼群。我必须在天黑前爬也要爬出这片砂滩,爬到菜地边沿--那儿有间看菜园的小土屋,只一公里样子,清晰可见,到那儿才会安全无虞,我还能看着架子车不被人偷走。也许,太阳西沉,热力减退,我的体力会得到一些恢复的吧。……我陷入昏迷,什么都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终于苏醒,终于爬到了土屋。屋里没人,空无一物,惟有个土炕,上面垫些草。我又爬到菜地刨出一只大萝卜,大口大口嚼起来。这萝卜真甜呐!胜过孙悟空偷吃的人参果,蟠桃园里的仙桃。一只大萝卜下肚,万病皆除。

晚上八、九点回到住地,对姚老和方缄口不提。

渴之极限六一年看守所经历过,饿得无奈,将一碗咸酱全填入饥腹,渴得喝自己的小便,神智却清楚,并没休克。这次不同,几次没了思维,处全昏迷中。在沙包里折腾了五个多小时,与死神长久拥抱共眠,几乎成饿狼美餐,更凶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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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代序、目录、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一章 兰大“鸣放”和反右(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一章 兰大的“鸣放”和反右(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二章 我经历的“反右”(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二章 我经历的“反右”(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二)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三章 疯狂岁月(三)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四章 求索之路(一)
上篇 正青春喋血时:第四章 求索之路(二)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一)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二)
中篇 炼狱行: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三)
中篇 炼狱行:第二章 上诉中院
中篇 炼狱行: 第三章 ‘脱胎换骨’(兰州红山根:新生砖瓦厂1963.3至1966.12)(一)
中篇 炼狱行: 第三章 ‘脱胎换骨’(兰州红山根:新生砖瓦厂1963.3至1966.12)(二)
中篇 炼狱行: 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一)
中篇 炼狱行: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二)
中篇 炼狱行: 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1966.12至1968.9场部基建队、1968.9至1969.12四站基建队)(三)
中篇 炼狱行: 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一)
中篇 炼狱行: 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二)
中篇 炼狱行:第五章 日月山下(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1970年元月至1972年2月)(三)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一)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二)
中篇 炼狱行:第六章 转机(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 1972.3至1978.9)(三)
下篇 归魂路:第一章 ‘劳改释放犯’的岁月(一)
下篇 归魂路:第一章 ‘劳改释放犯’的岁月(二)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一)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二)
下篇 归魂路: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1979.11.7~1980.3)(三)
下篇 归魂路:第三章 老脚旧鞋走新路(一)
下篇 归魂路:第三章 老脚旧鞋走新路(二) 尾声 篇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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